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朋友的引薦下，結識了抗美援朝誌願軍原23軍67師老兵鍾一（偉今）先生，得以一睹其抗美援朝戰時日記原稿。這些從未公開發表的日記，幾乎逐日記錄了他從1952年4月至1955年8月的經曆。
長期以來，有關抗美援朝戰爭或者中國人民誌願軍的研究，多將目光集中於“大人物”、知名人物或者集體性的活動。前者如高層領導人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決策或者各級軍事指揮官、英雄模範人物、外交談判中的重要角色等，後者如戰爭期間的曆次戰役戰鬥以及中國誌願軍下轄各部隊的軍史和戰史等。這些研究對象和內容固然重要，常常也是大多數讀者較感興趣的方麵，故而相關研究成果較為豐富、深入和細致。然而，抗美援朝戰爭畢竟是由約290萬誌願軍官兵共同參與和經曆的曆史，是無數有著不同背景、個性、情感和認識的人們的一段人生經曆，而不隻是少數“大人物”、知名人物的經曆和活動，也不隻是以集體名義或形象進行的軍事和政治活動。僅僅將視野局限於這些方麵，顯然會限製我們對於抗美援朝戰爭和中國人民誌願軍曆史本身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其豐富麵向的理解和認識，不足以反映和揭示曲折而殘酷的戰爭過程和集體活動中不同個體真實細致的特殊經曆、情感和感受。不過，由於普通誌願軍官兵文化程度較低，加之戰場條件艱苦、環境惡劣，絕大多數軍人戰時未能留下直接記錄和反映其經曆和情感的史料，事後多年的口述回憶和追述又難免因為受多種因素幹擾而可能失真，故而存世的誌願軍一線士兵或機關基層人員的戰時日記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就筆者目力所見，這樣的戰時日記雖然很少，但也有一些已公開發表或出版。不過基本上是符合某種主題或主流價值取向的節選、摘錄，甚至經過了後來的文學加工或演繹，其史料價值和內容的豐富完整性是大打了折扣的。幸運的是，筆者在朋友的引薦下，結識了誌願軍原23軍67師老兵鍾一（偉今）先生，得以一睹其珍藏的抗美援朝戰時日記原稿。這些日記幾乎逐日記錄了1952年4月至1955年8月，鍾先生從期待入朝作戰到於1952年9月7日隨部隊入朝作戰以及停戰後長期駐朝的經曆。這一千餘篇日記，長則千把字，短則寥寥數字，真實完整地記錄和反映了作者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從字裏行間，從日記稿發黃變脆的紙張，從或潦草或工整的筆跡中，筆者仿佛能夠感受到三八線上戰火連天、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的艱難歲月，能夠感受到停戰後相對安全的環境下作者依然緊張繁忙的工作狀態，能夠體會到作者為不能入黨而焦灼、為終於入黨而興奮和不能順利轉正而焦慮的情感變化。
鍾一日記原稿，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鍾偉今，原名鍾一，浙江省德清縣人，生於1931年。1949年5月，德清解放後即加入解放軍，參加了解放上海戰役。後隨部隊進軍浙東舟山“敵前練兵”，1951年初進駐江蘇太倉。1952年7月，由23軍67師幹部部調任師後勤處首長辦公室（技術）書記，投入抗美援朝準備階段的緊張工作。8月下旬，部隊奉調離開江蘇太倉，從昆山登車直奔安東，8月31日抵達。9月7日部隊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1953年元旦，部隊移防三八線與聯合國軍對峙、交戰。5月，奉命上調67師政治部秘書科任秘書。11月，調任師作戰訓練科一級文書。1954年6月，接到誌願軍總部幹部部電令，上調該部軍銜獎勵處。1955年8月肅反審幹運動中因所謂“曆史問題”受審，受此牽連入黨轉正問題遲遲不能解決。1957年8月自願複員還鄉，啟程於23日從朝鮮回國。作者自言，因其當年是“小青年、小職位、小視界，且多以個人機關工作經曆、日常見聞與感受為主”，故其“抗美援朝日記”“沒有多大價值可言”。對此，筆者不以為然。恰恰相反，正因為其身處部隊師級機關科室，職位也不高，又和絕大多數入朝參戰的誌願軍官兵年齡相仿，故而其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才更有典型意義，更具有代表性，其日記才更有價值。
