在揭開貝多芬誕辰250周年紀念的序幕時，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回顧了貝多芬在德國政治文化史上留下的印記，並感慨道：“人們需要偉大的藝術，但偉大的藝術有時也會被濫用。”例如貝多芬的音樂既曾被作為反抗希特勒的武器，也曾被納粹政權用於宣揚德意誌的優越性。
事實上，在德國近現代曆史上，沒有哪個作曲家像貝多芬一樣曾被各種不同的政治主張和意識形態所用。從激進的社會主義革命家到法西斯主義者，不同政治光譜的人都視貝多芬為“他們的音樂家”，從貝多芬的音樂——尤其是他的幾部著名的交響樂（《第三交響曲“英雄”》《第五交響曲“命運”》以及《第九交響曲“合唱”》中的《歡樂頌》）中得到鼓舞和力量。這些不同的詮釋框架塑造了不同的貝多芬。
貝多芬肖像畫，畫家Joseph Karl Stieler作於約1820年。
這一方麵是由於音樂本身的詮釋開放性，另一方麵也是因為貝多芬的政治理念並不一以貫之。貝多芬出生於1770年，經曆了近代歐洲前所未有的曆史大變革。他受啟蒙運動影響，推崇約瑟夫二世的開明專製。一開始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理想感到癡迷，崇拜拿破侖，甚至還想把《第三交響曲》題獻給拿破侖；後來拿破侖稱帝並發動戰爭，讓他倍感失望，於是他改題為“紀念一位英雄”——“英雄交響曲”由此得名。在反拿破侖的“解放戰爭”中，貝多芬寫下了許多鼓舞人心的反法軍事歌曲。1814年維也納會議後，歐洲各國君主複辟，梅特涅的政權令貝多芬倍感失望。在最後一部交響曲《第九交響曲》的第四樂章合唱部分，他獨創性地選用了詩人席勒1785年所作的《歡樂頌》作為歌詞，這首被視為“啟蒙精神的宣言”的詩最著名的一句是“全人類皆成兄弟”（Alle Menschen sind Brüder）。
“貝三”《英雄交響曲》的題獻頁。
從1848年歐洲革命到魏瑪共和國：不同政治光譜下的貝多芬
在1848年歐洲革命時期，貝多芬被視為尋求自由、民主和共和的精神引領。作曲家羅伯特·舒曼熱烈讚揚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尤其是最後的《歡樂頌》一章：“當他在最後的合唱部分唱道‘擁抱吧，萬萬人民，這一吻送給全世界！’時，難道看不出（這曲子）跟現代民主的理念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的關聯嗎？”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德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風起雲湧，貝多芬逐漸成為德國人的民族文化認同，其音樂大量出現在學校課本和民間合唱團中。舒曼在1854年評論道：“就像意大利人有那不勒斯，法國人有大革命，英國人有艦隊等等，德國人有貝多芬的交響樂。”普法戰爭和德意誌第二帝國成立後，德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到達高峰，尤其是浪漫派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對貝多芬的民族主義解讀對後世影響深遠。
一戰期間，貝多芬是德國古典樂演出最頻繁的作曲家。為前線募款舉辦的音樂會常常演奏他的音樂，尤其是《第三交響曲》。貝多芬被視為反法國的重要精神象征，他在反拿破侖戰爭時期的軍事歌曲也被重新挖掘出來。他的音樂被認為適合提振軍隊士氣，可以渲染民族主義理想，激發愛國主義。激進保守的作家休斯頓·張伯倫把貝多芬整合到戰時語境中，讚揚他是文化意義上的民族英雄，認為他代表了德國文化的優越性，將帶領德國人征服歐洲，走向勝利。
1920年代，戰後德國無論政治還是文化思潮都百花齊放，社會在極左和極右之間激烈震蕩，對貝多芬的詮釋也空前地意識形態化。1937年，有文化保守主義者在回憶起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文化亂象”時感歎道：“所有政黨和教派都把貝多芬視為是他們的人，竭盡所有力量來證明貝多芬隻屬於他們的圈子。”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文化保守主義者眼中，貝多芬的音樂可以為德國人反抗凡爾賽條約的壓迫帶來精神力量，也可用於抵禦以爵士樂為代表的膚淺而墮落的美國文化對德國文化的侵蝕。
與此同時，貝多芬也是這一期時期左翼政治文化極力推崇的作曲家。例如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它被認為是致敬法國大革命理想，歌頌革命和自由。而最受左翼政治文化推崇的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它被視為是歌頌極端的平等主義和世界大同。從1925年開始，社民黨組織的德國工人合唱團每年11月都舉辦活動，慶祝推翻君主製的“十一月革命”，而每次活動的高潮都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在1927年的貝多芬百年逝世紀念中，德國工人合唱團在全德國巡演70多場。在埃爾福特的教堂階梯前，共有一千餘名無產階級出身的歌者參與演出；在斯圖加特，參與演出的歌者約600名，觀眾更達萬人。
