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八月底的一天，我與妻子正在合肥大馬路上走著，忽然看到對麵過來一個六十多歲、個頭削瘦的老人，感到很麵熟，那位老人，精神攫爍，上穿當時很普通的白色“的確涼”短袖衣，下著普通藍布長褲，正雙臂甩開，大步疾走。待我看清楚他是誰時，趕快叫了聲“鍾伯伯”，跨一大步前去與老人握手。老人看清了是我們，熱情地大聲說道：“啊，是你們啊。你們好、你們好！”雙方相互問候了一番……分手後，老人還轉過身來，笑著對我們招了招手。
這位老人，如果你僅僅看看他那普普通通的模樣，普普通通的穿著，很容易會把他看作是一位老教師，或者是一位老職員，甚至一位普通的老工人……都說得過去，就是不會想到，這是一位曾經叱吒風雲的老將軍。
他，就是現在被網絡上軍史愛好者稱之為“中國的巴頓將軍”——鍾偉。
就在與鍾老偶遇的前兩晚上，父親（姚天成）突然對我說：“明天我帶你去看一個人，你一定很感興趣。”我問：“去看誰？”他笑著說：“鍾偉啊。”
啊，鍾偉！大約從我懂事以後，父母親、他們的老戰友們的一次次言談，就讓這個名字就銘刻在我腦子裏，不斷地浮現出來：一個明目張膽向林彪“要官”、說“當（縱隊）副司令員是明升暗降，要當就當正的”“性情中人”；一員被林彪稱讚“沒有命令能打勝仗”的虎將；一位敢讓部隊造酒、賣大煙“什麽都敢幹”的“二杆子”；一名文革中指揮過武鬥的“黑手”……在自己還幼稚的年代，我甚至還曾經把他想象成一員高大威猛的戰將。
但是，曾經是鍾的下屬的父親和母親（我母親與鍾的愛人劉XX曾在一起工作，後來她又調到軍政治部工作，所以與鍾也很熟悉）翻來覆去地告訴我，這個大名鼎鼎的鍾偉，隻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個子，人很機靈，但其貌不揚。
父親看到我聽到要去看鍾很興奮，便瞥了我一眼說：“現在他挺倒黴的，家裏弄得亂七八糟不說，曆史上的麻煩事又太多，所以總也難以落實政策。我們去看看他，算是對他的一種安慰吧。——如果他現在得勢，我是不會去看他的。”
我不由得問了一句：“是不是他架子挺大？”我知道父親是很不願意與“架子大”的上級打交道的。
父親笑著搖了搖頭：“這個人，倒還真是一點架子都沒有。平時跟下麵的參謀、幹事說話，一口一個‘娘賣X的’，嘻嘻哈哈地沒個正經，非常平易近人。我們有時侯甚至覺得，他那種吊兒郎當勁兒，顯得遊擊習氣太重。這個人有些毛病，但是個好人，打仗就更不用說了，連溫玉成也不能不服他。”
不管怎麽樣，我懷著十二萬分的好奇心等待著那個時刻。
第二天，在合肥長江路上一個省級機關招待所，我們一家四口人（我父母和我們夫妻），上到一個二樓的普通旅客間。敲開門，一位瘦小的老頭迎麵走出來，他一看到我父母親，就大笑起來，熱情地握著他們的手高聲喊道：“啊，是老姚吧？進來，進來，歡迎歡迎！老戰友又見麵了啊！坐坐坐。”
果然是其貌不揚，果然是一個實在是很不起眼的小個子。——也就是本文一開始描述的那副“老職員”、“老工人”的模樣。
而最讓我感到“不起眼”的，還是老人住的這間招待所的屋子。鍾老當時至少也該算是“廳級幹部”（鍾文革前的最後職務，是安徽省某的廳副廳長）吧，怎麽會住在這樣一個既沒有會客間，也沒有沙發茶幾，甚至連衛生間都沒有的小單間屋子裏？！屋子地麵是水泥（當時安徽好一點的招待所的房間，都是木質地板），雙開木窗，一張硬板單人床，上麵掛著那種很厚的紗蚊帳，在時下這盛夏天氣睡在裏麵，一定會很難受。老人告訴我們，他是來省委“上訪”解決他的問題的，所以被安排住在這裏，當我們都為他的住宿條件太差表示不滿時，老人卻很愜意地說：“這地方好啊，離省委近，我幾步就可以到省委去上訪，每天都可以去找他們的‘麻煩’。而且，反正我也不拿房錢，哈哈！”
這屋子太小由於人多（陪著老人在一起的，還有他的大兒子，和一位從北京找來照顧老人生活的好象是侄孫女一類的親戚），有的還要坐在床上。但這些一點也沒有妨礙老人的濃濃談興。
談話中間，有位招待員開敲門，倚著門邊笑著問：“鍾老，你要請客啊？”
老人站起來笑嗬嗬地指著我爸爸說：“是啊，這是我的老戰友。午飯我請他們一家。”
服務員又笑問道：“那午飯是給你們送來，還是你自己去端啊？”我看她那懶垮垮的模樣，好象是想讓老人代她們勞動。
老人很客氣地笑答：“當然是我自己去端啊。”
門關上後，他轉過來我跟我們說：“我跟食堂那些人都很熟，隻要我自己去端飯菜，他們就會照顧我的。我在這裏住時間長了，什麽服務員、炊事員、管理員，跟我都很熟悉了。還是這些普通老百姓很好啊，他才不管你是不是犯了什麽‘錯誤’，他們就認你是老幹部，所以對我都很好。現在就這樣，隻要有熟人，就好辦事。”說這話時，老人露出一副似乎是很“世故”、很“懂社會”、甚至想表現出自己有點“油滑”的樣子。
快到午飯前，老人站起來對我們說：“老姚你們等著，我去去就來。”接著他端著飯鍋、菜盒，和小侄孫女一起去了食堂。回來時，隻見老人興衝衝地雙手端著一隻盛著一條紅燒魚盤子，笑著說：“你們看，食堂給我這條魚還好吧？我說他們會照顧我的。”
房間很小，桌子也很小，老人弄得菜又很多，擠擺得滿滿一桌。椅子又不夠我們六、七個人坐，就隻好要讓兩個人坐在床上。動筷子時，還怕擠著別人。這種情景，讓人感到像是普通居民區裏住房緊張的老百姓家裏，臨時請客湊合起來的一桌“百姓宴席”。這時候，你根本不會想到，這位正在請客的老主人，會是一個紅軍時期的團政委，抗戰時期的旅長，解放戰爭時期的軍長，一個當過北京軍區參謀長、曾經叱吒風雲的虎將。當然，他現在，確實也就是一個不起眼的“街坊鄰居”老人，隻不過，你這時候決不會覺得他在刻意去扮演一個什麽角色，而就是那麽一個實實在在的“老百姓”。
數年後，張正隆在他那本著名的《雪白血紅》中，把鍾偉描寫成一個愛玩、搞物資、什麽亂七八糟的事都敢幹的人，很容易被人們想象為那種一身毛病的農民起義軍將領，一個類似與張獻忠、劉宗敏那樣的人物。我不知張正隆是否親自采訪過鍾偉，更不知是否親見過這樣布衣化、生活化的鍾偉。要是他親見了，再以其“文化腔”（宋曉軍發明的這個詞頗有深意）筆墨，把鍾偉描述成“紅色張獻忠”、“現代版劉宗敏”，他甚至都可能會懷疑自己：這個“愛玩”的人，為什麽沒有想象得那麽“享樂主義”？這個讓部隊燒酒、賣煙土的人，為什麽沒有想象的那麽“奢糜無度”？這位老人，甚至為什麽那樣能夠適應一種百姓化的窘迫的生活？我不想否認，張正隆寫出了一些他聽來的關於鍾偉的“事實”，但事實本身是複雜的、多側麵的，如同盲人摸象，每人都摸的都是事實，但都絕不能說他們摸到的就是“象”這個複雜的事實。
就在與鍾老偶遇的前兩晚上，父親（姚天成）突然對我說：“明天我帶你去看一個人，你一定很感興趣。”我問：“去看誰？”他笑著說：“鍾偉啊。”
啊，鍾偉！大約從我懂事以後，父母親、他們的老戰友們的一次次言談，就讓這個名字就銘刻在我腦子裏，不斷地浮現出來：一個明目張膽向林彪“要官”、說“當（縱隊）副司令員是明升暗降，要當就當正的”“性情中人”；一員被林彪稱讚“沒有命令能打勝仗”的虎將；一位敢讓部隊造酒、賣大煙“什麽都敢幹”的“二杆子”；一名文革中指揮過武鬥的“黑手”……在自己還幼稚的年代，我甚至還曾經把他想象成一員高大威猛的戰將。
