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7期 作者：趙鵬
作者簡介：趙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實習員
1950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李承晚偽軍向北朝鮮發動全線進攻》的報道，發布了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6月27日，美國宣布武裝援助南朝鮮，隨後，又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給美國及其糾集的其他國家的侵朝軍隊披上“聯合國軍”的外衣，進一步擴大侵朝戰爭。三個多月後，為了反抗帝國主義者強加給朝鮮人民的侵略戰爭，中共中央決定派遣誌願軍入朝作戰，全國性的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群眾運動隨即展開，即抗美援朝運動。在這場運動的初期①，報刊媒體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擬以《人民日報》為例，對其宣傳方式進行初步分析。
一、強調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為運動的開展奠定基礎
毛澤東一貫重視戰爭中政治動員的作用，他認為：“什麽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麽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麽關係。”②朝鮮戰爭的爆發及隨後美國對我國領土主權的侵犯，迫使黨在我國已經進入和平時期後決定出兵朝鮮，並通過宣傳使全國人民明白中朝兩國“唇亡齒寒”的關係問題，也就是“為什麽要打仗”。
《人民日報》在宣傳中主要突出了兩個方麵。一是美國對台灣事務的無理幹涉。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竟然開始強調所謂“台灣的戰略地位”，並以武力幹涉台灣事務。1950年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召開會議，正式批準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實行所謂“隔離”政策，並聲稱“台灣未來地位”未定③。對此，《人民日報》於6月29日發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的聲明，譴責“杜魯門聲明和美海軍行動是對我武裝侵略”，並宣布“我全體人民必將從美侵略者手中解放台灣”。隨後，《人民日報》於7月3日發表《全國輿論痛斥杜魯門挑釁》，摘錄各地報紙言論，鮮明地將“朝鮮人民統一朝鮮”與“中國人民解放台灣”聯係起來。其中上海《大公報》評論道：朝鮮人民自己的事，應讓朝鮮人民自己解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在中國主權之內，解放台灣是我們的事……④
二是美軍對我國東北中朝邊境的侵犯。8月28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致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的電文，抗議8月27日美機4次侵犯我東北領空，3次掃射，造成中國公民3死21傷，7輛車輛損失。⑤8月31日，該報報道了美機8月29日的又一次侵犯行為，並於次日詳細地列舉了遇難者名單。⑥後續還有采訪受傷人員的報道，以及對掃射情狀的細致描述。此類報道的突出特點是注重事實的描述，有理有據，說服力強。如9月22日轟炸安東市詳情：(美機)由東向西投彈12枚，共炸12個大坑，成左右交錯狀，彈坑直徑6.9至16.6公尺不等，深3.6至5.7公尺不等……拾得之美機所投炸彈彈片上有“FUZE M161 AOP-30-35”，“FUZEM161 AOP-30-15-45”等字樣。受傷者之血衣俱在，被炸傷之人員、馬匹、彈坑和被震毀之房屋均已攝成照片。⑦報道揭露：彈片上的“FUZE”是美製炸彈信管之專稱；“M161”是美造炸彈式樣之專用代號……⑧
對美軍侵犯行為的揭露收到了較好的成效，群眾中支持抗美援朝的呼聲逐漸占據了《人民日報》的版麵——勞動模範表示：“我們有信心有力量打敗侵略者的挑釁”，同時呼籲“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團結起來，把美軍從台灣和朝鮮的土地上和領海上轟出去”！⑨鴨綠江船員表示：美國帝國主義如不立即停止此種無理挑釁行為，並迅速撤退其侵略朝鮮的軍隊，我鴨綠江上民航運輸的安全和數千船員及其家屬的和平生活，均將受到影響⑩。《人民日報》的這種宣傳方式之所以成效顯著，是因為它將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赴朝打擊敵人聯係了起來——朝鮮戰火一時不熄，鴨綠江畔便無寧日，根本的解決辦法是支援朝鮮人民抗擊美國的侵略。這樣，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就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說明，而對“為什麽要打仗”這個道理的宣傳，是引導人民群眾深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的基礎。
