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往事叉燒
前段時間，65歲的鄭淵潔發微博說自己收到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的短信，對方正在編輯中國兒童文學精品文庫，想收錄他的作品，說“隻需要授權就好”。
鄭淵潔沒有答應，說他們擅自收錄是侵權。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轉頭發了個道歉聲明，隻不過道歉的對象是編委會主任曹文軒——因為沒能按時完成他交代的任務。
鄭淵潔很生氣，發微博說他們這是“毒害下一代”。
三十多年的童話創作生涯裏，鄭淵潔幹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抵製所謂的“權威”對下一代的“毒害”。
鄭淵潔出生在石家莊一個軍人家庭，但鄭洪升很不同於那些不苟言笑的軍人形象，從小就沒打過自己兒子，連重話都不多說一句。
當時老師布置了一個作文題目《早起的鳥兒有蟲吃》，鄭淵潔心想鳥兒是有蟲吃，那早起的蟲子不就隻有被吃的份兒了，要緊的還是先分清自己是鳥是蟲。
他擅自改了作文題目，交了一篇《早起的蟲兒被鳥吃》上去。老師大怒，把12歲的鄭淵潔叫起來，讓他自己在班上大聲說幾百遍“鄭淵潔是班上最沒出息的人”。
從小都沒被批過的鄭淵潔哪受得了這種羞辱，最難堪的是他喜歡的女同學也在班上。念了幾十次之後，他拉響了兜裏揣著的拉炮。
那時候鄭淵潔犯錯，鄭洪升都讓他寫檢查。這次闖禍不小，鄭淵潔趁著自己老爸還沒收到消息，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寫成了一篇有起承轉合的小說，等老爸回家，雙手呈上。鄭洪升讀著這篇檢查，看得直樂，第二天幫兒子去學校找老師求情。
輟學在家讀了幾年書後，15歲的鄭淵潔去當了兵，專心幹一件技術活兒——修飛機。
工作間隙鄭淵潔愛抓麻雀，有次他抓到麻雀塞進口袋裏進了工作間，修一半兒發現麻雀沒了。別說一隻活的鳥，飛機裏連根羽毛都不能有，鄭淵潔急了，猶豫再三還是報告了領導。
領導沒見過這種人，言簡意賅讓他滾。他沒滾，叫了人來拆飛機，找麻雀，最後啥也沒找見。鄭淵潔因此被記過批評。
修飛機期間，鄭淵潔有次生病住院，在同病房認識了個叫閻維文的舞蹈演員，比他還小兩歲。
那是三九寒冬天，部隊醫院後麵是晉祠的野河。不顧抓到要被開除的規定，鄭淵潔拉著閻維文就往出溜。他倆在床上偽造兩個假人，從一樓直接跳了窗戶。
當他們敞開了滑冰時，閻維文總是一邊滑一邊把手掌放在耳朵後邊唱歌，鄭淵潔被嚇一跳，問：“你要幹啥？怕護士聽不到？”
閻維文淡定回複：“我吊嗓子呢。跳舞是青春飯，我得想著找後路。”
鄭淵潔是真沒想到小弟閻維文想得這麽深遠，他不禁正眼打量起閻維文，同時在心裏埋下一個疑問，自己的後路是什麽。
第二年，鄭淵潔複員，去到首都一家儀器廠當工人。工資不低，每月47.5元，但工作是真簡單，就是看水泵。上麵倆開關，上班按綠的，下班按紅的。
那時候的鄭淵潔沒啥想法，就覺得工資挺高。直到交了個女朋友，人家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一聽準女婿學曆隻到小學，就讓兒子通知鄭淵潔，考不上大學就分手。
女友哥哥總共和鄭淵潔談了不到五分鍾，就給鄭淵潔聊惱了：我還偏不考了，分手就分手。
但這件事讓鄭淵潔開始琢磨，以前覺得有個工資穩定的工作就是有了後路，可沒想到這年頭不上大學也被歧視了。
