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淩晨，驚聞著名配音表演藝術家劉廣寧因病離世，特將她的兒子潘爭所著《棚內棚外——上海電影譯製廠的輝煌與悲愴》一書（本報曾連載）中有關她的片斷摘錄出來，以懷念她的“中國好聲音”。
酷愛藝術的大小姐
1959年冬季的一個上午，一對母女走出位於上海原法租界高級住宅區淮海中路1857弄67號的一幢西班牙式洋房，一起走向不遠處武康路上的26路電車站。其中那個年方二十的姑娘就是我的媽媽劉廣寧，而陪伴她的中年婦女則是她的母親，我的外婆席德芬。這母女倆坐上了26路電車，然後在常熟路轉乘45路公共汽車，來到了萬航渡路上的上海電影譯製廠，而她們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參加一場配音演員招聘考試。
我的母親劉廣寧出身於一個背景深厚的民國官宦家庭，在這個祖籍福州的大家族的家譜上寫有許多中國近代史上如雷貫耳的大名。她的祖父劉崇傑(1880－1956年）：字子楷，是晚清及民國期間著名的外交家，而劉崇傑的祖母則是林則徐之女。劉崇傑於1906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回國後曾任福建法政學堂監督兼教務長和教育部福建學務視察員。之後劉崇傑進入外交界，從1910年起任中國駐日本使館一等參讚，民國建立後繼續留任，後任一等秘書、駐橫濱領事、駐日代辦。當年我的外公就出生在中國駐日使館，而為他接生的是日本天皇裕仁的接生婆。
劉崇傑從日本奉調回國後任北洋政府國務院參議兼外交部參事。1919年，時任國務院參議的劉崇傑被任命為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與時任外交總長陸征祥、駐美公使顧維鈞及梁啟超等人一起赴歐參會。次年他出任中國駐西班牙兼葡萄牙特命全權公使，1932年他與顧維鈞隨同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考察東三省被占情況，並於同年6月出任外交部常務次長（常務副部長），1933年改任中國駐德國兼奧地利特命全權公使，翌年專任駐德國公使，1935年調任中國駐奧地利特命全權公使。
劉崇傑的長兄是人稱“民國大律師”的劉崇佑先生。劉崇佑（1877—1942年）十七歲中舉，後東渡日本學習法律，畢業於明治法政學堂，人稱“雙榜舉人”。“一·二九”慘案中，劉崇佑受天津學生聯合會委托為周恩來、郭隆真等四名被捕南開學生辯護，最後法官終於勉強以羈押、罰款而釋放了周恩來等人，天津學聯贈景泰藍大花瓶給劉大律師作為感謝。之後劉崇佑又資助周恩來等人赴法勤工儉學，並在他們留學期間經常資以生活費。抗日戰爭中，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遭當局囚禁於蘇州監獄。劉崇佑任律師團首席辯護人出庭抗辯。
時任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的劉攻芸博士是我媽的堂伯。再有，被稱為“中國現代城市規劃之父”的著名建築學家、建築師、建築教育家、中國現代建築奠基人、上海同濟大學建築係主任馮紀忠教授則是我媽的表伯（我太婆的親外甥）兼幹爹。此外，我外婆席德芬則出身於蘇州洞庭東山的席氏望族，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以匯豐銀行買辦席正甫為代表人物的席氏家族在上海灘是風雲一時的買辦世家。當時外商在上海開設的三十四家銀行中的十七家由席氏家族成員擔任買辦，在上海金融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因此19世紀末的上海金融界曾流傳著這樣一首口諺：“徽幫人（安徽幫商人）再狠，見了山上幫（洞庭東山人）還得忍一忍。”