二、表現人民群眾的普遍支持，樹立支持抗美援朝的主導意見
1950年11月，《人民日報》拉開了對抗美援朝運動進行大規模宣傳的帷幕。11月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用大於平常的字號刊載了《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全國人民在誌願基礎上為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以下簡稱“《聯合宣言》”)，顯示出了“抗美援朝”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呼聲。這段時間對抗美援朝的報道十分密集，力度很大，彰顯了主流媒體強大的輿論引導力量。這種力量源於媒介積累性(連續出版或播出)、無所不在、內容雷同等特點。《人民日報》很好地利用了這種優勢，積極地樹立正確的輿論導向，大量報道各地各界人士擁護抗美援朝的消息，努力促進支持抗美援朝的意見占據主導地位。比較突出的形式有兩個：
第一，讀者來信。1950年11月2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七封讀者來信，報道的總題目是《不能坐視美帝擴大侵略！》。從這天起至11月8日，每天都有同樣的專欄出現，即《堅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本報各地讀者來信》。這個宣傳方式同時出現在其他報紙媒體上：《工人日報》(11)11月4日起連續發表《各地勞模代表來信衛國保家有決心有行動》等讀者來信匯編(12)；《光明日報》(13)則有《抗美援朝衛國保家我們不能隔岸觀火》，等等。(14)由此使支持出兵(當時尚未宣布已經赴朝，誌願軍入朝作戰的消息是通過11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國人民誌願部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意義》公開的)成為主導意見。
根據傳播學理論，一般情況下，某人為了了解哪些觀點是占優勢或得到支持的，哪些是不占支配地位或是正在失去優勢的，便會對他周圍的環境進行觀察。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觀點屬於後者，因為害怕孤立，便不太願意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15)在各大報紙媒體對抗美援朝運動宣傳的推動下，讀者認定的“優勢意見”是“支持抗美援朝”。因為在現代社會，經大眾傳媒強調提示的意見由於具有公開性和傳播的廣泛性，容易被當做“多數”或“優勢”意見。在這種“意見環境”的導向麵前，即使某些人原本持有不同意見，此時也將傾向於放棄原有的態度，加入抗議、慰問的隊伍之中。至少也要保持沉默，否則就有可能因為“單獨持有”反對意見而“造成孤立”。(16)在此情況下，支持抗美援朝的群眾運動顯得更加強大，反過來又促使更多的反對者“沉默”……如此循環，便形成了一個“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17)。
第二，眾人聯名。11月7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清華大學、北京鐵道學院等院校教職員工分別發表的擁護《聯合宣言》的宣言。(18)宣言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將所有簽署者的名字都印了出來。由於人名字數比較固定，名字之間都留有空格，所以眾多名字排列在一起顯得十分整齊，造成了很大的視覺衝擊，非常引人注意。此後幾天，聯名的方式被一再使用。最有特色的一次聯名出現在1950年11月6日的《文匯報》(19)上，該報當日頭版用超過一半的版麵影印了簽名的真跡(20)。手寫式簽名比印刷體更加醒目，也更有親和力。
通過展現聯名可以造成讀者的從眾心理。“我們傾向於把大多數人公認的判斷作為正確的判斷。與群體、組織乃至社會中的其他人懷有共同的信念和看法，就會產生一種‘沒有錯’的安全感。”(21)而且“不僅實際的群體壓力可以導致從眾，個人假設的群體優勢傾向也會對人的行為造成壓力，使人選擇與設想的多數人傾向相一致的行為”(22)。大眾媒介對人民支持的表現，促使人們相信那是主導性意見，進而形成來自群體的輿論壓力。所以宣傳中對眾人聯名的展示，其作用是“讀者來信”無法代替的。
三、揭露敵人的罪惡，顯示抗美援朝的正義性
現實中的傳播內容往往既有情感因素又有理性因素，“大量的實驗表明，動感情的呼籲較之邏輯的呼籲更可能導致態度的改變”(23)。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就采用了“訴諸感情”的宣傳方式來引導人民群眾牢記曆史、不忘前事，並激發人們的正義感，堅定對抗美援朝正義性的認識，進而以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投入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全民運動之中。
(一)曆史：控訴美帝在華曆史罪行
社會心理學認為，某些導致心靈創傷的經曆，哪怕隻有一次，就可以讓人形成十分穩固的態度，而且這種態度還會針對相關或相似的對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就是典型例子。抗美援朝運動中突出美國在華曆史罪行的宣傳，就充分運用了這種心理積澱的影響。
