瑣記西安1983年前後的一些人和事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六
光容口述 丫丫整理
光容，西安外語學院學生。
一
1983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悶熱，12點左右，正準備入睡，有人敲我家的院門。來人是西安市公安局三處的警察呂某和魏某，彬彬有禮地說要請我到局裏走一趟。我也盡可能保持鎮靜地問要不要帶行李？他們說帶。我明白要進去呆幾天了。我問能不能帶書，說不能。在我的堅持下，他們同意我帶一本英文詞典。我已經入睡的母親和姥姥起床來到我的房間，問了警察幾句，說了幾句我是個老實孩子不會幹啥壞事的之類話，見不起什麽作用就幫我收拾了行李。她們經曆過1966年紅衛兵的抄家，也算經見過場麵，比較平和，既沒有大聲跟警察嚷嚷，也沒有無謂地跟他們求情。
我以為他們會給我戴手銬，沒有。上了他們停在巷口“工農劇場”門前的軍綠色吉普車，呂某說，對你們大學生，我們都很客氣，你看，我們穿便衣，車也停在離你家挺遠的地方，不驚動四鄰。確實，我家在小巷的盡頭，上了車也沒碰見一個街坊。一般來說，他們這樣也是為了不打草驚蛇，跑了要捕的人。後來在“號子”裏，結識鼎鼎大名的馬喚智兄，被抓之前主管全省複轉軍人的分配，權力很大，行事高調。抓他的警察裏大約有複轉軍人在分配問題上曾受過他的鳥氣，專門在他上班的時候抓他，上了銬子，把辦公室翻了個底兒掉。
開車從水車巷出來從騾馬市北口向西過鍾樓就到了西大街的市公安局，大概就五六分鍾吧。公安局三處是門對門的兩排平房，有些房間亮著昏暗的燈，有些黑著，沒見幾個警察，不知是下班回家了還是在外麵忙著抓人。在起首的一間房子，他們登記代管了我隨身的一點錢，收走了我的皮帶，鞋帶沒法收，因為我穿的是涼鞋，據說是怕用褲帶和鞋帶上吊自殺，也為了沒褲帶、鞋帶逃跑時不利索。還好，我穿牛仔褲，不用皮帶褲子也掉不下來。隨後他們讓我在那幾間辦公室裏隨便找個椅子睡覺。我沒有睡意，有些緊張，有些好奇，雖然沒有警察看守，也不敢走遠，隻在兩排平房間謹慎地轉了轉。
陸續有人被抓進來，不多，因為“要犯”們此前已經抓了。打聽一下，都是因為跳舞或者看黃色錄象。其中有省電視台的王愛民，以前和他不熟。他倒挺鎮靜老練，坐在辦公室前的磚台階上抽煙，我向他要了根煙，也坐下來抽。他矚我到了號子盲流們如問起犯了什麽事，就說自己是打架傷了人。我對他的忠告似懂非懂。
後來，蘆葦跟我講了他被抓進市公安局時的情景。他是在我之前數天的夜裏被抓的，當時公安局院子燈火通明，一派繁忙，像農村人過紅白喜事一樣。他一下囚車，被帶到一個接收的老警察桌子前，那警察把腳縮在椅子上，一手搓著腳趾搔癢一手辦理交接手續，不時端起桌上的大茶缸喝口濃茶。老警察大聲喝問，你叫啥？蘆葦。他小聲回答。噢！你就是蘆葦！你*****的事大得很！老警察氣憤地大聲嚷嚷，嘴角泛著白沫。你*****的耍得大！底子潮！事情多！老警察用手指戳下了牆根。去！圪蹴那兒！好好考慮問題！把事情都往出倒！蘆葦當時懵了，哎喲，個個警察都知道我！情況不妙！他走到牆根蹲下，心煩意亂。過了段時間，他發現那個老警察對所有抓進來的人全說了同樣的話，用了同樣的語氣！蘆葦這才釋然。據說有些法官也愛玩這套把戲，宣判某人死刑後，故意停頓，看看犯人是否被嚇得癱軟或者大小便失禁，然後才緩緩說出緩期兩年執行。
第二天早上我在長椅上被喊醒，一個麵相像農民的老警察買來一二十隻肉夾饃，用粗紙包了幾大包，是正宗的老樊家臘汁肉夾饃，店就在市公安局斜對麵的竹筢市，老警察還拎來一大鋁壺水和一摞粗碗，每人發了兩個肉夾饃，吃的時候，我還給旁邊一個人嘟囔，過去買肉夾饃是用荷葉包的。那家夥用錯愕的眼神瞅了我一眼，大概是在嘲笑我不知身在何處。我感慨公安局招待我們的夥食不錯，那時，西安有錢人也不是每天吃肉夾饃、羊肉泡的！曾有個朋友暢談理想，他說什麽時候能每天吃羊肉泡就是共產主義了。後來知道，肉夾饃是用代管我們的錢買的。
我們吃喝後，上了用麵包車改製的囚車，押往位於南郊三爻村的收審所。在車上，眾人都不吭聲，貪婪地看著車窗外的街景和行人。一警察說，你們有煙就往完抽，收審所不準帶煙進去。頓時，囚車裏人人都狠命抽煙，連不會抽煙的也邊咳嗽邊抽，煙霧彌漫，我懷疑外麵的人會以為車裏失火了。
抓我的時候，我不太緊張，原因是三天前我哥哥光明、他的好友喬良已經進去了。前一天晚上我被呂某傳訊，他來我家讓我跟他去局裏走一趟。我問帶不帶行李，他說先不用，但最後還要看我跟他們的合作情況而定。在他的辦公室，問的是幾個月前在我家的一次舞會上為何有一男一女兩個外國人。聽到這兒，我鬆了一口氣，給他解釋那是西安外語學院的外教，澳大利亞籍，埃德維娜和傑夫瑞，也沒跳什麽“貼麵舞”，跳的是迪斯高，身體不帶接觸的。看呂某談吐儒雅隨和，我還解釋說，跳迪斯高注重的是自身的放鬆和節奏，以及個性的表現。我們對借交際舞的形式抓女孩的手、摟女孩的腰並不感興趣。隨後我就回家了，也知道了，光明和喬良是因為跳舞進去的，不會有太大的事。
光明和喬良是中學同學，上大學時，光明在陝西師大念中文係，喬良在西安外院念英文係，兩個學校相鄰，交往益發密切。那次跳舞，事前我曾跟光明說不要邀請外教，外院當時規定學生不得私自帶外教出遊，我怕到時候影響我的畢業分配。但周末下午我從學校回家，喬良已經帶他們來了，還有其他幾個朋友。外教既然來家了，我也就不顧忌了，還出門買了幾瓶“丹鳳”葡萄酒回來，誰能想到跳個舞會犯多大事兒？
喬良不用忌諱外事紀律，他已經畢業。喬良是個有激情、激進的人，大約是西安曆史上第一個聽邁克·傑克遜、跳迪斯科舞的人，1979年，有次他到我們家，帶了盤MJ的磁帶，專輯名是OFF THE WALL,用一台日本三洋的磚頭塊小錄音機放著聽，我記得傑克遜在裏麵用金屬聲線反複地表白，THE KID IS NOT MY SON.（那孩子不是我的種），顯然比當時人們所偷偷聽鄧麗君風騷纏綿的“靡靡之音”刺激，帶勁兒。順便說一句，三十年後，當MJ過世，我真傷感難過，這麽一個不可複製的天才，再也不會出現了。舉世同悼這麽一位人物也是空前絕後吧。
