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8月20日生，陝西涇陽人。
1907就讀於三原宏道書院，受關學熏陶，與於右任、張季鸞同為“關學”餘脈。1911考入北京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留美預備班。
1917年23歲的吳宓赴美國留學，先攻讀新聞學，1918年改讀西洋文學。先在弗吉尼亞大學英國文學係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次年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師從新人文主義文學批評運動領袖白璧德教授，研習比較文學、英國文學和哲學。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為“哈佛三傑”。留美 4 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究下過相當的功夫，有過不少論著。
吳宓詩集
1921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 [2] ）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及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開設“中西詩之比較”等課，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之先河。吳宓在南京大學與梅光迪、柳詒徵一起主編於1922年創辦之《學衡》雜誌，11年間共出版79期，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持論固有深獲西歐北美之說，未嚐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議，別成一派。這一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嚐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吳宓詩文集》、《空軒詩話》等專著。1924年赴沈陽，任東北大學外國文學係教授。次年清華大學成立，吳宓任清華大學研究院主任，聘請當時學術界最負盛名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四位學者為研究院導師，一時號稱得人。研究院被稱為“國學研究院”，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優秀的國學人才。
吳宓離開東大後到東北大學、清華大學外文係任教授，1929年9月錢鍾書考入其父錢基博曾執教的清華大學外文係，成為吳宓的得意門生，師生間常有詩詞贈答與唱和，然而1937年因錢鍾書一篇書評，師生關係曾緊張了多年。1928年，吳宓兼任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他編古典文學，邀請清華大學中文係教授朱自清編新文學。1930年，吳宓赴歐洲旅遊，先後遊曆了英國、法國、意大利、瑞士、德國等許多國家，訪問了雪萊、司各特、盧梭等人的遺跡。次年結束歐洲歸國，任清華大學外文係教授兼係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學比較文學係的方案創辦清華大學外文係。明確提出培養目標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華大學外文係很快成為國內第一流係科。
吳宓於1941年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吳宓代理西南聯大外文係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學外文係教授，1946年2月吳宓推辭了浙江大學、河南大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之聘約，到武昌武漢大學任外文係主任，1947年1月起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一年，其間清華大學梅貽琦和陳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文學院院長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陳寅恪亦在嶺南，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文學院長，女兒要他去清華大學，而他即於4月底飛到重慶到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兩院相繼撤消，吳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9月又隨校並入西南師範學院曆史（後到中文係）任教。結果是虎落平陽，晚景甚為不佳。
讀書入神 過目不忘
吳宓幼時，讀書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書房。一晚，家人送餅一隻，油潑辣椒一碟，吳宓讀書入神，誤用餅子蘸墨大啖，連曰：“香，香，香。”
