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柬埔寨紅高棉監獄長康克由在囚禁中死去
發表於 2020 年 09 月 03 日 由 史實, (華夏文摘： http://hx.cnd.org/?p=187806)
一：
在1964年的中國, “階級鬥爭 “氛圍濃厚，尤其在青年人之中， “革命理想 “狂熱得無以複加。那些中國進修者都是中共派來的有定向任務的激進青年。這些中國進修者在金邊大學裏散布 “革命 “思潮，影響了一個22歲的高棉人。
他名叫康克由（Kang Khek Ieu），1942年出生於磅通省斯滕區（Steung in Kampong Thom province）的一個貧窮農夫家庭，有著華裔血統。他是7口家庭裏唯一男孩。他身材中等，纖弱，溫和。他在小學就以天資聰慧引人稱奇，但他的家庭無力支付他的中學費用。他在全國數學比賽中獲得第二名，當地的一個企業家慷慨讚助了一筆錢，使他能夠進入著名的金邊西索瓦高中。他的母親金赫（Kim Siev）回憶道: “他永遠都沉浸在書本裏。 “1959年康克由取得全國會考第二名。1961年他畢業後回到故鄉，成為磅通省一個中學的數學教員。日後，他的同事評價: “他講課的精確程度是人所共知的，好象把大腦裏的課本抄到黑板上。 “
這樣一位可能成為數學家或者優秀教師的青年，1964年被委派到金邊大學教育學院進修，在那裏他接觸了正在學習柬文的中國進修者們，從此他的人生方向被改變。在中國被瘋狂灌輸了革命觀念的激進青年，把那些東西傳染給康克由。他在教育學院的同學奈本安（Nek Bun An）指出: “康克由之所以被共產主義吸引，是受了一群學習柬文的中國進修生的影響。 “
1966年11月18日西哈努克發現了在柬埔寨有秘密的共產主義組織，他以嘲諷語氣創造了一個詞語 “（胭脂色）紅高棉 “（Rouge Khmer）來首次命名柬共，意指 “非正統紅色 “的土產雜牌共產主義組織，以區別於正統共產黨組織。由於柬共始終不公開自己的存在和組織名稱， “紅高棉 “的稱謂便得到公眾的認同。
1967年6月，共產主義暴亂在柬埔寨發生。柬埔寨各省也發生了混亂。6月份在磅通省巴萊（Balaing）中學的一個教員康克由，聚眾燒毀了一輛公共汽車。康克由是1966年回到磅通地區的學校，已是柬共秘密分子。西哈努克的當地警察注意到康克由的活動，逮捕了他。清查行動在柬埔寨各地展開。
由於西哈努克在越南戰爭中的 “兩麵派” 行為把戰火引入柬埔寨，以及他利欲熏心地私下出賣國土、個人收費的行為，激怒了柬埔寨人民。1970年朗諾將軍通過議會，合法廢黜了西哈努克。史稱 “朗諾政變 “。朗諾掌握了政權，隨即實行大赦，紅高棉分子都被釋放。康克由也被釋放，加入紅高棉的反叛遊擊隊，他成為死硬的紅高棉一員。
簡單地說，1975年紅高棉在中國的極力幫助下奪取了柬埔寨政權，柬埔寨人民落入種族滅絕境地，有如人間地獄。使得文明悠久的高棉民族比其曆史上的任何時刻都更接近於死亡。
1975年底紅高棉黨中央決定建立一個秘密監獄S-21，用來清洗 “內敵 “，保衛黨中央。它的具體操作者是康克由，此刻他化名杜赫（Duch）。他被重用，類似於中國古代的 “錦衣衛 “或 “東廠 “首領角色。杜赫，身材清瘦，麵相溫和，毫不顯得凶惡暴戾，但他對敵鬥爭極為冷酷，喜好酷刑審訊。杜赫總是重複說: “所有被帶到這裏的人都必須招供。 “