如果不上大學，自己幹什麽能有出息？鄭淵潔在桌前的掛曆上列了一個單子，上麵寫著能做的事情，發現別的行業基本都得上大學，隻能一一劃掉。到了創作領域，他停住了，小說、文藝、科幻、報告、詩歌，能寫的東西太多了，應該不會比寫檢查更難。
他列了一張清單，寫失敗一個就劃掉一個類型。
選童話的時候，鄭淵潔其實是思慮過的。
他的預言沒錯，現在的書賣得最好的依舊是各種兒童繪本。和子女們的啟蒙相比，大幾百的投入簡直不值一提，家長們自己都不讀書了，卻一心希望自己孩子能愛上看書。
從那之後，鄭淵潔沒事就往圖書館鑽，一邊研究兒童文學，一邊查能夠投稿的雜誌社。
1978年4月，鄭淵潔寫了童話處女作《壁虎和蝙蝠》，寄給了一本兒童期刊《向陽花》雜誌社。
在那之前，鄭淵潔已經收了不少退稿信，還都是鉛印的，隻有冷冰冰的退稿字樣。這次不一樣，《向陽花》的編輯寄來自己親筆手寫的一封信件，鼓勵鄭淵潔“給孩子寫作是了不起的、大有作為的事”。
那位編輯叫於友先，那時他還不是後來的新聞出版署署長，隻是一個小小的編輯。看來稿的時候，於友先的母親正住院，他在旁邊陪床，看到好故事後會在病房裏親手寫下回信和采用通知。
於編輯的肯定對鄭淵潔來說是一個按鈕，一鍵開啟了童話大王的創作生涯。收到信件的那天，是1978年5月30號，從此鄭淵潔把這一天視為他兒童文學創作的開端。
才思如泉湧的鄭淵潔堅持用鋼筆寫作，每天都得灌一次水。可有段時間，鄭淵潔連著寫了一個月鋼筆卻一直有水，那時候他真覺得，“神了，寫童話寫出真的童話來了”。
幾天後他半夜兩點起來去洗手間，卻看到鄭洪升偷偷起夜給他鋼筆灌水。
童話夢碎了，但感動的感覺也很好。鄭淵潔對父親說：我一個人可以把《童話大王》寫多少年呢，隻要你和媽媽一直活著，我就一直寫。
父親回答：隻要你一直寫下去，我和你媽媽就一直活下去。
80年代初，鄭淵潔不再做工人，而是當起了編輯。那個工作辛苦，沒雙休，一個星期就休一天，整天給人編稿子。鄭淵潔想寫作，隻能利用春節假期回太原創作。
太原人過春節愛來回串門，鄭淵潔初一到初五都被迫跟著串，走馬燈似的一家家換，累得腳後跟疼，還沒地兒寫作。到了初六，親戚們幾乎走差不多了，終於能開始寫了。
鄭淵潔尋思，國內都施行了計劃生育政策，故事肯定不能寫太多孩子。
但故事要豐富，最好有兩個人，他就雞賊地寫了一對雙胞胎。
想哥哥名字的時候，鄭淵潔想童話人物的名字不能太普通，百家姓裏也必須有這個姓。他拿了一部字典一直翻，看到有個將軍叫皮定鈞，就定了這個姓。他從二月十號開始寫，寫了6天，皮皮魯誕生。
隔了一年的春節，他開始寫妹妹魯西西。雙胞胎晚了一年才出生，這也是童話裏才有的事。
他連載故事的半年，那本雜誌社暴漲10萬銷量。
銷量漲了，鄭淵潔的報酬沒跟著漲，寫一千字隻能拿兩塊錢。鄭淵潔商量著漲稿費，漲到千字兩塊一，出版社拒絕得理直氣壯：雜誌又不隻有你一個人的文章，你怎麽能說銷量是你帶起來的？
鄭淵潔無話可說。
改變的節點在1983年，那一年鄭淵潔兒子鄭亞旗出生，可一家人隻能住在筒子樓裏，每天在滿是高壓鍋、煤氣灶的狹窄過道裏來回穿梭。
小時候，鄭洪升對他的要求基本有求必應，鄭淵潔也想這麽對自己兒子。
到了1985年，還是春節回家的路上，他帶著鄭亞旗第一次坐軟臥。車廂裏還有一個香港人，走一半大家都餓了，香港人從箱子裏拿出一包方便麵泡著吃。
那時候的鄭淵潔哪見過這個，鄭亞旗看傻了，問這是什麽，香港人說叫公仔麵，泡水就能吃。鄭淵潔問，在哪能買到？香港人不屑甩下一句，香港。
鄭淵潔被刺痛了。
也是湊巧，鄭淵潔前腳下了火車，一個讀者就追過來了，介紹說自己是山西團省委的，團係統可以辦少兒刊物。
鄭淵潔馬上問了一句：“你想發財嗎？”
小夥懵了，鄭淵潔想起之前受雜誌社欺負的事兒，說自己要出一本專刊，隻登他的作品，保證賣得好。他瘋狂描繪宏偉藍圖，把小夥忽悠信了。