但是，曾經是鍾的下屬的父親和母親（我母親與鍾的愛人劉XX曾在一起工作，後來她又調到軍政治部工作，所以與鍾也很熟悉）翻來覆去地告訴我，這個大名鼎鼎的鍾偉，隻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個子，人很機靈，但其貌不揚。
父親看到我聽到要去看鍾很興奮，便瞥了我一眼說：“現在他挺倒黴的，家裏弄得亂七八糟不說，曆史上的麻煩事又太多，所以總也難以落實政策。我們去看看他，算是對他的一種安慰吧。——如果他現在得勢，我是不會去看他的。”
我不由得問了一句：“是不是他架子挺大？”我知道父親是很不願意與“架子大”的上級打交道的。
父親笑著搖了搖頭：“這個人，倒還真是一點架子都沒有。平時跟下麵的參謀、幹事說話，一口一個‘娘賣X的’，嘻嘻哈哈地沒個正經，非常平易近人。我們有時侯甚至覺得，他那種吊兒郎當勁兒，顯得遊擊習氣太重。這個人有些毛病，但是個好人，打仗就更不用說了，連溫玉成也不能不服他。”
不管怎麽樣，我懷著十二萬分的好奇心等待著那個時刻。
第二天，在合肥長江路上一個省級機關招待所，我們一家四口人（我父母和我們夫妻），上到一個二樓的普通旅客間。敲開門，一位瘦小的老頭迎麵走出來，他一看到我父母親，就大笑起來，熱情地握著他們的手高聲喊道：“啊，是老姚吧？進來，進來，歡迎歡迎！老戰友又見麵了啊！坐坐坐。”
果然是其貌不揚，果然是一個實在是很不起眼的小個子。——也就是本文一開始描述的那副“老職員”、“老工人”的模樣。
而最讓我感到“不起眼”的，還是老人住的這間招待所的屋子。鍾老當時至少也該算是“廳級幹部”（鍾文革前的最後職務，是安徽省某的廳副廳長）吧，怎麽會住在這樣一個既沒有會客間，也沒有沙發茶幾，甚至連衛生間都沒有的小單間屋子裏？！屋子地麵是水泥（當時安徽好一點的招待所的房間，都是木質地板），雙開木窗，一張硬板單人床，上麵掛著那種很厚的紗蚊帳，在時下這盛夏天氣睡在裏麵，一定會很難受。老人告訴我們，他是來省委“上訪”解決他的問題的，所以被安排住在這裏，當我們都為他的住宿條件太差表示不滿時，老人卻很愜意地說：“這地方好啊，離省委近，我幾步就可以到省委去上訪，每天都可以去找他們的‘麻煩’。而且，反正我也不拿房錢，哈哈！”
這屋子太小由於人多（陪著老人在一起的，還有他的大兒子，和一位從北京找來照顧老人生活的好象是侄孫女一類的親戚），有的還要坐在床上。但這些一點也沒有妨礙老人的濃濃談興。
談話中間，有位招待員開敲門，倚著門邊笑著問：“鍾老，你要請客啊？”
老人站起來笑嗬嗬地指著我爸爸說：“是啊，這是我的老戰友。午飯我請他們一家。”
服務員又笑問道：“那午飯是給你們送來，還是你自己去端啊？”我看她那懶垮垮的模樣，好象是想讓老人代她們勞動。
老人很客氣地笑答：“當然是我自己去端啊。”
門關上後，他轉過來我跟我們說：“我跟食堂那些人都很熟，隻要我自己去端飯菜，他們就會照顧我的。我在這裏住時間長了，什麽服務員、炊事員、管理員，跟我都很熟悉了。還是這些普通老百姓很好啊，他才不管你是不是犯了什麽‘錯誤’，他們就認你是老幹部，所以對我都很好。現在就這樣，隻要有熟人，就好辦事。”說這話時，老人露出一副似乎是很“世故”、很“懂社會”、甚至想表現出自己有點“油滑”的樣子。
快到午飯前，老人站起來對我們說：“老姚你們等著，我去去就來。”接著他端著飯鍋、菜盒，和小侄孫女一起去了食堂。回來時，隻見老人興衝衝地雙手端著一隻盛著一條紅燒魚盤子，笑著說：“你們看，食堂給我這條魚還好吧？我說他們會照顧我的。”
房間很小，桌子也很小，老人弄得菜又很多，擠擺得滿滿一桌。椅子又不夠我們六、七個人坐，就隻好要讓兩個人坐在床上。動筷子時，還怕擠著別人。這種情景，讓人感到像是普通居民區裏住房緊張的老百姓家裏，臨時請客湊合起來的一桌“百姓宴席”。這時候，你根本不會想到，這位正在請客的老主人，會是一個紅軍時期的團政委，抗戰時期的旅長，解放戰爭時期的軍長，一個當過北京軍區參謀長、曾經叱吒風雲的虎將。當然，他現在，確實也就是一個不起眼的“街坊鄰居”老人，隻不過，你這時候決不會覺得他在刻意去扮演一個什麽角色，而就是那麽一個實實在在的“老百姓”。
數年後，張正隆在他那本著名的《雪白血紅》中，把鍾偉描寫成一個愛玩、搞物資、什麽亂七八糟的事都敢幹的人，很容易被人們想象為那種一身毛病的農民起義軍將領，一個類似與張獻忠、劉宗敏那樣的人物。我不知張正隆是否親自采訪過鍾偉，更不知是否親見過這樣布衣化、生活化的鍾偉。要是他親見了，再以其“文化腔”（宋曉軍發明的這個詞頗有深意）筆墨，把鍾偉描述成“紅色張獻忠”、“現代版劉宗敏”，他甚至都可能會懷疑自己：這個“愛玩”的人，為什麽沒有想象得那麽“享樂主義”？這個讓部隊燒酒、賣煙土的人，為什麽沒有想象的那麽“奢糜無度”？這位老人，甚至為什麽那樣能夠適應一種百姓化的窘迫的生活？我不想否認，張正隆寫出了一些他聽來的關於鍾偉的“事實”，但事實本身是複雜的、多側麵的，如同盲人摸象，每人都摸的都是事實，但都絕不能說他們摸到的就是“象”這個複雜的事實。
當然，可能有人會說，鍾偉會如此謙卑，是他到了落難時分而被逼無奈了。但是，筆者有一位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原新四軍三師、後東野二縱時期）都曾與鍾在一起的親戚吳書（已犧牲），他的遺屬說，即便是在戰爭年代，鍾偉也沒有什麽“排場意識”，什麽環境都能“將就”，到了戰友家中，同樣也是一個自己卷起袖子下廚房的平民化角色。這恐怕就不是一個簡單的“落難被逼”所能解釋的了吧？ 春秋中文社區http://bbs.cqzg.cn
而最怪異的，是他當時混同在老百姓中搞“關係學”這一點，更使我感到，這還真算得上是一個能官能民的將軍。聯想到眼下我們一些官員，到了快“下”的時候就難受萬分，甚至要到人大、政協去“過度”（以至於現在有一種把人大、政協說成是“官癮戒毒所”的說法），不知他們看到這位“毛病很多”的鍾偉老人這種能官能民的作派，又有何感想？
隻有在談到戰爭年代事情時，才讓我看到了鍾老想象中的老軍人的模樣。不過，有趣的是，這一次我聽到的，不是老人說他的“英雄事跡”，而是一次“走麥城”（依筆者的體驗，一些老軍人們湊到一起時，最愛談的當然還是打仗，而且，他們還特別愛談一些敗仗、或者說是失利的仗）。比如，在談話中父親突然問起一件事：“青樹坪戰鬥，我已不在作戰部隊了，聽說那一仗打得不好。到底是怎麽回事？”
鍾偉老人似乎對這個問題想過很多次（也可能是被問得比較多吧），所以說起來也就如數家珍，滔滔不絕。
“部隊南下以後，一路打得都很順利，所以到了青樹坪戰鬥時，確實是有點驕傲了啊。”老人想了想說：“現在總結起來，還是 （指毛澤東 ，那時老人都習慣這樣稱呼，下同）說得對：‘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所以一遇到比較難打的桂係部隊，麻煩就來了。”