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運動中的第一篇訴苦報道——《咱們一定要給王恩弟報仇——北京鐵路工人對美帝的憎恨》。從1946年9月鐵路工人王恩弟被美國兵槍殺這件事開始，工人們回憶了“在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走狗統治下的非人生活”，接著又聯係現實寫道：現在，殺死王恩弟的美國野獸正向我國邊疆前進，“咱們能夠坐視嗎？”“絕對不能！咱們揍死它！”工友們憤怒地舉起了拳頭。(24)從11月5日到12月6日約一個月的時間，《人民日報》刊載的有關“控訴美帝國主義暴行”的報道多達39篇。
這種宣傳方式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控訴的時間範圍十分寬泛。新中國建立初期，很多中國人認為中美是有著“友好的傳統”的，針對這種錯誤認識，宣傳中對近代以來美帝國主義在華所犯種種罪行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控訴。例如11月11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從鴉片戰爭開始，曆數美國侵略上海的罪行。由於美國的相關罪行表麵上不如英日等國惡劣，文章更注重挖掘其侵略本質：“它侵入上海，既沒有使用武力開辟租界，也不由領事官代表政治勢力來出麵……但究其實際，它對中國人民、上海人民的侵略，和英帝有什麽分別呢！”(25)
第二，控訴的程度十分徹底。《人民日報》十分重視引導讀者發掘美帝在華各種行為背後的侵略企圖，對許多看似“好事”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控訴。該報11月28日刊登了一位讀者的問題：“美國在中國辦學校、開醫院、舉辦各種慈善事業是不是‘好事’？”編輯的回答是：我們必須認清，這些“好事”的目的是“為了擴張精神上的影響”，“削弱對美帝的仇恨，培養崇美、親美、恐美等買辦思想和民族自卑感，以便於美帝擴大經濟搜括、政治幹涉、特務活動和軍事侵略”。(26)
(二)現實：痛斥美軍在朝鮮犯下的罪行
宣傳中“訴諸感情”的另一種表現是用典型事例揭露敵人的殘忍凶惡，以激發中國人民的正義感和責任心。
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一篇題為《美軍對朝鮮人民的血腥大屠殺》的報道。這篇報道中詳細記述了美軍慘無人道的罪惡：“八月三日，潰退的美軍強迫當地的農民隨他們向南撤退……難民們逃到黃澗附近的鐵橋下躲避，又被美軍包圍，用機槍集中掃射。當場死二百多人，傷五百多人。死了上百的母親，留下了十幾個可憐的噙著母親乳頭的嬰兒。”報道指出：“屠殺從一九四五年就開始了”，“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在這不到四年期間，在美帝國主義者直接參與和直接指揮下，美李匪幫共逮捕南朝鮮人民四十七萬八千人，屠殺了十四萬九千人”，這幾年的漢城(今首爾)“就是一座大屠場”。“美國侵略者獸軍在朝鮮戰爭中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滔天罪行，實比納粹在歐洲、日寇在中國的暴行，有過之而無不及！”(27)
慘劇中受害者的身份也會對讀者的態度產生影響，與中國讀者關聯越大就會激起越多的共鳴。一位自平壤歸國的朝鮮華僑在《人民日報》上痛斥“美李匪幫屠殺朝鮮華僑罪行”：“在美李匪幫統治南朝鮮時，華僑遭受比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更加慘痛的迫害。”(28)中國民眾與朝鮮華僑的親近感使得敵人的罪惡更加突出，也使參戰更具正義性。
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但當帝國主義侵略者將戰爭強加給我們的近鄰、同樣熱愛和平的朝鮮人民，並進一步將戰火燒向我們的祖國，中國人民將一往無前地為和平與自由而戰。但同時，舉國上下萬眾一心的氣勢也需要宣傳上的引導，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對敵人罪惡的揭露在這中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類比：運用對侵略者共同本質的揭露
鄧小平說：抗美援朝戰爭“實際上是中國和美國打了一仗”(29)。但當時有一些人“提起美國的侵略行為來還不像提起日本帝國主義來那樣立刻怒火中燒；說到美國的腐敗墮落時還不能立刻掃盡對它的假仁假義的若幹幻想”(30)。為了激起對美國侵略行徑的仇視，《人民日報》將美國與日本進行類比，充分運用了對侵略者共同本質的揭露，激發中國人民對侵略者的仇恨。
1950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揭露：“美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利用日軍侵朝”，“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握有事實確鑿的廣泛調查材料，證明美國在反朝鮮人民的戰爭中竟使用日本軍人”(31)。當時的讀者中很多人經曆過抗日戰爭時期，對那場災難記憶深刻，因此在得知美國利用日本軍隊侵略朝鮮後，很快出現了堅決的反美情緒。民主人士章乃器指出：美帝竟利用日本人作戰，這是“我們所不能忍受的”(32)。11月3日發表的《美帝在走著日寇侵華的老路》一文，通過嚴謹的論證揭示出日、美兩個侵略者共同的侵略本質。這實際上是提醒人們勿忘曆史，堅決用正義的反侵略戰爭打敗侵略者。文章指出：“日寇侵略中國，曾經是先侵略朝鮮”(指甲午中日之戰)，進而割占台灣；現在美國也“故意挑起了侵略朝鮮的戰爭”，“隨即借口朝鮮的形勢公開武裝占領了”台灣(33)。顯然，我們有理由認為，如果不與敵人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美國接下來會和當年的日本一樣侵略全中國。