目前筆者所見日記原稿共五本，約20餘萬字。除了因戰時環境惡劣（尤其是三八線上），工作緊張有若幹天隻字未記，留有空白外，其餘時間幾乎每一天都有記錄。另外，出於保密考慮，也有部分日記篇章存在未能留下記錄或明顯欲言又止的情況。盡管如此，這20餘萬字的日記稿所反映的細節已相當真實而豐富，其內容包括日常工作情況、社會交往、思想狀況、各種書刊報章讀後感、詩歌習作、思想匯報等等。此前各種抗美援朝研究成果未能反映或無從研究的普通誌願軍官兵或部隊機關基層人員個體視角的經曆、見聞與感受，在日記中都能找到豐富的例證，幫助我們去深化和細化既有認識。比如誌願軍官兵內心如何認識這場戰爭、與官方的宣傳或主流話語有何不同？他們在戰場上經曆了什麽？思想上有何變化？個體是否有不同於集體的情感表達？麵對戰爭中殘酷的死傷，個體如何看待？個體的恐懼、焦慮、不滿等情緒如何排解？等等。
限於學識和篇幅，筆者不能就以上問題一一展開論述，這裏隻就日記中所記錄的作者親身經曆或聽聞的不同群體的犧牲與死亡的記錄作些介紹。在一千餘篇日記中，約有85篇記錄了各種犧牲或死亡的情況，其中有14位戰友的犧牲被記錄在日記中。這些戰友，或犧牲於與敵人的浴血搏鬥中，或犧牲於聯合國軍的空襲和炮火下，或因積勞成疾、醫療條件差而病故，或因防空洞被震塌或自然倒塌而被埋壓而犧牲的。如1953年1月26日，日記記述了陳烙痕政委講述的一位新戰士英勇鬥爭不幸犧牲的情況：
在前天的戰鬥裏有一個新戰士，去奪敵人的卡柄槍，與一個美國鬼子扭做了一團，不幸被另一個鬼子擲來了一個榴彈，犧牲了；但他的勇敢的戰鬥精神是很好的。
1953年3月13日，作者聽到“一個令人悲憤的消息：敵機襲擊二支隊造成傷亡。並得悉陸政委犧牲了；我想到了我與他第一次會麵是在上海戰役下來在梅龍鎮附近，那時他在營裏任教導員，我記得他還對我們（我與方玉舟）下連作了指示，他的和藹和誠懇給予我這個新參軍的人，是有很深的印象的。後來在五〇年師黨委整風時以及在經常的會晤中，我更進一步了解了他對人民事業的忠誠。他的年輕的英俊的臉孔，浮現在我的眼前了！啊！萬惡的美國強盜！你們這些劊子手是有一天要被我們懲辦的！
我們很多優秀的同誌倒下去了，我們活著的人，想到了他們心中是難過的。我們應該化悲憤為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天，作者得悉，另有兩位同誌（朱漢泉、胡斌）在昨天的轟炸中也犧牲了。
不到一個月後，4月8日，日記中又記錄了三位曾相處半年的誠摯友善的同誌（班式、劉德法、陳誌民）犧牲的消息。作者無法相信，深感悲痛，日記中寫道：
班式，劉德法……還有陳誌民他們犧牲了！在爭取和平的鬥爭裏！我能夠相信嗎？這樣好的同誌！
他們不在了！離開了我們……矮矮的結實的班式！幽默的臉胖胖的喜愛寫作的劉德法和善的誠摯的與我在一個班裏，兄弟般的相處了半年的沉默的‘班長’！
是他們嗎？啊！正是這些善良的同誌！三個，四個五個……啊！我知道他們的履曆，他們都是青年團員！他們都有自己的理想，成一個音樂家多好！人們都唱他所創作的曲子！成一個小說家多好！讓人們來讀他的動人的故事！
成一個詩人，那更是叫人響往！
歌頌真理的詩集，世世代代流傳……。
成一個英雄，做一個模範，佩帶光輝的勳章各式各樣的純樸的想望！
都是些小夥子呀！
本來是要去遙遠的地方去尋求人生的真理的！
但他們倒下去了！
他們的鮮血流在朝鮮的國土上了！
他們與我們永別了！
他們以鮮血寫下了青春的光輝！
……我的心中是難過的……
我們活著的人應該怎樣呢？
我們要拿起武器：
戰鬥！我們要報仇！