父親點點頭說：“以我在廣西大瑤山剿匪的經驗，打桂係確實難得多。”
老人一拍腿說：“哎，這話你說對了。那些‘廣西猴子’，就是難搞。你可能知道：陳明仁長沙起義時有8萬人，他娘賣X的，桂係的白崇禧一鼓動，就有4萬人參加叛亂。我們打的青樹坪那個仗，就是為了平叛而去的。”
老人坐在簡易客房那張床邊上，雙手撐著床邊，聳著肩膀，一會兒望望天花板，一會兒看看地，一邊回憶，一邊思考，一邊談著。我想，這時要是有個外人進來，斷然不會想到，眼前這位像是在外出差的工廠推銷員在那裏談市場情況模樣的老人，竟然正在談著後來國共雙方許多軍事史家都百談不厭的一場重要戰鬥。
老人又抬頭望了望天花板，想了一下說：“其實，平叛部隊出發以前，我就再三告誡過王奎先和沈啟賢（當時分別是鍾偉的49軍所部146師和145師的師長）他們：廣西軍那些‘猴子’很難搞，一定要穩紮穩打，鞏固陣地，不能亂衝亂撞。”
他喝了口茶繼續說：“王奎先呢，開始打得確實也不錯，到XX那個地方（未聽清）後，一家夥就搞掉對方一個營。結果他就有點頭腦發昏了，一個勁地猛追過去。我一聽他的戰場電報，就知道壞了，廣西哪裏容易讓你搞的那麽快？肯定有問題。果然，他被敵人一個反撲，趕著往回跑，我們那些北方胯子（四野的戰士當時多為東北人，鍾在蘇北呆得久，所以學著那裏的習慣，把北方人叫“胯子”），你跑得過那些廣西猴子啊？”說到這裏，老人臉上顯示出一種難以掩飾的懊惱的表情。
與王也很熟悉的父親，聽了這話有點不解地說：“王奎先當師長時間也不短了，他應該知道該怎麽處置吧？”
老人搖搖頭說：“真正打難打的仗，王還是不如溫（指原145師師長溫玉成）。當然，我們當時和王也都差不多，從天津戰役開始，一路打得都太順，有點昏頭了，結果吃了個大虧。”
父親想知道下文：“後來怎麽辦？”
老人頓了一下，歎了一聲：“嗨，還能怎麽辦？我立即命令他們構築陣地，堅守到天黑，就有辦法。一邊向上麵匯報。這一仗最後打成對峙，我們兩個師傷亡過大，裝備損失也多——是有點憋氣！”
父親微微笑道說：“人都有倒黴的時候，我在沈陽麥子山戰鬥摔電話罵譚友林（145師政委）的事，你還記得吧？”
老人笑了：“哈哈，記得記得。譚這個人，打仗稍微差一點，但人還老實。”說著站起來指指父親再指指自己說：“我們倆都差不多，都不大聽上級的話，哈哈！”
父親也笑了：“都喜歡‘抗上’
所有寫到鍾偉的文章，都偏愛於強調他的個性，言其為一“性情中人”，這一點，在電視劇《亮劍》中被發揮到極至（當然鍾隻是亮劍“共軍三劍客”原型之一，其他尚有王近山等）。對此，我也確實聽到過許多事，此次看望他時，知道得就更多了。比如說，鍾寫個檢查，非要加上“報告”兩個字不可，意思是我這裏隻是“公事公辦”，不得不“履行手續”，其實“我非罪人”。然後，報告中通篇都在罵人。有一次，總政幹部部要他寫個檢查，他又是在那裏通篇罵人，總政的有關人員看了很不滿，報告到主任羅榮桓那裏。羅看後笑笑著說：“這個人啊，檢討能寫成這樣子，也就很不錯了。”
後來，父親的一位老戰友馬載堯知道過我們曾經去看過鍾偉，饒有興趣地聽我講了他的情況——49軍老人都很關注他們這位極其“另類”的老軍長。馬老聽我說完後，這樣給我介紹鍾偉：“鍾這個人，他服氣的，隻有兩個人，一是黃克誠，二是羅榮桓。”而另一位49軍的老人聽了這話後，搖頭說道：“其實，鍾真正服氣的，就是一個黃克誠，羅帥的話，他一般都是不會聽的。”
於是就有了一個流行說法：“鍾偉簡直像是黃克誠的幹兒子。”
鍾偉確實與黃克誠關係“特殊”，特殊到甚至使人感到有點不可思議。因為黃克誠是一個講原則、嚴律己的人，對鍾這種“一身毛病”的幹部，怎麽會那麽容忍？所以他們這種關係，倒是很值得研究的。綜合各方麵情況，筆者的看法是，他們二人之間，有一種不言自明的默契：
——於鍾偉方麵說：一是他對黃感恩知遇。鍾從新四軍五師“逃跑”到三師，本來是要受重罰的，而黃克誠知人善任，大膽收容了這個“逃兵”。結果，使四野有了一個“沒有命令能打勝仗”（這句話有多個版本，筆者聽與鍾也比較熟悉的江騰蛟老人說，這一句是在當時聽說的，可能比較準確）的縱隊司令員，鍾也有了一個可以管束他的領導。二是鍾為人處事有點認“死理”。他自己雖然毛病多，但黃克誠這種看人從大處著眼、知人善任的老領導（鍾在三軍團時期就是黃的部下），他還是會感到可信，自己心裏“服氣”，於是也就處處“緊跟”。廬山會議本來與他這個北京軍區參謀長關係不大，結果鍾也要去打抱不平，據筆者估計，這其中“黃克誠因素”就相當大。
——於黃克誠方麵講：一是他用人有道。鍾這樣的將領，駕馭好了，是一員可以在關鍵時刻派大用場的虎將；駕馭不好，也是一個“搗亂分子”，弄得你難以收場，最後就看你怎麽用，怎麽駕馭了。鍾到東北後，從旅長（師長）當到縱隊司令員，可謂戰功赫赫。雖然找不到黃在用他時起了什麽關鍵作用，但對於這樣一個“刺頭”，林、羅等在用他時，至少是要從黃那裏了解些什麽的。二是黃的人格魅力。從後來的許多資料都可以看出，黃確實是一個不僅有戰略眼光、重政治大局的幹才，也是一個識大體顧大局、個人品質傑出的人，四野是解放戰爭初期中央軍事工作的重點之一，去東北的軍事領導人才濟濟，鍾居然隻服一個黃克誠，既說明黃這個人的魅力，也反映出鍾並非簡單的“粗野軍人”，他還是知道“好壞”的。
中共軍隊，最初是在一個長期落後的農業社會中興起和發展、以小規模遊擊戰為主的弱師，沒有那麽多“現代型優秀人才”可供使用。而到了局麵大了的時候，需要的人才又大量增加，就會有“林子大了怪鳥多”現象。這其中，也就少不了會有一些類似鍾偉這樣的“特殊人才”：優點突出，毛病也很突出，難以駕馭，非常需要更高素質去“將將”。應該說，黃克誠就屬於那種人善於駕馭“特殊人才”的人。黃是我軍文武並備的“儒將”之一，善於把握重大時機，“搶占東北建議”就是他的得意之筆；他又善於“將將”，他能把以紅二十五軍為基礎的新四軍三師帶得很好，所以，該部能湧現出劉震、洪學智、張天雲、吳信泉、彭明治、吳法憲等一批優秀將領，絕非偶然。特別是像鍾這樣的“特殊人才”，在犯“逃跑”錯誤時，如果不為我用，就可能使我少一人才，甚至可能使敵軍多一份力量。所以，黃將鍾“收編”這一行為，刻板者，可以言其“招降納叛”；明事者，亦可言其“保護人才”。——這就見仁見智了。
這裏還要說到一件頗使我奇怪的事，在整個聊天過程中，鍾老多次談到他的冤案，也就提到了許多人，其中最多講到的可能是他的老戰友楊勇——這是因為涉及到後麵要講到的一件“趣事”——什麽鄧華、洪學智，等等，連萬毅這位與他關係不大直接的人也說到了，但是，我幾乎沒有聽到他說起過一個我最希望他提到的名字——黃克誠。
這又是為什麽？說實話，我也不懂，因為我也隻能說自己是在“盲人摸象”。