不同於德國文化精英階層認為貝多芬等古典樂隻屬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德國工人運動領袖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就致力於普及貝多芬的音樂。在1905年紀念席勒及1848年革命的音樂會中，德國左翼政治活動家庫爾特·艾斯納稱許這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首次為無產階級演奏”。1915年，曆史悠久的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的指揮尼基施·阿圖爾開始為底層民眾提供較為價廉的古典樂演出門票。
而把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作為新年跨年音樂會演奏曲目的傳統正肇始於一戰後的社會主義運動。1918年11月開始，德國各地開始用音樂會等形式慶祝戰爭結束。萊比錫當時是社會主義運動重鎮，亦不例外。這一年的聖誕夜之際，萊比錫工人培訓所的李希特先生和《萊比錫人民日報》（由社民黨主導）的副刊主編弗朗茨博士發起了跨年音樂會，首次把《歡樂頌》作為跨年曲目。1918年12月31日晚間23點，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開始《第九交響曲》的演出，最後一章的《歡樂頌》正好在跨年的零點時分響起；當時現場觀眾約三千人之眾。這個傳統一直沿用至今，更流傳至世界各地。如今把這個傳統最發揚光大的是在日本大阪，“第九合唱團”每年都組織萬人一起合唱《歡樂頌》，慶祝辭舊迎新的時刻。
納粹帝國時期：既是希特勒的心頭好，也是反抗法西斯的武器
在納粹帝國時期，古典樂與政治的聯係更為密切。最為著名的是希特勒曾讓柏林愛樂樂團為其演奏《第九交響曲》慶祝生日。希特勒和戈貝爾不僅認為貝多芬的音樂符合納粹的英雄主義美學和意識形態，更推崇貝多芬這位作曲家“與命運抗爭”的鬥士形象——他是飽經苦難、與失聰悲劇命運搏鬥的巨人和英雄，是不世出的德國音樂天才，體現了德意誌文化的優越性。
與此同時，貝多芬也是納粹政權最好的文化外交名片。1937年，納粹政府定調德國在巴黎世博會上的主題是“為德意誌而慶祝”，安排柏林愛樂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作為德國活動的高潮，借此向全世界展現德國的文化成就。
事實上，貝多芬的身體特征和家族出身與納粹意識形態下所推崇的雅利安人或“北方人種”頗有出入。例如他身材矮小，祖輩來自荷蘭弗萊芒地區，眼睛不是藍色的，皮膚也黝黑。但由於貝多芬作為德國民族文化瑰寶的地位早已牢不可破，這些“瑕疵”被納粹政權努力證偽了。例如有人努力考證出貝多芬的眼睛其實是灰藍色的，皮膚也是由於日曬而造成的。最具標誌性的是後來成為納粹高官的理查德·艾歇瑙爾在《音樂和種族》一書中給貝多芬的定性：貝多芬“克服”了其種族血統上的不純淨，創造出了最純粹的北方人種音樂，因此應被視為是北方人種的鬥士和英雄。
一如一戰，貝多芬的音樂在二戰期間也是演奏最頻繁的古典樂。柏林愛樂作為“帝國交響樂團”多次在德占區巡演貝多芬的交響曲。戰爭後期，德軍已露戰敗頹象。為了強化在前線負隅頑抗的部隊的意誌力，戈貝爾責令電台強力播送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德國鋼琴家亦被安排前往前線演奏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
不過，貝多芬的音樂在二戰期間也被用來作為反抗德國人的武器，尤其是《第五交響曲（命運）》。《第五交響曲》開頭標誌性的“短-短-短-長”四音符被英國廣播電台用作對歐洲大陸節目的片頭，寓意反抗德國人的決心。在摩斯密碼中，這四個音符的長度相當於字母V，寓意為“勝利（Victory）”。
後來，這四個音符以及V字母成為反法西斯陣營抗爭的通用暗語。法國人甚至還為《第五交響曲》的這個開頭部分譜詞。這首被命名為《V之歌》的歌曲被收錄在1943年出版的歌本《來自英國廣播電台的香頌》中。英國空軍在法國大量投放了這個小冊子，用以鼓勵法國人民繼續抗爭。
左：由盟軍製作的反法西斯“V”明信片；右：法語反法西斯歌曲《V之歌》的歌詞。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由囚犯組成的“女子交響樂團”中，來自巴黎的猶太人囚犯法尼亞·費內倫深諳這四個音符代表的寓意。她是集中營的幸存者之一，後來在回憶錄中她寫道，她假裝自己隻會演奏《第五交響曲》的開頭，於是便在納粹看守麵前演奏了這部分，並得意於他們沒有識別出其反抗的寓意。
左：奧斯維辛集中營門口；右：費內倫的回憶錄《奧斯維辛的女子交響樂團》封麵。
除了《第五交響曲》以外，貝多芬的歌劇《費德裏奧》也曾被賦予了截然相反的意涵。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合並，兩周後納粹黨政軍領袖赫爾曼·戈林來到維也納的國立歌劇院，《費德裏奧》作為“勝利的歌劇”成為演出劇目。7年後的1945年，維也納的歌劇院同樣以這部歌劇作為開始，紀念奧地利“從法西斯分子中解放”。
戰後德國：見證分裂與統一的貝多芬
