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我任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1971年9月12日晚上，指揮所不是我值班，淩晨0點多值班員突然打來電話，叫我們常委都到指揮所。這時指揮所已接到上麵命令，讓所有的飛機都返回機場，隨即叫各部隊飛夜航的飛機都陸續返航落地，淨空。但全部雷達都開機搜索。究竟發生什麽事情了，誰也猜不出來。指揮所也搞不清楚是怎麽一回事。這時有人提出：是不是問一問空軍？楊煥民司令員也急於搞清楚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就在指揮所直接打電話到空軍找吳法憲，可是怎麽也找不到他。
9月13日，吃完早飯以後，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那裏來了通知，叫蘭空楊煥民司令員、劉鎮政委到軍區去，傳達緊急事情。可是，他們從軍區回來後也沒向大家傳達。常委們雖然都有些疑慮，但也不好問。
我們事後才知道，原來在9月13日淩晨，林彪一夥倉皇出逃後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可是，當時並不知道飛機已經失事。林彪地位特殊，他當時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掌握著黨和國家及軍隊的核心機密。他如果真的叛國投敵了，不僅對黨產生嚴重的危害，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將會對我們國家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這一夜北京更是高度緊張。周總理徹夜未眠，一直在密切關注林彪叛逃飛機的去向，同時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連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通報林彪事件的情況，作緊急戰備部署，采取緊急應對措施以應付突發事件。
隨後，周總理親自下達全國禁空令，要求關閉全國所有機場。他強調指出：沒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人聯合簽發的命令，任何飛機不準起飛。從這一夜開始全國淨空，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在禁空令中之所以還有“林副主席”，主要是因為當時林彪的具體情況還不明朗，如果突然去掉林彪的名字會引起猜測，擔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
緊接著，周總理用保密電話親自給各大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打電話，通報林彪外逃情況。為了暫時保密，又能讓對方聽明白，總理用隱語說：我們的那個病號，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備戰，各部隊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不允許任何飛機進北京。他同時下令，駐各戰區的海、陸、空部隊都歸大軍區指揮，並立即派陸軍進駐空軍、海軍機場，與原守衛部隊共管，嚴格遵守禁空命令。後來聽說，這一圈電話打下來，總理的嗓子都喊啞了。
實際上，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找蘭空楊煥民司令員和劉鎮政委到軍區去，就是傳達周總理的指示。他們聽了傳達以後，知道林彪跑了，當時可能要求隻傳達到大軍區和正兵團級，所以他們回來之後也不傳達，隻是在小範圍內跟大家通了氣。那時的政治氣候也不允許多問，我們這些副職在原則方麵也特別尊重他們。當聽到林彪跑了之後，我們還是大吃一驚。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吳法憲怎麽把的防線，怎麽能讓林彪跑了。
