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界歸根到底是他們的（1966年春天—1966年秋，19歲）
我的《畫說一生》講的是我自己的曆史，與此同時發表的《半壁家園》的片段是我家族的曆史，兩者有時有所交叉，特別是文革階段。剛剛上傳的《我的家——文革來了》與現在這篇畫說有很多交集之處，就當文章的圖解吧，請多包涵。
1966年的春天，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批判“三家村”——企圖複辟的知識分子小集團。我百分之百地相信黨，相信黨的報紙，懷著對“反黨分子”們的義憤，和全國人民一起投入了大批判鬥爭。
5月份的一天我和爸爸到文化宮去看表演，快結束時台上忽然衝上來一群穿黃軍裝的年輕人，宣布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占領無產階級的舞台已經太久了，他們要把封資修的東西打翻在地，讓毛澤東思想占領舞台。說著這一隊人邊唱邊舞起來，動作火爆有力，唱的歌也充滿火藥味。全場人一時有點蒙，不知是該拍手好還是保持沉默。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有煽動性的歌舞，心潮隨之起伏澎湃。爸爸氣憤地說：“這叫什麽節目，簡直是胡鬧！”站起來離席，我不情願地和他一起走了。
接著中學生在毛澤東的鼓勵下，首先在各個學校發動了對校領導的鬥爭。1966年6月7日，師院附中反對校領導的紅衛兵搶占了廣播室，然後與擁護校領導的師生在校園中對峙，師生開始分裂為“造反”和“保皇”兩派。我非常地迷惘，不知該站在那一邊。我心中讚同紅衛兵們的造反精神，但又不覺得校領導是敵人應該被打倒。
下午團中央的胡啟立親自來師院附中處理對峙事件，並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進校後立即表態支持造反派，認為學校領導確有問題。我響應工作組的號召，寫大字報質疑校領導教育路線上的一些問題。我切切實實地感到革命的浪潮正在以勢不可擋之力把我卷入激流，我要以最飽滿的革命熱情投身到鬥爭之中。
我的大字報引起了擁護校領導的老師的不滿，不知是人事處還是團總支把我入團時填寫出身的事情告訴了學生，挑撥學生批判我。學生的大字報指責我“隱瞞出身，混入革命隊伍，投機革命……”除此之外就是罵人的語句（畫麵上藍色大字報的內容就是當年大字報的記錄，後來我才讀懂了字裏行間的字——革命？你配嗎？）。學生們在大字報上給我起了侮辱性的外號“劉企鵝”，從此我在校園裏走路，“劉企鵝”的喊聲此起彼伏，讓我這個19歲的女孩又羞又憤，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我女兒看了這一段說：“企鵝，多可愛的名字呀！”怎麽才能讓年輕人理解那個沒有人性的時代對人們的傷害呀！）
我們的教師宿舍樓上有紅衛兵把守。一天我在樓道裏唱起我最喜愛的《長征組歌》之一“過雲南”。剛唱了一句，就被守樓的紅衛兵斷喝：“住嘴，你配唱革命歌曲嗎！”
6月學校去農村夏收勞動。學生對我的態度特別惡劣，我不知道錯在哪裏。回到學校，謾罵和侮辱的大字報和批判會已經在等著我，初中小孩更是對我拳打腳踢，惡言辱罵，弄得我暈頭轉向。批判會上說我下鄉勞動時在廚房捉蒼蠅放到學生的飯菜裏，把馬糞放到粥裏毒害革命學生，致使很多人生病拉稀。荒誕之至！我迷惑得很，怎麽文化革命搞得像一場鬧劇？
