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不在險”出自於史記中的記載。戰國時期的魏國國君魏武候讚歎黃河之險，是魏國之寶。同行的名將吳起則認為國家之寶“在德不在險”。
在我看來，此說並不是以“德”來否定“險”，而是認為“德”與“險”同樣重要，或者是稍微重要。
“險”是險要的地形，這很容易理解；“德”則不僅是指君王的德行，也是指政治是否清明，軍備是否完善。
這方麵魏國恰恰成為一個反麵例子。由於政治因素，吳起被迫離開魏國；失去吳起的魏國出現戰略錯誤，與各諸侯國同時為敵，竟然遭到了戰國七雄中其中五個國家的攻擊，最終失去了黃河天險，被迫遷都至無險可守的汴梁，一百年後被秦國所滅。
而秦國興亡的經曆也印證了“在德不在險”這句話的正確。在商鞅變法後，秦國開始興起，並東出函穀關與“山東六國”爭戰；當山東六國組成“合縱聯軍”興師問罪時，秦國可運用少部分兵力在天險“函穀關”防守，主力則以逸待勞，等待“合縱聯軍”頓兵於堅城之下，師老兵疲之繼，一舉出兵擊敗聯軍；其後再對各國各個擊破。因此，戰國後期山東六國始終無法危脅秦的核心地帶，而秦軍卻能輕易攻擊敵國的核心地域。如此反複後，才有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一舉滅掉山東六國，統一華夏。
秦始皇死後，秦朝開始衰敗，各地出現反秦起義，秦國的天險再也起不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劉邦從另一處天險“武關”攻入關中時，秦王甚至不戰而降，秦朝滅亡。正所謂是“戍卒叫 函穀舉 楚人一炬 可憐焦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在中國各大區域板塊中，四川有“天俯之國”之稱。它的北麵以大巴山/秦嶺與中原分隔；東麵則有三峽天險；南麵和西麵是少數民族的落後地區；再加上內部的成都平原物產豐富，四川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然而，在中國曆史上，從沒有勢力能從四川興起而統一全國；反而四川的割據勢力隻能撐兩代人就會被從北方或者東方來的敵軍攻滅。這個現象也體現了“在德不在險”的意義。
四川的割據勢力，一般都是由外來者所建立（如公孫述、劉璋、劉備、王建、孟知祥等），與四川本地士人有矛盾。第一代占據四川的雄主不願或者不能出川攻下關中或者中原，十幾年後，原來的精兵強將會逐漸凋零；由於四川地形閉塞，與中原缺乏交流，境內的軍事或者政治人才往往得不到補充；到了第二代統治者繼位後，因為缺乏動力和自製力，往往會追求亨樂；再加上土客矛盾、軍備鬆弛，已經不是久經戰陣的中原精兵的對手。即使有劍門關、三峽等天險在手，也往往抵抗不了多久就會敗亡投降。
縱觀宋元以前的中國統一王朝，其都城皆位於關中或者洛陽，兩地也以“表裏山河 形勝之地”而著稱。在王朝興盛時期，就算有敵人能兵臨城下，也會很快被趕走；到了王朝末期，險峻的關城卻也無法阻止朝庭的滅亡。西晉末年，中原王朝的都城洛陽和長安第一次被異族攻破；唐朝中後期，在麵對叛軍或者異族叩關時，皇帝更是嚇得多次出逃。
宋元以後，關中地區因為開發過度，洛陽則因為漕運不便，都失去了全國的中心地位。元明清三朝把首都定在北京。北京外有燕山和長城鞏衛，內有漕運之便，確實適合作為首都。但在朝代末期，它也沒能作更多的抵抗，朝庭就土崩瓦解了。
至於偏安江南的割據王朝，一般喜歡定都南京。此地虎踞龍盤，曾作為六朝古都。盡管南京也很險要，但是鞏衛這些江南王朝的關鍵，是在於淮河流域，謂之“守江必守淮”。南朝在幾百年間，在江淮之間與北朝互有攻守。如果不是劉宋皇室自相殘殺，梁武帝接納候景以致引狼入室，南朝也不會輕易丟掉淮河南北的戰略要地，而最終亡於隋朝。可見守江山的關鍵，也是“在德不在險”。