隔了沒多久，中央下發了57號文件，然後就在機關進行傳達。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當時機關和部隊聽了中央文件傳達後，都非常震驚，開始在思想上都轉不過彎來。可是，事後又感到很慶幸，如果當時林彪真的逃到了蘇聯，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空軍成了“重災區”。當時，根據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親自到空軍坐鎮處理危機。因為周總理最擔心的還是空軍，讓李德生到空軍坐鎮也是非常之舉。李德生領命後，立即到空軍指揮處理這一突發事件，連續五天五夜沒休息。事後周總理說：“當時情況不明，我們派德生同誌去空軍，他是隻身入虎穴，我們都為他捏了把汗，但結果還是我們勝利了。”
“九一三”事件後，空軍受牽連比較大，這時候空軍機關和下麵部隊都對空軍領導不怎麽信任了，因為他們把空軍的方向搞偏了。因此，中央派李德生到空軍指導工作。這期間，中央軍委決定由曹裏懷、王輝球、鄺任農、薛少卿、梁璞等五人組成空軍領導小組，由曹裏懷牽頭，負責空軍的日常工作。實際上，當時空軍的一些重要會議和活動都有軍委、總部領導參加。清查工作基本結束後，空軍的工作逐漸走上正軌，這時軍委、總部又在考慮空軍新領導班子的問題。
1972年初，空軍在北京召開訓練安全會議，實際上這次會議是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和空軍五人小組一塊兒主持的。蘭州軍區空軍派我來參加這次會議，另外還派了機關的幾個處長，範圍不大。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布置1972年的訓練任務和安全工作。在這次會議期間，葉劍英副主席專門召集了一個範圍很小的座談會，大概十幾個人。那時王海是空軍第二訓練部的部長，還有張積慧，他們都參加了座談會，我也參加了座談會。座談會的中心議題是征求大家的意見，就是看誰能當空軍司令員、政委。由於這時候下麵對空軍領導不怎麽信任了，對空軍司令員的人選問題，我們大家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請中央軍委從大軍區派人來任空軍司令員。在座談會上我也發表了意見，堅決支持中央派人來，而且盡可能快一些，因為空軍幾十萬人長時間沒有主要領導不行。
這時候，葉劍英說，空軍司令員一定要從空軍產生。接著，他又講了一些典故，還講了一些有關罷官奪權的情況。那些典故隱喻些什麽，我當時也沒太聽懂。最後，葉劍英強調，空軍司令員一定要從空軍產生。然後，他又讓大家暢所欲言發表意見。我當時考慮空軍建設一定要從大局出發，既然葉劍英一再強調空軍司令員要從空軍產生，想必軍委已經有所考慮，但我還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我說，空軍領導班子的老成員，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像成鈞、劉震、黃玉昆、張廷發等，這些人都已從監獄、農場回來了，他們的能力都很強，如果沒有問題的話，這些人都可以當空軍司令員、政委。他們都是受林彪、吳法憲的迫害被罷官奪權打下去的，如果上麵不派人的話，他們這些人都可以勝任。我當時就提出這個意見。
1973年3月至5月，空軍黨委召開四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由於當時空軍的情況特殊，這次會議每個大軍區都派有領導同誌參加，會議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由此可見，中央對這次空軍黨委擴大會的重視程度。當時蘭州軍區空軍是楊煥民司令員和劉光漢副司令員帶領蘭空的代表到北京參加會議。另外，蘭州軍區也有一個會議，劉鎮政委就帶機關的部分幹部到蘭州去參加軍區的會議，就讓我在家裏主持工作。
就在這時候，航空兵六師發生了一起嚴重事故，一架訓練飛機撞上了跑道上的兩架飛機，損失慘重。我立即趕赴空六師處理這起飛行事故。那時蘭州軍區空軍駐地不在蘭州，在距離蘭州30公裏的下官營。空六師也不在蘭州，離蘭州也有好幾十公裏。就在那天晚上，在蘭州軍區開會的劉鎮政委給我打來電話說，明天上午空軍來一架飛機，下午接你到北京去。我問他到北京去幹什麽，他說他也不清楚，通知就是這樣說的。
