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口述整理）
按理說，這個標題並不是很確切，因為它好象是在以一個“老友”、“熟人”的身份去說事。其實，溫玉成與我僅在解放戰爭時期有過三年的上下級關係——他是師長，我是團政委，之後即無往來，隻是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們在南京鄧少東同誌家中（溫與鄧同一幹休所）見過短暫的、也是最後的一麵。所以我本來無資格去談什麽“若幹事”的。不過，因為一則這個人“文革”中有些莫名其妙的事，使人們感興趣；二來他與我的關係，也有點“一言難盡”。所以這裏就我經曆說上一點，希望“有興趣者”能比較客觀地看待這個人。
我在自己的《自傳》中沒有說一句溫的好話，說實話，這是不太公正的。那時主要是因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因為一團團長趙峰。在以原哈東分區為基礎組建獨二師初時，有三個團，趙當時就是一團團長。後來三團被策動叛變（東北解放戰爭初期這種情況很多），就將我們從哈北分區四團並入獨二師（仍叫“四團”）。這樣一來，客觀上，趙與我好象就有了一個“先來後到”，進而也就似乎有了點“親疏”之分。溫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獨立第二師》中，也有過“四團團長鍾美科，政委姚天成對上次沒撈上打仗不服氣”的說法，似乎也多少反映出一點這種“微妙關係”。我們又聽說趙是從舊軍隊中被俘虜過來的，軍隊中一般對有這種情況的同誌多少有點看法。再就是，趙確實比較喜歡出風頭，動轍在眾人麵前誇誇其談，總讓大家覺得他在溫麵前“說得起話”。於是感情用事之下，我就把趙看成了溫的“親信”。當然，最重要的是在後來的麥子山戰鬥中，我又是因為趙要“搶”已經到了我手裏的“肥肉”而犯的錯誤，所以意見就更大，於是我便認為是趙的“後台”的溫，滋生了不滿情緒。
第二個問題，則是因為師政委譚友林。譚雖然資格老，但是警衛員出身（他是賀龍的警衛員），打仗就不那麽在行，軍事上經常有點“人雲亦雲”。麥子山戰鬥，可以說是他一個戰術處置不當的典型（下麵要說）。而且，這件事又是由於一個師政委聽一個團長（趙峰）的話而導致與另一個團政委（即我本人）的衝突，就更顯得不甚得體。所以我對譚是有怨氣的。而譚在師黨委會上研究處理我的問題時，溫應該是知道這其中的問題的，但他不吭聲。師裏都知道：溫與譚都是從延安黨校（一部，都是七大代表）一塊兒來東北的，關係不錯。所以我認為溫是為了他與譚的“團結”而失去了“原則性”。這也增加了我對溫反感。
我的《自傳》是50年代初期（為評軍銜）時寫的，上麵兩個問題都相隔不遠，情緒還未消，所以表達中情緒不是很正常。所以其中會對溫玉成一句好話也沒有。
平心而論，一四五師老人都可以看到，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對溫玉成還是佩服的，也是尊重的。這首先是因為他確實是能打仗的，而戰爭年代，“能打”就是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整個東北解放戰爭中，獨二師打得是比較好的，與國民黨“五大主力”中的新一軍、新六軍都交過手，基本上沒有吃過什麽虧。這裏溫就起了主要作用。他自己能到第一線，萬把人的隊伍擺布得開收得攏，處理問題也比較及時果斷。他的文化也比一般師、團職幹部強，寫得一手好字（所以後來他能當到大軍區參謀長，與其文化也是有關的）。也平易近人，不擺什麽架子，有點“脾氣”，比如江西老表有時罵句“娘賣X”，偶爾也訓人，但比鍾偉（十二縱司令員）要隨和（鍾也平易近人，但戰場上脾氣要一大些）。
而且，我後來仔細想過：可以肯定，如果當時溫不是因為住院做手術（割闌尾）而不在指揮崗位，麥子山戰鬥是不會有趙峰的“搶肥肉”這出“戲”的；退一步說，即便趙想去溫那裏“搶”，我也可以迅速地告訴溫：當時的戰場情況根本不允許改變作戰部署，而絕不至於像我對譚友林那樣接連摔壞兩部電話。因為，當時我們四團已經在麥子山下展開為一個很長的包圍圈，不是說一句話就可以調換給一團的；山上的敵人又是國民黨的“黨化”部隊，比較頑強，稍不注意就會突圍而去；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當時我們十二縱是先從長春外圍打到沈陽，一路不停作戰，部隊已經十分疲倦，無法再瞎折騰了。這些，溫都會按照軍事常識去判斷，所以處理來起來就會與譚大不相同。而在當時譚則基本上是趙在電話旁邊說什麽，他就聽什麽。
麥子山戰鬥後我被撤職，在師部休息，溫跟我談過，想讓我當副師長。戰爭年代與現在不一樣，說給個官就會高興得不行，當個副師長，經常是要帶一個團單獨作戰的，或攻堅，或阻擊，或奔襲，或穿插，危險性很大。當然，做這些事，倒是很合我的個性的，但我還是不願去。理由很簡單：趙已在師裏當參謀長，我不願意與這位讓我倒了黴的老兄共事。
所以客觀、綜合看，溫玉成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幹部，可以說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他對於我，也不是真的有什麽“恩怨”或者“親疏”。而我在《自傳》中的一些過頭說法，還是有些出自於狹隘的個人怨氣。
說到狹隘，我還不能不說到譚友林。這個人是有些缺點，主要是不會打仗（當然這個缺點對一個指揮人員是很致命的，但他畢竟是一個軍事上很強的師長的政委，所以也無須過分苛求）。其實，他人並無大問題，屬於比較“老實”的那種人。“文革”中譚因賀問題挨整，解放出來到新疆軍區工作時，遇到一個一四五師的老同誌，還請他“代問老姚好”。我當時一股氣上來，說了句：“我不想理他！”——這話想來確實是狹隘了點。
當然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所以在全國解放後，我與溫之間雖無交往，但見麵時還能正常相處。60年代備戰時期，溫到我工作的炮一師視察，大家就相處得不錯。80年代後期去南京看老戰友鄧少東時，溫也來見了個麵，談了談些往事。
但是，有一件事我與許多老戰友都有些不理解：為什麽80年時代後期溫沒有授予紅星勳章（按其資格應授一級紅星勳章）？溫在“文革”中確實有些“麻煩事”，但到底有多大錯誤，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在林彪事件前被弄下去的，70年他被調離副總長職位（到成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時，北京軍區一個老同誌（大軍區級的）告訴我說：“林副主席嚴命溫三天之內必須離開北京。”看那樣子，林已經對他不感興趣了。所以在林問題上，溫“牽連”肯定會是有的，但不大可能過大。而授紅星勳章授予者中，許多與林彪事件有這樣那樣牽連的人，都照樣授了勳。這就對溫就有點不公正了。有些人說溫是為此而被氣病身亡的，可能有點偏頗，但或許也不無關係，因為對於一個有戰功的老資格軍人，這種事對他的傷害，是不難想見的。我們做授勳工作的同誌，是不是應該從這件事中覺悟到點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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