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1年起，溥儀就指派清室內務府大臣和帝師“清查各宮室陳設和文物”，實為溥儀要對宮中藏品摸底，目的在於摸清老祖宗到底留下了什麽？
清查實際成為故宮文物流失的重要前期工作，隨後就出現了17歲的溥儀以“鑒賞”為名，調閱原清宮收藏書畫，再以“賞溥傑”為名私運出宮的情況。
從1922年9月4日至1923年1月28日，溥儀幾乎每天都調閱書畫，一飽眼福之後就鈐印“宣統禦覽之寶”，然後塞入兩個黃包袱中，通過其弟溥傑之手偷運到宮外，這就是所謂“賞溥傑”。
開始時幾天賞一次，每次10卷或10冊；後來幾乎是逐日賞賜，賞賜數量也逐日增多。
如此持續了約五個月之久，包括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在內的清朝曆代皇帝收藏的稀世書畫珍品共1353件被偷運出宮，當時溥傑在宮中“伴讀”，但住在宮外，擁有正常出入宮門的條件。溥傑還十分了解編目的程序，與溥儀共同商定了這個能讓他把已經登記造冊的文物偷偷帶出紫禁城的計劃，並付諸實施。
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一再鼓勵他赴英留學，這也成為溥儀兄弟轉移文物的一個動機，即為出洋留學儲備費用。清查文物時已經對清單上每一卷軸、每一冊頁、每一函古籍，都按照其價值做了標記，質量最好的畫五個圈，最差的畫一個圈。溥傑每天帶走的那些書畫卷冊，都是從被鑒定為上等品、畫了五個圈的物件中挑選的，而首選目標之一就是那些稀有原版典籍，由於這些典籍與溥傑上課用的課本尺寸相似，溥傑就把它們混放在課本裏，用黃色錦緞包好，再帶出紫禁城，因此未引起守衛的懷疑。
1925年7月31日，“清室善後委員會”發現了“賞溥傑單”和“收到單”。根據兩單的數字統計，溥儀總共轉移曆代書畫手卷1285件，冊頁68件。而事實上尚有為數不少並未登記造冊的被隋、唐、宋、元珍品輾轉攜帶出宮。
經多方核對，轉移文物確有一千多件晉唐宋元書畫手卷和兩百多種冊頁、掛軸，以及兩百多本宋元版珍貴圖書。又據溥儀本人回憶，“運出的總數大約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畫、二百多種掛軸和冊頁，二百種上下的宋版書”。
國寶出宮後，暫時囤積在什刹海銀錠橋附近一座大宅院———醇親王府，這個宅子是清初年間鼎鼎有名的大學士明珠的舊居，由慈禧恩準溥儀祖父醇親王遷入，他病故後，溥儀父親載灃又入住。溥儀認為，當時的時局比較混亂，紫禁城已經成為眾矢之的，目標最大，自然不能將珍寶留在那裏，一旦紫禁城被占領自己將什麽也得不到，隻有醇親王府相對安全，是自己的出生地，還有生父、胞弟在此。這樣，溥儀從北京故宮運出大批國寶，就暫時存儲在這座醇親王府中了。
1924年4月溥儀在禦花園設宴款待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後，更積極與遺老間密信往來，陰謀複辟。當時時局混亂，溥儀自感皇位不日而廢，加之宮內太監、侍衛監守自盜，寶物流失越來越嚴重，這讓溥儀感到無比的煩亂。
此時，溥傑獻上“良策”即在天津日本租界範圍內購置洋樓，然後把囤積在醇親王府中之文物再轉移到天津，以備後用。慌亂中的溥儀聞言大喜，命其照辦，隨即秘密把古書和名人字畫分6批運至天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寶《曹娥碑》、《二謝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懷素、歐陽詢、趙孟頫等人的書法真跡都在其列。