七月下旬北大附中的紅衛兵彭小蒙到師院附中煽風點火，彭高喊：“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我們就是要狂妄！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在學生中引起一陣陣狂熱的掌聲和口號，幾乎要掀翻了禮堂的頂棚。從她那裏我還聽到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這些話讓我感到不安，我聞到了血腥的氣味，我知道他們的“我們”並不包括我這樣的人在內，而且對我是有威脅的。
在瘋狂理論的指導下，毆打校領導和老師的事情普遍發生，繼8月5日師大女附中首開打死卞仲耘校長的先河之後，很多學校發生了打死領導和老師的惡性事件。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接見了全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並鼓勵打死人的學校的紅衛兵“要武”，更使武鬥升溫，一時間紅衛兵拿起皮帶棍棒到處毆打“地富反壞右黑資”被打死者無數。
我所在的師院附中各大軍種的子弟雲集，打起人來更是凶狠。校長艾友蘭被打得背上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肉，全部開了花，血跡斑斑，像一塊紅白碎花布。還有蒼蠅在上麵爬來爬去。我看見後倒吸了一口涼氣，對“黑幫”的痛恨蕩然無存，完全由同情所代替。
一天我看見紅衛兵從黨總支書記趙幼俠的家裏把她抓出來，她家的老人捂住趙老師孩子的眼睛，不讓他看到這殘酷的一幕。趙幼俠被打得半死，還被剃了陰陽頭，被令每天爬行入校。我總以為她一定會被折磨死，她那麽瘦，怎麽經得住如此毒手。她曾經被折磨得一度精神失常，但是奇跡般地活下來了。
一天紅衛兵闖入生物教研室，揪出喻瑞芬老師——一個在1957年曾經被打為右派，而後一直默默無聲，夾著尾巴做人的老師。他們倒提著喻老師的雙腳，拖出教學樓，喻老師的頭在教學樓的台階上咯噔咯噔地碰撞。
然後紅衛兵逼著喻老師在操場上跑圈，跑不動就連踢帶打。喻老師很胖，最終實在跑不動了，倒在地上。（注意這個胖，學校還有很多曆史問題比她更嚴重的老師，卻專門揪出她來折磨，不能不說紅衛兵對胖人的痛恨和戲謔有關。我深信我後來的遭遇也和“胖”有關）
紅衛兵叱罵喻老師裝死，竟殘忍地用開水澆燙她。
接著紅衛兵逼“牛鬼蛇神”們用棍棒抽打已經失去知覺的喻老師，開水澆過的皮肉不堪抽打，馬上皮開肉爛，喻老師就這樣被折磨死了。
之後紅衛兵命令老師們去“參觀牛鬼蛇神”的下場，隻見喻老師的頭淹在水裏，鞋襪都沒有了，身體腫脹，全是紫瘢。
人，死了。賬，至今沒有清算。
也是在8月18日這天，林彪在天安門上講話鼓勵紅衛兵走上街頭“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四新立了多少不得而知，而大破四舊成了紅衛兵的又一狂歡節日。除了在街上剪頭發，剪褲管，剪皮鞋，他們最喜歡的是抄家。他們去有名望的和有錢人的家中沒收大批金銀珠寶古董家具。通常金銀珠寶據為己有，古董家具則送到委托商行寄賣。那時委托商行的生意紅火，家居極其便宜。
一天保姆阿巧把我拉到東單委托商行指著一架標價80元的德國大鋼琴說：“便宜呀，趕緊買下來吧！” 阿巧真不愧是在大戶人家做過保姆的，知道什麽東西高貴。我喜歡得不得了，但是怎麽敢買呢？我連著幾天去委托行圍著鋼琴轉，不到一個星期還真有不怕死的把鋼琴買走了。
紅衛兵發出通告勒令所有房產主必須在三天之內交出私房，房管局的革命派也貼出大字報令房產主立即上交房契。我和媽媽去交房契，房管局門口交房契的人排了大隊。之後房管局安排了三家人住進我家的四合院，獨門獨院變成了大雜院。
按紅衛兵的要求，我家的銀行存折也交給單位領導凍結。