不帶偏見地講，鍾偉的十二縱，並非百戰百勝之師（當然其它主力部隊也各自有其“麥城”之役，如四平失利之戰，就有主力部隊所為），可以數得出來的，至少有遼沈戰役後期的葫蘆島追敵未及，和青樹坪失利兩個敗筆。而且明擺著的是，十二縱是後期所編的野戰軍，各師原均為野司直接掌握的獨立師，相互之間不熟悉，缺乏整體配合經驗，要它打縱隊一級的整體戰，並非易事。所以，無論一些人怎麽吹這支部隊（最近網上有一篇介紹49軍的《後娘養的》一文，不少地方就言過其實），這支部隊並未真正承擔“第一等主力”的作戰任務。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支部隊有“雜而又雜”的特點，其來源，既有一、二（如獨二師就有劉轉連的359旅的成份）、四方麵軍，又有紅二十五軍（王奎先的山東部隊），既有新四軍，又有八路軍甚至抗日聯軍，在四野的各野戰軍中，可能是底子最“雜”的一支部隊。盡管幾個師都是較早就編成的“亞主力”獨立師，但畢竟不像一、二、三、四縱那種來源相對單一、內部磨合較好的野戰軍。十二縱的溫玉成34師、王奎先35師，都是以原鄂豫皖蘇區部隊為基礎的部隊，打過不少硬仗（如打新一軍、新六軍等），主官有個性，不易駕馭。鄭貴卿師（36師），更是以朝鮮戰士居多，作風既勇猛又剽悍。所以，選擇這支部隊主官並非易事。林彪最終為什麽會選擇了鍾偉這樣一個很“另類”的將領統帥之，雖不可詳盡知之，但是，統率有個性的師長們，派一位有個性的軍長，可能會比派那種無個性的軍長，更為合宜一點，林彪就有可能是考慮了這一點的。事實證明，鍾偉確實比較善於發揮各師的主動作用，遼沈戰役後期，十二縱的幾個師其實已經是各自為戰，而且部隊也相當疲勞，但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打掉了國民黨在沈陽地區的主力部隊，特別是消滅了青年軍207師。其後的天津戰役，以及廣西剿匪的作戰經曆證明，這支新主力部隊堪稱勁旅，所以，林彪用個性化的“特殊人才”指揮員鍾偉，去指揮這支新縱隊，確實是對的，而這，又都離不開黃克誠這位善識鍾偉的“第一伯樂”。
《雪白血紅》用“文藝腔”把我軍一些將領綠林化、草莽化，甚至“野性化”，當然，這種妙筆生花可以吸引眼球，但也可能會給曆史研究帶來一些誤判。為此，筆者這裏還想給張正隆舉一個值他深思的鍾偉生活細節。以筆者在軍營中長期生活的經曆觀察，軍隊幹部子弟，包括多數高級將領的子女，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教育程度不高，其一些較好者，亦不得不被按照“貫徹階級路線”的做法，被錄取到軍事院校念書。而鍾區區一個少將，孩子教育卻能有如此績效：老大是文革前北大物理係的，老二、老三分別是文革前清華工程核物理係和是北航的，據筆者所知，這些都是當時那種自以為成績優秀而不屑於上軍事院校的孩子高考時之所為。連最小的女兒，在1977年恢複高考時，都考了390分（當時滿分是430-450分）。這種“家教業績”，筆者敢說，全軍少將以上軍官中，恐怕算得上是鳳毛麟角，或許，當時也隻有某些知識分子家庭才可以達成，而對於一個被“綠林化”、“草莽化”、渾身“軍人粗”的“現代劉宗敏”，無論如何是難以想象的。固然，此種異常狀況或許來自種種影響，包括鍾之坎坷經曆，甚至他的“優秀遺傳基因”，等等，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鍾本人並不簡單地是一個“綠林草莽”。據馬載堯老人等49軍老人們的說法：鍾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文筆也不錯，而且更不要忘了：鍾是宣傳幹部出身，還當過團政委——這類職務，是不能簡單冠之以“草莽綠林”的。筆者從來都知道鍾有他一些突出缺點，斷不會去刻意美化他，但如果把他簡單地臉譜化為一個粗鄙不堪的“赤色張獻忠”，不唯不公正，亦不科學，於曆史研究無益。人總是複雜的，不是簡單的，尤其是一些在曆史舞台上扮演過複雜角色的人物。
然而，孩子們確實又受這位性情莽撞的父親牽連太深。在看望老人過程中，他的大兒子始終陪著他。除了體格稍微健壯一些外，這個兒子長得與父親很相象：偏矮的個子，方頭闊額，明亮的眼睛裏透出聰慧。因為父親的關係，大兒子在北大畢業後被“發配”到了內蒙，現在“彭黃反黨集團”問題解決有望，所以他也到安徽急等著因“軍事小俱樂部”牽連的父親能落實政策，自己好快些調回北京。而他那固執的父親，卻還在那裏“堅持原則”，非要在“路線問題”上理論個“是非曲直”，致使問題一拖再拖。跟我說到這些，鍾老的大兒子情急之下，轉過身來衝著老人冒了一句：“你就是隻管自己，不想想我們。——自私！”
父親點點頭說：“以我在廣西大瑤山剿匪的經驗，打桂係確實難得多。”
老人一拍腿說：“哎，這話你說對了。那些‘廣西猴子’，就是難搞。你可能知道：陳明仁長沙起義時有8萬人，他娘賣X的，桂係的白崇禧一鼓動，就有4萬人參加叛亂。我們打的青樹坪那個仗，就是為了平叛而去的。”
老人坐在簡易客房那張床邊上，雙手撐著床邊，聳著肩膀，一會兒望望天花板，一會兒看看地，一邊回憶，一邊思考，一邊談著。我想，這時要是有個外人進來，斷然不會想到，眼前這位像是在外出差的工廠推銷員在那裏談市場情況模樣的老人，竟然正在談著後來國共雙方許多軍事史家都百談不厭的一場重要戰鬥。
老人又抬頭望了望天花板，想了一下說：“其實，平叛部隊出發以前，我就再三告誡過王奎先和沈啟賢（當時分別是鍾偉的49軍所部146師和145師的師長）他們：廣西軍那些‘猴子’很難搞，一定要穩紮穩打，鞏固陣地，不能亂衝亂撞。”
他喝了口茶繼續說：“王奎先呢，開始打得確實也不錯，到XX那個地方（未聽清）後，一家夥就搞掉對方一個營。結果他就有點頭腦發昏了，一個勁地猛追過去。我一聽他的戰場電報，就知道壞了，廣西哪裏容易讓你搞的那麽快？肯定有問題。果然，他被敵人一個反撲，趕著往回跑，我們那些北方胯子（四野的戰士當時多為東北人，鍾在蘇北呆得久，所以學著那裏的習慣，把北方人叫“胯子”），你跑得過那些廣西猴子啊？”說到這裏，老人臉上顯示出一種難以掩飾的懊惱的表情。
與王也很熟悉的父親，聽了這話有點不解地說：“王奎先當師長時間也不短了，他應該知道該怎麽處置吧？”
老人搖搖頭說：“真正打難打的仗，王還是不如溫（指原145師師長溫玉成）。當然，我們當時和王也都差不多，從天津戰役開始，一路打得都太順，有點昏頭了，結果吃了個大虧。”
父親想知道下文：“後來怎麽辦？”
老人頓了一下，歎了一聲：“嗨，還能怎麽辦？我立即命令他們構築陣地，堅守到天黑，就有辦法。一邊向上麵匯報。這一仗最後打成對峙，我們兩個師傷亡過大，裝備損失也多——是有點憋氣！”
父親微微笑道說：“人都有倒黴的時候，我在沈陽麥子山戰鬥摔電話罵譚友林（145師政委）的事，你還記得吧？”
老人笑了：“哈哈，記得記得。譚這個人，打仗稍微差一點，但人還老實。”說著站起來指指父親再指指自己說：“我們倆都差不多，都不大聽上級的話，哈哈！”
父親也笑了：“都喜歡‘抗上’