我當即趕回蘭空駐地下官營，可是心裏不托底，就連夜打電話給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問問情況。因為他是我的老上級，抗戰時期他就是太行七分區司令員，我那時在七分區當作戰股長，關係很好。我直接給他打電話說：“皮司令，我們蘭空司令員、副司令員都在北京開會，政委在你們那裏開會，讓我在家裏主持工作，六師剛發生了事故，我正在那裏處理，這突然叫我到北京去幹什麽啊？”他說：“我也不知道啊。”我說：“你那個軍區派了個副政委去北京參加空軍的會議，他沒給你透露點消息叫我去幹什麽？”他說：“不知道。”我說：“皮司令你對我比較了解，外麵和上麵對我是不是又有反映？”他想了想說：“沒有聽到什麽，你是不是代表一個方麵的啊！我隻聽說對你有點反映，說你政治上比較右。”我心想這都是吳法憲給他們傳的，使他對我形成這種印象。他最後對我說：“明天上午北京來架飛機，你下午就走吧。”
我聽皮定均司令員這樣一說，就以為一定是哪個師裏的幹部又到上麵告我的狀了，這回讓我緊急赴京又可能是去挨批的，當時我就是這樣想的。這天晚上，我心裏七上八下，也顧不上休息，趕緊找1968年的那次檢討材料。那時我也沒寫詳細提綱，也沒有寫詳細的文字，隻有一個簡要提綱記在一個本子上。我把那個本子和第一次匯報“三支兩軍”的那份材料找出來，準備去北京時帶上。因為第三次整我時找不出大問題，也就不鬥我了，所以後來我也沒寫檢討。這回萬一人家又告了我的狀的話，沒有準備不行。因此，我就連夜準備，估計哪些問題可能挨批，考慮去北京後如何檢討。
第二天上午，我從下官營趕到蘭州，下午就按計劃乘飛機去北京。在飛機上，我還在反複考慮這次到北京去檢討什麽，怎麽檢討，不知不覺飛機就在北京南苑機場降落。下飛機以後，到機場來接我的是蘭空司令部辦公室的一位秘書，他是在這之前隨劉光漢副司令員來北京一起開會的。在往汽車停放處走的路上，他問我：“首長，空軍的會議再有幾天就結束了，你還來幹什麽？”我說：“我不知道。你聽說我來幹啥？”他說：“我也不知道啊。”上了車以後，汽車就往北京市區開。這時，謝秘書忽然從副駕駛的位置上轉過頭來對我說：“首長，你是不是出組織成果來了？”我有些摸不著頭腦地問：“哎，你說什麽是組織成果？”他接著說：“空軍這次會議要達到兩個目的：一個是要出精神成果，就是把林彪、吳法憲的流毒肅清，精神上思想上有個很好的成果；第二個成果就是組織成果，這次會議完了之後，就出一個新的空軍常委領導班子。空軍常委有了以後，再去調查研究，組成各個軍區空軍的班子，完了以後再向上麵報。”
我那時不知道這些和我有什麽關係。“文革”期間，我反複挨整，即便是不整我的話，我也到不了空軍。空軍那麽多老資格，人家到空軍幹了幾十年了，像過去的老首長聶鳳智、成鈞、劉震，還有許多受迫害落實政策後從農場和“五七”幹校回來的老幹部，他們的革命資曆都比我長。像我這樣資曆淺的人怎麽能來空軍當領導，當時連想都不敢想。
我到了北京後，就直接參加最後幾天的會議。起初，我一直準備在會上挨批。可是，後來一看好像沒有要批我的跡象，這才放下心來開會。這時候會議的簡報很多，每個小組都有簡報，因為缺席前段時間的會議，所以我就抓緊時間看會議簡報，什麽也顧不上，就想盡可能多地了解會議情況。就在這時，有極少數人可能得到了消息，就透出了風聲，說我要到空軍工作。我當時根本就不相信，還勸說人家不要亂猜測，更不能亂講。
其實，這並非是空穴來風，因為在這兩個多月的會議期間，先後還開了好幾個座談會，廣泛征求各方意見，看到底誰能來當空軍司令員。在這之前，上麵就派人到我們蘭空機關、部隊進行調查研究，實際上也是進行考核。當時並沒有說明意圖，我根本就不知道，也沒人告訴我。工作組還特意調查了蘭空機關的幾位副參謀長，後來他們分別當了蘭空參謀長、武空參謀長。當時調查他們，他們也不知內情，因為我到蘭空後就一門心思抓工作，所以他們對我的印象比較好，大概都說了一些好話。
會議期間，葉劍英、李德生找我和鄒炎談話，當時我覺得他們好像是在征求我們的意見。當他們談到如果調我們到空軍來該怎樣開展工作時，我們都表了態。我還特別強調說：“我在師裏工作，軍裏的工作規律我還沒有摸透，到空軍來不合適。”我明確表示我不能來空軍。這時，李德生說了一句：“要是一定要你來空軍呢？”我考慮到自己的實際情況說：“要是一定要我來的話，我頂多在空軍下麵的業務部門搞搞作戰和訓練等一些具體工作。”我是這樣表的態，因為他們說得很清楚，是要我到空軍來，我想自己隻適合在機關業務部門做一些具體的作戰或者訓練工作，根本就沒有往當司令員、副司令員這方麵想。