第二天，小夥叫來了自己的領導，領導也信了，撥款幫鄭淵潔辦了《童話大王》。
鄭淵潔知道自己懶，一定要靠合約約束著才能寫，直接大筆一揮，簽了個寫滿三十年的約，把自己半輩子的KPI提前預定了。
那個幫鄭淵潔辦專刊的領導在共青團山西省委，叫趙岩平。籌備《童話大王》之前，鄭淵潔跟趙岩平商量，自己不要稿費。
對方第一次聽到如此要求，問鄭淵潔是不是打算做慈善，鄭淵潔搖搖頭說自己要的是版稅。
那時候沒人知道版稅是什麽，寫字兒為生的所有人拿的都是稿費，作品賣得好與壞都是出版社拿錢，基本和作者沒什麽關係。
這個念頭萌芽自一個美國作家斯蒂芬金，鄭淵潔讀他的小說，注意到了他拿收益的方式是靠一種叫版稅的東西，拿多拿少全憑銷量。
鄭淵潔也想這麽幹，他要拿下主動權。
鄭淵潔說，稿子寫出來了，印數大，那麽雜誌社拿得多，我也拿得多，如果印數少，他們拿得少，我也拿得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對方想想確實是這麽個道理，就簽約了。
三年後的百萬月銷量證明，童話作家鄭淵潔和那些一心隻有文學夢的人不一樣，考慮起現實也是穩準狠。
鄭淵潔提起這件事，總是很得意自己的經濟頭腦。他開玩笑地說，我的爸爸是山西人，我媽媽是浙江人，我是“錢莊”和“票號”的結合吧。
直到鄭淵潔看到自己父親每天都早晨四五點起床讀書、寫作，備受感動，於是就跟著調整了自己的生物鍾。
他每晚九點睡，第二天淩晨四點半起床準時寫作2小時，揮筆寫夠6000字，收拾收拾去上班。
鄭淵潔創作有個習慣，就是必須聽著閻維文雄壯的軍歌。
很久之後，鄭洪升才告訴鄭淵潔，其實他早認識閻維文。
80年代鄭洪升還在山西軍區宣傳處工作，有天省軍區司令員謝振華轉給他一封信，是一位跳舞的13歲男孩想當兵的申請。
男孩兒已經通過了軍區宣傳隊的麵試，鄭洪升就派人去了解情況，跳舞的組織說他“是個好後生。就是家庭成分不太好。”
鄭洪升覺得成分不重要，關鍵的是“好後生”，就向謝司令推薦了男孩，男孩得以穿上軍裝，成了軍人。那個男孩就是閻維文。
閻維文後來接到了北京歌舞團的調令，有領導說像這樣的人才不能外流，也是鄭洪升掃除的障礙，覺得推薦孩子去北京發展更好。鄭淵潔說，隻要遇見有才的下一代，父親總會為他們創造便利。
在部隊裏，15歲的閻維文碰到14歲的女兵劉衛星，想和她在一起，部隊領導不同意這樣的“早戀”，劉衛星跑去鄭淵潔家裏哭訴，碰到鄭淵潔母親在家，她堅定地勸劉衛星不要放棄，並說自己支持他們“早戀”。
有了自己父親做榜樣，鄭淵潔也這麽教育孩子——怎麽自由怎麽來。
鄭亞旗第一天上課，班主任就當著全班的麵罵一個女生“長大吃屎都接不到熱的”。鄭亞旗回來和鄭淵潔聊，鄭淵潔立即說老師做得不對。鄭亞旗要求鄭淵潔去學校和領導掰扯這件事，鄭淵潔沒去，他擔心老師反感，做傷害兒子的事。
在童話裏無所不能的鄭淵潔，現實生活中隻能去雍和宮拜拜，祈禱換老師。鄭亞旗不滿意，說我覺得日本鬼子來了你會是漢奸。
那一次，鄭淵潔意識到他會不斷遇到這種事，開始覺得“跟學校對上了”。
他要求兒子列出班上的名單，按照成績從後往前數了二十多人，每人送了一本書，扉頁上簽了名，寫上一句：“你是最棒的！”
相比權威，鄭淵潔永遠站在“雞蛋的那一邊”。
鄭亞旗小學畢後，鄭淵潔研究了《義務教育法》，發現父母不讓孩子上學沒有具體的懲戒措施，就領著兒子回家了。
他覺得兒子上到了6年級，比自己還多兩年，夠用了。
鄭亞旗在家待得樂嗬，鄭淵潔的女兒鄭亞飛卻截然不同。小時候，女兒問鄭淵潔，世界上有妖怪嗎，鄭淵潔就帶她去幼兒園，看到裏麵有老師出來，指著老師說：“這就是妖怪。”
鄭淵潔看到女兒根本不吃自己那一套，也沒非把她拘在家裏，讓她快快樂樂去學校了。
這麽“囂張”著一直到了90年代末，鄭淵潔受到了第一次打擊，來自後台最硬的央視。