所有寫到鍾偉的文章，都偏愛於強調他的個性，言其為一“性情中人”，這一點，在電視劇《亮劍》中被發揮到極至（當然鍾隻是亮劍“共軍三劍客”原型之一，其他尚有王近山等）。對此，我也確實聽到過許多事，此次看望他時，知道得就更多了。比如說，鍾寫個檢查，非要加上“報告”兩個字不可，意思是我這裏隻是“公事公辦”，不得不“履行手續”，其實“我非罪人”。然後，報告中通篇都在罵人。有一次，總政幹部部要他寫個檢查，他又是在那裏通篇罵人，總政的有關人員看了很不滿，報告到主任羅榮桓那裏。羅看後笑笑著說：“這個人啊，檢討能寫成這樣子，也就很不錯了。”
後來，父親的一位老戰友馬載堯知道過我們曾經去看過鍾偉，饒有興趣地聽我講了他的情況——49軍老人都很關注他們這位極其“另類”的老軍長。馬老聽我說完後，這樣給我介紹鍾偉：“鍾這個人，他服氣的，隻有兩個人，一是黃克誠，二是羅榮桓。”而另一位49軍的老人聽了這話後，搖頭說道：“其實，鍾真正服氣的，就是一個黃克誠，羅帥的話，他一般都是不會聽的。”
於是就有了一個流行說法：“鍾偉簡直像是黃克誠的幹兒子。”
鍾偉確實與黃克誠關係“特殊”，特殊到甚至使人感到有點不可思議。因為黃克誠是一個講原則、嚴律己的人，對鍾這種“一身毛病”的幹部，怎麽會那麽容忍？所以他們這種關係，倒是很值得研究的。綜合各方麵情況，筆者的看法是，他們二人之間，有一種不言自明的默契：
——於鍾偉方麵說：一是他對黃感恩知遇。鍾從新四軍五師“逃跑”到三師，本來是要受重罰的，而黃克誠知人善任，大膽收容了這個“逃兵”。結果，使四野有了一個“沒有命令能打勝仗”（這句話有多個版本，筆者聽與鍾也比較熟悉的江騰蛟老人說，這一句是在當時聽說的，可能比較準確）的縱隊司令員，鍾也有了一個可以管束他的領導。二是鍾為人處事有點認“死理”。他自己雖然毛病多，但黃克誠這種看人從大處著眼、知人善任的老領導（鍾在三軍團時期就是黃的部下），他還是會感到可信，自己心裏“服氣”，於是也就處處“緊跟”。廬山會議本來與他這個北京軍區參謀長關係不大，結果鍾也要去打抱不平，據筆者估計，這其中“黃克誠因素”就相當大。
——於黃克誠方麵講：一是他用人有道。鍾這樣的將領，駕馭好了，是一員可以在關鍵時刻派大用場的虎將；駕馭不好，也是一個“搗亂分子”，弄得你難以收場，最後就看你怎麽用，怎麽駕馭了。鍾到東北後，從旅長（師長）當到縱隊司令員，可謂戰功赫赫。雖然找不到黃在用他時起了什麽關鍵作用，但對於這樣一個“刺頭”，林、羅等在用他時，至少是要從黃那裏了解些什麽的。二是黃的人格魅力。從後來的許多資料都可以看出，黃確實是一個不僅有戰略眼光、重政治大局的幹才，也是一個識大體顧大局、個人品質傑出的人，四野是解放戰爭初期中央軍事工作的重點之一，去東北的軍事領導人才濟濟，鍾居然隻服一個黃克誠，既說明黃這個人的魅力，也反映出鍾並非簡單的“粗野軍人”，他還是知道“好壞”的。
中共軍隊，最初是在一個長期落後的農業社會中興起和發展、以小規模遊擊戰為主的弱師，沒有那麽多“現代型優秀人才”可供使用。而到了局麵大了的時候，需要的人才又大量增加，就會有“林子大了怪鳥多”現象。這其中，也就少不了會有一些類似鍾偉這樣的“特殊人才”：優點突出，毛病也很突出，難以駕馭，非常需要更高素質去“將將”。應該說，黃克誠就屬於那種人善於駕馭“特殊人才”的人。黃是我軍文武並備的“儒將”之一，善於把握重大時機，“搶占東北建議”就是他的得意之筆；他又善於“將將”，他能把以紅二十五軍為基礎的新四軍三師帶得很好，所以，該部能湧現出劉震、洪學智、張天雲、吳信泉、彭明治、吳法憲等一批優秀將領，絕非偶然。特別是像鍾這樣的“特殊人才”，在犯“逃跑”錯誤時，如果不為我用，就可能使我少一人才，甚至可能使敵軍多一份力量。所以，黃將鍾“收編”這一行為，刻板者，可以言其“招降納叛”；明事者，亦可言其“保護人才”。——這就見仁見智了。
這裏還要說到一件頗使我奇怪的事，在整個聊天過程中，鍾老多次談到他的冤案，也就提到了許多人，其中最多講到的可能是他的老戰友楊勇——這是因為涉及到後麵要講到的一件“趣事”——什麽鄧華、洪學智，等等，連萬毅這位與他關係不大直接的人也說到了，但是，我幾乎沒有聽到他說起過一個我最希望他提到的名字——黃克誠。
這又是為什麽？說實話，我也不懂，因為我也隻能說自己是在“盲人摸象”。
不帶偏見地講，鍾偉的十二縱，並非百戰百勝之師（當然其它主力部隊也各自有其“麥城”之役，如四平失利之戰，就有主力部隊所為），可以數得出來的，至少有遼沈戰役後期的葫蘆島追敵未及，和青樹坪失利兩個敗筆。而且明擺著的是，十二縱是後期所編的野戰軍，各師原均為野司直接掌握的獨立師，相互之間不熟悉，缺乏整體配合經驗，要它打縱隊一級的整體戰，並非易事。所以，無論一些人怎麽吹這支部隊（最近網上有一篇介紹49軍的《後娘養的》一文，不少地方就言過其實），這支部隊並未真正承擔“第一等主力”的作戰任務。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支部隊有“雜而又雜”的特點，其來源，既有一、二（如獨二師就有劉轉連的359旅的成份）、四方麵軍，又有紅二十五軍（王奎先的山東部隊），既有新四軍，又有八路軍甚至抗日聯軍，在四野的各野戰軍中，可能是底子最“雜”的一支部隊。盡管幾個師都是較早就編成的“亞主力”獨立師，但畢竟不像一、二、三、四縱那種來源相對單一、內部磨合較好的野戰軍。十二縱的溫玉成34師、王奎先35師，都是以原鄂豫皖蘇區部隊為基礎的部隊，打過不少硬仗（如打新一軍、新六軍等），主官有個性，不易駕馭。鄭貴卿師（36師），更是以朝鮮戰士居多，作風既勇猛又剽悍。所以，選擇這支部隊主官並非易事。林彪最終為什麽會選擇了鍾偉這樣一個很“另類”的將領統帥之，雖不可詳盡知之，但是，統率有個性的師長們，派一位有個性的軍長，可能會比派那種無個性的軍長，更為合宜一點，林彪就有可能是考慮了這一點的。事實證明，鍾偉確實比較善於發揮各師的主動作用，遼沈戰役後期，十二縱的幾個師其實已經是各自為戰，而且部隊也相當疲勞，但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打掉了國民黨在沈陽地區的主力部隊，特別是消滅了青年軍207師。其後的天津戰役，以及廣西剿匪的作戰經曆證明，這支新主力部隊堪稱勁旅，所以，林彪用個性化的“特殊人才”指揮員鍾偉，去指揮這支新縱隊，確實是對的，而這，又都離不開黃克誠這位善識鍾偉的“第一伯樂”。