喬良還喜歡踢足球、打拳擊。他畢業時在班裏的聚會上有個“壯舉”，喝醉了酒，借著酒膽，上前把講台上的華國鋒像撕下來，踩在腳下撒了泡尿。那幾年，華國鋒的像和毛主席像並排貼在牆上。據說，當時喬良是想撕毛主席像，臨了，手還是軟了不敢撕，不好下台，就撕了華國鋒。其實，無論是從家庭背景還是個人經曆，他跟姓毛的和姓華的都沒有什麽過節，撕畫像隻不過是個滯後的青春反叛行為。後來，喬良竟然成了虔誠的伊斯蘭教徒，齋戒、禮拜、去麥加朝聖、留胡須，就差穿阿拉伯長袍，把輪胎圈扣頭上了。一次他送了我一條阿拉法特戴的那種圍巾，我不常戴，怕戴了像恐怖分子。
從喬良的個案，我推測，並非信伊斯蘭教才讓阿拉伯人激進，而是反過來，因為阿拉伯人激進，所以才有了對症的伊斯蘭教。
喬良畢業後去伊拉克當勞務輸出的“通司”，他回國後說，人到國外，不知為什麽突然變得很愛國。一次在伊拉克的電視上看體育比賽，升中國國旗，奏中國國歌，他“騰”地一下起立，站得筆直，聲情並茂地唱國歌，盡管他歌詞唱不全，弄得外國同事們發笑。
1983年時，喬良已經在伊拉克呆了一年多，據說因思念祖國，合同還沒到期，他說死說活要回祖國。剛跑回來，祖國就把他抓了。
喬良出獄後輾轉英國、南非，曾當過幾年博滋瓦那中國商會會長，每過幾年就和世界各地的華僑僑領們一起被祖國有關部委請到北京開會。
據說，有次喬良跟朋友講了他在國外唯一一次買春的經曆。那是他早年在英國時，一個人呆在異國他鄉，情感上很寂寞，別人慫恿他去嚐試一下大洋馬的滋味，他總下不了決心，在他當時的觀念裏，妓女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去當客人在道德上就成了“侮辱與損害者”。最終還是熬不過寂寞和好奇，去了。一個人高馬大的洋妞給他提供服務。朋友問他感覺如何？他說，那洋妞嘴裏嚼著口香糖，哼著歌，一會兒把他翻過來，一會兒把他扳過去，顛來倒去，像是在做體操練習，別說感覺，整個就覺得他自己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前兩年的一個飯局上，我問喬良是否有此買春經曆，他笑著否定了。
抓我的時候，我有點意外，有點莫名的興奮，覺得生活有點戲劇性了，但不太緊張，甚至對沒給我戴手銬還有點遺憾。我母親和姥姥也不太緊張，她們曾在1966年秋天經曆過幾撥紅衛兵的抄家，也算有點經曆的人。
警察來家的半個小時前，喬良的陳姓女友來找我，商量怎麽找關係放人，她說管喬良和光明案子的警察呂某是幹部子弟，他的妻子或是女友李某在市檢察院工作，可通過這層關係疏通。她把李某的單位電話給我寫在一張紙上就匆匆離去。半夜聽到外麵敲大門，直覺是警察來了，我第一反應是把紙條塞進了寫字桌上紅燈牌收音機底下。開了院門把警察請進屋後，他們沒有對房間搜查，隻說要我進去呆幾天，讓我準備一下鋪蓋和牙缸牙刷之類。我借口到套間裏去找詞典，當呂某一個人跟進來監視時，我動作和緩地關了門，沒敢關嚴，留了個縫，一是怕呂某誤認我要反抗，二是不讓外間的魏某覺出異樣。我低聲提到認識市檢察院的李某（其實不認識），呂某倒也客氣，沒翻臉打官腔，他說這次行動來勢大，他們治安科已經抓了上百人了，大學生也有幾十個了，他已經無能為力。但他估計也就是辦個學習班，呆個十天半個月就放回來了。此前呂某傳訊我時，彬彬有禮，談吐不俗，我甚至覺得他在模仿外國電影裏有風度的警察，覺得好玩。呂某甚至談到，大學生書本知識多，但社會經驗不一定多，但社會經驗也許更重要。我理解他的意思也指如何應對警察的審問。潛台詞也有不要以為大學生才是天之嬌子，沒上大學的也有精英的意思。
呂某在我家說的那番話，到今天我也相信是他的真實想法。後來我在收審所一排四號當“號長”，一天半夜，戴著玳瑁框老式眼鏡，頗有長者風範的老於隊長（他兒子也當獄警，我們稱小於隊長，反正監獄的規矩是把所有警察都叫隊長）值班，招我去談話，囑咐我注意號子裏不要發生牆上挖洞的事（指越獄，當時監舍居然是土坯瓦房，兩邊磚砌的通鋪大炕，中間是窄窄的過道，所以，和電影上看到的國外監獄不一樣，到了晚上，監獄裏的電燈永遠開著，叫“長明燈”，防止犯人“挖洞”）、不要發生出人命的鬥毆、防止犯人之間的雞奸等等，招待我吃了些在裏麵很稀罕的花生，也談到作為一個老勞教幹部，他也沒遇到和想到這次會抓這麽多幹部子弟和大學生進來。
二
以前從電影上得來監獄的印象都是冰冷的水泥建築、咣鐺做響的鐵柵欄、鐵門。隨著大群被抓的人，在獄警的大聲嗬斥下，前擁後擠地小跑進收審所時，我期待看到的就是那樣的監獄。可到了跟前。傻了。大門是生鏽的破鐵皮手工敲成的，圍牆是破磚塊砌成的，有青磚有紅磚。心想這地方就是勞改窯，燒磚啊，怎麽不用好磚啊。真沒有監獄應有的森然。當下就有點失望。院子裏幾排收審小院全是磚頭或混合著磚頭的土坯砌成的平房，監舍的門窗大多是木製，且不規範！很不正規，很土氣。對此我挺失望和沮喪。後來我呆的收審院，一排四個監舍，院子裏有個水泥洗臉池，靠裏麵一端有一個簡陋的廁所，隻有一排蹲坑，蹲坑後是糞池。因為人多，放風的時間短，上廁所很熱鬧，經常是一個蹲坑上吵吵嚷嚷推推搡搡擠幾個人，拉屎的撒尿的，被尿水濺到身上是常事。所以，每次放風，犯人們都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衝向廁所。後來我也知道，那些想第一個衝進廁所的人也是想在廁所檢到警察或者勞動號（快釋放的犯人，幫警察做一些雜務，享有一些自由空間）丟下的煙蒂。犯人們的術語管檢煙頭叫“拍螞蚱”，浸在尿水裏的，也拍。回到號子裏用紙重新卷起來抽。也有人把裝枕頭的蕎麥皮、蒜皮卷起來抽，喜歡香料的，根據自己的品味給裏麵加點不同牌子的牙膏。沒火柴，抽點破棉絮放在水泥炕沿上，一個人彎著腰撅著屁股雙手用塑料鞋底狠命摩擦來取火，那是號子裏的一個景觀，裏麵的人都會饒有興味地觀看，沒有相當的摩擦頻率，是取不上火的，往往要兩三個人接力摩擦，破棉絮冒了煙，趕緊用嘴吹出火星點煙。香煙在監獄裏是硬通貨，整支的香煙叫“兩頭平”，一件上好的衣物大約可以換到兩三根“兩頭平”，一隻白麵大饅頭大約能換一根煙，黑麵饅頭換不到一根。通常，牢裏隻有“紅頭”（獄霸）才有能力抽“兩頭平”，場景是“紅頭”躺在炕上的被褥上抽煙，周圍按地位高低圍一圈人眼巴巴地看著，“紅頭”大約把煙抽了大約三分之一後，手一攤，地位次高的人接過抽，依次類推，等到煙蒂已經燙嘴時，有人拿去用紙卷起來抽，而這個“拍螞蚱”的人周圍也會以與他關係的親疏圍一圈人，等待自己的機會。一個月後，我當了號長，可以不受放風限製獨自去上廁所，一個人蹲坑，再深深抽一口“兩頭平”，尼古丁通過肺部進入血液擠占攜氧的空間，造成大腦缺氧而導致眩暈。用盲流的話說，上天了！上天了！很奇怪，這種“享受”的感覺，在外麵時倒沒怎麽感覺到。