幾天後的日記裏，又記錄了另一位不幸在敵人炮火下犧牲在田裏的同誌，作者路過炮彈坑時，看到“田裏還留著紫紅的血漬”。
6月26日，作者聽到“出乎意外的一個噩耗”。與他有著親密的友誼，在後勤處一道工作了半年多的“陳洪帆同誌病故了”。作者異常悲痛，難以接受，甚至認為“雖然說是病魔奪走了他的生命，但是這也是美帝國主義的罪孽，他的病，是在朝鮮艱苦的工作與困難的物質條件下才形成起來又沒有得到像祖國一樣好的醫療……所以這是萬惡的帝國主義作的孽！嘿！你們這些血腥的反動家夥呀！你們有形無形的虐殺我們多少優秀的同誌呀！我們一定要殺死你們這批野獸”！
除了在戰火中犧牲或者在戰場上病故的戰友，還有三位戰友因為防空洞倒塌而被壓死。其中兩位犧牲於停戰協定簽字前一周，另一位則因防空洞意外坍塌而犧牲於停戰後近一年。1954年6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
孫立坡同誌給我來了信，他向我說了一個出人意外的不幸消息，葉聰同誌於六月七號被防空洞塌下來壓死了。啊！一個女戰士為和平獻出了青春與生命。她曾為了勝利日日夜夜的工作過，一次一顆炮彈落在她打字的房子的下邊溪裏，把燈也打熄了，她才回到坑道裏來。戴秘書和我催了她們幾次；一次在戰鬥後（去夏）大水洶湧在平安川，她和潘虹同誌等涉著攔腰的水去慰問傷員；當去年很多女同誌回祖國學習的時候，她思想並不被動，她說我要同我們部隊一道勝利回去……而現在這個在參軍時實際上還是一個小孩子。戴秘書常說起初時的情況，後在黨的軍隊內逐漸長大的女戰士離開我們了！她對革命的貢獻，在我們師裏的人們是不會忘記她的。我與她在一塊工作過半年多，我相信她的心地是純潔的，她不愧是一個祖國的光榮的女兒！安息吧！為和平而獻出了生命的女戰士！
這14位戰友的犧牲，作者基本是聽聞的，並未親眼所見，所以日記中缺乏死亡現場的細節，沒有對死亡痛苦過程的記述，沒有流露出對死亡的恐懼。更多的是惋惜、悲痛之情，是對戰友的懷念，以及由此而生發的對於美帝國主義和聯合國軍罪惡的控訴和痛恨。
日記中也有對於敵人死亡情況的記述，但大多是寥寥數語，僅僅記錄了殲敵人數。如“已殲滅了敵人五、六百名了”（1953年4月17日），“我們殲滅了大量的敵人”（1953年4月19日），“捷報傳來了，殲敵一千四百多名”（1953年7月7日），“好消息：我部此次戰鬥共殲敵四千餘”（1953年7月14日），“殲敵兩萬餘”（1953年7月20日）。
作者筆下，也記錄了朝鮮人民的死亡。如作者剛到朝鮮不久，在1952年9月18日的日記中記下：
我們的房東老太太，指指兩個正在玩耍的小孩，又用手指指山上然後指指胸口。後來我們才明白，原來這兩個小孩的父親，被美國鬼子槍殺在山後。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這裏有一千多朝鮮的孤兒，都是由公家撫養的，他們的父母都是被美帝國主義殺死的。
由這些聽聞的和想象的朝鮮人民的死亡，作者進一步增強了對於美帝國主義的痛恨，對於朝鮮人民和祖國人民的悲憫和同情，堅定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心：
戰魔的罪惡呀比天高哪！我們想到：這不僅是這兩個孩子的命運呀！這是千千萬萬的孩子的命運！如果我們不抗美援朝，那末今天落在朝鮮孩子頭上的命運，明天也將落在祖國孩子的頭上！我們不容忍朝鮮的孩子有這樣的命運，也不容忍祖國的孩子、全世界的孩子有這樣的命運！我們希望所有可愛的千千萬萬的兒童，在和平的環境中長大，將來以他們的智慧和勞動，創建幸福的世界。
和戰友的犧牲、敵人的死亡、朝鮮人民的被殺戮相比，革命領袖的逝世對於作者的衝擊應該是最大的，日記中相關的記錄篇幅最大。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後，作者在3月6日、7日和9日以及次年3月5日的日記中，用總共約兩千字的篇幅詳細而沉痛地記述了自己的心情和感想。聽聞噩耗後，作者“立即脫下了棉帽，低下了頭，沉默著，由我心的深處發出的深深哀悼，在激動著我”，“噩耗喫食著我的心”。當天“寫日記的時候，我的身體在發冷，我口在發淡，我很不舒服。我愁眉不展，我長籲短歎。時而不斷的，我的心呀！在絞痛：斯大林同誌呀！你真的逝去了嗎？你真的離開了世界？斯大林同誌你回來吧！你來領導我們全世界鬧革命吧！斯大林同誌！斯大林同誌！斯大林同誌；千千萬萬顆善良的心啊！都在呼喚著你呀！斯大林同誌！”（1953年3月6日）