《雪白血紅》用“文藝腔”把我軍一些將領綠林化、草莽化，甚至“野性化”，當然，這種妙筆生花可以吸引眼球，但也可能會給曆史研究帶來一些誤判。為此，筆者這裏還想給張正隆舉一個值他深思的鍾偉生活細節。以筆者在軍營中長期生活的經曆觀察，軍隊幹部子弟，包括多數高級將領的子女，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教育程度不高，其一些較好者，亦不得不被按照“貫徹階級路線”的做法，被錄取到軍事院校念書。而鍾區區一個少將，孩子教育卻能有如此績效：老大是文革前北大物理係的，老二、老三分別是文革前清華工程核物理係和是北航的，據筆者所知，這些都是當時那種自以為成績優秀而不屑於上軍事院校的孩子高考時之所為。連最小的女兒，在1977年恢複高考時，都考了390分（當時滿分是430-450分）。這種“家教業績”，筆者敢說，全軍少將以上軍官中，恐怕算得上是鳳毛麟角，或許，當時也隻有某些知識分子家庭才可以達成，而對於一個被“綠林化”、“草莽化”、渾身“軍人粗”的“現代劉宗敏”，無論如何是難以想象的。固然，此種異常狀況或許來自種種影響，包括鍾之坎坷經曆，甚至他的“優秀遺傳基因”，等等，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鍾本人並不簡單地是一個“綠林草莽”。據馬載堯老人等49軍老人們的說法：鍾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文筆也不錯，而且更不要忘了：鍾是宣傳幹部出身，還當過團政委——這類職務，是不能簡單冠之以“草莽綠林”的。筆者從來都知道鍾有他一些突出缺點，斷不會去刻意美化他，但如果把他簡單地臉譜化為一個粗鄙不堪的“赤色張獻忠”，不唯不公正，亦不科學，於曆史研究無益。人總是複雜的，不是簡單的，尤其是一些在曆史舞台上扮演過複雜角色的人物。
然而，孩子們確實又受這位性情莽撞的父親牽連太深。在看望老人過程中，他的大兒子始終陪著他。除了體格稍微健壯一些外，這個兒子長得與父親很相象：偏矮的個子，方頭闊額，明亮的眼睛裏透出聰慧。因為父親的關係，大兒子在北大畢業後被“發配”到了內蒙，現在“彭黃反黨集團”問題解決有望，所以他也到安徽急等著因“軍事小俱樂部”牽連的父親能落實政策，自己好快些調回北京。而他那固執的父親，卻還在那裏“堅持原則”，非要在“路線問題”上理論個“是非曲直”，致使問題一拖再拖。跟我說到這些，鍾老的大兒子情急之下，轉過身來衝著老人冒了一句：“你就是隻管自己，不想想我們。——自私！”
老人把眼睛一瞪，手指著兒子氣勢洶洶起來：“你不就是急著要調回北京嗎？因此就什麽原則是非都不要了！——你才自私！”
早在文革期間，就聽華東那邊的親戚對父親說：“你那個老軍長鍾偉做事真出格，竟然敢去指揮安徽造反派的武鬥。”當然，我們當時所知道的情況，與“改革開放版”的“鍾偉指揮武鬥記”那種繪聲繪色，說什麽鍾被造反派裝進麻袋丟進江中潛泳多時大難不死之類的《英雄傳》，還是大相徑庭，但鍾的行為，在當時畢竟已然很是另類，所以，在與鍾老的談話中，我腦子裏始終盤旋著這件令我深感怪異的事，抓住一個機會，終於忍不住好奇地問了一句：“鍾伯伯，你真的指揮了武鬥？”
鍾嚴肅地看了看我，認真地說：“我是參加了啊。但我不是‘武鬥’，我是保衛毛 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父親可能感到我提起的這種話題有點讓人尷尬，便多少有點開脫地說了句：“文革中我也被造反派弄去，要我去指揮武鬥，那是逼迫的。——當然我沒幹。”
鍾老哈哈地笑了：“我可是自願去所謂的‘指揮武鬥’的，因為我有理啊——我是保衛 的革命路線！”說最後這句話時，他已然是一臉嚴肅，絕非戲噓之言。
看著我多少有點諤然的模樣，他想了想，把掛在牆上窗邊的一副對聯拿下來，對我說：“你看得懂這對聯的意思吧？——上聯是說的是 ，下聯這句：‘一股誌氣高舉領袖旗’，是說我自己的。”
這副對聯，其實我一進門就注意到了。它不是寫在安徽很容易搞到的宣紙上，而是用裁成很窄的長條（寬度比一般對聯至少窄一半）、然後又粘接起來的上光紙所書寫；用的墨，也是文革中那種“大字報用墨”。所以總體看上去，給人以一種“濃淡不相宜”的視覺感受，盡管老人的龍飛鳳舞筆法頗有幾分激昂之情。——此亦足見老人那時的“平民化生活”之窘況。平心而論，對聯語句修辭平平，對仗也談不上“工”，還“摻水”之嫌，但卻有一股氣勢，把自己與領袖聯係在一起，還是那樣地“鍾氏個性化”。
上聯是：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
下聯是：X X X X X X X ，一股誌氣高舉領袖旗
沒有橫批。
早在文革期間，就聽華東那邊的親戚對父親說：“你那個老軍長鍾偉做事真出格，竟然敢去指揮安徽造反派的武鬥。”當然，我們當時所知道的情況，與“改革開放版”的“鍾偉指揮武鬥記”那種繪聲繪色，說什麽鍾被造反派裝進麻袋丟進江中潛泳多時大難不死之類的《英雄傳》，還是大相徑庭，但鍾的行為，在當時畢竟已然很是另類，所以，在與鍾老的談話中，我腦子裏始終盤旋著這件令我深感怪異的事，抓住一個機會，終於忍不住好奇地問了一句：“鍾伯伯，你真的指揮了武鬥？”
鍾嚴肅地看了看我，認真地說：“我是參加了啊。但我不是‘武鬥’，我是保衛毛 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父親可能感到我提起的這種話題有點讓人尷尬，便多少有點開脫地說了句：“文革中我也被造反派弄去，要我去指揮武鬥，那是逼迫的。——當然我沒幹。”
鍾老哈哈地笑了：“我可是自願去所謂的‘指揮武鬥’的，因為我有理啊——我是保衛 的革命路線！”說最後這句話時，他已然是一臉嚴肅，絕非戲噓之言。
看著我多少有點諤然的模樣，他想了想，把掛在牆上窗邊的一副對聯拿下來，對我說：“你看得懂這對聯的意思吧？——上聯是說的是 ，下聯這句：‘一股誌氣高舉領袖旗’，是說我自己的。”
這副對聯，其實我一進門就注意到了。它不是寫在安徽很容易搞到的宣紙上，而是用裁成很窄的長條（寬度比一般對聯至少窄一半）、然後又粘接起來的上光紙所書寫；用的墨，也是文革中那種“大字報用墨”。所以總體看上去，給人以一種“濃淡不相宜”的視覺感受，盡管老人的龍飛鳳舞筆法頗有幾分激昂之情。——此亦足見老人那時的“平民化生活”之窘況。平心而論，對聯語句修辭平平，對仗也談不上“工”，還“摻水”之嫌，但卻有一股氣勢，把自己與領袖聯係在一起，還是那樣地“鍾氏個性化”。
上聯是：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
下聯是：X X X X X X X ，一股誌氣高舉領袖旗
沒有橫批。
（“XX……”一句已經回憶不起來了。筆者頗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在老人向自己展示解說他的對聯時，沒有借機討要之，以留一紀念。——那時條件太差，連個照相機都沒，所以除了當夜自己的一篇感想外，什麽都沒留下。）
從中不難看出，至此（一九七八年），老人仍然堅持認為文革是對的，自己是在“保衛毛 的革命路線”。——這種思想，自然會給他的落實政策帶來了極大的麻煩。
文革中，安徽的問題比較複雜，雖然最後一任領導宋佩璋當時屬於“四人幫”黨羽，但長期是12軍控製全省局麵，當時在北京還有人，所以處理文革中的一些事，要北京那邊的人說話，比較麻煩。鍾老是外來戶，文革中又得罪了許多人，所以當時也就難得有人敢替他說話。於是，老人就憤而獨自跑到北京，找到自己的老戰友楊勇（長征中楊勇當團長時，鍾是他的政委），楊倒是想得很周到，請他的表兄弟、當時主管組織工作的胡耀邦出麵，給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遞個話，要省裏“酌情解決”鍾的問題。眾所周知，胡對落實政策是最賣力的一個，又是楊所托，就親筆給萬裏寫了封信，讓鍾帶上，交給萬裏。