爸爸預感到我們家免不了抄家的劫難，怕院子裏的大缸被紅衛兵砸碎（拿不走的他們就毀），就把大缸獻給了故宮，請他們趕緊搬走。
要說這大缸還真是有點來曆呢。阿巧原來在一家滿清貴族家當傭人，後來那家家道中落，付不起阿巧工資，就把大缸給她頂了債。阿巧把大缸帶到我家又抵給了我爸，借了一大筆錢，買了三所房子出租。她的算盤打得好，有房有錢，將來養老不愁。阿巧是“自梳女”，自梳女就是這樣度過晚年的。文革來了，阿巧的三所房子交了公，大缸獻了國家，借給阿巧的錢化為烏有。唯一得到是故宮博物院給的一紙證明——某某捐獻明代茶葉末大缸。同時贈送十張故宮參觀券，那時參觀故宮一毛錢一張票。
按照阿巧的話說：“竹籃打水一場空”。
阿巧在我家終老，去世時還沒有落實私房的政策，去世後沒人知道她那三處房子在哪兒，隻知道房契在公家那兒。
我和妹妹克陽劉元都加入了破自家“四舊”的行列，一方麵是受到革命的鼓舞，另一方麵內心也生怕災難上身。我們把北屋大門兩邊的木楹聯摘下來砸碎，貼上我自己書寫的大紅對聯：“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從小就梳小辮的克陽也剪成了短發。
在紅衛兵抄我家之前，阿巧竟是第一個帶頭造反的，她砸唱片，剪湘繡條幅，燒書。我們知道她不是極左，而是為了保護我家人不受傷害，她要做什麽爸媽任由她去了。
我家沒有什麽四舊或值錢的東西，唯一困擾父母的是家譜。父母決定毀掉它們，因為爸爸說這些大家族的家譜在故宮都有記載，將來不怕查不到。媽媽把家譜一頁頁撕碎，扔到抽水馬桶裏衝走。與此同時隔壁牆外傳來打人的聲音和被打人的慘叫，媽媽說打了一夜，第二天沒聲了。
紅衛兵終於來了。附近美院附中來抄家，為首的紅衛兵自報家門：“我出身於工人家庭，我倒想看一看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是怎樣變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隨後貪婪地把眼睛貼在書櫃上。他們還算平和，沒有打砸搶，各自拿走了一批自己喜歡的書而已，說實在的，愛書的人我倒不怎麽反感。
接著克陽的學校女十一中紅衛兵到我家拉走了幾車書。我慶幸海燕此時不在北京，嗜書如命又心直口快的她，見到這場麵還不和她們打起來。
家抄過了，本以為應該平安無事了，卻不料厄運突然降臨。媽媽讓我寫一張大字報貼在院子裏，告訴鄰居我們的房屋已經交公，存款也已經交給領導。當我寫好了大字報貼出去後，才發現上麵有一個致命的錯誤：“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寫成了“祝毛主席無壽無疆”（所有的大字報的共同程式是在開頭要有毛主席語錄，結尾要三呼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當我發現了這個錯誤，全身的血液都僵住了。在紅色恐怖漫天籠罩的時期，寫錯這麽一個關鍵的字是可以送命的，而大字報一旦貼在牆上，就不允許再撕下來。
居委會知道此事後立即報告了媽媽的單位婦聯。婦聯領導的處理意見是，讓我自己向師院附中的紅衛兵報告。聽到這個決定真如五雷轟頂，怕就怕師院附中的學生知道，他們剛剛打死了生物老師和一個數學老師的弟弟，現在正掄著大皮帶在社會上到處抄家打人，並且已經打死了一個外校學生。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學校，心情如同被押赴刑場。萬幸的是紅衛兵中打人最凶的那一撥人都外出打砸搶去了，紅衛兵總部裏留了幾個不算太激進的學生。那個為首的對其他人說：“走，去看看。”
一幫人來到我家就翻箱倒櫃，根本不關心大字報寫了什麽，他們感興趣的就是抄家。