杜赫選擇了金邊南部的一所名為堆屍陵（柬語Toul Sleng，一種毒野果）的中學。這個中學有四排的3層教學樓，被改造成20個集體大牢房和許多被磚塊隔開的2尺寬8尺長的小牢房，使整個S-21能同時監禁1,500個囚犯。從外麵看去，院牆上布滿密密麻麻的鐵刺網，讓人有濃厚的陰森不詳之感。S-21於1976年5月啟用，杜赫負責S-21的各方麵的具體操作，他挑選了57個監獄警衛、20個看守員和一些拷問員。杜赫外貌和善，從不趾高氣揚，一張照片是他的通訊員摟著他、兩人笑眯眯的合影。但他對工作對下屬都很嚴格。S-21的守衛辛輝（Him Huy）道: “他很堅強，頭腦也很敏銳，他真的是說得到做得到。 “最為具有價值的是，出於數學教員的認真習慣，杜赫為S-21的運作保留下完整的記錄。
S-21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內部清洗，其動機源於 “黨中央 “誇張了自己在 “敵人 “眼中的地位。喜歡無中生有的農謝也談到: “在（1975年）金邊解放6個月後，美國計劃從我們手中奪權。那計劃涉及美國、蘇聯和越南共產黨的聯合行動，形成了一種內外搏鬥。但是我們粉碎了他們的美夢 “。
在S-21建立的最初期，有7名皇室親王和公主在S-21裏被殺害。S-21的存在是高度保密的，僅極少數人知道，那是一些 “高級兄弟 ”、S-21的工作人員、以及各地區的被委予機密職責的紅高棉防衛首領。每當紅高棉黨中央發布指示時，有時點名那些被S-21拷問的 “反革命分子”，然而總是避免提到S-21的名字。S-21的隔絕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靠近營地、把附近的地區清場、限量所有文件、燒毀所有廢棄紙張、轉移囚犯時蒙起他們的眼睛、禁止員工之間的任何接觸。最殘忍的保密措施是靠殺死所有囚犯來維持的，沒有任何人被釋放過。S-21的恐怖和神秘在附近的一個工廠裏為眾所周知，該廠一個工人後來在1989年受訪時指證它是個 “隻見人進去，不見人出來的地方。” 杜赫在紅高棉政權裏擔任著一個重要角色。
在1970年3月 “朗諾政變”之前，杜赫經常回家鄉看望他的親人們，據他的母親和姐妹們說，杜赫回鄉時從不提及政治，她們也不知道他是柬共分子。1975年4月紅高棉獲得勝利後，他恢複了回家鄉。他的姐姐說: “我們不知道他在紅高棉政體裏有什麽職位。他回家時從不談論他的工作，他看起來沒有任何不平常之處。“
在S-21建立之後，在柬埔寨各地區的紅高棉仿照S-21建造了196個清洗機構。
1976年3月30日，紅高棉 “黨中央 ”決定立即開展一個重大行動，即清洗內部以 “消滅內敵“。清洗將由杜赫主管的S-21來完整地執行，它直接對 “黨中央“ 負責。這個強烈訊息的不可思議之處是：在內部並沒有反對勢力形成、也沒有任何陰謀跡象出現的情況下， “黨中央“ 急於部署內部清洗，並非源於事實的威脅，隻能是源於假設。問題是，大清洗為什麽會源於假設？