溥儀1922年12月大婚，完全按光緒皇帝大婚的規格舉辦，大擺婚宴100多桌，宴請中外賓客。
然而，當時的清室根本拿不出這麽多錢。於是，清室內務府就向北洋政府索取積欠的“清室優待費”，但國庫空虛的北洋政府也無法撥付，結果還隻得從清室珍寶中想辦法，他們搜集了鹹豐、同治年間一些文物古玩和金銀珠寶，裝滿42隻大木箱，1922年11月2日由“皇叔”載濤送往北京鹽業銀行，用以抵押貸款。
時任銀行總裁查理二世親將40萬元現鈔點付給清室內務府籌辦大婚，其後卻無錢贖回，如此流失了大量珍寶。其中最昂貴的當數16隻金編鍾，這組編鍾是為祝賀乾隆皇帝80大壽，由各省督、撫聚斂呈獻的13647.2兩黃金鑄造而成，屬稀世珍寶，價值連城。後因清室未能贖回，金編鍾歸屬北京鹽業銀行，在外商保管庫密藏。
事機泄露後，各路軍閥和國民政府無不冀圖染指。九一八事變後，鹽業銀行唯恐北京不保，乃將金編鍾秘密運到天津法租界，存入“四行儲蓄會”大樓地下庫房。
1937年天津被日軍占領後，日本特務千方百計探聽16隻金編鍾的下落，鹽業銀行經理陳亦侯與“四行儲蓄會”分會經理胡仲文巧妙周旋，總算保住編鍾。1949年1月18日天津解放後第三天，胡仲文即致函天津軍管會，將金編鍾及珍藏的玉器、瓷器全部上交政府。
1953年金編鍾運至北京，由文物部門轉交故宮博物院，在珍寶館正式展出。
金編鍾的最終結果很好，然而溥儀在遜清時期處置宮中古物的這一方式，畢竟還是給國家造成了重大損失。溥儀在遜清時期處置宮中古物還有一種方式，那是建福宮大火給燒出來的。
1922年5月30日，溥儀在養心殿會見學者胡適後，聽大總管張謙和說乾隆爺在世時把所喜愛的數萬件國寶封存在建福宮內，當即命禦前太監引往建福宮，發現大門封條又厚又髒，乃拆封推門而入，隻見屋內專用收藏箱都擺放得極為整齊，每箱貼有“乾隆皇帝禦封”六字封條，下有標簽和編號，內裝乾隆帝在世時鑒賞過的宮廷藏品。其中書畫類都鈐蓋了“乾隆禦覽之寶”、“古稀天子”、“乾”、“隆”等印章；玉器類則把題字刻在玉壁、玉環之上，還訂製了金銀器架，把殷商兩周玉器裝飾得很大氣、莊重，取名“金碧輝煌”；還有很多官窯瓷器，如牙雕、金佛金像和金銀珠寶等；還有意大利畫家郎世寧奉皇帝命所繪畫作多幅。總之寶物數萬件，都是奇珍異寶。
從此，溥儀常常把玩這些國寶消磨光陰。
1923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溥儀傳口諭命內務府從建福宮中挑選古玩、字畫裝滿百箱，越洋賑災，還說：“百箱的‘百’代表百廢待興，就取這個吉利數字吧！”1923年6月26日夜間，溥儀正在養心殿觀賞他的寶物，門外大總管急報建福宮發生火災火勢凶猛，宮內又缺水，大火已蔓延到靜怡軒、延壽閣、古雲樓、碧琳館、妙蓮花池、積習亭、廣生樓、凝輝樓、香雲亭……大火吞蝕了無數國寶，究竟毀掉了多少至今為謎。據內務府後來公布的一份賬冊載，有延壽閣收藏的全部古物，有廣生樓內全部藏文大藏經數萬件，有古雲樓、凝輝樓內藏金佛2665尊和金質法器，有建福宮收藏的曆代名人字畫1157件、古玩435件。
此外還有溥儀大婚時收到即放入此宮的大批寶物。大火燃燒了一夜，建福宮以及院內亭台館閣全都化為灰燼，無數珍寶秘籍也都灰飛煙滅。為什麽偏在建福宮起火？原因還是盜寶引起。據溥儀說，就他所知宮內太監們的盜竊幾乎從沒間斷，他剛剛行過大婚禮，皇後鳳冠上鑲嵌的珍珠、寶石、玉翠等就整體被換成了贗品。