紅衛兵準備離開了。一個拿了媽媽的萊卡相機（我知道他是哪個大官的兒子），一個拿了媽媽的皮大衣，一個女紅衛兵抱著媽媽的“寶貝箱”。“寶貝箱”裏是媽媽搜集的小東西，媽媽最喜愛小小玩意兒，並不值錢，三五毛錢買回來的，但非常可愛（我繼承了媽媽的愛好，搜集的小玩意兒三個“寶貝箱”都裝不下）。正在此時我們的街道主任來了，是阿巧把他們找來的。街道主任說：“我們這一片的抄家不歸你們學校管，請回吧。”幾個人也老實，放下東西走了。全家人都慶幸躲過了這場災難。
我懷疑真有“分片抄家”之說嗎？我覺得這是街道主任保護我家的托詞。看到很多回憶文章說街道積極分子充當帶路黨，引領紅衛兵抄家，可是我們碰上了好人，我們一家都感謝街道主任。當然這也歸因於父母一貫平易近人，在街道上很受敬重。
第二天到學校沒有發生什麽事，我心中暗喜。不料下午回家時被一個打人最凶學生X四野攔住。這個學生文革前就是個無法無天的問題學生。他問：“聽說你寫了反動標語？”我答：“那是筆誤。”他一下子火了起來：“你竟敢狡辯！你什麽出身？”我老老實實地答：“職員。”“你爺爺呢？”“地主。”我真蠢，為什麽說爺爺是地主，幾十年後我才知道爺爺根本不是什麽地主，而是一個精忠報國的辛亥革命老軍人。
“你這個反動地主的狗崽子，憑什麽隱瞞出身，冒充革幹？” 他上前猛然給我一個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又一個耳光，再一個耳光。我的頭發披散在臉上，不說話也沒吭聲。
我的沉默惹起他的火來，他抄起一把鐵鍬照著我渾身亂打，我背轉身避免他打著我的前胸。因為我的一聲不吭，他越打越上火，鐵鍬把竟被打斷了，鐵鍬頭哐啷啷飛出去老遠。我已經蒙頭轉向看不清了，但我盡量地保持平衡，我知道一倒下，那幫人蜂擁而上，我的命就沒了。
萬幸，正當我趔趔趄趄快要招架不住野獸般的撲鬥，過來了一個高年級的學生，拉開了X四野。其他人也罵罵咧咧地散了。這個高中學生叫湯二七，高軍子弟。我不管他當時和後來是個怎麽樣的人，我隻記得他救了我一命，所以我一輩子都感激他。
我推著自行車走出校門，自行車扶手上立著我製作的毛主席像鏡框，那陣時興每輛車上掛一個毛主席畫像，意思是“毛主席指路我前進”。我做得十分精巧，甚至連一些紅衛兵都向我訂做。我騎上車，眼淚流下來，在淚水迷蒙中由毛主席指引著前進的道路。回到家我的臉已經青腫，媽媽驚奇地問，臉怎麽了。我說是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栽到路邊灌木叢中。媽媽相信了我的謊言。
晚上洗澡時看見背上屁股上腿上全都是青紫色。那些天盡管是盛夏溽暑，我在家裏隻能穿著長袖衣褲，生怕爸爸媽媽看見傷心。我的想法很奇怪，認為這是我的恥辱，因此我從來不提被打的事。爸爸媽媽（直到他們去世）姐姐妹妹和任何人，沒有人知道，直到我近些年寫回憶錄，才意識到我沒錯，是他們的惡行應該昭告於天下。
在這之前我像傻瓜一樣心潮澎湃地高誦和高唱偉人的許願：“世界是你們的……歸根到底是你們的。”我開始明白了，世界不屬於我，過去不屬於，現在和將來，歸根結底都不屬於我。世界是他們的。
十四五年後的一天，我家裏來了一個年輕人，是老家安徽臨渙的親戚。他說他是為母親平反的事情而來的。他的母親叫喻瑞芬，是師院附中的老師。我瞠目結舌，被打死的喻老師竟是我家的親戚！輪排輩，她是我爸爸大姑的兒媳婦，也就是我的嬸嬸。
老天！當初紅衛兵要知道我和喻老師有這層關係，我還有活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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