廁所的糞坑，聽老犯人講，也有故事。曾有一個犯人，想裝瘋，故意大小便失禁。獄警的處理方法很簡單有效，把他扔進糞坑，讓他裝，他想上來也不行，讓幾個勞動號用竹竿打他，不讓爬上糞坑，該犯人隻好哭天喊地地承認自己裝瘋。
剛進去那幾天有點發懵，像在噩夢裏，太不真實了。非常時期，監獄爆滿，犯人大概是正常容量的三倍到五倍，三間房大的監舍最多時塞進一百五十多人，別說躺下睡覺，在過道上占一塊能蹲下的地盤就不錯了！“樓上”也擠滿了人。所謂“樓”，就是在兩邊的炕上方架了木板，上麵睡人，沒有樓梯，是從木柱子上下攀爬。
這些人大多也不是什麽善茬兒。強奸犯、盜竊犯、投機倒把犯、一貫道點傳師、小偷、打架鬥毆傷人者、拐買人口者、流竄犯不一而足。個個看起來麵相怪異，神情莫測。你要隨時防範別的犯人抽你的鋪蓋卷，偷你的牙膏、牙刷、手紙什麽的。更糟糕的是，我帶了兩副行李，一副試圖讓獄警轉給光明兄，獄警不理，所以更要防範別人抽行李了。坐在屁股底下也不安全，周圍都是賊眼。
非常時期也不放風，監舍裏悶熱、臭氣熏天，蒼蠅一群群飛來飛去，一些慣犯光著屁股走來走去擠來擠去，倒像是如魚在水，或者是故意做出自在狀，以示自己是常客，有“資曆”。我坐在行李上突然覺得頭上落土，抬頭看才發現是擱板上的犯人在搓身上的汙垢！一時間我有點恍惚，以為身在一間兵荒馬亂的車馬店裏。那幾天，收審所的鍋爐壞了，喝不上水。怕拉肚子，獄警也不敢讓喝生水。犯人們齊聲朝窗外呐喊要喝水，終於，門開了，警察提來一桶開水，犯人們，主要是慣犯們，爭先恐後去搶水，秩序混亂。我等“新人”隻有遠遠看的份。一警察用電警棒維持秩序，電光“啪啪”地響著，有點怕人。一搶水的光屁股慣犯被電擊後，大約是條件反射，踢了警察一腳，該警察大怒，你他媽敢踢政府！你他媽敢踢政府！用電警棒捅了他一通，他哭爹叫娘。警察走後，該犯人立刻做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這樣他在其他犯人麵前有麵子，不然就算“栽”了！不好混了。這時，一陣開鎖聲後牢門又開了，剛才那個警察又揮舞著電警棍氣衝衝地進來，大喊，剛才踢我那個盲流呢？眾人都不敢吭聲，但眾人的眼光自覺或不自覺的都指向了剛才那犯人，警察上前就用電警棍捅，不顧該犯人一再求饒，“劈啪劈啪”地用電警棒戳他的身上、嘴裏、褲襠，直到該犯人退到走道的最盡頭，跌坐到尿桶，屎尿四溢才作罷，警察氣喘籲籲，罵罵咧咧地走了，該犯人也沒力氣裝滿不在乎了，半晌坐在馬桶裏沒動彈。我睜大眼睛看，周圍仍然像是超現實的噩夢，我掐我大腿一下，疼了，不得不確定，這是現實。後來得知，那個凶殘的警察不是獄警，而是從警校調來幫忙的學生之一。魯迅有篇文章裏說，他本來相信進化論，以為青年會比中年人好一些，後來發現，年輕的反革命比老反革命更反革命。現在看來，年輕的革命者比老革命更革命。
第二天，監獄當局決定統一分配水，勞動號們在院子地上先把五六百隻碗排成幾十排，倒上水，讓犯人們依次走到水碗前蹲下，再下令統一喝水。我麵前的碗，肮髒不堪，裏麵有一碗底水，上麵飛舞著幾隻蒼蠅，我端起碗，沒舍得馬上就喝，端詳一下，然後像品味美酒一般，呡一小口，放鬆攤開舌麵，再緩緩咽下，這一刻真愜意，周圍的環境似乎離我遠去。我正有點忘乎所以，警察的斥責聲把我拉回現實。我匆匆把碗裏的最後一滴水喝光，把碗放回磚地上，伸長脖子四下張望一下，幾百個犯人，在警察的嗬斥聲中、電警棍的揮舞下，蹲在地上集體喝水，真是個異樣的情景。
號子裏老鼠非常多。睡夢裏經常會有千軍萬馬從自己頭上碾過的感覺，原來是成群結隊的老鼠從自己頭上、身上跑過。也曾有犯人被老鼠咬傷耳朵。有個老獄警老王隊長，到監舍視察時，邁著八字步，嘴裏叼著劣質的雪茄煙，一手端著個大搪瓷茶缸，一手用繩子牽著一隻碩大的老鼠，像電影裏德國軍官牽著狼狗一般神氣。隻是老鼠畢竟是老鼠，東竄西突的，沒有狼狗的氣度。
對於前景我則比較樂觀，想著自己沒什麽事兒啊，過幾天就出去了。一天，監獄給犯人們剃光頭時，我甚至傻呼呼地去跟獄警求情，說，出去我還要教書，能不能不剃光頭？受到他們的嘲笑和斥責。一個月前從外院畢業時，當時同學們認為最好的工作是去大學教書。去高校，有幾個條件，一是學習成績要好；二是政治表現要好，如果你是學生幹部，或者在文體活動上表現突出就會加分。我在外院上學時當班長。其實，從小學到中學我也一直當班長，在外院也參與學校的一些文體活動。所以，畢業時，輔導員任剛老師征求我的意見，西安美院有一個名額，你愛畫畫，去那怎麽樣？早年教我畫的王國偉老師在美院油畫係教書，他也熱情地跟美院聯係、敦促美院和外院聯係，這樣我被分配到西安美院教外語，心下比較滿意。
過了一天，我被甩（轉）到另一個號子，一排四號。我站在過道上未及打量環境，隻想著把腳下的地盤占住，就聽見有人叫我，一看，是蘆葦！他讓我上了炕，我自是一陣高興，他鄉遇故知啊！聊了好一陣後，我才有暇為我的一雙黑乎乎的腳丫子難為情了，不過，看看別人的腳，也比我幹淨不到哪去，從這天起，我這才得以上炕睡覺了！幾天後，開始正常放風，我才把身上好好洗了洗。有蘆葦關照我，我就更樂觀了。他早我幾天進來，從前練過摔跤和拳擊，已經打了幾架，打下了一點地盤。蘆葦以前曾進過派出所，也有經驗。