二戰結束後，盟軍在西德開展了清除納粹分子的行動，柏林愛樂的首席指揮富特文格勒未受大的牽連。1948年，他重新帶領柏林愛樂開啟了作為“和平計劃”的世界巡演，首站即是英國。盡管富特文格勒和柏林愛樂在納粹帝國時期的角色尚存爭議，英國人還是很快把票搶購一空，並對演出作出了最高評價。
在兩德分立對抗的冷戰期間，貝多芬是東德和西德互相爭奪的音樂遺產。在東德，貝多芬被推崇為是為了自由和進步而抗爭的鬥士，是飽含革命理想的音樂先驅，他的理想正在社會主義的土地上得以實現。而西德則被認為是醞釀帝國主義戰爭的中心，是納粹帝國的繼任者，因此沒有資格繼承貝多芬的遺產。在西德，文化評論界開始去除德國浪漫派尤其是納粹帝國時期的意識形態加諸於貝多芬的詮釋，並致力於用心理分析方法還原作為人的貝多芬。貝多芬不再是“偉人”，而是同樣擁有諸多人性缺陷。與此同時，西德的經濟騰飛和現代唱片工業帶來了古典樂的商業化及大眾普及浪潮，卡拉揚的柏林愛樂把貝多芬帶進了德國的千家萬戶，其演奏成為全世界樂迷追捧的經典版本。
而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更是見證了戰後德國的分裂和統一。
《第九交響曲》的合唱部分《歡樂頌》在戰後曾被用作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代表德國的國歌。1952年奧斯陸的冬季奧運會上，由於德國一詞的法語是A打頭，因此是奧運開幕式第一個走入場館的隊伍，人們認為在二戰的浩劫後不適宜聽到歌詞中含有“德國、德國、德國高於一切”的原德國國歌《德意誌之歌》。於是，在1956年墨爾本、1960年羅馬和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東德和西德聯合代表隊用《歡樂頌》代替了國歌。
而《第九交響曲》手稿的命運更與德國戰後的命運息息相關。為了防止被轟炸，納粹政府把該手稿分為五捆，分散在德國不同的地方保存。戰後，一直到第四樂章的第699小節的手稿保存在位於東柏林菩提樹下大街的國立圖書館，其餘部分在位於西柏林的國立圖書館，而斷裂的地方恰好在歌詞“團結起來吧，萬萬人民”處。一直到1997年，來自東柏林和西柏林的手稿才合二為一。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第九交響曲》手稿列入“世界記憶名錄”（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位於柏林國立圖書館的《第九交響曲》手稿。（來源：柏林國立圖書館）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一夕倒塌，標誌了冷戰的終結和兩德統一的開始。是年聖誕夜，美國著名猶太裔指揮家伯恩斯坦來到柏林，指揮了《第九交響曲》的演奏。除了西德的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外，這一裏程碑式的演出還匯聚了來自東德（東柏林和德累斯頓）以及四個二戰戰勝國（列寧格勒、紐約、巴黎和倫敦）的音樂家，並通過衛星在全世界超過20多個國家或地區轉播。為了紀念這一曆史時刻，伯恩斯坦把第四樂章合唱部分原歌詞中所有的“歡樂”（Freude）替換成了“自由”（Freiheit）。
伯恩斯坦在柏林指揮《第九交響曲》的錄製，該演奏標題為《自由頌》。
如今，貝多芬的《歡樂頌》已經超越了德國文化的象征意涵，成為歐洲團結的象征。1972年，《歡樂頌》的曲被選為歐盟理事會的會歌，由柏林愛樂的指揮卡拉揚改編純器樂演奏版。1985年，它正式成為歐盟的盟歌，取其“自由、平等和團結”的寓意。
直至今天，貝多芬的音樂——尤其是《第九交響曲》裏的《歡樂頌》——依然在德國的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017年G20峰會，德國總理默克爾邀請各國領導人前往新落成的易北愛樂音樂廳，共同欣賞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這是個一石多鳥的選擇——這首交響曲是德國古典樂的經典之作，《歡樂頌》的曲是歐盟盟歌，合唱部分的歌詞能將主旨帶向全人類大團結的理想。
2020年初，新冠疫情開始肆虐全球，德國在3月份開始了全國性社交封鎖。受意大利人的“陽台音樂會”啟發，3月22日晚間18點，全德國的音樂家們站上陽台或打開窗戶，一起演奏並齊唱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的《歡樂頌》。這一次，貝多芬的音樂依然發揮了鼓舞人心的力量，激勵人們對戰勝病毒抱持必勝的決心。
參考文獻：
David B. Dennis, Beethoven in German Politics, 1870-1989, New Haven/London 1996. Esteban Buch, Beethoven's Ninth: A Poli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Richard Miller, Chicago/London 2003. Christina M. Stahl, Was die Mode streng geteilt? Beethovens Neunte während der deutschen Teilung, Mainz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