第二天，日記中還寫道：
斯大林同誌的逝世這一個概念，經常的在我的腦子裏浮動，而每當想起了，總像失去了依靠一樣，總想這太突然了，我總認為斯大林同誌要活到一百幾十歲！啊！這樣好的人，這樣偉大的人，不能活到一百幾十歲，這是人類科學上的一個恥辱。啊！突然的打擊，是叫人吃不消的。
一年後作者回憶，當時感到“深沉的哀痛”，“一切都不安起來，我們好像感到在我們的身後倒塌了一座青山”。（1954年3月5日）
作者在日記中記述的對於斯大林逝世的極其悲痛之情，在今天是難以想象的。在當時卻是一種常態，是很自然的一種感情流露。作者的上級和戰友，無論是公開或是私下，都表現出對於斯大林逝世感到“極度的悲痛”。（1953年3月9日）
總體上，日記中所記述的不同群體的犧牲和死亡以及對其的感受，所表現的是作者長期受蘇聯、中國革命曆史等紅色文化所熏陶的死亡觀，即敵人的死亡或者滅亡是注定，可恥的，應該被譴責的，是值得高興的、令人激動的。人民的死亡是無辜的，值得同情的。同誌或戰友的犧牲則是令人痛苦的，值得銘記的。領袖的逝世是令人悲痛的，值得懷念的。根本上，是從階級分析、敵我分明的視角分析、評判不同的死亡，賦予其不同的意義和價值的。因而，當可惡的敵人放下武器，成為戰俘，作者的態度馬上就轉為寬容、同情了。
前幾天和昨天，我看到了美國俘虜。有黑人、白人。有兩個還穿著尼龍避彈衣。我雖不懂英語，我卻看到一個現象，幾個黑人心地似乎很輕鬆，常現笑容，而白人較為沉思，低垂了頭。“驕慢的文明人”呀！今天不是征服者，今天是俘虜。誰知道他們是加利福尼亞的失葉（業）者，抑或是密士失必河（密西西比河）岸的破產農民？你們到朝鮮來參加“肮髒的戰爭”是你們的不幸，但今天你們成了誌願軍的俘虜，卻是大幸。你們到了我們這兒，才是真正的見到了人道。黑人也許是漢尼巴的後裔，但生長在美國他們受夠了種族的歧視；白人也許是吉姆·克羅主義。但是到了我們這兒種族是平等的。我們反對吉姆·克羅主義。我們最講人道。我們永遠是紅旗下威武的勝利者。如果戰爭再繼續下去，你們將有更多的人做我們的俘虜，因為正義是屬於我們的。（1953年7月12日）
作者認為，“這些美國大兵們，是不希望作無謂的流血犧牲的，他們需要的是和平。他們是被迫來參加戰鬥的。”（1953年7月29日）
70年前，紅色文化所熏陶的死亡觀，是敵我力量對比懸殊下中國人民誌願軍戰鬥力的重要源泉，是抗美援朝最終能夠取勝的重要精神動力。如今，戰火早已熄滅，當年參加戰鬥的敵我雙方絕大多數人也已逝去。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我們應該認識到戰爭本質上是殘酷的殺戮，會給敵我雙方帶來最慘痛的後果：最寶貴的生命的消亡。戰爭隻是手段，而對和平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則是世世代代共同的目標。為了人類共同的明天，我們理應有更多的智慧和耐心去消弭戰爭。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中國人民誌願軍駐防朝鮮問題研究（1953-1958）”暨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之“誌願軍老兵鍾一口述訪談和日記整理”項目成果，由項目組授權澎湃新聞首發。項目指導老師田武雄，團隊參與人：石芯於、楊潤雪、史雅琦、王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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