一般來說，首都作為王朝的核心，一旦失陷，王朝應該就會很快滅亡。明朝時甚至把首都上升到“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高度。然而凡事皆有例外。唐朝時，曾出現“國都六陷，天子九遷”的囧事。而唐朝居然也靠此續命多150年。
唐都長安的首次失陷是在安史之亂的第二年。安祿山的叛軍剛攻下潼關，唐玄宗等人就逃到了四川。此後的二十多年裏，唐朝皇帝因為土蕃入侵和涇原兵變，又兩次逃出京城。黃巢起義後的二十多年裏，已經失去實權的唐朝皇帝更是六次逃出京城。這創下了中國封建王朝史上逃出京城的最高記錄，遠遠超過清朝的兩次。
這說明了幾個問題：第一是唐朝皇帝不相信京師之“險”，一旦周圍的要塞被破，則趕緊逃命要緊；第二是唐朝的“德”並未完全喪失，即氣運還在，地方上還是會聽命於唐朝皇帝，“百足之蟲 死而不僵”；第三是唐朝皇帝在逃離京城後，仍然能依靠地方上的錢糧和軍事力量來收複京城，撐到黃巢起義後才算是被藩鎮架空，名存實亡。
就著這個話題，再說一個北宋的故事。北宋初年，沿襲五代的傳統，國都設在了交通便利但卻無險可守的汴梁。公元976年，宋太祖在巡視洛陽時，就動了遷都的想法。當時他計較先遷都到洛陽，隨後再遷入關中。但是這一計劃遭到了大臣們的普遍反對。他的弟弟趙光義（即後來的宋太宗）還引用了“在德不在險”來反對遷都。宋太祖逐放棄了遷都的計劃。此後，北宋的首都一直在汴梁。
又過了一百多年，在“靖康之變”中，金軍長驅直入，很快就攻下了無險可守的宋都汴梁，擄掠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及大量後宮女子、金銀財寶等北歸，北宋滅亡。“在德不在險”這句話因此遭人詬病，被認為是導致北宋滅亡的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宋太祖的遷都計劃，可操作性不大，“在德不在險”隻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從經濟條件來說，經過唐末五代的戰亂和此前的過度開發，關中地區一片荒蕪，無力承擔首都的職責；洛陽則因為漕運困難，很難運糧供給大量人口。而北宋為防五代之弊，實行“守內虛外”的政策，京城必須駐紮大批禁軍及其家屬，才能安心壓製地方勢力；導致京城的糧食需求很大。洛陽也不太適合作為都城。從政治角度來說，一個王朝定都後，其中的利益集團關係必然盤根錯節，而遷都則會動了他們的奶酪，必然會遭到反對。所以秦漢以來，王朝定都後一般不會輕易遷都，隻有漢化改製的北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洛陽）和靖難後的明成祖（從南京遷都北京）兩次遷都例子。遷都也要動用龐大的人力物力來進行搬遷和安置工作，北宋初年百廢待興，確實沒有精力來作遷都的事情。宋太宗以後，北宋則先後與遼國、西夏交戰，財政入不敷出，則更沒有精力去遷都。
此外，北宋的滅亡並不能單純怪罪首都無險可守。據史料記載，靖康之變時數千金兵在黃河北岸，與數萬宋軍隔著黃河對峙。金兵擂鼓一晩上，宋軍一哄而散，把黃河渡口拱手讓人。以靖康之變時的宋軍素質，即使是把守天險，也很難指望他們能擊退如狼似虎的金兵。要怪就怪宋徽宗和宋欽宗兩位皇帝不會跑路。不說前麵“天子九遷”的唐朝皇帝，你看看後來的宋高宗趙構，天生飛毛腿，一路南逃，甚至逃到海上以躲避金兵的追擊，這才有了後來他能重建宋朝，妥妥的人生贏家。綜上所述，“在德不在險”並不能背北宋滅亡這口大鍋。
人們常說，讀史明鑒。從曆史上看，國家要長治久安，“在德不在險”；那麽作為個人，我們又能從中學到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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