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誤打誤撞當上汽車兵
1939年8月27日，我出生在安徽省黃山歙縣的一個貧農家庭。我的父親是地主家的賬房先生，讀過私塾，我的祖母和母親是農村婦女，都是小腳。我5歲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那時母親才29歲。她沒有改嫁，帶著我和我10歲的哥哥、1歲的妹妹一起生活。當時家裏很苦很貧寒，我們在家務農，我的小腳母親根本負擔不起三個孩子，所以我一心想去當兵。我想我後來之所以會被南京軍區選中去為林彪開車，一方麵是因為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覺悟，另一方麵可能就是因為貧農的家庭背景。
1956年，義務兵第一年招收時我就報名參軍了。那時候我16歲，小學學曆。我是瞞著母親悄悄報的名，因為舊社會講好男不當兵，我母親不舍得，奶奶也哭，不讓我去當兵。其實我當時的確連參軍年齡都沒到，但我在村裏比較積極，1954年就入了團，帶兵的人看我是共青團員，願意帶我走。他和我說：“你年齡沒到不要緊，多報一歲嘛。”所以到現在我檔案裏的出生年份都還是1938年。這樣多報一歲，我就參軍了。我那時很天真，想當空軍，不想當陸軍。可那個帶兵的講：“小方，航空兵昨晚就調走了，今天招你們都是開汽車的。”沒辦法，我隻好當一名汽車兵了。
我們這批新兵本來是去江西0055部隊的，但到了杭州以後，領導從我們700個人裏抽了20個人調去南京軍區上海警備區，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想：去上海不得了啊！那是1956年的冬天，我記得是一個下雪天，我們乘火車從上海龍華站走到顓橋，再坐小輪船到外灘4號軍用碼頭上的岸，住進了江灣路1號（原上海警備區駐地）。首長和我們講，要是別人問我們從哪裏來？就說從後方來。到哪裏去？就說到前方去。我就記住了。經過一番教育後，我的思想覺悟提高了。當時我們每個月有6元津貼，我把第一次發的津貼全部捐獻給了國家。因為首長說宋慶齡副委員長捐了一架飛機，所以我就把我僅有的6元全部捐了。我們指導員不同意，叫我留2元。我說我牙膏牙刷上個月都買好了，不用再花錢，這個錢一定要全部捐掉。後來指導員還在會上表揚了我。
第一年，我沒有評上“五好戰士”，我很難受，覺得沒臉見人。我就開始留意那些評上的人，我看到人家天不亮就起來，給別人打水洗臉，毛巾放好，牙膏擠好，沒事就擦車子。於是，我就跟他們學，即使手上凍瘡很痛也堅持去擦車。第二年，我就評上了“五好戰士”，之後年年都評上。
再後來，我被調去鎮江學開車，成了警備區的汽車訓練兵。我在那裏學了一年零兩個月，開的是卡車，也學過開坦克，書有《汽車構造》《駕駛技術》《交通規則》等四本。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上海警備區，後來又調到崇明守備區開美國吉普。我在單位勤學苦練，做事一絲不苟，領導說一，我不說二，安全行車2萬多公裏。1960年，我從部隊調到滄州飯店，1962年又調到延安飯店開伏爾加車，像許世友、黃永勝、葉劍英、楊成武等來上海時，我都為他們開過車，不過時間很短。我在延安飯店時開車也比較積極，車輛保養得很好，當上了汽車班班長，領導都喜歡我，叫我小胖子。我1960年遞交了入黨申請書，1962年成為預備黨員，一年以後就轉正了。估計領導就是看我表現不錯，又是貧農和黨員，所以選了我去為林彪開車。
二、秘密受命成為林彪司機
1965年，延安飯店已蓋了五層。有一天，上海警備區幹部處的李處長在飯店開了一個客房，單獨找我談話。他說要交給我一個光榮的任務，但又不告訴我到底是什麽任務。他要求我做到“四不”：不該看的不看，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聽的不聽。他還說這是一個秘密任務，知道的人很少，連延安飯店總經理都不知道。如果以後有人問起我去哪兒了？就說去外麵工作了。別的什麽都不能講，講了就是泄密，是要被槍斃的。所以當時連我母親都不知道我是去給林彪開車。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大家就更不知道我去哪兒了。
