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86年調到統戰部的，在明複同誌的領導下工作3年。那時統戰部是全國黨政部門中最活躍的部門之一。今天到會的我們當年在統戰部工作的老同事就有5個人，剛才斯亮大姐說的話非常好，我本來想對統戰部的事再說一點，為了節約時間就不說了。當時各界的統戰工作對象列為10類，統戰部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為黨外各界朋友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給工商界人士摘下資本家的帽子，真是撥亂反正，視民如傷。同時，圍繞著黨的基本路線、經濟建設中心、一國兩製等問題，統戰部還團結了大量的港澳台朋友及海外僑胞，真正調動了一切積極因素，為振興中華而全力奮鬥!當時工作最投入、最繁忙的人，非明複同誌莫屬。我記得在1986年年底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召開前夕，明複同誌發著低燒，卻仍堅持為大會的籌備工作日夜操勞。現在想來，3年的時光真是太短暫了，若能再多若幹年，我們黨的統戰工作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績。
對於明複同誌的回憶錄，我首先閱讀的是中蘇關係從結盟到破裂那個時期的回憶。作為這一曆史時期的見證人，明複同誌寫道：“這部分回憶，氣勢恢宏，規模盛大，洋洋灑灑幾十萬言……而構成這部回憶錄主線的，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影響世界的風雲人物：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赫魯曉夫、蘇斯洛夫……以及由他們而產生的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我因置身其中，見證了這段曆史全過程而感到榮幸自豪。”這段曆史確實太重要了，這本回憶錄我還沒有全部讀完，但是關於中蘇關係的這段曆史我讀過了，我想談3點學習體會。
一、中蘇人民的友誼不可忘卻
中蘇兩國人民在曆史上的友誼是不能被遺忘的，更不能因兩國曾經的不愉快經曆而刻意抹殺這段曆史。
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援建中國的156個大型項目，初步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從書中援引的材料看，斯大林當時講過這樣的話：向中國派的人，不僅要傳授經驗和知識，而且要知道還能從蘇聯要些什麽;所以派出去的人不僅是本行業最優秀的專家，而且應該是胸懷全局的人。回憶錄中是這麽引用的，而且這一精神付諸實踐，蘇聯派專家高峰時期曾達到1390多人。專家們經常告訴中國的同行，除現有的工程、設備材料，你們還缺什麽資料，哪些方麵還要增加專家，隻要中方提出來，這些申請就會很快得到滿足。往往這些新增加的資料，會整車皮地運往中國。1951年因蘇方供貨嚴重拖欠，斯大林撤換了十幾個部長和副部長。
當然，蘇聯不是無償地給中國這些援助的。中方支付蘇聯的貨款，每年高達1億到1.2億美金，這都是僑匯所得。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每年支付1億到1.2億美金，折合到現在是多少錢!1959年至1960年，我國的僑匯發生了變化，便以黃金換取外匯支付蘇聯。大躍進期間，蘇聯專家從純粹的經濟技術觀點提出的批評和質疑，其中很多無疑是正確的，比如小高爐問題、廠長與黨委書記關係問題、革命熱情與物質利益關係問題。蘇聯專家看不起群眾運動，我覺得這是蘇聯不對，但他們也不是惡意的。對我們的黨委在工廠裏一切說了算、不強調物質利益，人家提出批評，我們的觀點不一樣，這不是惡意的，但我們還是難以接受，彭德懷還要挨批。在大躍進造成饑荒以後，蘇聯確實要給中國100萬噸糧食，這能救活多少人! 原來我聽說過這一情況，不敢相信，現在明複這本書說了這個事，我覺得應該相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大家冷靜了不少。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蘇聯阿拉木圖發表談話，希望跟中國恢複關係，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1984年，阿爾希波夫注訪問中國。當時有一種說法很好，阿爾希波夫以中國大使館客人的身份訪問中國，我們不歡迎，但作為中國政府的客人，我們是歡迎的。這是一句很真誠的話。阿爾希波夫來華後，見了很多當年的老朋友，他回國後寫了很多回憶文章。這個工作也是國際統戰工作，就是這麽一句話，對於中蘇兩國之前的那些矛盾、爭論，大家釋然了不少，我覺得很好。明複同誌在回憶錄中寫了一些很生動的故事。例如，因為中蘇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時蘇聯專家隻要拿著工作證，一個小紅本，在中國出入哪裏都沒人限製。當時從鞍鋼來北京的幾位蘇聯專家，問中共中央在哪，問中南海在哪，問毛主席在哪，中方工作人員都為其提供了方便，最後真的見到了毛主席。這是很生動的細節。另外，蘇聯有教條主義，劉伯承元帥學蘇聯經驗挨批了，劉帥說道：對於教條主義，不要怪老師，應該怪我們學生，人家的經驗你自己分析，我們有自己的經驗，我們有自己的根據地，我們建國了。劉帥的話多麽智慧。明複同誌書中的這些細節又喚起我們的回憶，當然兩國之間不是沒有矛盾，但這些好的東西要記錄下來。
二、中蘇論戰的曆史教訓