接著就開大會，那天的大會周總理、葉劍英等好多人都出席了。會議開始後，周總理先點名，首先叫起的是傅傳作，然後就點我的名，我起立答：“到。”周總理抬眼看了看我，然後問我多大年紀了，哪兒的人啊，還飛不飛啊。我一一作了回答，他這才示意我坐下。然後，他又點名叫張廷發、成鈞等人，另外也點名叫那些剛從“牛棚”和監獄裏“解放”出來的參加會議的老同誌。當時，我還沒意識到點我名的用意。接著，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講話。最後，周總理講話。他講完話後宣布大會結束，其他同誌都可以回去，這次參加會議的軍區空軍領導都不要走，留下繼續開會。然後，周總理、葉劍英對軍區空軍領導班子提了些希望和要求。
這次大會散會後，有好幾個人暗示我：“你這回要‘駕轅’了。”在東北待過的人都知道什麽是“駕轅”。東北有一種膠皮軲轆馬車，前麵套的兩匹馬叫龍套，後麵當中負重的那匹馬或者騾子，叫轅馬。“駕轅”的一般寓意是承擔重任或當主官。因為周總理點名時，我的名字排在第二名，比較靠前，所以一些人就猜測，說我可能“駕轅”。我對他們說：“可別瞎猜，更不能犯自由主義。”因為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到空軍去“駕轅”。
實際上，就在這次會議中，經過反複征求各方意見，最後確定了空軍新領導班子成員。然後，上報中央審批。大概過了一周，中央正式下達了空軍新領導班子的任職命令，我為司令員，傅傳作為政治委員，張廷發、成鈞、鄒炎、張積慧、曹裏懷、鄺任農、薛少卿為副司令員，高厚良為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杜玉福為副政治委員，梁璞為參謀長，先前的空軍五人小組被撤銷。周總理、葉劍英接見了空軍新班子成員並講話。周總理在講話中肯定了空軍一年來“批林整風”的成果，要求空軍振奮精神，在兩年半的時間內改變空軍麵貌。
對於中央的任命，我確實一點兒思想準備都沒有，當聽到宣布任命我為空軍司令員的那一刻，非常吃驚，怎麽也沒想到會讓我從蘭空副司令員的職位上直接升任空軍司令員。
事後我才知道，原來是在空軍黨委擴大會期間，周總理向毛主席建議，應該盡快選配空軍司令員。起初，毛主席想讓李德生直接留在空軍，因為經過他在空軍一年多的清查工作，空軍的工作已基本上走上正軌，他對空軍的情況也比較熟悉了。在征求李德生的意見時，他說空軍是個技術軍種，自己不懂飛行，不行。後來，毛主席就對周總理說：“空軍司令要能上天，海軍司令要能下海。”還要求與林彪集團沒有瓜葛。那時李德生還是總政治部主任，再加上“九一三”事件以後，他一直在空軍指導工作，對空軍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周總理就讓李德生推薦人選。李德生原來是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第十七旅旅長，我當年在他手下當團長，他對我比較了解，所以就向周總理和毛主席推薦了我。另外，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我調到蘭空以前，曾連續三年先後三次在“文革”中挨整受批判，自然就和林彪一夥劃清了界限，可能也有這個因素。實際上，在當時有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張廷發，再一個方案是我。那時候作為當事者，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上麵有兩個方案，也不可能知道。
當時，李德生一直在空軍指導工作，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清查工作基本上搞完了，這給我們新班子開展工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後續的工作仍然很艱巨，下麵的清查工作還在繼續。在這方麵新班子堅持實事求是，按毛主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及周總理關於“主要矛頭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這個反黨集團，教育大批幹部，團結大批幹部”的指示要求，根據空軍的實際展開工作。既防止清查工作擴大化，又有利於團結，從而達到消除影響、增強團結、振奮精神和提高戰鬥力的目的。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工作，空軍的麵貌發生了根本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