萬裏當然是按照胡耀邦的意見，指示要盡可能給予解決。但是當時那種情況，又要考慮前述複雜背景，所以多少還是有點麻煩，需要“緩衝過渡”。於是，給鍾老的鑒定文件中，除了說要“恢複黨籍、級別，分配適當工作”等之外，為了照顧某方，也加了點“調料”，例如其中提到他“錯誤地參與武鬥”一事。但是此言一出，便惹出了大麻煩：老人一看到“參加武鬥”說法，頓時就火冒三丈，大聲抗辯道：“這實質上就是給我扣了一頂‘反革命’帽子。我堅決不能接受！”再一次把事情鬧到天翻地覆，再一次寫出通篇罵人的申訴（他大兒子皺著眉頭嘖嘖地對我說：“所謂《申訴》中的那種語言，連我們都看不下去。”）……當然，也是再一次難以收場。
當時包括親屬在內的許多人，都勸他能“屈就”就“屈就”一下，甚至暗示他這樣才能解決得快一些。他才不管那麽多，甚至放出一句多少有點睹氣的話：“娘賣X的，再不給我解決，老子就回家種地去！”
這中間，又發生了一件令各方尷尬的事。鍾老拿著胡耀邦的親筆信後，先在北京到大街上的郵局，發了個電報給安徽省委，說我拿著“中央軍委的重要東西”來了，要這邊“準備好”如何如何，意思大概是要省委“嚴肅對待”之。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幼稚，其實，這裏透出的是老人對他行為的一種“堅持”意識，所以，在拿到“重要東西”後，難免流露出了帶著幾分稚氣的“勝利者姿態”。但此事卻又出現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戲劇性結局：老人畢竟年紀大了，居然在火車上把這重要文件丟了！（此文件不知後來命運如何，那位“得到”這份重要文件的人，可是得到了一份重要曆史文物。）
麵對這一切，萬裏後來哭笑不得地說：“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人！”
筆者也讀過幾種“改革開放版”的“鍾偉武鬥記”，其中多多少少也是在使用一種“文藝腔”，去銓釋鍾老的“好戰分子”稱號，甚至把他指揮武鬥視為“喜歡打仗”的一種行為，把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又臉譜化成為了一個“兒戲政治”的“老頑童”。如果不是耳聞目睹鍾老自己和他兒子對文革的敘述，特別是他自己那副對聯的解釋，我還真可能會相信“老頑童說”。有了那次隨父母對鍾老的拜訪，我感到對於這樣一件“奇事”，確實不能簡單論之，更不能為了“吸引眼球”而做出一種不負責任的戲劇化描述，以此去代替曆史真實。結合當時老人和他大兒子的敘述，以及後來又了解到的一些情況，筆者估計，鍾偉老人之所以有那種怪異的“挺文革”表現，至少出自以下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文革初期各級黨委還控製著局麵時，曾經把所有幹部都劃成了一、二、三、四類，一些有問題的人屬於三、四類。按常理，因為鍾偉屬於“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小軍事俱樂部”成員，大體上，也就應當屬於“四類幹部”。而後來到了“踢開黨委鬧革命”時，那些三、四類的幹部都知道了這一“劃類”，感到十分憤恨，所以這類幹部都紛紛積極參與“打倒舊省、市委”的革命行動，許多都成為了革命領導幹部，像潘複生、劉格平等初期的“革命領導幹部”，當時就多少屬於此類情況。鍾偉這個火氣比一般人大得多的人，自然也就難免有此舉動。
——第二種可能是，彭德懷在文革初期，曾說過自己在廬山會議上並不是反毛澤東，而是反劉少奇。此事當時有點費解，而現在人們當然就比較清楚了，此話並非捕風捉影。其實，在文革初期的大字報中，確實曾傳出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說過：“與其你篡黨，不如我篡黨。”這些，都可能使屬於“彭黃反黨集團”的鍾偉，對劉心生出極大的不滿，對其“黨內最大走資派”之說，自然也就會深以為然。
——第三種可能，由於宣傳上的原因，現在許多人已知之甚少的一個情況是：在當時一般人理解毛澤東講到的“文革動機”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反對當官作老爺”，用群眾運動去衝一衝“老爺”們。這種情緒，文革初期甚至在許多領導幹部中，都多少有一點同感，都能接受初期那種有限的衝擊（當然後來“鬥”得狠了，就又不大接受了）。鍾偉是一個有“平民化”傾向的人，又挨過整，對官僚主義的反感情緒自然會更大一些，所以對“群眾衝擊老爺”，估計也會是取讚同態度的。
不敢說這些因素中哪一個起了最主要的作用，甚或可能會是各種因素一起發生的作用（當然，筆者也不完全排除“老頑童版”的“好戰稟性所致”），至少，這樣分析，比單純的“老頑童說”，會更多一些曆史合理性吧？或者，至少不會把鼻子、腿、牙齒等當做完整的大象吧？
但話又說回來，鍾老把那樣一副刺眼的對聯掛在住房裏，總會讓想那些願意幫忙的人，看了要感到尷尬，左右為難。當時，文革已結束兩年，很多人都看明白了當時社會的基本走勢，否定文革已是大勢所趨，劉少奇平反已在即，所以，當時鍾老的大兒子當著我們這些外人的麵，再一次苦勸他的父親，不要再堅持這種毫無意義的思想。
而老人卻以一如既往地嚴肅說道：“這個路線是非問題要分清！不能馬虎。”
鍾偉老人對於文革這種態度，確實讓一些人頗不以為然，但這又恰恰是符合這位曆盡滄桑的老人的曆史過程的。因為，如果不這樣，鍾偉也就不會是“另類將軍”，鍾偉也就成其為鍾偉了。
* * * * * *
寫完此文，又一次想起三十年前與鍾偉老人那次至今讓人曆曆在目的見麵,總覺得這位“毛病很多的好人”，還有很多費解之處……意猶未盡之下，吟成一首：
七絕：鍾偉伯伯歎*
曾經揮戈萬人敵，
廬山淝水兩折旗。
將軍無劍仍本色，
江湖廟堂皆怡宜。
*原詩名為《鍾偉將軍歎》，但一想起分手時他笑著向我們招手的模樣，想起他為我們端上一盤魚放到那張小的可憐的桌子上的情景，想起他舉著那副寫在粘接起來的上光紙上的對聯跟我解釋的神態……我覺得，還是用這個更平民化的標題，才更符合當時他的真麵目。
從中不難看出，至此（一九七八年），老人仍然堅持認為文革是對的，自己是在“保衛毛 的革命路線”。——這種思想，自然會給他的落實政策帶來了極大的麻煩。
文革中，安徽的問題比較複雜，雖然最後一任領導宋佩璋當時屬於“四人幫”黨羽，但長期是12軍控製全省局麵，當時在北京還有人，所以處理文革中的一些事，要北京那邊的人說話，比較麻煩。鍾老是外來戶，文革中又得罪了許多人，所以當時也就難得有人敢替他說話。於是，老人就憤而獨自跑到北京，找到自己的老戰友楊勇（長征中楊勇當團長時，鍾是他的政委），楊倒是想得很周到，請他的表兄弟、當時主管組織工作的胡耀邦出麵，給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遞個話，要省裏“酌情解決”鍾的問題。眾所周知，胡對落實政策是最賣力的一個，又是楊所托，就親筆給萬裏寫了封信，讓鍾帶上，交給萬裏。