四、塑造誌願軍的光輝形象，鞏固人民對軍隊的支持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魏巍的戰地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文章發表後立刻引起轟動，“最可愛的人”成為人們對誌願軍最親切、最尊敬的愛稱。它也是抗美援朝運動中“塑造誌願軍光輝形象”這一宣傳方式的傑出代表作。
(一)前方：英雄事跡輩出
中國廣大的農村和偏遠地區由於信息閉塞，信息的選擇餘地有限，這種情況在新中國成立後也沒能立刻改變，因而典型報道能夠取得很大的傳播效果。(34)而且由於出國作戰，受交通條件和戰爭環境限製，很難及時采寫、傳播消息，隻能采用如戰地通訊、特寫、報告文學等對時效性要求不強的報道體裁。這些體裁以廣度和深度見長，最適宜塑造英雄形象。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作戰中，廣大誌願軍官兵發揚勇猛頑強、不怕犧牲的精神，譜寫出一曲曲震撼人心的革命英雄主義的頌歌，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為宣傳提供了最寶貴的素材。
抗美援朝運動初期，在朝鮮前線的中國記者描繪了許多戰鬥英雄的形象。“獨膽英雄呂鬆山”獨自一人封鎖住了美軍的一個休息掩體，在左臂中彈的情況下俘虜了三十幾個美國兵(35)。楊根思則率領一個排的戰士堅守一個小高嶺，打退了美軍八次進攻，最後彈盡糧絕，他“為了祖國，為了救助朝鮮人民，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藥，拉響了導火索，向敵群衝去……”這一個排的戰士擊斃了近千名美兵。(36)宣傳中的另一個英雄群體是“郭忠田英雄排”，戰士們在“五天五夜沒有合眼”的情況下完成了“一夜十二個鍾頭的跑步前進”，接著與敵激戰兩晝夜；麵對敵人的飛機坦克，戰士們在戰鬥的同時高呼向其他同誌學習的口號，並“以很小的消耗，換取了敵人千百倍於自己的消耗”(37)。
應該說，真正促使全國人民積極支援誌願軍的，是他們的英雄事跡；而讓人們了解誌願軍壯舉的，則是大眾媒介。二者相輔相成，宣傳的作用十分重要。
(二)後方：群眾爭相慰問
隨著運動逐步深入，各地踴躍開展慰問中朝軍隊的活動。1950年12月1日，全國政協發出《關於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對慰勞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運動的協議的通知》。各地掀起向朝鮮前線寄送慰問金、慰問袋、慰問信的熱潮。截至1951年1月，短短兩個月內就寄出慰問金114萬餘元，慰問袋36萬餘個，慰問信45萬餘封。(38)祖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大力支持、空前廣泛和牢固的軍民團結，使誌願軍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物資供給和精神動力，從而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這方麵的宣傳不僅引導人們加入慰問誌願軍的隊伍，也從側麵展現了誌願軍的光輝形象，鞏固了本已堅不可摧的軍民感情。
這個宣傳方式的一個明顯特點是突出慰問物品的數字，以表現全國人民支持誌願軍抗美援朝的普遍性。一則報道說：“僅寄到本報編輯部來，托代轉朝鮮前線的慰問信每日即達數百件，簽名人數達數千人。”“慰問信來自全國的各大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寫信的人包括了部隊指戰員、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大中小學的教授、教職員、學生、科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醫務工作者，以及其他各階層人民”。(39)在1950年12月1日的相關報道中則詳細列舉了慰問信、慰問袋和慰問品的數量及慰問品的種類(40)。其他報紙也采用了這個宣傳方式，如《光明日報》采寫的報道《北京市各界熱烈慰問中朝戰士》中詳細列道：“市學聯代收大學慰問信三二四三封，慰問袋三一八六個，人民幣二一，一二五，九五○元，用品九七九件，金表殼一個，金戒指三十三個，白金戒指二個……”(41)幾乎全文都是數字。《工人日報》一篇約1500字的消息則列舉了13個地區的慰問情況(42)。
五、對戰事以正麵報道為主，樹立戰爭必勝的信念
“一個國家的戰鬥精神往往是靠必勝的信念來維係的”(43)，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誌願軍創造了以弱勝強的輝煌戰績，形成了戰爭史上的奇觀。然而，實事求是地說，誌願軍並非沒有遇到任何挫折，尤其是抗美援朝運動初期，這是前方交戰比較激烈的一段時間，誌願軍英勇作戰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因為敵人異常的強大，客觀地講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對此，《人民日報》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始終以正麵報道為主，使全國人民樹立了必勝的信念。