幾乎在每份受害者的招供文裏，牽連到的 “密探“或 “叛徒“的名單會增至幾百個名字，使人覺得那是一個龐大的、全國性的大陰謀。本來，這些不合邏輯的編造，應該被輕而易舉地揭穿──杜赫本人是一個靠嚴密邏輯和複雜證明來教課的數學教員。可是，所有招供文就沒有一份被杜赫和審訊員們感覺是不切實際而拒絕，實際上那正是 “黨中央“所需要的。現在，可以知道，S-21作為最重要的保護 “黨中央“的設施，並非是為了鑒別真實的 “內敵“，而僅僅為了不斷地證實波布（紅高棉總書記）的猜疑、假定或某種計劃，並顯示為此而粉碎一些重要的柬共黨員是合理的。杜赫受命執行清洗 “內敵 “工程。實際上杜赫不可能不知道那些招供文幾乎全是被逼捏造的。
杜赫每天工作到深夜，他勤奮地尋找 “內敵“並逐個逮捕他們。現存S-21的一些處決照片展示被殺者的頭顱被隨意割掉。但是毫無疑問，在S-21裏，除了囚犯的家屬和孩子們是清白無辜的，那些被清洗的幹部基本上都不是什麽善良人，而是禍害自己民族的共黨份子。雖然他們遭受痛苦折磨值得世人同情，但他們並非無辜。客觀地說，S-21在認真冷酷、卓有成效地逐步深入地粉碎著主要由社會垃圾組成的紅高棉骨幹部分。
黨中央密切關注著杜赫的工作。波布確信越南正在試著在紅高棉內部組織政變。於是清洗層層擴大，誣指聯係到黨內高層，連黨中央成員都對此產生了擔憂。1977年10月5日宋成指示杜赫不要全盤接受招供，因為 “他們的一些招供也在攻擊我們“。於是，當杜赫看到一個囚犯胡亂招供，順便咬出他以前中學的一個教員喬提麗特（Khieu Thirith，英提麗特的婚前姓名，英薩利的妻子，紅高棉最有權勢的女人）也是美國CIA的密探。當杜赫讀到這個誣告時，他很緊張，對那囚犯警告道: “你有什麽證據？你知道她是誰的妻子？“
僅在1977年3月份，就有1,059名重要的高級幹部被送往S-21，占滿了S-21的全部空間。逮捕行動橫掃了紅高棉所有大區，90%以上的紅高棉中級高級幹部被S-21逮捕、處決。上千名饑餓的囚犯擁擠在四棟教室樓裏。當清算行動變得更加劇烈時，S-21的關押空間被強行塞滿，附近的鎮艾斯（Choeung Ek）的S-21專用的殺戮場也被死屍填滿。1978年4月間，被送到S-21的囚犯太多了，有些運囚卡車不能駛入S-21，囚犯未經審問就直接送去處決了。
大清洗愈演愈烈，層層株連，走入混亂。紅高棉幹部梅曼（Mey Mann）後來對研究員史提夫•赫德指證大清洗道: “每個人都在誣告某人通敵，而每個人都不懂正在發生什麽事。“到了1978年，大清洗使整個紅高棉組織瀕臨了絕境。紅高棉的中低層的大部分幹部已被清洗，被視為逮捕目標的高級幹部也越來越少。隨著整個國家的形勢日趨惡化，殘存的紅高棉幹部都疑團重重。無人知道自己是否將是下一個 “內敵“？吞噬一切的迫害會在何時結束？一個有經驗和自信的共產黨或許有能力在清洗運動失控時克製它，而紅高棉不能，因為被敵人團團包圍的恐懼感圍困著 “黨中央“。
根據S-21檔案的記錄，在S-21裏，1975-76年時期有2,404個囚犯被處決；在1977年有6,330人被殺死；1978年6月份記錄是5,765人被殺死；而1978年下半年的記錄沒有被發現，可能被銷毀了。現存在S-21的檔案共有19,049份，總計十幾萬頁。據此估計，從1975年的下半年到1979年1月，在S-21裏約有16,000人被殺死，這些人幾乎都是紅高棉的高級和中級幹部。
