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安局內定死刑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二
大朋口述 丫丫整理
大朋，1955年生。1983年在西安工業展覽館工作。與宛然一案，黑社會流氓跳舞團夥。罪名：以談戀愛名義奸汙女青年。被判15年，減刑7年，假釋3個月，共坐牢8年。
“我們有一個在北京法院工作的同學，他來西安出差，到蓮湖分局提出來能不能見一見，公安局說前四個你就甭見了，都是定了死刑的。你看，還沒上檢察院呢，公安局一家就定我們死刑了，他們就是在湊名額。”
我與宛然一個案子，我是第三被告，被判15年，坐牢8年。宛然是第一被告被判死刑。事情過去三十年了，去年八月份我們去看宛然他母親。他們就這一個兒子。他父親一言不發，她媽抱著宛然的像哭，老太太見了我們幽怨地說：“你們還都活著我的兒子沒有了”。他媽說，你看啊，我給共產黨幹了一輩子，在公安局當大夫幹了幾十年，我是建國後第一批女幹警。出事之前好多人都找我辦事，結果兒子出了事情就都躲著我了。
我們這個案子裏基本都是同齡的。我和宛然是同一年的，從小就是同學，住的很近，在一個學校上學，我和宛然也都當過兵。當時我們並沒有經常在一塊跳舞，互相聯係的也並不是很緊，不是案子裏麵描述的那樣整天搞流氓活動，整天跳流氓舞。咱還有工作呢，都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我在工業展覽館科室工作。
宛然確實是一個攝影發燒友，他想自己搞創作，不想在單位幹了。在1981年咱國家還沒這個先例，單位說你不能辭職，你不願意在這幹了可以調到別的單位去。於是他媽給他聯係到音樂學院，那裏剛好有一份搞攝影工作的空缺，就是為學校裏麵的宣傳欄拍照片等。到音院以後他又想要利用寒暑假出去采訪、拍照片，學院不同意，那時學生放假教職員工不放。他就因為這再加上經費等問題跟學校鬧的不愉快，寫了辭職報告，學校也沒有批。他一生氣就不幹了。這時人民畫報登了他的好幾幅攝影作品。82年改革開放前期，允許有個體戶了。他就注冊了營業執照，可以開發票，他給一些工廠弄個宣傳畫冊什麽的，有時候能聯係到大企業的話，還是有些收益。再說他當過兵，知道新兵入伍帶上領章帽徽，都想照張相給家裏寄去，可部隊沒有那個條件，他掌握了這個信息就去部隊，一卷膠卷照36張，一張一塊錢，他自己回來洗，放大、製作。那個時候工資一般都三、四十塊錢，宛然幹這個能保證他自己的收入。但他不是一個純商人，他往往弄個五、六百塊錢就出去天南地北地拍照片了，攝影在當時是比較奢侈的事情。現在說搞藝術的拍點裸體不算什麽，那個時候的社會可不像現在花點錢就可以找個模特兒，當時主流社會認為拍裸體是下流的。所以宛然要拍裸體也不易，他的起訴書上有這條。
西安當時抓的人太多，看守不夠，從市交警隊抽來了一幫交警。宛然他媽通過交警隊的關係，給宛然帶的話還是寫的條子具體咱不清楚，意思是叫宛然什麽都不要說就完了。宛然剛抓走的那幾天，我還沒被抓的時候，公安局通知家裏送東西，我也在宛然家幫忙送東西，這次我也送過條子，也是叫他什麽都不要說。可據說他第一次就把所有跟他有關係的女的都交代了，交代了七個。七個女孩都很生氣，因為宛然把她們交代出來，於是有五個一口咬定他強奸，當時強奸不強奸就聽女孩一句話，公安局問：你願意不願意？女孩隻要說不願意。
我也被定流氓罪。判決上說我參加流氓活動，跳貼麵舞以談戀愛為名奸汙女青年兩名。我們前四個被告原來都是定的死刑，那時我們四個都準備就死了算了。我們被關在五處時，管教從小風門裏看我們就是“看你差不多了”的那種神氣。
我們有一個在北京法院工作的同學，他來西安出差，到蓮湖分局提出來能不能見一見，公安局說前四個你就甭見了，都是定了死刑的。你看，還沒上檢察院呢，公安局一家就定我們死刑了，公安局就是在湊名額，比如上麵下任務要五十個或一百個死刑，這四個就算湊上數了。83年嚴打西安共槍斃了四批，第一批在12月份。當時市局也想把宛然案子弄在第一批，但案子牽扯的人多弄不過來。第二批是大年三十，我們是第二批。第三批我記得已經到來年的7月份，是84年7月24號。
後來我很堅定地認為我死不了，天不會滅我。因為我的事情就那麽多在那擺著呢。我那個從小到大的在北京的同學，他一直惦記著我，通過關係直接到監獄來看我，他說你死不了，給我吃了一點定心丸。另外，我在那個號子裏的號長於半仙是個傳奇。他因為調工資還是調房子的事，曾在七十年代去北京上訪，也不知道怎麽就走到中南海裏麵去了，看著風景好就進去了。他進去了以後，從樹上跳下神兵天將直接把他撲倒。以後人家追查這個值班的責任，說中南海連蒼蠅都飛不進去啊？！幸虧還有哨兵在樹上呆著呢！他被押回來後就關在五處，沒有任何罪名，關了七年。所有的老看守都認識他，他當了七年號長而且特殊待遇。