從蘆葦口中得知，光明就關在二號，喬良、惠京鵬等人也在二號。於是我再次對獄警請求把那副行李轉給光明，我緊張了幾天後，終於獄警答應了我的請求，因為我知道光明關在哪裏。先前的獄警不理睬，是他也沒法查，或者懶得查光明關在什麽地方，兵荒馬亂的。隨後的幾個月裏，我和光明、喬良等人多次利用放風的機會，隔著窗戶或牢門打打招呼。一次，喬良用英文跟我聊了幾句，我答以漢語，本來是問候，我怕別人匯報上去，說是串供就說不清了。一次，二號放風，我站在炕上從窗戶朝外看，光明過來，遠遠對我把雙手在眼睛上做了個類似戴眼鏡看的姿勢，再擺兩下手。我即明白，他在說，沒有看過錄像。
轉到一排四號十來天後，大約因為曾練過幾天拳擊，也算能踢能打，和其他犯人打過幾架，還都占了上風，給眾人留下了出手狠的印象，加上蘆葦的保護，就不再有人招惹我了。監獄裏的牢頭獄霸真正能打架的很少，他們就是用好勇鬥狠跟人玩命來嚇唬人。典型的台詞是，我就是個爛砂鍋，換你個金盆盆！如果沒嚇唬住，真跟他們練，他們就沒轍了。我身邊的蘆葦、劉新等一幫難友此前都練過拳腳，在他們的支持下，我後來竟然也當了“號長”，這大概是我這輩子在體製裏的最高職位。
既然被剃了光頭，隻好認了。還是想著會很快出去。不就是外教來家跳舞那點事兒嘛！除了第一次傳訊，再沒有審訊過。但很快省公安廳某處，大概是政治保衛處，來了兩個人提審我，一高一矮兩位警官。收審院沒有專門的房間供提審用，一般提審就是把收審人員帶到院子外麵，找個牆根蹲下就開審了。提審我的兩個警官把我帶到他們借用的某獄警幹部的宿舍，桌子旁的書架上放了一些油鹽醬醋瓶子和幾把掛麵，我和一位警官坐在單人床上，另一警官坐在椅子上記錄，他們開門見山問的是我參加1981年《西安首屆現代藝術展》的事，審問集中在三點：一是參加該畫展有什麽動機？二是畫展前夕，美國藝術史學家科恩（JOAN LEBOLD COHEN）來西安，去外院，去美院見你們是誰聯係的？三是，你跟李曉明、高洺是怎麽認識的？你覺得他們有什麽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自是大談了一會兒現代派，並說純是藝術探索，不牽涉政治，也對政治不感興趣。
事實的確如此，畫展之前，有次在陳克雄家開會，商量辦畫展的事，當時他一個人住在陝西省黨校在小寨興善寺西街的宿舍區。克雄和我都提出作品內容不要牽涉政治。有人提出如果展覽開幕被警察封了怎麽辦？我說，如果展覽開幕當天就被封也是成功！我們不擔心，因為自信我們的作品不牽涉政治，即便被抓了，為了藝術進監獄也沒什麽丟人的，了不起拘留上一天兩天，也是個經曆！沒想到後來竟一語成讖，展覽沒被封，兩年後卻被抓了！看來，說話不能太隨便；
第二個問題，我說據我所知，科恩訪問西安是陝西省美協出麵接待，科恩提出要一個懂藝術的口譯，美協找孔長安做口譯，孔長安當時是外院英語係大四學生，比我高兩屆，我好象還在孔長安家見到當時的省美協主席方濟眾給孔的信，用毛筆寫的，談及該事。警官沒再追問。
會見科恩安排在外院孔長安家（孔是外院的子弟），李嘵明、傅強、張雨方、劉小棣幾位美院學生裏的主要組織者如約從長安縣的學校趕來，參加會見的還有長安的同學丁剛、王瑞、劉亞偉等，他們四個人當時是外院英語係的高材生，四個人合用一個筆名斯韌（諧音四人），翻譯一些文章和小說。孔長安後來上中央美院讀研究生，當過一屆學生會主席，參與策劃1989年的現代藝術大展，做過一屆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人。丁剛後為人民日報海外版的資深記者，有著述幾種出版。王瑞現為美國加州某大學圖書館係主任。劉亞偉畢業後任出版社外文編輯，後出國留學，現在任職美國卡特基金會。他哥哥劉亞洲將軍是李先念的女婿。
會見持續的時間不長，約定了她去美院看畫就散了。後來，在她所著的《新中國繪畫1949-1986》（THE NEW CHINESE PAINTING1949-1986）記述了西安之行；
第三個問題，我跟李曉明是中學同學，都喜歡畫畫。高洺寫詩很有名氣，但我和她是在籌辦畫展時才認識，幾乎沒有私人交往。後來，李曉明和高洺同居。我說沒發現他們有什麽問題，隻是覺得他們倆生活上不修邊幅，高洺做得飯不好吃等等。一警官問怎麽不好吃？我說有次她直接拿生油拌沙拉，兩個警官笑了，說你能不能寫個材料？我寫了大概兩三行字，大意說了我和李曉明的關係，並說他留長發有點蓬頭垢麵，垢字不會寫，那個矮胖一點，年長的警官給我說那字怎麽寫。至此，提審就結束了，年長的警官還和藹地請我吃蘋果，我婉謝了。
我避重就輕說李曉明蓬頭垢麵也算不上誹謗，畫展前，一次我到長安縣杜曲西安美院他和劉小棣兩個人的宿舍，土塬上的一間小屋，桌上的塵土落了足有銅錢厚！他倆也大約是當時美院絕無僅有的兩個留長發、穿喇叭褲的人！傅強和馬驊等人的宿舍裏，門後放著一隻碩大的尿桶和一堆啤酒瓶，其中幾隻容有可疑液體。我納悶，既然有大尿桶，還用啤酒瓶幹嗎？他們笑著說，冬天啊，五、六個人往桶裏尿，再加上喝啤酒，很快就滿了，沒人願意倒尿桶，廁所很遠，就利用啤酒瓶，然後把發酵的酒瓶摔在附近的教室牆上很痛快！
臨走時，年長警官問了問我對監獄裏的生活習慣不習慣，有沒有談女朋友？對這個問題，我很警覺，但顯然，人家隻是隨口問一問，該警官還順口說他知道我家庭，我父親的情況。對了，還隨意問了參展詩人阮小伍1981年畫展後自殺未遂是怎麽回事？和畫展有關嗎？說實話，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小伍當年的實情，隻記得當時到醫學院附屬醫院去探望他。後來，和小伍多次見麵也覺得不宜追問。但有一點我肯定，和物質無關，和精神、情緒有關，也和畫展後社會、家庭的壓力有關。小伍的父親當時是中共陝西省黨校的校長、黨委書記、陝西省委常委。但我回答警官提問時，隻說猜測自殺跟個人情緒有關。
此次提審後，我才把被抓和當年的畫展聯係起來。