1949年國民政府從上海撤退，劉崇傑帶著對新政權的希望留了下來。1949年後，他曾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及福建省政協特邀委員，後逝世於1956年。由於家世淵源，早年我太公與梅蘭芳、馬連良、徐悲鴻、劉海粟等藝術大師過從甚密。梅蘭芳先生和電影明星胡蝶訪問德國時曾造訪中國駐德使館，受到了時任中國駐德國特命全權公使的我太公的盛情款待，而我那身為公使夫人的太婆（我媽的祖母）還親自駕駛中國使館的汽車帶著胡蝶在柏林市內兜風，卻不慎撞到路邊的大樹，嚇得當時經過現場的德國胖女人尖聲大叫。幸好那次事故並未造成任何傷亡。
當年每逢梅蘭芳先生來滬，我太公就會請他與自己的好友馮耿光一同去陝西南路紅房子西菜館吃法國大菜，喝牛尾湯。馮耿光（1882－1966年）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二期畢業生，曾任中國銀行總裁、新華銀行董事長、聯華影業公司董事、中國農工銀行董事長等職，也是梅蘭芳的主要讚助人。馬連良是回族，他造訪劉家時，我太公就會從外麵清真館子叫菜來家中款待他，而馬連良還曾帶我媽和我大舅去他在上海的臨時寓所吃北京黃醬做的炸醬麵。早年我媽想學京戲，為了讓她打消那個念頭，我太公甚至勞動馬連良“苦口婆心”地嚇唬我媽，說“學戲要天天壓腿，練功如何如何苦”，才總算是把大小姐給唬住了。由於我太公與著名軍事學家、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百裏先生早年同為留日學生，彼此私交甚篤，而他的女公子蔣英（著名聲樂教育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錢學森夫人）與我的兩位姑婆（我外公的兩個妹妹）亦是好朋友。早年蔣百裏先生的日籍遺孀佐梅夫人還經常帶著女兒蔣英造訪我外婆家，還操著一口有些生硬的中文與我太公、太婆交談。這樣的家庭環境令我媽從小便得以耳濡目染大師的風範，接受了廣泛的藝術熏陶。加之出生於北京的我太婆愛聽京劇，又說得一口純正的京片子，使得我媽在兒時便打下了良好的語言基礎，同時也種下了她憧憬藝術的種子。從高中時期開始，我媽便參加了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業餘廣播劇團，從那時起還與電影明星上官雲珠的侄女、廈門人民廣播電台著名播音員韋嬙女士結為至交，至今我們還與韋嬙、她的女兒——香港城市理工大學副教授鄢秀及其夫婿－－著名曆史學家餘英時先生的弟子、香港城市理工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國學大師鄭培凱教授交往頻繁。
終於走進了上譯廠
我外婆家“文革”前一直住在上海一幢獨棟西班牙式洋房裏。外麵的弄堂隔著院牆便是宋慶齡在上海的寓所。當年的宋宅深宅大院，高牆上安裝著電網，沿大院西牆外的弄堂裏有衛兵日夜巡邏。有天晚上，一個裁縫來劉家送做好的衣服。他剛走進那條弄堂就突然聽到暗處有人一聲大喝：“站住！誰？”原來是藏在暗處警衛宋宅的解放軍哨兵看到抱著包裹的裁縫走進黑乎乎的弄堂就警惕地端起槍對他大聲盤問，結果嚇得那個膽小的裁縫把衣服包都掉到了地上，他連忙哆哆嗦嗦地操著蘇北話回答：“是我呀，是我呀！”
從上海第四女子中學畢業之後，劉廣寧似乎對考大學並沒表現出太大的興趣，她反而開始不斷叩擊各專業藝術團體和院校的大門，但初期的種種嚐試卻每每以石沉大海或铩羽而歸而結束。人生的際遇有時就是這麽奇妙而不可測，當時隻有二十歲的我媽在不經意間聽到鄰居隨口一句“上海電影譯製廠在招人”，就貿然地提筆給上譯廠寫了一封毛遂自薦的信，而據我媽自己說像類似這樣給各類藝術團體寫自薦信的次數是“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了，而少量回信的內容也基本上是“敬謝不敏”。不料，這封在她漫漫藝術求索路上“例行公事”發出的自薦信卻很快收到了回音，我媽收到了一封裏麵有一張加蓋了“上海電影譯製廠”公章的手書普通信箋的通知，讓她去廠裏參加配音演員招聘考試。我媽說那張信紙上並無具名，但就是這樣一封普普通通的通知一下子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使我媽邁上了一條貌似平坦但實則艱辛的“星光大道”。