(一)對戰況進行選擇式報道
以第二次戰役(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為例，這次戰役曆時一個月，打破了敵人的“聖誕攻勢”，取得了比預期更大的戰果。但《人民日報》隻慎重地采用了十餘篇報道傳遞了戰役的消息，其中有的還隻是側麵提到這次戰役，如“英勇的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誌願部隊為了痛擊瘋狂進犯的敵人，自二十五日開始，發動了猛烈的反攻”(44)。這種宣傳方式雖然沒有展示一場大規模戰役的全貌，但用“瘋狂進犯”的字眼，表現了戰爭的殘酷和誌願軍的大無畏犧牲精神，同時向讀者傳遞了我們正在不斷勝利之中的信息。
第四次戰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由於誌願軍是從被動中爭取了主動，選擇式報道的宣傳方式顯得更加有效。這次戰役中西線戰鬥的簡略經過是：“聯合國軍”於1月25日開始猛攻，至2月3日攻占我在漢江南岸的第一道防線，7日，第二道防線又被突破，我方主力於8日撤至江北，連續作戰、傷亡較大。江北的防禦戰同樣艱苦，“聯合國軍”的炮火遠勝誌願軍，往往是我方一夜修築的工事僅一小時就被摧毀了……(45)對此，《人民日報》在宣傳中著重報道誌願軍戰士的頑強抵抗和敵方的損失情況：中朝軍隊“乃以少數兵力堅強抗擊來犯敵軍，使該方麵的敵軍傷亡慘重，進展異常緩慢，平均每天前進不及一點五公裏。在十八晝夜頑強的阻擊戰鬥中，中朝人民軍隊殺傷敵軍達萬人”。“我軍在經過十八晝夜積極的防禦作戰後，即向南發起強大反攻”。(46)
戰役中東線戰鬥的情況是：2月11日黃昏，誌願軍在橫城地區開始反擊，至13日晨共殲敵約1.2萬人(47)。《人民日報》對這場勝利進行了力度較大的報道。《中朝部隊發起強大反攻》一文中說：“現我軍正以排山倒海之勢，洶湧南進……敵軍傷亡慘重。現我軍發起反攻後，敵軍已麵臨全線崩潰之勢。”(48)
《人民日報》之所以采取選擇式報道，是因為黨報的基本作用被定位為“黨通過報紙指導工作”，報什麽和不報什麽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傾向或態度，也在無形中指導著黨領導的各項工作(49)。同時，選擇式報道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一般情況下，當傳播者想借媒體造成某種社會輿論，或者傳播內容是受眾不熟悉、不易一時搞清楚，但又必須及時貫徹執行的，采用隻有一種觀點(大多是有利於傳播者)的單麵傳遞比較容易見效。對文化程度較低的受眾，也是單方麵論據的信息傳播較能改變他們的態度。(50)而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報紙讀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特別是“讀報組”中的讀者大都不識字，因此，選擇式報道不無道理。
(二)負麵消息正麵化處理
第四次戰役中，誌願軍於1951年3月14日撤離漢城。中共中央次日即致電各中央局、分局、大軍區，對退出漢城問題作了宣傳指示：“由於過去幾次我軍均誘敵前進而取勝，估計群眾對此次後撤不致有大的波動，但在消息公布後，仍應注意在口頭宣傳中加以解釋。應當向群眾指出：在敵人未被大量消滅以前，敵人的前進是不會停止的。我們抗美援朝的任務在於與朝鮮人民一道擊敗美帝國主義，解放朝鮮。欲如此，必須大量消滅敵人，而不斤斤計較於一城一地的得失……”(51)鑒於漢城重要的戰略地位和顯著的象征意義，對撤離漢城這一事件不能不在報紙上有所反映。《人民日報》巧妙地將這一“負麵消息”進行了正麵化處理，不僅無損於人民群眾必勝的信念，反而增強了人們的信心。
《人民日報》在報道中強調，“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誌願軍從漢城主動撤離後，美國侵略軍才得以再占漢城”。(52)而且美國侵略者對於朝中人民軍隊主動地暫時撤離漢城，深感惶惑不安，其低落的信心並未因此稍見加強。據合眾社記者透露：美軍指揮官們對朝中人民部隊“神秘撤退的啞謎”，“現在正試圖找尋解釋”。甚至美軍首腦麥克阿瑟也不敢樂觀，“他惶然地說：‘漢城的易手，由軍事觀點上看來，不過是戰事中的一個偶然事件。’”(53)於是，一條負麵新聞被處理成正麵消息了。
(三)從側麵塑造戰場形勢
這方麵主要是通過表現美軍士氣低落，來塑造對我方有利的戰場形勢。例如，南朝鮮軍隊的美國顧問賴樂斯被俘虜時不斷發抖，一進門就雙膝跪倒，急著表白說：“聯合國早就應該讓中國參加”。報道還突出了一個細節：每個美國士兵的胸前都掛著一個記載個人信息的銅牌，賴樂斯稱它為“狗牌”。“‘狗’，——這是這位美國少校軍官，曾經作過西點軍校的教官的賴樂斯，自己這樣說的。”(54)還有大量的報道描述美軍如何厭戰，怎樣主動投降。有俘虜稱美軍士兵常常想辦法提高自己的體溫，裝作有病，躲避戰鬥，甚至有人“用卡賓槍自己打斷了三根腳骨，以達到回國的目的”。被俘的美軍士兵“很慶幸他當了誌願軍的俘虜”。(55)很多美國兵會說中國話，但隻會一句——“投降”，而誌願軍在戰場上向敵軍散發的“投降安全證”竟成了美軍士兵們的珍藏物(56)。就連美國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和空軍參謀長範頓伯也認為“聯合國軍”士氣很低，使得美國部隊不可能在朝鮮取得任何重大的勝利。他們甚至為撤退找好了借口——“由於敵軍的優勢兵力，不得不然”。“他們認為，這樣就有理由公開地歸咎於哪些‘未能提供足夠積極支持以使聯合國在朝鮮的集體措施得以有效執行’的國家”。(57)用一篇前線通訊中的話來說：“這樣的軍隊，用這樣的人所組織起來的軍隊，雖然配有飛機、坦克、大炮、汽車、卡賓槍，從事這樣不明不白的戰爭，怎有不打敗仗的道理呢？”(58)