1982年的一天下午，學校團委組織學生在校園裏打掃衛生，搞綠化，楊希文老師過來和我隨意談話，他當時是學校團委書記。他說，校學生會曾考慮讓我擔任文體委員，後來，有人提出異議就做罷了。異議就是指我參加了《西安首屆現代藝術展》，他說，這個展覽後來一度弄得很緊張，因為省委一度把這個展覽和一本地下刊物《視野》，還有一件什麽事，列為陝西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來抓，外院有孔長安和你參展，所以，到省委8號院開會時，校長和我作為涉案單位負責人列席，會上看到你們畫展的照片檔案，還好，你們，還有美院的人都是在校學生，最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才能說這件事。回頭你找一下你們係的書記，把當時畫展的情況說一下就過去了。後來，孔長安說，楊老師也找他聊過，在省委的會議上對畫展參與者的定性曾有爭議，差點定性為敵我矛盾實施抓捕。畫展成員裏，高洺、陳克雄和王蘇川又和地下刊物《視野》有關，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自然是政府有關部門重點監控的對象。當時《視野》的一個重要參與者，叫張世和，現在是網上知名博客寫手。
楊老師跟我談話很和藹直率。我一點也沒感到壓力，相反，心裏還覺得挺溫暖。衛生一搞完，我就興衝衝地去係裏找到黨支部書記，一個姓任的轉業軍人，老穿著軍裝。我把畫展的事說了說，我有意噴了一套現代藝術如何如何，估計他也沒聽懂，也插不上話，最後，他說，辛校長要了解情況，你回去寫個材料交給我。我一聽要寫材料，馬上警覺，忙說寫起來太慢，我直接找校長匯報！任書記隻好答應。晚上，我找到辛校長家，自報家門說前來給校長匯報1981年畫展的事，印象中辛校長個子高高的，瘦瘦的，是位儒雅的長者，很客氣，說，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就是個畫展嘛！不用匯報了！但請我在沙發上坐下，說他喜歡跟年輕人交朋友！他很隨意地和我說了幾句話，我也識趣地盡快告辭，出門後鬆了一口氣，這件事終於沒寫材料就過去了。
在獄中想，畫展的事還沒過去？參展者入獄的有李曉明，他是畫展的主要發起人，在受審院他被關在二排，我在一排，但當時我不知道。後來他說，一個姓朱的警察對他挺好，讓他給收審院畫壁畫、牆報，他有意磨蹭，畫了擦，擦了畫，想給蘆葦和我留個機會；王蘇川是參展的詩人，畫展的前言好像是他和詩人阮小伍聯合撰寫，極有才氣；小伍和陳克雄等人沒有進去，但和多數畫展的參與者一樣，都被警察傳訊過。其他未入獄的參展者有已經分回蘭州教書的劉小棣、有逃到外地躲風的劉藝傑、有已經回到軍隊工作的張雨方。雨方如沒回部隊，八成也得落網。他在美院上學時，據說經常是當其他同學都跑完早操，才看見他打著哈欠，睡眼惺忪地抱著鋪蓋卷從學校山坡上的深處走出來，同時沒出早操的大約也有一個女生；傅強、孔長安、馬驊和郭線廬等人沒進去，大概生活作風實在是太嚴謹了，或者說是女友管教得法，連警察也無法見縫下蛆。傅強當時的女友是石魯的女兒石丹，他們結婚是在83年大逮捕沒過多久。同時期，孔長安趕緊和西安外院德法係的校友丁緯結了婚，從此沒出現過誹聞——其實他婚前也沒出現過誹聞；前段時間在美院碰見郭線廬，夫人還是原配；還是前段時間，馬驊和李曉明、相西石在我家商議做個先鋒戲劇的事，晚上11點鍾還沒到，馬驊就趕緊回家了，他走後不到5分鍾，他老婆已經輾轉從傅強處要了我的電話，打過來查證丈夫的行蹤。多年來我總在馬驊臉上能看到手指甲抓出的一抹傷痕，總不好意思詢問，直到年前的一次聚會上，我才忍不住問他，才知道那是一道傷疤，是小時候被隻雞啄了！詩人高洺入獄，除了畫展的事，《視野》雜誌的事，大約也和她的性別有關。高洺當年生活上很高調，長得漂亮，軍幹家庭出身，又有才氣，是當年西安最早一撥塗口紅、描眼影、抽煙用煙嘴的女性。記得畫展期間，我去東大街青年會（畫展場地所在）在長長的通道裏碰見我的老師，長安畫派前輩康師堯先生。先生剛從畫展出來，笑著說，看見你的畫了。年輕人很有朝氣！突然眉頭皺了下，問我，那個塗口紅，叼紙煙的女人是誰啊？有點看不慣。
入獄的蘆葦，日後在中國影視圈以“第一編劇”著稱，作品有《霸王別姬》、《活著》和《圖雅的婚事》等。當時，蘆葦在西安的藝術青年裏名氣很大，尤其以其豐富的外國畫冊收藏著稱，也難怪，蘆葦文革時曾用架子車從西安的一些單位圖書館等處偷書。蘆葦偷書是真讀，他是西安一個讀書會的成員，其成員之一是現任國家領導人的王岐山。我剛學畫時，一畫畫的問我，你認識西影的蘆葦嗎？好象認識不認識蘆葦是判定畫畫的段位的一個尺度一樣。後來偷書事發，派出所的人從蘆葦的幾處藏書點用大卡車拉走了一車圖書畫冊。蘆葦雖然沒有直接參加畫展，但一直是該畫展的熱心支持者，也是第一個收藏我作品的人。但這幾個參加畫展的人入獄顯然不是西安“嚴打”的理由啊！遑論1983年全國範圍內的“大逮捕”！
三
1983年前後，跳舞是少數人的活動，能看黃色錄像的人就更少了，電視機、錄象機還是奢侈品。從國外帶回來的黃色錄象帶更稀罕，不像現在，去農貿市場買菜，都可能碰上個抱著破紙箱賣黃碟的，還沒人買。入獄的除了畫展的參加者，更多是因為跳舞和看黃色錄象進來的。這部分，我能叫上名字的大約有三、四十個人吧。我發現這幫人有一個共同點：大多是高幹子弟，且互相認識。
蘆葦出生在北京中南海。當時，蘆葦的父親在林伯渠手下做事，母親在中南海的衛生所裏做護士。據蘆葦母親講，一次她抱著蘆葦碰見散步的毛主席，主席和她說了幾句話，還摸了摸蘆葦的頭。我說，哎喲，不得了！這被皇上摸過頂，怕是比達賴或者班禪摸頂更厲害啊！後來，蘆葦父親隨習仲勳回到西北局工作；
胡佐林是陝西軍區司令員胡炳雲的兒子。他不會捉虱子，也不屑捉，就忍著，忍不住了，撓撓，有大將風範。我出獄後受佐林之托，到小寨陝西軍區大院胡炳雲家造訪，通報了佐林的情況，印象深的是中式便裝的胡司令頭上戴了一頂黑色的網帽，讓我聯想到舊日的大軍閥；
徐明，父親是蘭州軍區後勤部部長；
權明，家住某幹休所；
前述詩人王蘇川，父親是西藏駐西安辦事處主任；
一排四號的“號長”惠京鵬，父親是陝北籍老幹部；
牛小牛，父親曾是西安警備區的司令員；
