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人人都“臣服”於傳媒的時代，錢浩樑不僅是為數不多的欲言又止的被采訪者，話音終落時，他甚至有種終於可以逃離的快感。人生已過八十春秋，仍難掩對那個鬧哄哄、亂糟糟年代的恐懼，可也並不急於為自己辯解，講述還常常會被一聲歎息所替代……對他而言，人生進退並不隻是一碗酒，“紅燈”曾經照亮了他的前路，卻也埋下了解不開的伏筆。“我不搞《紅燈記》就好了……後期就不談了吧，不想回憶、也不好回憶，因為藝術與政治分不開。”“我朋友不多，也怕交朋友，特別怕。”
如果沒有《紅燈記》創排50周年的契機，這個曆史舞台曾經的風雲人物大抵要被人遺忘了，“手提紅燈四下看”的英氣不再，對他而言，時間不僅沒有撫平傷痛，相反卻讓人習慣了痛。
父親曾想把我們七兄弟組個“錢家班”
錢浩樑在家中七兄弟裏排行老二，雖然其名字因曆史原因或字庫找不到，曾有過浩亮、錢浩梁等多個版本，但近些年常用的“浩樑”其實才是其本名。“老大錢浩棟、老三錢浩森，包括我，前麵幾個還有講兒，到後麵也就沒有再延續，有點興亡衰落之意。本來我父親還曾想把我們幾兄弟組個錢家班，除了老大、老四不參加，其他都來，但是後來我到了北京，本來老五長得漂亮唱小生，但後來也去世了，自然也就散了。”七兄弟中子承父業的本就不多，而錢浩樑雖不是科裏紅，但也一路順風順水，“我父親錢麟童在上海唱麒派，是磕了頭拜過周信芳的，他的麒派用現在的內行話說，唱的是不錯的，但遺憾的是他去世早，不到60歲就走了。我從6歲開始跟父親學戲、練功，1949年解放時，我剛16歲，基本功都有了，武戲也還可以，就是不敢唱整出。那時我父親一直有個想法，他雖然唱麒派，但一直認為唱還是北方好，畢竟有譚派、馬派，而他自己也總是對唱不滿意，所以就希望我能到北京。於是我放棄了在上海掙小米的生活，帶著藝進了中國戲校。”
在學校時，我是獅子老虎狗，什麽活兒都來
雖然後來扮相、工架一直是錢浩樑引以為傲的資本，但他卻說自己1.78米的身高其實條件並不好。“16歲以後我一直在北京，那段時間，我年齡合適，沒成家無牽無掛，一天到晚就是練功、學戲、看戲，每天的生活都如此。人家放假，自己不放，人家休息，我不休息。否則我的條件很不好，個兒高翻跟頭沉，人家都很輕飄，練功要費人家一倍的勁，拿頂、腿功都是那段時間練出來的。”而且他對角色大小不挑不揀的做法一直延續到進入中國京劇院，“都說時勢造英雄是逼出來的，但我是沒有人逼，自己逼自己。在學校時，我什麽活兒都來，無論大小活兒，獅子老虎狗都來，從不挑角色，有活兒就上，慢慢也就有了一些機會。一直到中國戲校實驗劇團，在這裏我也仍然是這風格，就連《劉海砍樵》裏的小生我都唱過。到了中國京劇院後，才不這麽幹了，原因是領導發話今後我隻能唱主演，不能再玩花活兒了，後來我才知道這其實是袁世海和李少春的主意。”1962年，錢浩樑被分到中國京劇院一團，任務就是傍著李少春、袁世海演戲。“那時李少春的嗓子稍稍有了些問題，袁世海說我這花臉淨陪著杜近芳唱《霸王別姬》了，沒什麽其他的戲唱，他很著急，為了選演員天天跑劇場，而年輕演員也有些青黃不接。最後，他是讓文化部調我、張曼玲幾個人來，加強演員隊伍。當時讓我過來後，不唱別的，就排這出《戰渭南》，這是一出新編曆史劇，李少春來韓遂，袁世海來活曹操，我來武生馬超。沒想到這個戲一炮打紅。”
我想用演李少春的戲來體現我對老師的尊敬
《野豬林》是李少春教的，《柯山紅日》原來就是李少春的戲，《紅燈記》的唱腔更是李少春創的，李少春與錢浩樑這對師徒如果不是結識於動蕩年代，或許將為京劇留下更多的舞台傳奇。“早在1953年去羅馬尼亞演出時，李老師就是團長，而我還是個學生，那時我們的合作就開始了。後來我演的很多戲，原來都是李老師的，特別是《紅燈記》。李玉和的腔基本都是李老師創的，我們聽了之後都覺得非常好，所以我當時不僅要學腔，更要學他的方法。後來再改也是在其原調的基礎上，把偏低的地方揚高，因為李少春是根據他的嗓子創作的，比如渾身是‘膽’的‘膽’字我唱時就把它揚上去了。而很多低沉的、雙關語的唱段設計就都保留了李老師的原腔，一點沒動。”這些年，錢浩樑演出的機會不多，可但凡有機會，他大都會選擇李少春的戲，比如他與老伴曲素英常唱的《白毛女》。“我特別尊敬李少春老師，我唱得比較多的戲，如《野豬林》、《將相和》、《響馬傳》等等都是他的。而我最近正陸陸續續開始唱他所有唱過的戲，多年來，我跟他學的東西最多，從唱腔到身段，我跟有些人不同，我想用演他的戲來體現我對老師的尊敬。”
《紅燈記》中，每一個細節都是刻出來的，但是這樣的創作必須要有充足的時間