1999年，鄭淵潔最主要的讀者群長大進入大學，他們有個心願，希望鄭淵潔能夠給成年的自己寫作品。鄭淵潔為此一口氣寫了20部長篇小說，包括《病菌集中營》、《智齒》、《金拇指》、《盲眼》和《輸情管道》等。
出版到第7部《仇象》時，鄭淵潔被一期叫《今日說法》的節目點名批評，主持人撒貝寧剛進央視沒多久，討伐鄭淵潔的童話作品裏“充滿了少兒不宜的內容”。
節目的影響力很大，上線後有家長直接寫信給媒體，怒斥鄭淵潔毒害下一代，還有學校封殺了鄭淵潔的書。
鄭淵潔很冤枉，在他的觀念裏，對青少年的性教育非常必要。“早早跟他們解釋清了，孩子們知道了是怎麽回事，反而就不會好奇了。”
鄭亞旗上小學之前，鄭淵潔就在兒子身上係了兩根紅繩，一根係在肚臍位置，一根係在大腿中部，告訴他，被紅繩包圍住的身體區域對外人屬於禁區，任何老師不可以有意觸摸。他直接告訴孩子：“我現在教的都是防女老師對你做這些事，要是男老師做，更不行。”
可那時的人不聽這個。鄭淵潔還在連載的《鬼車》停止刊登，剩下的13部小說連鬼影兒都沒來得及被人看見。《童話大王》也停止刊登鄭淵潔的新作品，哪怕《智齒》、《金拇指》的總印數足有150萬冊。
後來寫故事連“結婚”兩個字都得刪。鄭淵潔幹脆賭氣不寫，雜誌發行量也就跌下來了。
2004年提起這件事，鄭淵潔說自己那次是被“嚇陽痿了”，但他又說，“靠兒童寫作謀生的人，都應該具備陽痿的基本素質。這招兒很靈，從那之後，在我的作品裏，鼻子以下的人體部位再沒出現過。”
女記者問：為什麽手不能出現？嘴不能出現？
鄭淵潔答：你說的這些，廣義上，都算少兒不宜的器官，都能用來幹壞事。
女記者不接話，隻是沒頭腦問了一句：你算是中國承認自己陽痿第一人嗎？
後來鄭淵潔參與新浪一個分享會，一看都是成年人，高曉鬆什麽的都在，就發表了一些言論。第二天一個記者不幹了，說你鄭淵潔是個兒童文學家，你在任何場合都隻能寫對兒童說的話，不可以說成年人的話。記者開始號召家長燒鄭淵潔的書。
同時期，鄭淵潔工作的文聯雜誌社領導要解聘鄭淵潔，理由是他工齡快滿30年了，可以給他算退休，還有退休金拿，隻要不再去上班。
鄭淵潔不樂意了，他才四十多，遠不到時候呢，辦這個多折壽呀。
王朔曾跟鄭淵潔說過，失業證是最牛逼的證件。鄭淵潔深有同感，覺得這是作家必備，這證明可以靠寫作就養活自己。
鄭淵潔上小學二年級時。老師出了一篇命題作文，叫《我長大了幹什麽》。
同學們都寫自己要當科學家、藝術家，鄭淵潔交了自己的作品上去，名字是《我要當掏糞工人》。
作文寫好後，鄭淵潔惴惴不安。幾天後，老師對鄭淵潔說你站起來。鄭淵潔以為老師要批評他，可老師說：“你上來領兩本《優秀作文選》，你想當掏糞工人的作文被我推薦到了校刊發表。”
那是鄭淵潔的作品第一次被推薦。那一點善意的鼓勵，支持他敢說自己想說的話。
多年後，開始連載《童話大王》的鄭淵潔接到了崔永元的電話，說有個叫鄭正的12歲小孩有事找鄭淵潔幫忙。
鄭正是個淘氣的孩子，因為愛搗亂、不寫作業，接連被兩所小學開除。轉到新學校後，校長在班會上演講，說不寫作業就不會有好成績，沒有好成績就沒出息。
鄭正手都沒舉，反駁校長說：成績差的學生不一定沒出息，成績好的學生不一定有出息。
校長質問鄭正，這話誰教他的，鄭正回：是鄭淵潔。
校長說你把鄭淵潔請來，他要真這麽說，我就免你作業。
鄭正回家把這件事告訴了自己媽媽。一向鼓勵他的媽媽托關係找到崔永元，請他幫忙聯係鄭淵潔。
19年後，被開除2次的鄭正留學國外，成了一家著名遊戲網站的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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