高洺，父親是劉伯承、鄧小平劉鄧大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1983年時任西北軍事通訊工程學院政治部主任，副軍級；
楊小健，父親是西北大學的一個校長。比我高一屆的外院校友，在學校時和我、喬良都是迪斯高俱樂部的成員，所謂俱樂部就是全校十幾個愛玩的學生，七七屆英語係的喬良、七八屆英語係的錢壁如、亞飛、李海軍、七九屆英語係的我、七八屆德法係的楊小健、呂克敏、日俄係的馮慶賀等人，每到周末，湊錢買上一桶啤酒，在某個教室辦舞會而已。因為當年迪斯高最早在西安興起就在外院，所以，周末的舞會在西安挺有影響，社會上的時尚人士經常去光顧。俱樂部成員裏沒有孔長安，他是好學生，學生會幹部，從來都是聰慧端莊的樣子，偶爾會睜大眼睛，露出一副天真無邪無辜的表情，從不涉足各種舞會。到今天我都懷疑他是否跳過舞。
小健在學校時比較清高矜持，話不多，也沒發現他對文學藝術太感興趣。一年後出獄到我家，我發現他變成一個亢奮的健談者，從文學到藝術，從梅洛龐蒂、薩特、福柯到畢加索，談起來滔滔不絕，稍有停頓，我正想插話，他又說起來，原來他停頓是為換口氣。當時，社會上已經是燈紅酒綠，到處都是舞會，這讓我們有點冤，覺得不出去跳舞更冤。一次小健帶我去某賓館的舞會，還見到了胡佐林的老婆，一個美女，能量很大，上海人。若幹年後聽說她牽涉到文物案中，後來有個紀實公安劇《西安大追捕》，裏麵的罪犯入室殺人搶劫，她是受害者，所幸，逃過了一劫。再後來，小健出了本詩集，寫得挺好。憤怒出詩人。小健畢業後一直在旅行社做導遊，據說，二十年前曾偷渡到澳門，呆了幾天覺得沒意思又回來了。不知現在還寫詩否？
我父親不是高幹，曾是個舊軍人。清末在山西上新式軍校，參加辛亥革命時任山西革命軍某部營長，後任歸綏（現呼和浩特）警察廳廳長，被閻錫山派往日本留學回來後在西北軍裏任過職，解放後是所謂的民主人士。
在監獄時，我對抓這麽多幹部子弟想不出什麽原因，當時的官方說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對此，我是半信半疑，信的是，抓進去的幹部子弟確實沒有一個通過“走後門”被釋放；疑的是，有關部門趁此機會懲辦一下當年參加畫展的人，當然，是以其他的借口。後來，我見到李曉明，他說，他舅舅當時是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事先已經知道要抓他，但嚴守組織紀律，等他出獄後才告訴他。此外，曉明還告訴我，他的前嶽父，是個法官，結婚前把他的案卷調出來，仔細看了一遍後說，都是畫展的事，跟刑事案件無關。同意把女兒嫁給曉明。
當時，不是僅僅西安抓了一批幹部子弟，全國是一盤棋。天津槍斃了朱德的一個孫子朱國華，時任人民銀行天津分行行長，因和多名女性有關係，也被槍斃了（數年後，這個傳言被媒體文章證實。我是從上海出版的《報刊文摘》上看到該文章）。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兒子胡曉陽、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陳曉蒙被判死刑。陳其五的另一個兒子陳冰郎同時被判無期徒刑，後死於獄中。當時的報紙上以建設社會主義法製的名義，特別提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口號。
今天回看1983年的“嚴打”，顯然不是為了社會治安問題，那時候比現在的社會治安好多了；也不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用搞運動的方式打擊刑事犯罪，本身就是不按法律辦事，更談不上民主了。全國統一抓了一大批幹部子弟，難道他們是改革開放的障礙？改革開放的障礙會不會是那些文革之後官複原職的老幹部們？他們想要回到的地方是文革前的“十七年”？ 抓幹部子弟是“敲山震虎”？我不得而知。印象中，老幹部大規模退居二線就是從1983年前後開始的。如果真是那樣，當年抓的那些“真正”的刑事犯人就是陪襯了。
中國古人有所謂幾大“煞風景”之說，如在花間晾衣服，把腳伸到泉眼中洗，等等。還有一條是“村夫論朝政”，我就打住吧。
四
每月10號是收審所允許家屬送東西的日子，規定隻許送被褥衣物等生活用品，食物隻準送大蒜和鹽，大蒜可以預防拉肚子。書籍不許送，理由是防止犯人用來卷煙抽。我進來時帶了一本小英文詞典，沒多久獄警在牢房搜查違禁品，要沒收，我當警察的麵把詞典拆開，說是當手紙用，警察也就放了我一馬。後來真當手紙用了。之後，我向管我們4個監室的郝姓警官，一個相貌堂堂的陝北人，請求準許我家人送一本英漢雙解詞典進來，他不但準許，而且當眾對其他犯人宣布不準偷我的詞典去卷煙抽，否則嚴懲！讓我很感動。後來，我讓家人把我最好的一身毛料中山裝也送進來，還有皮鞋、鞋油。沒事把皮鞋擦得錚亮，坐在光線、通風較好的牢門前翻字典。那時候，我們一排四號監室是全收審院的衛生模範，像軍人營房一樣把被褥疊成豆腐塊，因為好幾個難友都當過兵。
1984年元月10號。勞動號叫我的名字，我還以為循例是讓我去幫著檢查家屬所送的物品，看是否夾帶了違禁物，忙穿上難友們給我準備的軍大衣，大衣裏麵用從口罩拆下來的紗布縫了一圈口袋，準備在查出違禁的香煙或煙絲（通常縫在被褥裏）、食物（如牙膏裏裝的豬油）等，偷帶回監舍。誰知到了值班室，一勞動號大聲喊：下冊（釋放）！我忙回到監舍，難友們已經替我整理行李。兩個月前，蘆葦被轉押去公安五處監獄時，我跟他告別時說的是一句粗話：錘子！表示沒有什麽大不了的。蘆葦的回答也是：錘子！這次我也用這標準告別語和難友們告別。走到值班室門前，循例請獄警檢查行李時（怕替別人捎帶信件），獄警笑了笑揮了下手，走吧！我連聲道謝。免檢，也是對我這個當了三、四個月號長的優待。我走了幾步，突然想起來，身上還裝著一合三門峽煙呢！這是我們幾個關係好的難友共同的財產，通過勞動號偷偷買進來，我來保管，是因為獄警定期到監舍搜查是否有違禁物時，號長是免檢的！忙跟獄警打了個招呼，回去把煙留給難友們，這才出獄。