那時我才20出頭，感恩思想很重，絕對的愛黨愛國。我覺得，如果我不是共產黨員，我參不了軍，當不了兵，穿軍裝，穿皮鞋都是不可能。接到這個任務後，我的翻身感、自豪感、責任感交織在一起。我母親從小教育我：“別人能幹的你去幹不算有本事。別人不能幹的，你去幹，還幹得很好，這才算本事。”所以我下決心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不然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對不起父母。我二話沒說，一口答應！
任務布置完以後，李處長讓我馬上動身，當天就走，而且誰也不能打招呼，包括延安飯店的領導。我當時的行李就一個黃挎包，背著就走了。李處長親自送我到老北站，我自己坐火車到杭州，再由那邊的車子接送我到林彪住處。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的任務是給林彪開車，我心裏“咯噔”一下，覺得有些害怕。
我被安排住進西湖邊上的一個賓館，他們讓我開一輛黑色的蘇聯吉斯車。其實這個車我在上海時已經開過了。就在李處長找我談話的前一個月，領導突然安排我去上海市委熟悉這個車，估計當時已有這方麵考慮。這個車是防彈車，重8噸，車身又高又長，外形很特別，車頭當中翹起，大燈在兩邊。車窗玻璃是黑色的，還配有花的窗簾。車的內部很寬敞，司機的右手邊可以坐兩個人，通常是秘書和保衛員。後麵有兩排座椅，但我車的後排平時隻坐林彪夫妻二人，所以一排座椅被收起來，在那裏放一個寫字台。在駕駛座和後座的中間有一塊厚10餘厘米的密封玻璃，可以上下。林彪有什麽機密話要說時，就把玻璃搖上去，我們就聽不到了。車有警燈警報，但我印象中很少用。平時車都停在車庫裏，保養和檢修是請外麵的人來做，需要經過保衛處處長同意，我負責在旁監督。這輛車隻有林彪出去的時候可以用，子女和葉群都不許用，葉群單獨出去時用另一輛蘇聯的伏爾加車。
我的出車任務由林彪的秘書安排，那個秘書是個白麵書生，個子很高，一米八幾，很魁梧。秘書安排好以後，再由保衛處處長向我下達，一般都是當天通知，說走就走。他說：“小方，把車子準備一下，首長今天有活動。”我就知道要檢查車子出發了。上車以後才告訴我去哪裏，路線都是他們安排好的，我必須按規定路線開，不能隨便亂開，不然就是犯錯誤。我和保衛處處長都是配槍的，我是一把小槍，一把抓的，很輕，無聲的，射程很短。子彈有30發，不上膛，分裝在兩個彈匣裏，放在槍套外麵。不過我估計裏麵混有假的橡皮子彈。保衛處處長的槍和子彈都比我大，射程也遠。我們平時一般不用槍，但得擦，每天都會有人來檢查槍和子彈，不允許隨便亂打浪費子彈。有一次我去西湖開槍打魚，後來保衛處處長來找我談話，問我去哪兒了？為什麽子彈少了？
平時，我都和林彪秘書、保衛處處長一起吃大灶，四個菜，喜歡吃什麽自己盛。有一次，我母親給我寫來一封信，由於需要內部轉，所以到我手上已經晚了五六個月了。母親在信裏告訴我，老家有人要在我們的曬地上造房子，可能會影響曬東西。那天吃飯時我吃得有點少，被林彪的秘書看到了，馬上詢問我為什麽飯吃少了？是不是收到一封信？有沒有什麽問題？我就把事情緣由告訴了他。多年後我才知道，他們當時就聯係到安徽省徽州地委，地委馬上派了一個人到縣裏，縣委副書記再派人到老家生產隊去了解情況，發現確有其事，立馬叫人家不要造了。所以本來他們要造一座三樓高的大房子，後來就隻造了一間十平米不到的小平房，也不影響我家的曬地。這件事還引起了老家人的猜測，都以為我在外麵做了什麽大官。後來我回老家，縣委副書記就問我在外麵做什麽官，怎麽省裏來電話了？還問我要不要把這座小房子拆掉？我說不用了。
三、上海會議前夕的神秘任務
我第一次見到林彪是1965年秋天，在杭州西湖國賓館。之前，我對他沒什麽了解，隻知道他是軍委副主席，對毛主席很忠心。和他接觸以後我覺得他待人很隨和，他吃飯是在小會議室裏吃小灶，但有時會拿著根牙簽到大會議室來看看我們大灶吃什麽菜，對我們很關心。他為人又很嚴謹，話不多，有分寸，一年到頭我也聽不到他三句話。他生活很儉樸，很少穿軍裝，也不帶軍銜、領章和帽徽，不像高幹。他的軍裝就是黃軍裝，褲子是呢子褲，皮鞋是部隊發的，手表是上海手表廠出的黑色潛水表，有個羅盤和指北針。他住的都是國家安排的招待所，比如在杭州住西湖賓館，在上海住嶽陽路招待所，在蘇州住南林飯店。他用的東西也是單位配的，家具是普通家具，不是紅木的，蓋的被子和我們一樣，是部隊用的黃被子。飲食也很普通，偏素。他吃飯隻和葉群，有時候和秘書一起吃，不叫子女的。他喜歡散步，經常和葉群，還有秘書幾個一起散步。他毛筆字也寫得好，我去他辦公室幫忙打掃衛生時看到過毛筆和硯台。我還握過他的手，他的手很嫩很細很軟和，手不大，手上連硬繭都沒有。在他身邊工作，我覺得有種自豪感。所以我空下來就學習《毛主席語錄》，不想讓人家看不起。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任務送林彪去上海，具體什麽地方都不說。