到此為止，本文已經初步總結了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的宣傳方式，接下來想討論的是新聞的真實性問題。新聞的真實，包含雙重含義，即新聞的“具體真實”和“總體真實”。(59)如果沒有如實描繪、反映對象的整體麵貌，那麽即使構成全體新聞的每一則具體新聞都是真實的，我們也說新聞傳播在整體上是失實的(60)。但戰爭期間的宣傳方式一般都比較極端，極端的宣傳正是為了適應極端的戰爭環境。“無論研究哪裏的實際宣傳，都會發現有很大的虛假成分在裏麵。”(61)“對公眾輿論的控製權，正如對生命和財產的控製權一樣，都交到了官方手中，因為讓人們自由行事的危險遠比讓官方濫用控製權的危險大。事實上，毫無疑問，政府控製公眾輿論不可避免地成為現代大規模戰爭的必然結果。”(62)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的宣傳要點是：(1)德國是發動戰爭的當事人；(2)德國不拋棄稱霸世界的欲望，這個戰爭將一直持續下去；(3)在戰爭中有凶狠、殘暴的行徑的隻是德軍；(4)德國必敗。(63)這與本文總結的宣傳方式有某些類似之處。
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的報道大體上是客觀真實的，誌願軍的頑強拚搏精神、所作出的巨大犧牲，以及中朝軍隊取得的巨大勝利都值得歌頌。但在宣傳中，無論對人民普遍支持的表現，對敵我軍隊形象的描繪，還是對戰況的報道都存在一定的片麵性。因此，我們仍有必要做一點反思。一場戰爭的進行，既有順利前進的一麵，也有遇到挫折的一麵，並不是說在每一篇稿件中一定都得寫上兩個方麵，而是說在整個報道中應該有所兼顧。特別是一些持續時間比較長的重要報道更應該如此。(64)因為，在戰爭的挫折中犧牲的戰士，也是為國捐軀的英雄。他們不應該消逝在報刊媒介的集體沉默之中。而且，堅持“具體真實”與“總體真實”相統一的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真實性原則的要求，也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一項光榮傳統。(65)
本文為碩士學位論文《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宣傳方式分析》的壓縮稿，原文共5.5萬字，指導教師為中共中央黨校羅平漢教授。
注 釋：
①為研究方便，設定為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6月25日)至五次戰役結束(1951年6月10日)為戰爭初期。
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1頁。
③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5頁。
④《人民日報》1950年7月3日。
⑤《人民日報》1950年8月28日。另據《人民日報》1950年9月1日報道的傷亡人數為：當場犧牲3人，受傷19人，其中1人因傷勢過重，到醫院後犧牲。
⑥《人民日報》1950年9月1日。
⑦《人民日報》1950年9月25日。
⑧《人民日報》1950年9月28日。
⑨《人民日報》1950年8月29日。
⑩《人民日報》1950年9月7日。
(11)《工人日報》1949年7月15日創刊於北平，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報。
(12)《工人日報》1950年11月4日。
(13)《光明日報》1949年6月16日創刊於北平，當時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機關報。
(14)《光明日報》1950年11月3日。
(15)[英]丹尼斯·麥奎爾、[瑞典]斯文·溫德爾著，祝建華譯：《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92頁。
(16)胡正榮：《傳播學總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310頁。
(17)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20～221頁。
(18)《人民日報》1950年11月7日。
(19)《文匯報》1938年1月25日創刊於上海，1947年被國民黨政府查封，1949年6月21日複刊，抗美援朝時期為民營報紙。
(20)《文匯報》1950年11月6日。
(21)孔令智等：《社會心理學新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7頁。
(22)張厚粲：《大學心理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88頁。
(23)[美]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陳亮、周立方、李啟譯：《傳播學概論》，新華出版社，1984年，第228頁。
(24)《人民日報》1950年11月5日。
(25)《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1日。