母親和妹妹把我直接接到西安飯莊吃飯，她們發現我並不像她們想象的那樣饕餮。我在裏麵沒餓著。開始一些天，肚子還有油水，等沒油水時，我已經當號長了，可以吃大碗菜了。所謂大碗菜就是每次開飯，先把五、六隻大碗用菜裝滿，供號長及其“小崗”（打手之類）享用，其他人則是小碗裏稀湯寡水的盛點菜。
回家後看到女友寫給我的一封信，斷交。她父親是軍人，很正統，她和我交往時間僅幾個月，對我不十分了解，在壓力下寫這封信，我很理解。後來見麵，她表示可以繼續談，但當時我過於驕傲，沒接她的話。
第二天，我到市公安局辦手續。吃驚地發現，給我看的文件上寫著：因流氓罪收審，經審查不構成犯罪。我自是抗議，覺得流氓罪名讓我受了“侮辱”，在監獄裏，流氓罪叫“花案”，是最被其他犯人瞧不起的。而且即便在1983年，大致的法律框架還是存在。比如，你交代和某女孩天天做愛，持續好幾年，沒事兒，那叫通奸，不構成犯罪；你交代和某女孩隻幹了一次，很可能被定罪為強奸；一次沒幹成，可能是“強奸未遂”；你說什麽也沒幹，隻摸了屁股或奶，得！流氓罪！隨便可以判你三年勞教！
我和警察理論。警察說，沒說你是流氓罪啊，懷疑你是流氓，經審查不構成犯罪嘛！我不滿寫不構成犯罪，應該是無罪釋放！該警察笑著說，你就是無罪，我們也不能給你寫無罪，為啥？回頭你會拿著這個去告我們！為啥？給你寫無罪，那不等於說我們收審你有罪了？接著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本條例讓我看，說接受收容審查是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義務！又說，既然是公民的義務，收審就不是刑事處罰，如果是拘留，哪怕是半天，那也是刑事處罰，要進檔案的！收審不進檔案。我說我怎麽跟學校講啊？他說，你不怕。我們不給你檔案上留任何東西，我們負責到外院和美院口頭解釋！至此，我就依了吧。
我是出獄比較早的，一個星期後的一個雪夜，李曉明敲我家的院門，他當時的穿著特老實，戴老式的棉帽、口罩，穿一身勞動布工作服，穿老式的棉鞋。情緒很低落。我當時跟他開玩笑說，勞改隊治百病。你怎麽出來倒像病了？我從他口中知道，他早我近一個月出獄，出來後曾來我家，給我母親說了說裏麵的情況。高洺被敲了三年勞教，罪名是“非法同居”。到現在我也弄不清楚什麽是合法同居。既然是“非法同居”，何以另一個同居者放了，她被敲三年勞教？李曉明說，她嘴太硬，大概讓警察下不了台。
高洺解除勞教後把她入獄的經曆寫成小說，多年後在一家記實文學刊物上發表。前些年她歸依佛門，常年在終南山裏修行，去年春節期間，聽說她回到西安，我和李曉明、他的第二任妻子美鈴，還有相西石，專程去探望她。她正在撰述一本用佛家理論闡釋夢境的書。
光明在裏麵呆了一年；
蘆葦被敲兩年勞教，八個月後獲釋；
喬良兩年勞教；
徐明一年勞教，後赴深圳經營房地產，放浪於江湖；
王蘇川被判得最重，六年。不是說他罪重，而是他不巧被歸在一個搞攝影為首的“流氓團夥”裏，首犯宛然被槍斃了，他“團夥”的其他成員也就水漲船高判得重。在公安五處監獄，王蘇川曾被刑訊逼供，但他“鋼口”好，硬是沒認，連刑訊他的警察也說他是個漢子。最後，王蘇川也沒呆夠六年，提前幾年釋放。川是個江湖散淡之人，出來後就到西藏、尼泊爾等地雲遊，經年不歸。
五
出獄後我到美院報到，教務處借口我沒有按時報到，已經把我的檔案退回外院。
按通例，在派遣證簽發的數日內就應該報到，畢業時我也按時來報到，但出了點問題。外院說好是分配我到美院，但教務處卻讓我去美院附中，我拒絕。僵持之際，我去見劉蒙天院長，此前不認識，自我介紹，申訴理由後，劉院長答應在院裏替我斡旋，說現在已經放假，事情應該沒問題，讓我開學後來報到。
劉院長為什麽給我麵子，答應斡旋呢？緣於一年前，我曾給他寫過一封信，就美院邵養德老師在西安外院的美學演講，提出了幾點意見。那封信是署名的。
邵老師那次到外院演講前，我跟他沒見過麵，但從美院參展者那裏經常聽到邵老師大名。剛開始都是“正麵”的，他們很喜歡邵老師的課，也很喜歡邵老師這個人，經常模仿邵老師獨特的山西味普通話。邵老師也很鼓勵他們進行藝術形式上的探索，從某種意義上說，邵老師是西安現代藝術的鼓吹者和教父。原本邵老師答應為《西安首屆現代藝術展》聯係場地，地點定在興慶宮公園，當時那兒的美工是邵老師的朋友，臨近開展，邵老師突然說場地黃了。美院的學生們都認為邵老師是臨陣退縮，釜底抽薪，對他義憤填膺，於是，我也就對邵老師留了個不好的印象。後來，畫展的場地是李曉明、傅強和我聯係的。我們到陝西省美協找駐會畫家陳嘉詠先生談，想借用美協的小展廳。陳先生對我們很支持，他說，隻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好事嘛！可以給西安畫壇的死水裏扔一個石子兒！但美協的展廳太小。陳先生推薦我們去東大街青年會聯係。最後的展地就是在青年會。現在回頭看這個展地，似乎有一種關聯性。青年會的全稱是基督教青年會。
1982年，社會上搞“五講四美”時，西安外院請邵老師辦一個名為“五講四美與美學”的講座。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邵老師。我甚至還記得邵老師夾雜著山西口音普通話的開場白：講美學，語言要美，形象也要美。我這個人長得很醜陋，坐在廣廳大眾之前，感到很渺小！