當時在上譯廠參加考試的男女共七個。廠裏先是讓他們每人準備一個片段，於是我媽就朗誦了一個“歌頌大海”之類的詩歌。然後廠裏又給了一個劇本讓他們準備一下，之後考男女台詞對話。我媽後來才知道當時她讀的是在1960年譯製的匈牙利和捷克合拍的電影《聖彼得的傘》片段，而她讀的那個角色後來是由李梓配的。我媽準備了一會兒後就進棚了，當時錄音棚裏的主考官是譯製導演時漢威。
第一次考試那天還有個插曲。當我媽怯生生地在我外婆的陪伴下走進上譯廠大門時卻迎麵碰上了個老熟人，而那個“老熟人”就是上譯廠的英語翻譯朱人駿。原來劉家在靜安區昌平路居住時，朱人駿曾在當地居委會掛職主任。因為我的外婆那時也在同一居委會擔任裏弄幹部，所以兩人認識。朱人駿主動跟我外婆打著招呼，彼此聊了幾句。由於我媽以前遵其母囑一直尊稱朱人駿為“朱先生”，所以她進廠後，雖然同事裏沒什麽人稱朱人駿為“先生”，我媽卻一直到其晚年還恭恭敬敬地稱他“朱先生”。也正是因為這麽個在廠裏顯得比較“突兀”的稱呼，弄得很多人誤以為劉廣寧是由朱人駿介紹進來的。後來蘇秀等人還把這個有趣的傳聞告訴了她。
進了那個被很多人稱為“破破爛爛”的錄音棚，我媽卻一點都沒覺得它“破爛”，相反，她一到這個棚裏就覺得舒服，感覺環境蠻適合她的，念台詞也不緊張，因為前麵也沒人看著她。我媽記得考試的時候銀幕並沒有放畫麵，那天考完後過了一陣廠裏又來了通知，那時第一輪的麵試者已經被刷掉幾個了，複試時就剩下包括我媽在內的二男一女三個人了。
第二次複試就直接試戲了，當時試的是由蘇秀導演的越南黑白電影《同一條江》（男女主角分別由陸英華和趙慎之配音）。由於我媽讀中學時在淮海中學聽過蘇秀、趙慎之、胡慶漢的朗誦，所以感覺並不太陌生。那次複試時我媽第一次看到銀幕上放出了畫麵，她記得畫麵上是人物從一個斜坡一層一層地走上去。畫麵反複地在那兒放，銀幕上的角色由老演員程引配音：“他們來找你了，今天晚上出海去。”不料到了第二遍還是“他們來找你了，今天晚上出海去”，一直在循環。那時她才知道，配音流程是把影片切成一段段，並一遍遍循環放映的。直到今天，我媽還牢牢記著那天黑白銀幕上的那個人物和人物的那個動作。
那次複試時我媽配的是些零碎角色，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試試她的戲。一開始的時候我媽連什麽叫“對口型”都不知道，隻好憑著自己的感覺，看銀幕上的人物開口她也跟著開口，一通瞎對，全無技巧可言。一遍錄罷放出來一聽，她幾乎完全不認識她自己的聲音了。由於一般人在生活裏說話時耳朵聽到的是從自己口腔裏發出的聲音，但是從外界其他聲源傳出來自己的聲音則聽上去會有些失真。例如我媽讀書時在廣播電台錄廣播劇時就覺得自己的聲音好像比平時說話時年齡要小，而這次的大棚錄音讓她聽上去總覺得有點兒不像是自己在說話。之後過了不久我媽接到第三次通知又去試了一部戲，這一次是由胡慶漢導演的蘇聯電影《伊利頓之子》，而她那次配的又是個零碎角色。第二次試戲後，招聘的事就很是沉寂了一段時間，這下子我媽有些沉不住氣了，她一連打了好幾個電話到廠裏去催問長得胖乎乎的上譯廠辦公室主任朱江。又過了段時間，她企盼已久的通知終於通過電話線傳來了，電話裏朱主任通知她到位於淮海中路近瑞金二路的上海市電影局醫務室去檢查身體，而這個“檢查身體”的通知也就意味著我媽已經被上海電影譯製廠正式錄取了！
經過了幾個月反反複複的麵試、試戲和等待，在1950年代末報名參加考試的劉廣寧終於在1960年代初如願以償地進入了上海電影譯製廠，成為一名電影配音演員。那年，我媽年方二十一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