吳有即頌成章，過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吳老家，於迎祥宮碑前小站片刻，隻將碑文口誦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寫而出。
站著乘車
吳性剛直，一貫克己守公，從不占人絲毫。
1944年，他去寶雞訪友，購得三等車票，上車無座位，隻好站過道。其時，恰遇妹夫王俊生，該王持有免費乘車證，遂將他帶至二等車廂，找一空座。吳不知情，待查票時，列車員說：“三等車票，不能坐二等車廂。”王即出示證件，說明身份關係，查票員亦謙笑允準，但吳卻生氣異常，憤然返回三等車廂，依舊站於過道，直至寶雞。
“殺”胡適
吳宓一意捍衛國學和文言文，對倡導白話文的胡適意見甚大。有一次，他與胡適在一個聚會上相遇，當時北京人流行用“陰謀”二字，胡適戲問：“你們《學衡》派，有何新陰謀？”吳宓說：“有。”胡適笑著說：“可得聞乎？”吳宓說：“殺胡適！”這段對話一時成為笑談。
“吳宓風”與“對牛彈琴”
吳對《紅樓夢》研究，造詣極深，飲譽中外。凡聽吳宓紅學演講之人，無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癡。末了輒發深歎：“那不是聽報告，簡直是看演出。”吳一人將林，王，薛，賈演得活靈活現，惟妙惟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吳宓風”，時人讚譽：“郭沫若與吳宓的報告，倘能一字不誤記錄下來，便是第一等絕妙好文。”1947年，吳宓來西安西北大學講學，知識界奔走相告，盛況空前。一日，陝西“三青團”一幫政客故做風雅，約請吳講《紅樓夢》，吳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辭拒謝。誰知，這幫人搬出吳宓父親吳仲祺先生極力通融。吳宓無奈，便胡謅一通，待其走後，吳父詰之：“何故未講？”吳答：“彼等似廟中之神，泥塑木雕，對之若談紅樓，猶對牛馬奉琴耳。”在汪曾祺的記憶中，吳宓先生講“紅樓夢研究”，經常有後來的女生沒有椅子坐，他看到後，馬上就去旁邊的教室搬來椅子，等學生都坐好，才開始講課。吳先生此舉，也引來一些有紳士風度的男生追隨學習。
愛情不是上廁所
吳宓和金嶽霖是好朋友。吳宓是個勇敢的癡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詩發表在報紙上，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兩句。大家讓金嶽霖去勸吳宓，他便對吳宓說：“你的詩好不好我們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不應該拿到報紙上宣傳。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這一下子吳宓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就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老一下也感覺自己話不大對，但是不知道怎麽解釋，就站著聽吳先生罵了半天。
邱吉爾夫人的故事
吳宓平日表情嚴肅，不苟言笑，但心懷坦蕩，為人寬厚。1955年，他從涇陽回西安，在三原搭乘火車，一列車員倒開水時，不慎將吳手燙傷，慌忙中未及賠禮，吳卻站起，毫不介意地說：“無妨無妨，請勿耽誤公幹。”
服務員離去，同行數人，均感詫異。詢之於吳，吳曰：“昔英相邱吉爾去議會發表演講，下車之時，夫人手被車門夾傷，血流不止。邱氏瞥見，神情慌急，但夫人卻一臉鎮靜連說“無事”，待邱演講完畢，夫人方以實情告之。”
吳宓意在喻告人們，凡事不可以小誤大，以私誤公。
為《紅樓》砸飯館
當年昆明文林街開了一家小飯館，飯館老板腦袋一熱，想取名為“瀟湘館”。吳宓聽說後大為惱火，認為這褻瀆了他心中的林妹妹，因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瀟湘館”。於是，吳宓提著手杖前去說服，說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頓亂砸，逼得老板隻好把“瀟湘館”改為“瀟湘食堂”，吳宓這才作罷。
青睞錢鍾書
1929年，錢鍾書以英文滿分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外文係，成為吳宓教授的得意門生。他上課從不記筆記，總是邊聽課邊看閑書或作圖畫、練書法，但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個學年還得到清華超等的破紀錄成績。吳宓對這個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課後，“謙恭”地問：“Mr．Qian的意見怎麽樣？”錢鍾書總是先揚後抑，不屑一顧。吳宓也不氣惱，隻是頷首唯唯。1933年，錢鍾書即將從清華外文係畢業，校長馮友蘭親自告訴他，將破格錄取他留校繼續攻讀西洋文學研究碩士學位。相傳錢鍾書一口拒絕，並狂妄地說：“整個清華，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一說這段話是在西南聯大時所說。但據錢鍾書夫人楊絳說，錢鍾書不曾說過此話，吳宓日記中亦無記載，恐為時人杜撰。不久，“長舌”的周榆瑞將這話告訴吳宓。吳宓一笑，平靜地說：Mr. Qian的狂，並非孔雀亮屏般的個體炫耀，隻是文人骨子裏的一種高尚的傲慢，這沒啥。
幫學生作弊