溥儀決心整肅內宮，清點庫房，查禁偷盜，然而，計劃還未實施，藏有無數珍寶的建福宮就突然起火，顯然是害怕被查出的內賊人為縱火以圖滅跡。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將軍發動北京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組建攝政內閣，以黃郛攝行總統職務。
11月5日，馮玉祥將軍采取果斷措施，命令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率部進宮驅逐溥儀。當天下午4時10分，溥儀及其後妃親屬從神武門離開故宮，溥儀的“遜清帝王生活”隨之結束了。溥儀在天津的七年，沒有“歲費”收入了，很大一部分生活費用是靠陳寶琛等人將早已轉移出宮的珍寶陸續變賣，以確保揮霍用度。方兆麟在《溥儀與清宮珍寶》一文中談到：“當時天津北門外鍋店街有家名氣較大的萬昌古玩店，聽說此事後，幾經運作，以一萬大洋買下這幾件珍寶，一時轟動京津兩地，古玩同業無不眼紅。”一萬大洋買幾件珍寶，溥儀似乎也覺得不劃算，便又拿出幾件珠寶，托人貨比三家，多跑幾家打聽行情。古玩店也有辦法聯手壓價：當年位於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的恒利金店、物華樓、天寶金店，還有位於東馬路、鍋店街的幾家較大的古玩店，出價都在五六萬之間，溥儀隻好將這幾樣珠寶送到萬昌古玩店，最終以六萬元成交。這隻是古玩商集體運作用來壓價的把戲。原來溥儀派人拿這幾件珍寶到恒利金店估價時，就被北京古玩商盯上了，他提議天津幾家大古玩店聯手買下這批貨，然後利益均沾，遂約定：凡見到此貨之店，估價都不要超過六萬元，最後由萬昌古玩店做成生意。據說經辦人後來還獲得300元“跑路費”。這些國寶每天在賣，究竟賣出多少書法名畫已無案可稽，但多數還是保留下來了。
溥儀在天津時期用於“賞賜”的也不少，陳寶琛的外甥當年是溥儀的一位經手人，就得到一批“禦賞”，其中有唐代大畫家閻立本的《曆代帝王像圖卷》、《步輦圖》、《閬苑女仙圖》和故宮“三希堂”的書法作品《中秋帖》和《伯遠帖》等極為珍貴的文物。《曆代帝王像圖卷》最終流入美國，現藏於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所幸購藏《步輦圖》、《閬苑女仙圖》的主人沒有轉售洋人，全國解放後捐給政府，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據隨侍李國雄回憶，溥儀在天津初期的生活並不是很愜意，經費靠遺老們進貢，當然不充裕。多虧有些東西可賣，大量字畫、宋版書和玉器等寶物就在這時變成錢了，連報紙上都經常登出這類新聞，社會上議論頗多，但有些故事是文人們編出來的。
例如《華北晚報》登過一則《溥儀賣寶》，副題為《紅鑽石搏得萬兩金》，說溥儀穿戴平常，隻身到各家珠寶店拋售寶物，李國雄說“這不合乎實際情況”。即便他有過私自外出的機會，也隻能在深夜，白天是不敢的。
再說溥儀手中的鑽石李國雄見過許多，都是白色的，質量稍次者微黃，顏色愈白愈好。他從來就沒見過紅色的鑽石，而那位文章作者不但指出了紅鑽石的產地，還說明了溥儀這顆鑽石的來源，真編得奇巧。盡管如此，溥儀賣寶或用其他物品兌換銀元，支撐生活，以解燃眉，這是屬實的。據李國雄回憶：溥儀在天津時期還曾搞過用文物抵押貸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