萬裏當然是按照胡耀邦的意見，指示要盡可能給予解決。但是當時那種情況，又要考慮前述複雜背景，所以多少還是有點麻煩，需要“緩衝過渡”。於是，給鍾老的鑒定文件中，除了說要“恢複黨籍、級別，分配適當工作”等之外，為了照顧某方，也加了點“調料”，例如其中提到他“錯誤地參與武鬥”一事。但是此言一出，便惹出了大麻煩：老人一看到“參加武鬥”說法，頓時就火冒三丈，大聲抗辯道：“這實質上就是給我扣了一頂‘反革命’帽子。我堅決不能接受！”再一次把事情鬧到天翻地覆，再一次寫出通篇罵人的申訴（他大兒子皺著眉頭嘖嘖地對我說：“所謂《申訴》中的那種語言，連我們都看不下去。”）……當然，也是再一次難以收場。
當時包括親屬在內的許多人，都勸他能“屈就”就“屈就”一下，甚至暗示他這樣才能解決得快一些。他才不管那麽多，甚至放出一句多少有點睹氣的話：“娘賣X的，再不給我解決，老子就回家種地去！”
這中間，又發生了一件令各方尷尬的事。鍾老拿著胡耀邦的親筆信後，先在北京到大街上的郵局，發了個電報給安徽省委，說我拿著“中央軍委的重要東西”來了，要這邊“準備好”如何如何，意思大概是要省委“嚴肅對待”之。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幼稚，其實，這裏透出的是老人對他行為的一種“堅持”意識，所以，在拿到“重要東西”後，難免流露出了帶著幾分稚氣的“勝利者姿態”。但此事卻又出現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戲劇性結局：老人畢竟年紀大了，居然在火車上把這重要文件丟了！（此文件不知後來命運如何，那位“得到”這份重要文件的人，可是得到了一份重要曆史文物。）
麵對這一切，萬裏後來哭笑不得地說：“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人！”
筆者也讀過幾種“改革開放版”的“鍾偉武鬥記”，其中多多少少也是在使用一種“文藝腔”，去銓釋鍾老的“好戰分子”稱號，甚至把他指揮武鬥視為“喜歡打仗”的一種行為，把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又臉譜化成為了一個“兒戲政治”的“老頑童”。如果不是耳聞目睹鍾老自己和他兒子對文革的敘述，特別是他自己那副對聯的解釋，我還真可能會相信“老頑童說”。有了那次隨父母對鍾老的拜訪，我感到對於這樣一件“奇事”，確實不能簡單論之，更不能為了“吸引眼球”而做出一種不負責任的戲劇化描述，以此去代替曆史真實。結合當時老人和他大兒子的敘述，以及後來又了解到的一些情況，筆者估計，鍾偉老人之所以有那種怪異的“挺文革”表現，至少出自以下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文革初期各級黨委還控製著局麵時，曾經把所有幹部都劃成了一、二、三、四類，一些有問題的人屬於三、四類。按常理，因為鍾偉屬於“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小軍事俱樂部”成員，大體上，也就應當屬於“四類幹部”。而後來到了“踢開黨委鬧革命”時，那些三、四類的幹部都知道了這一“劃類”，感到十分憤恨，所以這類幹部都紛紛積極參與“打倒舊省、市委”的革命行動，許多都成為了革命領導幹部，像潘複生、劉格平等初期的“革命領導幹部”，當時就多少屬於此類情況。鍾偉這個火氣比一般人大得多的人，自然也就難免有此舉動。
——第二種可能是，彭德懷在文革初期，曾說過自己在廬山會議上並不是反毛澤東，而是反劉少奇。此事當時有點費解，而現在人們當然就比較清楚了，此話並非捕風捉影。其實，在文革初期的大字報中，確實曾傳出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說過：“與其你篡黨，不如我篡黨。”這些，都可能使屬於“彭黃反黨集團”的鍾偉，對劉心生出極大的不滿，對其“黨內最大走資派”之說，自然也就會深以為然。
——第三種可能，由於宣傳上的原因，現在許多人已知之甚少的一個情況是：在當時一般人理解毛澤東講到的“文革動機”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反對當官作老爺”，用群眾運動去衝一衝“老爺”們。這種情緒，文革初期甚至在許多領導幹部中，都多少有一點同感，都能接受初期那種有限的衝擊（當然後來“鬥”得狠了，就又不大接受了）。鍾偉是一個有“平民化”傾向的人，又挨過整，對官僚主義的反感情緒自然會更大一些，所以對“群眾衝擊老爺”，估計也會是取讚同態度的。
不敢說這些因素中哪一個起了最主要的作用，甚或可能會是各種因素一起發生的作用（當然，筆者也不完全排除“老頑童版”的“好戰稟性所致”），至少，這樣分析，比單純的“老頑童說”，會更多一些曆史合理性吧？或者，至少不會把鼻子、腿、牙齒等當做完整的大象吧？
但話又說回來，鍾老把那樣一副刺眼的對聯掛在住房裏，總會讓想那些願意幫忙的人，看了要感到尷尬，左右為難。當時，文革已結束兩年，很多人都看明白了當時社會的基本走勢，否定文革已是大勢所趨，劉少奇平反已在即，所以，當時鍾老的大兒子當著我們這些外人的麵，再一次苦勸他的父親，不要再堅持這種毫無意義的思想。
而老人卻以一如既往地嚴肅說道：“這個路線是非問題要分清！不能馬虎。”
鍾偉老人對於文革這種態度，確實讓一些人頗不以為然，但這又恰恰是符合這位曆盡滄桑的老人的曆史過程的。因為，如果不這樣，鍾偉也就不會是“另類將軍”，鍾偉也就成其為鍾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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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此文，又一次想起三十年前與鍾偉老人那次至今讓人曆曆在目的見麵,總覺得這位“毛病很多的好人”，還有很多費解之處……意猶未盡之下，吟成一首：
七絕：鍾偉伯伯歎*
曾經揮戈萬人敵，
廬山淝水兩折旗。
將軍無劍仍本色，
江湖廟堂皆怡宜。
*原詩名為《鍾偉將軍歎》，但一想起分手時他笑著向我們招手的模樣，想起他為我們端上一盤魚放到那張小的可憐的桌子上的情景，想起他舉著那副寫在粘接起來的上光紙上的對聯跟我解釋的神態……我覺得，還是用這個更平民化的標題，才更符合當時他的真麵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