吳宓曾在課堂上公開講：“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兒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當年在清華大學上課時，吳宓看到女學生站著聽課，會立刻跑出去替她們找來凳子坐；有一次點名點到“金麗珠”這個名字，吳宓情不自禁地說：“這個名字多美。”全班大笑，弄得這位女學生也滿臉通紅。更離譜的是，吳宓還為女學生作弊，自己費勁翻譯的文章，署上女學生的名字拿去發表。
還我五塊錢
某次，中文係一位教師借了吳宓五塊錢，說好一周內歸還。可一周過去了，此人並沒有還錢，吳宓走到他家裏，向其討還了欠款。那位教師很憤怒，在外麵說吳宓小氣。吳宓向別人解釋說：“我不是為了五元錢，我是在幫助他提高道德修養。”
有人也許不相信吳宓的解釋，認為他把錢看得很重，而把友情看得太輕，那麽，請您耐心一點，再看下麵兩個故事：
吳宓有個習慣，每月發工資那天都要上郵局匯錢，收款者中有他的親友，也有他的學生，有時不夠，還向鄰居借錢。某學生考取美國留學，但家裏沒有那麽多錢，吳宓一次就給了他三百大洋，使這個學生如願以償。吳宓再三聲明：這筆錢是送給他的，不用償還。
“文革”後期，西南師範學院一位女教師看到吳宓孤苦伶仃，頓生同情，給他織了一雙毛線襪子。吳宓回報那位女教師100元錢。在那個時代，這是一筆巨款，可以買許多貴重的東西。旁人覺得吳宓給得太多了。吳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襪子的成本費、勞務費，還有無價的感情都算在裏麵了，我給她的不算多。”
一聲“老師”熱淚盈眶
“文革”中，吳宓受到批判，再也無人叫他老師。有一天，吳宓獨自拄著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邊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見吳宓還活著，興衝衝地走過去，喊了他一聲“吳老師”。吳宓以為聽錯了，努力睜大昏花的眼睛問：“你在叫我吳老師？”青年回答：“是的。吳老師您今天上街散步？”吳宓不禁熱淚盈眶，摸索著從內衣口袋掏出一張10元鈔票，送給那位年輕人。該青年連忙搖手：“吳老師，我怎麽能收您的錢？”吳宓說：“小夥子，已有很多年沒人叫我吳老師了，今天你是第一個叫我老師的，我心裏感動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則我心裏就會不安。”見推辭不了，青年隻好收下，10元錢在那時足夠一個月的夥食費。
爭來“反革命”桂冠
在三年困難時期，吳宓有一次講文言虛詞“猶……況”，他脫口：““三兩猶不夠，況二兩乎？”例句很生動，效果也很好，同學們都笑了。不過此言一出，班級裏的愛國學生立即心明眼亮，下課狂奔教務處，報告階級鬥爭新動向，匯報說吳宓攻擊“黨的糧食政策”。時值大饑荒，成千上萬人餓死，吳宓此言，被定性為惡毒攻擊，從此不允許他授課，吳宓不得不作了檢查。吳宓品德高潔，言不阿貴，行不偎榮。文化大革命時，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受到掃庭犁穴般的破壞，而吳宓敢於在“批林批孔”時喊出“頭可斷，孔不可批”，他是“貨真價實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受到殘酷批鬥和監禁勞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依然堅持自己的“中西融合”的治學理念，他堅持中華文化的價值所在。蹲身牛棚，猶大寫其“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下”，“我罪實質，是認為中國文化極有價值，應當保存並發揚光大。”一類文字。吳宓做到了“不降誌，不辱身”。昔日桀驁不馴、風流倜儻的吳宓教授，最終也沒有被改造成一個自卑、謙恭的順從者。於是，批鬥升級，勞改加重，帽子再加一頂“現行反革命”。在批鬥中，老人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但還被西南師大中文係的紅衛兵推倒在地，致左腿骨折。後來又雙目失明。其時，識時務者說：“吳宓的反革命帽子是自己爭下的。”據說在“文革”後期批林批孔運動中敢於公開站出來反對批孔的全國一共隻有三個教授：梁漱溟、吳宓、容庚。有一次吳宓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於是，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裏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裏麵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紅衛兵們才停止了這種慘無人道的“鼻飼”。
吳宓晚年
吳宓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吳宓關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髒癢難受，隻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這個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隻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了耳鼻。
小人施詐 哲人受騙