我按照保衛處處長的指示先沿著東海把車開到乍浦的一片空地，有兩輛車已在那裏等我們。保衛處處長說：“首長，上海的同誌來了。”據我所知，其中有王必成、陳丕顯等人。王必成過來敬了個禮，林彪沒有下車，窗玻璃都沒搖下來，也不說話，就搖搖手，意思說走吧，我們就走了。我們前麵有一輛警車開路，後麵跟一輛車，我就跟著他們開。到市區後全部綠燈。路線是安排好的，不能有紅燈，因為車停在哪裏出了事不得了。車子開到嶽陽路一棟老洋房，好像是今天的老幹部局，以前是宋子文的房子，門朝西，車就停在那裏。林彪住在老洋房裏，我住在對麵的一個招待所，那裏有個小車班，幾個駕駛員住在一起。後來我才知道，林彪到上海是參加上海會議的。林彪在上海期間幾乎不出去，他不愛搞交際，宴請都不參加。有時候有人來看他，他和人家說：“你們忙就不要來了。”像馬天水、陳丕顯都來過。
林彪在上海住的時間很短，不久就去了蘇州，在蘇州呆的時間比較長，有一年多。1966年，我接到任務送他去蘇州南林飯店。蘇州南林我第一次去，車子太長，都拐不過來。我記得進大門後靠右手邊第二棟小洋房就是他住的。我住在北邊的北林。
四、多次送葉群下鄉見顧阿桃
林彪在蘇州每次出去都有葉群陪著，有時候葉群也會單獨出去，所以我和葉群接觸比較多，我叫她首長。葉群瓜子臉，蠻漂亮的，話比較多，說話和風細雨的，坐車時會經常問問我的近況，平易近人。她也比較難伺候，外麵傳說怕光怕風的其實不是林彪，而是葉群。她怕太陽，怕熱，而且風一吹就頭痛。所以她整天圍著紗巾，把頭發蓋起來，隻有眼睛露在外麵。有次開車出去，她婉轉地說風大，我隻好馬上把窗戶搖上去。其實我這個人很怕熱的，但沒有辦法。我主要是送她去太倉見顧阿桃，前後有七八次，林彪不去的，也不帶秘書和保衛員，就我們兩個人去，她比較低調的。顧阿桃是當時全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她大概50歲左右，是個文盲老太太，但卻能背誦許多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她住在太倉縣沙溪鎮洪涇村，我們一般下午四點從蘇州出發，到那裏五點左右。車子停在大馬路上，葉群下車自己沿著田埂邊的小沙子路走進去。有時候，顧阿桃會到大馬路上來接葉群，走的時候再送她出來。葉群說，顧阿桃學得好，她不識字，教她毛主席就畫個太陽給她看。常常我們回到蘇州時，林彪已經休息了。為了不影響他睡覺，車到門口，葉群都會讓我把車子熄火，她自己走進去，車子則由四五個保衛員推進車庫，要推五六十米。
我在杭州和蘇州的時候還看到過林立果和林豆豆。林立果穿軍裝，很帥，但有點滑頭。林豆豆和楊成武的女兒最要好，都是解放軍報的記者。我對他們小孩也都很尊重。
五、林彪事件以後
1965年到1967年，我跟著林彪從杭州到上海，再到蘇州，將近有兩年時間。1967年秋冬，林彪被叫回北京。臨行前，林彪的秘書來找我談話，說他們後天要回北京了，叫我一起去。我心想在杭州我坐個長途車就能回皖南老家，去北京的話火車要坐兩天，太遠了。當時我還不夠資格坐飛機。於是我說北京離我媽太遠了。這句話一講，他們就沒再叫我去了。走之前，葉群送了我一本《毛主席語錄》，還給我簽了名。後來組織上問我當時有沒有什麽紀念品，我就把這本《毛主席語錄》上交了。其實我當時還寫了日記，但怕放在身邊被人找出來惹麻煩，所以全都寄回老家，後來被我媽丟掉了。
林彪回北京以後，我的任務就結束了，我又回到延安飯店。延安飯店的黨委書記和經理都沒過問我這兩年去了哪裏。不過同事們很好奇，我一直守口如瓶，沒有泄密。半年後我就提幹了，不再開車，調到食品科當助理員。由於我工作表現不錯，後來又調到管理科，一直做到科長，我最高職級是18級正科，享受副總經理待遇。2000年我正式退休，退休以後又和老朋友一起在西郊搞房地產開發。我結婚是在1971年，那年我32歲。
當時林彪事件發生後，我並沒有受到牽連，也沒人來調查我。我心想還好沒和他一起去北京，不然我就倒黴了。不過我覺得報紙上說他是軍閥，說他粗暴、魯莽、妒才，這些話都是很不負責任的。他這個人文縐縐的，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不是很魯莽的人。這麽個大幹部，還來關心我們戰士的生活，這樣的人很少的。毛主席那麽聰明，那麽偉大，怎麽可能把一個流氓提成元帥？怎麽不叫楊成武、楊得誌當元帥？沒有一點本事會把他提上來？所以報紙上說那些話都是落井下石。不過當時我是不敢講的，我隻能積極擁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