(26)《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8日。
(27)《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6日。
(28)《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9日。
(2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鄧小平論中共黨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第60頁。
(30)楊玉聖：《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曆史的考察》，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35頁。
(31)《人民日報》1950年10月17日。
(32)《光明日報》1950年10月25日。
(33)《人民日報》1950年11月3日。
(34)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概論》，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68頁。
(35)《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3日。
(36)《人民日報》1950年12月25日。
(37)《人民日報》1951年3月5日。
(38)褚鳳英：《抗美援朝運動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探》，《中共濟南市委黨校、濟南市行政學院、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39)《人民日報》1950年12月8日。
(40)《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日。
(41)《光明日報》1950年12月3日。
(42)《工人日報》1950年12月14日。
(43)[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著，張潔、田青譯：《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92頁。
(44)《人民日報》1950年12月2日。
(45)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28～232頁。
(46)《人民日報》1951年2月17日。
(47)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中國人民誌願軍戰史簡編》，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48～49頁。
(48)《人民日報》1951年2月14日。
(49)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概論》，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71頁。
(50)劉京林：《大眾傳播心理學——從現代心理學視角看大眾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196～198頁。
(51)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64頁。
(52)《人民日報》1951年3月17日。
(53)《人民日報》1951年3月18日。
(54)《人民日報》1951年2月26日。
(55)《人民日報》1951年3月29日。
(56)《人民日報》1951年5月19日。
(57)《人民日報》1951年2月16日。
(58)《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1日。
(59)雷躍捷：《新聞理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94頁。
(60)楊保軍：《新聞整體真實的含義、特征與困境》，《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
(61)[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著，張潔、田青譯：《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第167頁。
(62)[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著，張潔、田青譯：《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第26頁。
(63)[日]池田德真著、樸世俁譯：《宣傳戰史》，新華出版社，1984年，第48頁。
(64)鄭興東：《報紙編輯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18頁。
(65)雷躍捷：《新聞理論》，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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