總書記波布反複發動大清洗的結果是：其一，紅高棉政權的政治基礎和統治能力基本上被摧毀，紅高棉軍隊被極大地削弱， “黨中央“ 對各地區的行政管理已失效，幸存的幹部和人民思投越南。其二，在1960年組成柬共中央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被消滅了，柬共曆史的知情者也都被消滅了。柬埔寨 “革命“ 的過程被重重謎霧所籠罩。
1977年S-21部分人員的合影（後排右二為康克由）
二：
1979年1月7日是金邊的一個風和日麗的一天。中午12時30分，大隊越軍浩浩蕩蕩地開進金邊。僅僅13天，越軍就粉碎了紅高棉政權。越軍的迅速勝利是越南將領們所始料不及的，他們知道紅高棉色厲內荏，但沒料到不可一世的紅高棉會 “像一枚雞蛋被輕易摔碎在石頭上一樣“。紅高棉，這個人類史上最暴虐最怪異的 “紅色烏托邦“彈指間就破滅了。所有留在金邊的人都自發歡迎了越南入侵者，他們都是嚴重缺乏營養、被折磨了3年多的工人和家屬，全部隻有寥寥千人。
到了下午，越軍接管了整個金邊，幾百個沒有來得及逃走的紅高棉成為戰俘。現在已知，直到越軍進入金邊一個小時後，杜赫仍然呆在S-21裏，然後他走出S-21，就消失無蹤了。其它的S-21劊子手們早就逃散了。S-21裏被鎖住的囚犯皆被殺死，隻有7個在S-21裏做工的囚犯乘亂逃出而生還，此後這7人成為S-21的見證人。杜赫所積累的S-21文件記錄和大部分 “招供文“都沒有來得及銷毀，這些檔案至少有19,049份、達十幾萬頁。杜赫，這個前數學教員，以認真嚴苛的職業風格，轉動著S-21這台 “絞肉機“，冷酷無情地把紅高棉骨幹——即共產主義 “革命“所篩選出的社會垃圾，一網網地搜尋和粉碎，有效地拆毀了紅高棉這頭怪物的統治基礎，還為世人留下了見證紅高棉部分罪行的檔案資料。從這個視角來看，冥冥之中S-21似乎有著特殊使命，杜赫也是功莫大焉。
杜赫在1979年5月逃到柬泰邊境地區之後，隱名改姓，脫離了紅高棉，以普通難民身份不聲不響地生活在邊境的窮困鄉村中。從1995年開始，他對聖經（Bible）產生了興趣。稍後他的妻子蘇法爾在一次也許是複仇的襲擊中死去。杜赫深為悲傷，他皈依了基督教，他的人性從此蘇醒。1995年，美國籍的柬埔寨牧師克裏斯托佛（Reverend Christopher，該牧師的父母和兄妹都死於紅高棉），為一個自稱罪孽深重的人主持了洗禮。這個受洗禮的人就是杜赫。這時杜赫正以一個化名（塔平，Ta Pin）默默地在當地的一個難民營做義工。從1996年起，杜赫恢複了回到磅通省故鄉去看望老母親的習慣。自從紅高棉政體滅亡以來的十幾年裏，他的家庭對他一無所知。他是父母家庭中的唯一兒子，他的回家使老母親和他的姐妹們驚喜萬分。老母親說: “我以為他早就死了，所以當他回來時，我充滿了喜悅，我簡直不敢相信兒子還活著。“
1999年4月28日，一個罪惡深重的原紅高棉高級幹部自己投案，他是杜赫（康克由）。這一天，一個熱心追蹤前紅高棉人員的《遠東經濟的評論》記者尼克（Nick），采訪了一個自稱是杜赫的人，尼克為此人拍了照片。照片顯示，杜赫的家是一個簡單的草棚，兩個孩子在床上玩耍，一隻瘦貓躺在床下睡覺，杜赫伸著手在談話。他說自從皈依了基督教，他日益感到自己過去罪孽的深重，便一直隱姓埋名為國際人道組織做義工，但現在他要公開自己的身份並願意接受審判。他說: “我過去的生活充滿罪惡，現在是讓我承擔後果的時候了。“杜赫的照片和所談的往事，表明他確是S-21的主管人。這個消息轟動了柬埔寨。曾經為他洗禮的牧師克利斯托佛看到報紙上的照片後，恍然大悟到這個人正是那未透露過真實姓名的基督徒。牧師告訴記者：此人定期來聽他的布道，然後決定入教，要為自己的靈魂找一個歸宿。