吳宓心善，樂於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騙。他戴的進口手表，被兩個無賴以僅值六元的小鬧鍾哄騙而去。又有張姓之人對吳宓說，吳一學生因病就醫，急需二百元住院費，吳不疑，即刻湊錢交付。嗣後，此張又來，言稱那學生開刀治療，又急需費用若幹，吳此時手頭已空，正籌思之際，此騙子以為吳有疑慮，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聲朗讀，恰逢保姆進來，驚見客人正念白紙一張。（蓋此時吳患眼疾，視物不清）。於是保姆喚人，將騙子扭送公安機關。吳對此不勝感慨，又對保姆的精明稱讚不已。
主要貢獻編輯
開創比較文學研究
吳宓在中國開創了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研究，把比較文學引入中國學術領域，曾發表了《新文化運動》和《中國之新舊事物》等多篇重要的比較文學論文，為比較文學學科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吳宓還是我國比較文學的先驅，他不僅是我國第一個係統學習比較文學的學者，而且是在高等學校開設比較文學課程和運用其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吳宓先生就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了《記新文化運動》和《中國新舊說》兩篇文章，首次向國內知識界介紹了比較文學這個概念。吳宓通曉世界多種語言和在外國語言文學方麵的精深造詣，奠定了他對世界文學對比研究的堅實基礎。吳宓1921年回國後，在清華大學開設了“中西詩之比較研究”，使比較文學才開始進入中國高等學府的課堂。吳宓用比較文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為我國“比較文學”學科之首創。吳宓還用這種方法向學生講授西歐文學，為我國培養了第一代比較文學的研究人才。吳宓的學識，從他開設的課程門類之龐雜可窺見一斑：英語、翻譯術、修辭原理、英文作文、希臘羅馬文學、西方文學概論、英詩選讀、英國散文選、英國小說、英國浪漫詩人、歐洲名著選讀、英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世界文學史、歐洲古代文學史、人文主義研究、中西比較文學、歐洲古代近代史、英國曆史、希臘羅馬史、世界古代及中世紀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上古史、世界通史、文言文導讀、中國小說、《紅樓夢》研究、中國文學、古代文學史……，如此這般，豐富得驚人。他的學生評說吳宓，他是博雅通才，博通古今閱盡中外，在人文社科領域，你很難界定他是哪一門學科的專家，而你又不得不承認他在哪一門學科都可稱得上專家。
參與創辦清華國學研究院
1925年初，清華學校欲設立國學研究院，在校長曹雲祥主持下，由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出麵，先後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李濟為教授，這就是後來名動天下、流傳久遠的“五星聚奎”。他們都是我國近代最傑出的學者，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正是由於擁有他們，創辦後，開創出一股研究國學的新風氣，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國學界，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研究院開創的優良傳統，在清華園延續，成為清華英才輩出的一個重要原因。其聲望就超過了早於它創立的同類學校，並且，清華國學院由此開始，建立了中國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傳統。馮友蘭曾說：“雨僧（吳宓）一生，一大貢獻是負責籌備建立清華國學研究院，並難得地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清華任導師，他本可以自任院長的，但隻承認是‘執行秘書’。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很難得的！”另外當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頤和園前，遺書中指定陳寅恪和吳宓處理自己遺留下來的書籍。由此可見王國維對吳宓先生的信任。
創辦《學衡》雜誌
在南京任教期間，與柳詒徵、劉伯明、梅光迪、胡先驌、湯用彤等創辦《學衡》雜誌，任總編輯。該刊11年間共出版79期。其宗旨主要是提倡國學，兼介歐美學術。因於白話文持異議，與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形成對峙之勢。這一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嚐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吳宓認為“隻有找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普遍有效和亙古長存的東西，才能重建我們民族的自尊”。在“五四”運動之後，社會上提倡白話文、作新詩成為時尚，吳宓卻在介紹西方文藝理論，宣傳新人文主義的同時，大寫文言文，作白話詩，聲稱要“昌明國粹”，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人們對傳統文化極盡聲討的時代，吳宓創辦《學衡》，主張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又要保留傳統優秀文化，正是他在學術上“求衡”的體現。