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寫了《毛主席bai賽過我親爺爺》這樣的詩歌”這個說法經由高曉鬆而在網上流傳甚廣。更早一些的說法則是鳳凰網節目“騰飛中國：文化紀事（76）郭沫若與領袖和詩”中出現的（上麵是視頻截圖，2012年3月播出）。節目未給出處，而高曉鬆給的出處（郭沫若文選第12卷第765頁）經人查證，無此內容。然而帖子流傳甚廣，爭議仍然存在。郭沫若確實是一個有爭議的人，但是實事求是地講，有充分理由認為，《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非郭沫若所作。
1、在所有的《郭沫若全集》版本中，均無此詩歌。《郭沫若全集·文學編》一共有20卷。郭沫若所有的詩歌集，不包括外文版，截止到1988年一共曾經被編為36部詩歌集出版。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出版的詩集有：《新華頌》和作為“文學初步讀物”的《毛澤東的旗幟迎風飄》（1953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百花齊放》（1958年7月，人民日報出版社）《長春集》（1959年4月，人民日報出版社）《潮集》（解放後的部分詩編）和《汐集》（解放前的舊體詩詞編），合稱《潮汐集》（1959年，作家出版社）《駱駝集》（1959年12月，作家出版社）《蜀道奇》，主要是和四川有關的詩歌（1963年11月，重慶人民文學出版社）《東風集》，紀遊之作（1963年，作家出版社）《邕漓行》，紀遊之作,（1965年，廣西僮族自治區人民出版社）《先鋒歌》（1965年，少年兒童出版社）文革十年，無出版。1977年親自編寫、由人民文學社出版《沫若詩詞選》，這是郭沫若親自校訂的最後一本詩集，這本裏麵被收錄進《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的時候被刪掉的部分，基本都能查到。之後還有一些整理出來的詩集，比如郭的夫人整理的《東風第一枝》，這些基本上都能查到。
事實上，正如咖啡豆、蕭湘等網友已經指出的：如果在讀秀檢索，會發現現行出版物中引用這首詩《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的，以讀秀的收錄範圍，隻能查到三條結果。第一條和郭沫若無關，是天下霸唱《鬼不語·仙墩鬼泣》（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原文隻是提到了“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這句詩，並無半字認為是郭沫若所作。另外兩條，一為高曉鬆《魚羊野史·第1卷》（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影響最大；另一條則為同年由中國財富出版社出版的陶方宣《不是冤家不聚頭》，完全照搬了鳳凰視頻裏的內容，未給出任何出處。總之，現行出版的郭沫若文集的各個版本，和除了高曉鬆《魚羊野史》之外的現行出版物裏，均無“郭沫若寫作《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一詩”的痕跡。2、郭沫若自行刪除和佚失的詩歌裏也沒有這一首。郭沫若在建國後十七年的詩歌創作情況，又不是研究空白，從八十年代就開始了。身為公共人物和政府官員的職務寫作，要求和從前是不一樣的。他這十七年時期的詩歌，基本都是表態、緊跟宣傳、和當下意識形態要求一致的政治口號詩。作為一個高度政治敏感的人，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自己嚴格把關、修改過的。比如建國後曆次整風運動讓“自由”這個詞變得敏感，郭就迎合毛的“東風壓倒西風”一說，把《新華頌》裏的“四麵八方自由風”改成了“千秋萬歲頌東風”。我們來看看，《郭沫若全集》的詩歌部分，他自己會選擇性刪掉哪些呢？大致是：中蘇交惡後他刪掉了《斯大林萬歲！》《我向你高呼萬歲！》，1977年刪過大量當年歌頌“三麵紅旗”裏政治表態喊口號的詩歌（講大煉鋼鐵、大躍進的），刪掉了當時響應毛批評“宣傳封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詩歌（《陝西紀行十首》中的大部分關於歌頌武則天的全被刪）。1958年版的《沫若文集》收入了6部詩集，1978年郭沫若去世後成立的《郭沫若全集》編輯出版委員會作了一些挪位和合並，此外還刪掉了大量的詩歌。當然，以上這些信息包括名字均可查到。其中郭沫若提到毛，但是又沒有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詩歌有：《向毛主席拜年》（1950年1月5日作，載1950年1月8日《人民日報》）題為《解放軍畫報社》——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而作（1962年4月，載1978年《解放軍畫報》第8期）敬禮，毛主席的文藝子弟兵——祝賀全國少數民族群眾業餘藝術觀摩演出會開幕（1964年11月24日，載1964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讀毛主席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1966年9月5日）《捧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年3月19日）《紀念毛主席誕辰》（1977年12月26日）（廖久明，《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詩歌目錄》，《郭沫若學刊》2006年第4期）
郭沫若的佚文、佚詩，特別是解放前後在海內外各個場合的演講、報告，數量很多。具體可以參考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編校的《郭沫若佚文集》（上下冊），收集了郭沫若1906-1949年的佚文、佚詩、書信等260餘篇，這是迄今為止已經整理出版的篇數較多的佚文集。以上均無《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這首詩的任何痕跡。3、作為當時重要的領導人物和宣傳喇叭，郭沫若沒有必要寫這樣的詩。郭沫若作為政治身份的“黨喇叭”不是白叫的，作為當時的第一文人，他建國後的身份包括：中國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中國文聯主席等等。他所有的創作，都和當時出任的不同職務相呼應，一直緊跟著政策。黨對他也對，黨錯他跟著錯。曲意迎合之作也有，睜眼瞎寫應景詩歌也有，比如在“三年災害”時寫“樂歲豐收人壽康”，“隴頭積粟堆成阜”，這也不必諱言。他有汙點，失了氣節，這都沒啥好“洗地”的。畢竟也是學者，不尊重曆史的作品他後來都盡量做了修改。但這些基本都可以查到。另一方麵，以郭沫若和主席能相互詩歌唱和的私交，這種水平的詩歌是無法令人滿意的。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和郭沫若關於看《三打白骨精》的古體詩唱和，一直到今天都為人樂道。能夠讓毛主席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誌》“今日歡呼孫大聖，隻緣妖霧又重來”等膾炙人口的詩句，如果寫了《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這樣押韻勉強，內涵空洞的詩作，恐怕並不能起到合適的效果吧？郭沫若和毛之間的關係，一直為研究者關注，如果有這樣的詩作，是不可能被忽略的。郭沫若研究有趣的地方在於，無論是文化和社會身份，還是政治角色，他都是個非常複雜的人。有一個講法是，研究郭沫若就像是研究了一部中國的近當代史。僅僅因為他建國後的表現，把他看做一個“無恥文人”，這相當不公平，也是失之於簡單粗暴的。他擔任這麽多政府官職、甚至位居科學界領導人，作為曆史研究者要評價和還原這樣的人物，至少腦子要多幾個維度才行，降維成“文人”兩個字就能概括打發麽。毫不客氣地說，把《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這樣的詩偽加在郭沫若的身上，隻是迎合了一種急於貼標簽的浮躁心理。無論是評價郭沫若本人，還是對於我們進一步理解和公平地評價那段影響了一代人的曆史，都沒有任何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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