5月5日杜赫對媒體表示：紅高棉確實在柬埔寨實行了大屠殺，他也經常在 “黨中央“ 的命令下在S-21裏實施謀殺，例如他接到過農謝的具體命令：殺死秘密關押在S-21的8個外國人並 “用廢輪胎堆在一起焚燒屍體，不留骨頭“，使世人永遠找不到他們。那幾個外國人包括新西蘭人凱瑞•海米奧（Kerry Hamill）和英國人約翰•德維斯特（John Dewhirst）。1978年7月海米奧和德維斯特兩人從新加坡海域駕帆船駛向泰國時，被紅高棉劫持關押在S-21，他們被折磨了兩個月後殺害焚屍，骨灰不知被丟落何處。杜赫表示此事的幕後顯然有波布的授意。
柬埔寨政府得知杜赫公開露麵的消息後，要求杜赫前往有關部門自首。5月9日杜赫欣然投案，5月10日他被押解到金邊監獄。杜赫通過律師卡薩武（Ka Savuth），承認自己是紅高棉實施大屠殺的一個重要成員，他說有許多證據可以揭示是紅高棉領導人指揮了柬埔寨大屠殺， “謀殺的具體決定不隻是波布一個人所作出的，也是黨中央全體成員所作出的。“情況顯示，杜赫是現存的紅高棉幹部之中唯一願為自己行為承擔後果的人，也是一名關鍵的證人，他同意與法庭合作，也願意作證。於是奇怪情況再次出現：杜赫被長期關押，不審問、不準媒體采訪、也不準接觸律師。他被 “秘藏 “封口，從此再沒有了他的揭發報道。杜赫握有紅高棉屠殺的許多秘密，例如他應該知道S-21裏的鑽顱殺人機器的真正用途是什麽，是什麽人獻策設置了這台鑽顱機，活取人腦的用途和理由，以及鑽顱機的來曆。可是杜赫現在不被允許開口披露真相。
這使想弄清S-21罪惡的所有研究者的盼望，紛紛落空。例如，在堆屍陵的一幢房子裏發現的一個筆記本，記錄了11項 “活人試驗 “（Human Experiments）的過程，有17個囚犯被用於 “試驗 “而死。其中一個實驗是：一個17歲的青春女孩被切割頸部和刀砍胃部，放血，流盡而死，另一個同樣17歲的女孩被用木棒猛擊而活活打死（不予放血）；然後她們的屍體被在下午7時55分同時扔到水櫃裏；第二天，被刀砍死的屍體在上午9時20分開始慢慢地漂浮，11時到達水麵；被木棒打死的屍體直到下午1時17分漂上水麵。類似的記錄還有 “把一個大個子的女人刺穿喉嚨、用刀割腹部、並且摔她 “， “猛擊年輕男子至死“， “割斷4個少女的喉嚨“， “把一個活的少女，捆綁雙手後扔到水裏去淹……“。無人知道、也無人理解這些殘忍實驗的目的究竟為何。杜赫應該知道這些 “實驗“的目的，以及誰具體做了這些 “實驗“。
杜赫的母親和妹妹是從一個愛讀報紙的同村農民那裏聽說了杜赫的消息。五十多歲的妹妹說: “我們對他被拘捕感到極大的震驚。他在1996-1999年之間許多次回來探親，但是他從沒有提起過他在紅高棉時代做什麽工作。當他回來時，他僅僅談家庭事情，我們不知道任何關於他的工作事情。現在他被逮捕，我們很震驚。我們僅僅希望政府不要殺死他或折磨他。“當記者到磅通省采訪杜赫的母親金赫（Kim Siev）時，記者告訴她的兒子就是那個犯下大罪的堆屍陵集中營的首領。80歲的母親終於有了反應，她悲傷地說: “哦，我心裏總是感覺到他會永遠離開我們。“