講演的內容挺有意思，隻是“肉感”、“性感”之類的詞出現的頻率過高，或者說黃世仁也欣賞喜兒的美，黃世仁對喜兒也有愛情之類，和當時的意識形態有點不合拍。講座後的某天，我去孔長安的教室，孔長安正做作業，我等得無聊，想起來邵老師對畫展的“釜底抽薪”，便要了紙筆，就邵老師的講演給美院院長劉蒙天寫了一封信，信很短，隻有半頁紙，列舉了講演中“出格”的幾處，署上我的名字和班級。長安看了還勸我不要寄，我說了原因後，長安就作罷了。後來的反饋是，美院找邵老師談話，從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邵老師沒有到其他高校演講。我還挺得意的，覺得為畫展出了口氣。把信的事告訴李曉明，曉明也挺高興。大約三年後，1985年，一天李曉明到我家，說邵老師應邀給《美術思潮》寫文章，介紹當年的那個畫展，邵老師邀曉明、傅強和我去他家。我一聽，連說不去。曉明問為什麽，我說當年寫那封信，不好意思去。曉明說，你不去，邵老師也知道是你寫的！原來，曉明早告訴邵老師了。我說，那好。我去就算是負荊請罪吧！當年寫信是年輕氣盛，盡管沒有捏造什麽，但畢竟是“公報私仇”，三年過去了，我也蹲過監獄了，回頭看，也能理解當年邵老師的謹慎，邵老師早年就被整的不善，下放好多年。我實際上也參與到整人的行列，很後悔和內疚。邵老師大度，原諒了我。從此，我們多有交往。內心對邵老師極為尊重。邵老師心靈純淨自由，思維敏捷，談吐幽默，熱愛生活，現在雖然已年過七十，留著串臉胡，眼睛依然清澈明亮。前段時間一個飯局上，一年輕朋友跟邵老師開玩笑，問邵老師怎麽沒帶女朋友，邵老師笑答，我有好幾個女朋友，你問的是哪一個？
出獄後，為報到的事我再次找到劉蒙天先生，他已經退休了。我在美院校園裏找到新上任的陳啟南院長，做了自我介紹，他不耐煩的邊走邊擺手讓我不要找他，去找教務處。他是個瘦高個，臉長胳膊也長，胳膊一擺也比一般人長，拒人於千裏之外的效果很好。在我入獄前一個月，外院的一個前外教蓋瑞讓我幫他和西安美院聯係一下，談和加拿大某學院的合作事宜，我找了劉蒙天先生，劉先生說自己已經要退下來了，讓找即將上任的陳院長。陳院長當時家在西安音樂學院內，蓋瑞和他會談，我做翻譯。當時，他對我頗熱情。
1990年前後，傅強為了給我找個事幹，讓我任西安文寶齋畫廊主管，不給我經濟任務，隻讓我保持畫廊品位。當時，文寶齋是西安最大的旅遊品商店，隻接待國外來的旅遊團，傅強是那兒的經理。店內賺錢的是賣商品畫和其他商品。所以，畫廊要和所謂的商品畫區分，經營的畫家都是西安一流的，油畫有劉愛民、崔國強、郭北平、張寶洲、張建群、郭榆生、王勝利、景柯文、孫蠻等；國畫有方鄂秦、陳嘉詠、江文湛、王炎林、劉文西、陳國湧、陳之林等；以及版畫家安正中、水彩畫家梁文亮。一天，已從院長位置退下來的陳院長讓人傳話讓我去他家，原來他畫了一些國畫（他是雕塑家），希望在畫廊寄售。前段時間，劉藝傑讓我去外麵吃飯，去了才知道，藝傑和陳敏夫婦是專門請陳院長，讓我作陪。藝傑對他很有感情，《西安首屆現代藝術展》後，陳啟南院長對美院參展的學生們還是鼎立護持的。現在他已經是個慈祥的老人了。我想他肯定不記得我了，也就像對長輩一樣給他敬酒。誰知，藝傑偏偏提起當年美院把我退回外院之事，弄得我有點尷尬。好在陳啟南先生早不記得這事了。眾人繼續把酒言歡，吃完飯往出走的時候，我照應陳啟南先生上台階，他客氣地說，當年放走了個人才啊！這話倒讓我慚愧了。
對了，在畫廊工作期間，還見到了當年抓我的警察呂某，西裝革履，燙著小卷發，拎著公事箱，剛從日本回國，此前在國內犯了什麽事，也蹲過監獄，他當時是找傅強談什麽生意，當時給我的名片上，他起了個日本名字，叫某某某郎，供職某株式會社。當年抓我的另一個警察魏某曾找我換了點兌換卷。
回到外院，學生處的老師說，現在分配已經沒有什麽好單位了，讓我自己聯係隨便什麽單位，學校給我發派遣證。這其實對我是非常優惠的待遇，但我當時無心找什麽工作，隻是為了安慰一下家人，就請學校幫我聯係。期間，任剛老師幫我聯係了西安交大，後來的反饋是高教局認為我不適於進高校。這時，學校給我聯係了西安國防工辦，我挺滿意。在外院辦手續時，見到團委書記楊老師，他很熱情地和我握手，說，辛苦了！然後說，你轉團關係時把欠的一點團費交了吧！這讓我很溫暖。楊老師傳達的信息不是交團費，而是說，學校對你沒有成見，不做任何處分。
幾年後，當年一塊被抓進去的那些人（大多為幹部子弟）陸續被減刑，從監獄出來，都回到原單位，沒有一個被開除公職的，在監獄期間的工資不補發，但計算工齡。看來，國家對這批人還是有一個統一的，比較懷柔的政策的。
我到國防工辦報到，轉到下屬的114廠，外院學生處老師說，談好是讓我到該廠的工學院教書，可報到後，讓我去子弟中學，我想，中學有圖書館、有運動場也不錯吧？可去一看，校園位於工廠住宅區，全部的空地就兩個籃球場大，教研室一間房裏擠了七、八張桌子，還要坐班，我隻好拒絕，讓他們把我退回外院。該廠人事處的很憤怒，覺得我侮辱了他們廠，說他們廠曆史上還從來沒有分來不想來的！我說，那我就破個記錄吧。為了整我，該廠人事處拒絕把我退回外院，我則幹脆不去，一分錢沒領，一天班沒上。據說，他們後來把我除名了。
朋友們中，陳克雄是先於我辭去公職，做了一段時間生意便收手不幹了，直到今天。我們倆可以隨意揮霍時間，一杯茶一支煙，海闊天空地聊一些小說、電影、藝術，雲裏霧裏檢點一下老、莊、禪。一次聊起蘇聯，我和克雄都對中國社會的進步由衷地感到欣慰。為什麽？在中國，我們享有拒絕工作的自由。而在蘇聯，一個人不工作就會被押到西伯利亞去勞改，罪名是“寄生蟲”罪。
克雄的父親出身於泰國一個富裕的華僑家庭，早年回國參加革命，後在陝西省黨校教馬列主義，英文也很好，去他家常見老先生讀英文。改革開放後，老先生去泰國探親，他弟弟見他劈頭就說，那時候不讓你回國，你非要去！現在怎麽樣？文革整你，抄你的家！我呢？已經玩了上千個女人了！這話讓克雄的父親懵了，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沒法理論。
將近二十年後，為辦護照的手續，我去114廠，在門口辦理出入證時，辦證的女職員忿忿地說，什麽破廠，能幹的人都跑完了！
我雖然不是能幹的人，但聽到這話絲毫也不傷感。
辦手續，該廠人事處的人拒絕為我出具證明，反而讓我把檔案帶走。我說好啊。他們心理又不平衡了，商量了一下，讓我交數千元的“檔案保管費”。我隻好露出幾分青皮氣，要跟他們鬧。他們一看，又商量了一下，讓我出了幾百塊錢帶走檔案。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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