中蘇論戰的曆史教訓是什麽，我也沒有完全搞清楚。《閻明複回憶錄》有史料有史論，看完這本書我的認識有了提高。是否可以說，中蘇兩國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兩個社會主義國家有什麽談不了，有什麽問題不能夠解決，非要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非要最後動“核手術”“外科手術”，真是沒必要。是中國指責蘇聯變為修正主義更接近實際，還是蘇聯指責中國教條主義更恰當?如果蘇聯不是對已經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體製不搞實質性變革，為何30年後垮台了呢?如果中國共黨不受教條主義影響，為何以後“左”的思想日益發展，最後竟然演變為十年浩劫呢?這些問題至今也沒有讓許多愛想問題的中國人完全搞清楚。明複在回憶錄中提出這個問題而且有所回答。從書中我們知道，剛才李靜傑同誌也說了，2009年11月受江澤民和曾慶紅之邀，閻明複、李靜傑、張德廣、李鳳林用了4個半天，向江澤民做了匯報，陳述了中蘇關係變化的過程，並形成了文字材料。希望黨中央在適當時機對中蘇關係這一嚴肅的、重要的問題做一個總結，有一個說法，哪怕組織幾次認真的討論也好。起碼明複同誌的這本書就是一部記錄詳實的資料，這些同誌還健在，抓緊時機總結出幾條，已成為一項必須要做的極有意義的工作。
明複同誌從一名重要的、內行的俄文翻譯，後來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統戰部部長。1989年5月16日，經小平同誌同意，閻明複參加了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談判。鄧小平當時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的空話。”“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麵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話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我認為鄧小平同誌說的“實質問題”是符合實際的。明複在回憶錄中說到師哲同誌要離開俄文翻譯工作時，就透露了黨中央領導人真實的感情。這是理解中蘇關係的一個脈絡，小平同誌說出了這個問題的實質，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突破口打開了。明複同誌寫道：“中蘇大論戰脫離了已經變化的曆史實際，成為一場‘空對空’的論戰。”這一分析與鄧小平的觀點完全一致。書中又說與會者一致認為中蘇大論戰是一場“空對空”“左對左”的論戰，大論戰是曆史悲劇，從總體上應該否定。態度更加鮮明，這種認識則又進了一步。而我認為這種認識還應該繼續研究下去，但是不是“空論”，要作為經驗教訓，讓中國的黨員和老百姓基本上有比較多的正確看法才好。
三、中蘇論戰中一些新的思考
總結中蘇論戰這一曆史事件的新思考，這是很有意義的。在討論中蘇論戰時，與會者的一些觀點，是我原先從未想過的問題，這些問題使我對這一論戰的複雜性有更深一步的認識，如說赫魯曉夫是“左”而不是右。大論戰實際上是以中國的極左反對赫魯曉夫的“左”。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是有批判的，對斯大林體製有所改動，但是對斯大林內外政策、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經濟體製和理論體係的基礎，基本上繼承下來了。回憶錄認為，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消極影響是次要的，積極影響是主要的，這是新的提法。為了重新振興社會主義，必須對斯大林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以上這些觀點，我認為提出來有利於中國共產黨實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藍圖。要把曆史問題搞清楚，就要有新的眼光。這對我們是有利的，是有建設性的思考，應該實事求是地研究好。
有人認為大論戰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第一，中國徹底擺脫了蘇聯的控製;第二，打破了蘇聯在國際共運中一統天下的局麵;第三，為中國獨立於蘇美的國際戰略地位創造了條件。但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同誌認為這是歪打正著。對此我想說：何止是歪打正著，“有積極意義”很難說有什麽邏輯!自從赫魯曉夫下台之後，我黨就開始尋找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這才是邏輯的必然，蘇聯的赫魯曉夫下去了，中國的赫魯曉夫卻越找越多，不知道赫魯曉夫為什麽這麽多，所以我覺得不要說歪打正著。
後人評論前人確實是很困難的事，也是必須很謹慎的事，但曆史無情，後人評論前人總是一個不可回避的曆史課題。總結這段曆史，對今天來說，一個重要的警示，就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正如書中一語道破的那句話：“中蘇大論戰的實質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毛主席壓根看不起赫魯曉夫，認為斯大林逝世後，他是國際共運的當然領袖。”“雙方都力圖把對方黨的最高領導人搞下台。”我認為這本書確實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曆史材料，而且明複同誌可謂是當時那段曆史的見證人，他寫出來更可信。
在明複同誌的領導下，我們曾在一起工作，我覺得如果這個會再開放點，中央統戰部的老人會來得更多。衷心希望明複同誌愛惜身體，健康長壽。感謝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
注釋：
注伊萬·瓦西裏耶維奇·阿爾希波夫(1907—)，20世紀50年代，作為中國政務院經濟總顧問、蘇聯來華專家組總負責人，在中國工作8年。80年代為實現蘇中關係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並為深入發展兩國經貿關係打下了堅實基礎，雙方簽署的文件對於推動此後的俄中經貿合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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