從傳統戲到現代戲，從武生到老生，錢浩樑形容這個過程“也艱難也不艱難”。“一般人認為我過去不會老生，其實我會，隻不過沒有專業從事，是‘業餘票友’。我父親很注重唱，從小讓我學的，比如《烏盆記》、《文昭關》、《戰樊城》，都是北方的戲，相反我很少學麒派的戲。而武戲上父親則讓我注重腿功、腰功，他的理念也促成我日後能在北京站住腳。”在戲校時，錢浩樑幾乎沒唱過文戲，最“文”的一出就屬《嶽母刺字》裏的嶽飛了。“我知道我的形象為我加分不少，1.78米的工架，大都是《金錢豹》這樣的長靠武生戲。短打我唱得很少，演不了《三岔口》，隻能唱些《武鬆打店》這樣的。對於文武兼備的戲我能占點便宜，因為文戲的基礎相對好些。”
關於《紅燈記》的記憶中，錢浩樑一手提燈一手放在身側的劇照不僅成了這出戲的視覺代言，更是京劇程式在現代戲中變形提煉後的精華呈現。“很多動作既要像工人，又要像傳統的步伐，這個太難了。當時我們去北京火車站體驗生活，有了生活還得把它舞蹈化、程式化，要做到似像非像。首先台步要把生活化提煉到程式化，提煉後還要有規格，手、腳、臉都要配合，要投入進去，還要抽離出來。哪怕一個喝酒的動作都需要有工架，手肘要圓，另一隻手還要配合，設計感一下就出來了。而在《紅燈記》中，每一個細節都是刻出來的，但是這樣的創作必須要有充足的時間。”此次《紅燈記》50周年複排，錢浩樑和劉長瑜等當年原班人馬全程參與，但錢浩樑從不對年輕演員品頭論足，“一說年輕人就好像要貶低人家，就要得罪人，所以一般不說，說了也達不到。但戲是要活生生給人看的，要給人看懂了、看服了，看得人家回家了還會琢磨、回憶，藝術不能靠解說。現在的傳統戲為什麽不抓人？這我不好多說。一個國家劇院拉開大幕就要代表最高水準，唱念做打任何一個細節都要講究，一個小兵都馬虎不得。翻跟頭也得高輕飄，現在常常是捋胳膊挽袖子，看著挺鉚的，一落地，撲噔一下子，美感全沒了，再翻得多也沒有意義。”
75歲用厚皮帶給老伴背輪椅，一天兩次上下
2014年3月16日，國家京劇院優秀劇目展演的閉幕演出中，80歲的錢浩樑攙扶著76歲的老伴曲素英登台，一曲《白毛女》選段“紮紅頭繩”，兩位華發斑白的老人似又回到了盛年時情竇初開的年紀，一個沉穩、一個俏皮。而當曲素英講起老伴曾在她因左腿膝關節不能彎曲臥床三年悉心照料的故事時，兩位老人晚年的默契與相守令人動容。剛剛恢複行走的曲素英在側台候場時甚至還坐著輪椅，上台時一手拄拐、一手則由老伴攙扶，就在她單獨演唱荀慧生大師親傳的《紅娘》選段時，錢浩樑也一直陪在身邊，而將曲素英扶下舞台後，錢浩樑才回身起範兒唱響《紅燈記》中李玉和的經典選段。
“說起我們兩個人，一言難盡啊……最厲害的時候，她的腿不僅不能彎，而且臃腫且疼痛難忍。因為錢給不夠，所以請不了保姆。最困難的時期差不多有一年多，後來慢慢緩解，等到消腫，排除了癌症，也靠一些民間的大夫做康複。原來我們住的樓沒有電梯，國產的輪椅又很沉，一天兩次推她去醫院，上下就靠我用一條厚皮帶掛在車上，另一隻手拽著樓梯的扶手，扛著上下二樓。那時我也75歲了，天天扛上扛下，就像上戰場一樣。我愛人很心疼我，但也沒有辦法。當時領導知道我住的房子很小，愛人又有病，就批示說讓適當給予照顧。正好文化部在小營有房子，本來說是有電梯，我一聽當天就去看，結果分配的房子是6層，可電梯隻到5層，還是沒法住，隻能放棄不要了。”現在，錢浩樑和老伴住在亞運村，有電梯直上直下，他已經非常滿足。
到目前這個節骨眼兒，我想把醫療關係從河北轉回來
“這些年，滿腦子都是病的事。先是曲素英乳腺癌，那時我們還在河北，一邊教學一邊伺候她。後來是我腦溢血，又是她伺候我，我們倆是相輔相成，她趴下了，我伺候她，我趴下了，她伺候我。所以兩人的感情都不能說一般的好，是命命相關了。”就在采訪過程中，錢浩樑還接到了老伴打來問何時回家的電話，即便是個把小時短暫的離開，他也不忘提醒，“你多注意點，行動放慢點，難的活兒別幹，等我回去弄。”錢浩樑和曲素英同學不同班。“她比我小5歲，那時學校規定，高年級同學不能跟低年級的談戀愛，否則要開除，我就老老實實地遵守，等到她1958年畢業了，允許談戀愛了我們才開始。”當聽到“當年曲老師一定很漂亮吧”的提問時，錢浩樑微微露出老人家難得一見的羞澀神情，仿佛突然想起家中還有一個人等著他，“我真得走了，還得回家給她做飯呢。”自己的境遇和老伴的身體都漸漸向好，錢浩樑說，“到目前這個節骨眼兒，我想把醫療關係轉回來。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在河北藝校任教，後來人回來了，可醫療關係一直在石家莊，為了報銷得來回來去跑，即便不自己跑，也得打電話請人幫忙帶。我腦子不行，瑣碎的事記不住，這些都得我老伴弄，她都病成那樣了，還得張羅這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