他的主張使自己處於新文化運動的風口浪尖之上。但吳宓不懼不讓仍堅持“儒道思想為國之本”，因此也被魯迅戲稱為“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就像他曾總結自己一生時說道：“吳宓，一介平民，一介書生，常人也；做學問，教書，寫詩，均不過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傳統文化，雖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獨立、自由，追求學術上的獨立自由，從不人雲亦雲。”他並不是要為自己立一家之言，而是試圖將民族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視域內，去尋求一種普遍的、做真學問的道路。今天看來，這種當年被冠以“文化保守主義”的主張，已經分明表現出了它的前瞻性及現實價值。然而，長期以來形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往往會形成這樣的觀念，似乎肯定了吳宓就意味著否定新文化派。也正是這一點，為他的人生打上了悲劇的底色。而之後在文革中，按照“反魯迅就是反黨”的政治邏輯，吳宓因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偉大的文化旗手魯迅自然就成了“貨真價實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受到殘酷批鬥和監禁勞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猶大寫“我罪實質，是認為中國文化極有價值，應當保存並發揚光大”一類文字。於是，又被扣上一頂“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在批鬥中，致左腿骨折，後來又雙目失明。
“紅學”研究
吳宓還是一位很有建樹的紅學大師。早年潛心研究《紅樓夢》，留美期間，即在《民心周報》發表了《（紅樓夢）新談》，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最早評論《紅樓夢》的論文。1944年曾赴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作《紅樓夢》學術報告，轟動一時。次年，成都的《流星》《成都周刊》等刊物相繼發表了他的《（紅樓夢）之文學價值》《（紅樓夢）之人物典型》《（紅樓夢）之教訓》《賈寶玉之性格》《王熙鳳之性格》及《論紫鵑》等多篇紅學論文。1947年回陝省親時，應邀在西北大學客席講授紅學。1963年，曾幫助重慶市川劇二團編導川劇《晴雯傳》。他對《紅樓夢》研究，造詣精深，享譽中外，是最早將《紅樓夢》推介到國外的權威學者之一。在國內紅學界，他與胡適、蔡元培、俞平伯、景梅九、周汝昌等紅學專家齊名。在紅學研究方麵，吳宓先生著述頗豐，曾用中、英文發表過《紅樓夢新談》《石頭記評讚》《紅樓夢之文學價值》《紅樓夢與世界文學》《紅樓夢之人物典型》等極有見地的文學論著，對推動我國和國際紅學的發展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教書育人
吳宓終生從教，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在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曾經培養出大批學有所成的知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哲學家以及外國文學的研究和翻譯人才。當代著名學者錢鍾書、曹禺、李健吾、趙瑞蕻、張駿祥、季羨林、李賦寧、田德望、張君川、王岷源、劉盼遂、高亨、趙蘿蕤、謝國楨、徐中舒、薑亮夫、姚名達、王力、呂叔湘、向達、浦江清、賀麟、沈有鼎（以上為清華大學時期）及王佐良、周鈺良、楊周翰、許國璋、趙瑞、王般、李鯨石、許淵衝、查良錚、何兆武、袁可嘉、金堤、杜運夑、李廷先（以上為西南聯大時期）等人，都出自他的門下或受到他的教誨。
最後時刻
1977年，吳戴“反革命”帽子住在老家涇陽，猶似老農，棉衣鶉結，衣食難繼。一日，偶與妹閑談，知鄉間中學未開英語，問其緣由，答曰：無外語教師。吳遂急切言曰：“那他們何不找我？我在美國呆過多年，我可以給他們講課。”蓋吳此時雙目失明，全身癱瘓，行將就木之人，拳拳之心實可感人。
臨終時刻
“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這是吳宓1978年臨終前的囈語。在一個做學問的人的眼裏，教授是一個了不得的頭銜。沒有人記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在知識不曾貶值的日子裏，教授貨真價實代表應得的榮譽和地位。教授的意義，是我們今天許多俗人無法理解的。可見，“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給老人的創傷是多麽至深！“教授”兩字，在吳宓心中是多麽的崇高！教授，在無知者的眼中，是一個不名一文的空頭銜；教授，在俗人的麵前，是一種謀生的資本；教授，在學人的心中，代表著學問、榮譽和地位；教授，在吳宓先生那裏，是他一生自豪的稱號，是他理想人格的載體。吳宓，一個名副其實的教授。吳宓有著真學識、真性情，卻自比為古希臘悲劇的英雄，而他的命運，恰恰中了他的讖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