於半仙在監獄裏麵呆得無聊，天天看犯人，學會察言觀色。他可以看出這個新進來的人是重罪還是輕罪，是小偷、流氓還是殺人犯，很神奇。他給我看說：你是15年有期徒刑。還有我親眼所見有一件事：那天中午進來了一個農村娃，愁眉苦臉的，按號子裏的規矩，新進來的往後頭走，坐在那等候發落。冬天的太陽可以斜進號子，我無聊地坐在床邊上曬太陽，離他很近，我又好奇地朝他挪了兩步。於半仙給我使眼色，說你離他遠點，黴氣上臉了，就是活死人啦。這時紅頭要過他的起訴書來看，是渭陽法院判決的死緩，已經判過了，檢察院嫌判的輕抗訴，你看死緩都嫌輕還不就是死刑了？給他定的是輪奸。但他給我們講，他跟他村子裏的另一個男青年，在看電影時認識了一個野雞（娼妓），他們用自行車把野雞帶著，在鐵路邊上，兩個人輪流跟野雞發生了關係，給了可能是五塊錢三塊錢就是這事情。到83年嚴打搞運動時候，公安把那個野雞抓了，野雞就把他倆供出來了。按說跟野雞不能算強奸，但那個野雞一進公安局就變口了，說他倆是強奸沒給她錢也沒給東西。最後給他們定的是強奸和輪奸。法院宣判已經七、八天了，上述期還沒到，因為打算要槍斃的人數不夠，檢察院就抗訴，從重從快。趕在83年底，12月30號那一批，就因為湊人數，給這個農村小夥槍斃了。那時候把已判了刑、到了勞改場的犯人，重新從勞改場拉出來，再判一次就槍斃了的例子很多。管教經常對犯人說，以為你進了監獄就進了保險櫃了？
宛然到後期精神都亂了。中院開庭時，我們都在庭上站著，我是第三被告，我和他隔著一個人，我在手上寫字：翻供，翻供。翻起手掌給宛然看，可宛然沒有任何反應。我們每人後麵都有一個法警，我這個動作自然逃不過後麵的法警，他說，你*****的在這還串供，現在串供來不及了。去法院來回的路上，我們都在一個警車裏坐著，跟他說話，他都已經傻了，他已經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封閉裏了。有一次提審完我們倆打了個照麵，五處的巷道很長，按規矩，兩個犯人碰麵後，一個要麵朝牆回避，我等他提著鐐走過來，側著臉對他示意：翻供，不敢胡咬。他“*****的”連看我都不看。我還在五處給他打過“電話”，那時號子裏麵的通訊就是“打電話”。每天晚上號子裏的風門都要被打開，一個為的是通風，一個是便於值班的警察查看。我與宛然的號子是斜對麵，我們利用當兵的轉開身的機會與對門的互相說話、串供。夜深人靜聲音不大也能聽見，五處西北角是關女犯的。女號有一個很大的窗戶，那些女的夏天晚上穿得也比較單薄，人家女號一發現男號這邊有人偷看，就一齊叫喚：流氓、流氓不要臉。這時值班的就會蹬、蹬、蹬跑過去，這段時間就是打電話的最佳時間，我們就是利用這個空隙，兩個號子互相打電話。我示意對麵號子裏的人叫宛然跟我說話，聽對麵號子就問：誰叫宛然？宛然回說沒叫宛然的。
我覺得宛然莫名其妙地有怨恨心理，他想著是我們把他害了。蘆葦曾和宛然關在一起，蘆葦說，宛然給自己製定了一條活命路，靠揭發別人減輕自己的罪。他白天黑夜不睡覺地寫揭發信，不脫衣服，披著大衣，把紙和筆放在枕頭旁邊，想起來就寫，有時把手放在被窩裏，在草紙上寫。
我想當年我們都太年輕，沒見過這陣勢，宛然一進公安局就軟了，簡單、天真，承受力低，有他性格、品格的弱點。但無論如何，宛然也罪不至死。再說，設身處地想想，我們誰在宛然的處境，又會怎麽樣？
我被判15年，減刑七年，最後三個月假赦。一共坐了八年，我們都在機械廠服刑。
馬豔琴也是因跳舞案判的死刑。其實聽馬豔琴的妹妹說，馬豔琴十幾歲就得過神經病。楊和峰和馬豔琴一案，他是第四被告，判他死緩。他的死緩執行兩年後給改判了無期，無期又坐了三年，改有期，共關了20年。楊和峰關的時間太長了，腦子關傻了。他出來後在火車西站收破爛，倒騰廢鋼鐵，去年我聽說他又在開發區開了麻將館。他2000年出來的，我見他是03年。回來以後又跟了過去的一幫人，整天吃吃喝喝，我說他還不高興，他在裏麵過了二十年，像從外星回來，感覺不到社會的變化。
我從監獄出來後，也沒回原單位，我自己不去了。最後去了一回是因為要檔案。2002年陝西省有一個029號文件規定，說隻要曾在單位工作10年以上的，無論現在是否自己在社會上幹的，都起名叫靈活就業人員，可以參加社保。我的退休金現在改成社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