在金邊，律師卡薩武為杜赫尋求盡快的審判，以結束拘押。他指出杜赫要與法庭談話，要揭露和證明哪些紅高棉領導人命令他在S-21裏施行處決。但是政府不理睬卡薩武的呼籲。
杜赫的母親和妹妹對於複雜的 “黑箱“政治一無所知，也絲毫不知道相關的法律過程。她們對杜赫的命運表示害怕，80多歲的老母親一次又一次地問: “他們會殺死他嗎？“ 他的妹妹補充問: “他有律師嗎？“這兩個女人很痛苦，她們不能肯定杜赫是否麵臨懲罰。在1999年底，杜赫的母親和妹妹到金邊去探視杜赫。妹妹說: “我花了整整3個白天和晚上才找到他被拘押的地方。然後我每天一連幾個小時蹲在監獄門口等待，向每個進出的官員詢問我是否能和杜赫說幾句話？我告訴官員們我是杜赫的妹妹，但是他們都拒絕了我。“沒有人對她解釋為什麽不能探視杜赫的理由。同樣，許多研究者請求會見杜赫，都被當局拒絕了。甚至包括 “柬埔寨種族滅絕調查中心“（Searching for the truth，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的類似請求。批評家們認為，公平的拘留應該允許杜赫有被采訪的權利，基本人權標準更是允許其家庭成員對他的探視。
2001年8月杜赫再次通過律師對路透社記者說，他要告訴法庭和柬埔寨人民關於紅高棉的真相，他將在法庭上說出下令處死S-21監獄16,000名囚犯的紅高棉領導人的名字。
盡管這人一再表示願意公開紅高棉時代的大量內幕，說出所知道的全部秘密和事實真相，但是這人不被準許說話。到2005年初杜赫的健康惡化，被送進軍事醫院治療。美國的評論說: “紅高棉罪證可能將永遠消失，法律專家擔心，不少殘暴的紅高棉領導人可能在將他們繩之以法以前，就壽終正寢了。 “柬埔寨的“金邊社會發展中心“法律專家警告說，如果不能很快開始審判，紅高棉領導人將相繼死去，罪證也會隨之永遠消失。
2009年初，日本表示 “由於存在（紅高棉嫌犯）高齡化等問題，希望能盡早做出裁決“，再捐24億日元給予柬埔寨 “特別法庭“。但柬埔寨又向國際社會要求捐助3倍的 “特別法庭“預算，以便審理工作能夠進行。一再遲遲，直到2010年7月25日，那個柬埔寨 “特別法庭 “才以 “反人類罪“判處已經68歲的杜赫無期徒刑。實際上，杜赫是罪人也是功勳者：他在紅高棉時期主持的內部大清洗，有效地摧毀了紅高棉的組織基礎，他也紅高棉高級幹部中的唯一懺悔者，柬埔寨 “特別法庭“不審判他還能審判誰？所以他首先被判刑。本書作者早在2004年便斷定：預見審判的準確日期並不難，那就是：真實意義的審判永遠不會出現，除非，英薩利死了。
對於英薩利等紅高棉 “靈魂人物“ 罪犯，柬埔寨 “特別法庭“ 不捕不問不調查也不審判，以極大耐心等著他們頤養天年，直至他們壽終正寢。時間已過去三十多年。
果然，到2013年英薩利壽終正寢，終年83歲（1930-2013）。至此，關於絕無僅有的 “紅高棉烏托邦“ 謎一樣的來龍去脈，二個當事人（英薩利、波布）和二個知悉者（毛澤東、周恩來）都已去世，不能再開口說話。又拖延了幾年，柬埔寨 “特別法庭“ 於是草率審判了其他活著的紅高棉領導人，使紅高棉這個猙獰的曆史怪物便悄無聲息地收場了，以便讓人們輕易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