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石灣：五七幹校的日子

 

作者（左）在幹校水田裏耙地

 

一

　　人的一生，最寶貴的時光莫過於青春歲月。而我寶貴的青春，卻有三年在幹校付諸東流。
　　我被下放勞動是在1970年初，比我所在單位的同事晚了半年。那時，文化部五七幹校已由懷來縣的沙城搬到了寶坻縣的黃莊窪。從我的內心講，對下放勞動是懼怕的。但這是毛主席的指示，誰也無法違抗。毛主席關於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的指示，是1968年10月5日在人民日報社論《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中發表的。文革中，毛主席的批示、講話或文章，都叫做“最高指示”，和封建社會的“聖旨”一詞，沒什麽差別，別說是公開違抗，即便是稍有不敬，也是會把你打成反革命的。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他所謂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組成部分，因此，他一聲令下，廣大幹部就都走上所謂五七道路，“重新學習”去了。
　　當時，文化部分了兩個幹校，即文化部機關和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的幹部下到湖北鹹寧，而除作協以外的各個協會及隸屬文化部的幾個事業單位的幹部，則下到河北懷來。為什麽把文聯及各協會的幹部也歸進了文化部幹校呢？這是因為毛主席早就給文聯及各協會定了性，“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是“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必須徹底砸爛。所以，在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領域來領導鬥、批、改時，文化部和文聯及各協會是歸屬一個工、軍宣傳隊指揮部管轄，而進駐文化部和文聯及各協會的軍宣隊是駐張家口地區的65軍派出的，其總指揮是65軍的政治部主任張光，在幹校選點時，就自然而然地先把目光落在了65軍駐紮範圍內的懷來縣沙城的黑土窪。我之所以沒有下沙城幹校，是因為在此之前就抽調到駐文化部軍宣隊總指揮部的寫作小組，寫所謂大批判文章去了。
　　下幹校基本上是“連鍋端”。毛主席的指示裏明明說“除老弱病殘者外”，可在我們中國戲曲研究院，僅留下兩三個留守人員，其餘無論老弱病殘，統統都下放到黑土窪去了。這就意味著在所謂“鬥、批、改”的三大任務中，戲曲研究院隻有“鬥、批”兩項，鬥、批完了，也就散攤子了，將來幹什麽，誰的心裏都沒有數。我能留在寫作小組搞大批判，實在是一種僥幸。而當時，正巧我妻子臨產。那年月，年輕夫婦是請不起保姆的，我不用下幹校，能留在北京照顧妻子坐月子，這當然是件令我竊喜的事。但是，萬沒想到我們寫作小組辛辛苦苦寫了半年，竟一篇大批判文章也沒有能發表出來。不是我們無能，寫不出文章來；也不是我們覺悟高，抵製寫批判所謂文藝黑線的文章，而是因為我們搞的是“假批判”，寫出的文章，統統被報社“槍斃”了。直到通知寫作小組解散，讓我們一過春節也都下幹校時，軍宣隊總指揮部的參謀耿再飆（耿飆同誌的侄子，有渠道了解到一些高層鬥爭的內幕）才向我們透了底，說派駐文化部的軍宣隊是歸周恩來總理管的，而當時的輿論陣地都控製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手裏，他們早就給當時僅有的幾家報刊下了指示：駐文化部軍宣隊寫作小組的稿子一概不能見報！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這分明是說，我們這些人，將來是幹不成文藝這一行，隻有下放幹校長期改造了。
　　我們寫作組共八人，組長是文化部電影文學創作室的馬德波（後為北京電影製片廠負責人）和《電影藝術》的方傑，組員除我而外，還有《文藝報》的蔡宏聲、《人民文學》的鄒正賢、《戲劇報》的王興誌（即王行之）、電影文學創作室的苟煜升、《人民音樂》的韓建邠。蔡宏聲和鄒正賢屬於作協，他倆去了文化部鹹寧五七幹校，其餘六人就都下了文化部寶坻五七幹校。我們的幹校之所以從懷來縣遷到了寶坻縣的黃莊窪，是因為根據中央的指示，派駐文化部的軍宣隊被撤換了，改由河北省軍區和湖北省軍區派出宣傳隊分別進駐文化部的懷來和鹹寧幹校。河北省軍區派出的宣傳隊也許是為了擺脫65軍的“陰影”，剛進駐就決定將幹校搬遷，著實將他們眼中的一大群“臭知識分子”苦苦折騰了一番。

二

　我是獨自乘去寶坻縣城的長途汽車下幹校的。印象中北京的長途汽車站是在東直門附近，一早上車，車開了有四個多小時，到臨亭口下車。
　　臨亭口是一個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小鎮不大，那時沒有農貿市場和民營企業，街上頗為冷清。前些年，電視劇《潛伏》熱播，據一位文友說，該劇是根據天津作家龍一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小說隻有一萬多字，但人物關係設置特殊，編導薑偉竟然將其擴展成三十集的連續劇，這番功夫真是了得！另一位文友看過電視劇後曾發來電子郵件，說她在網上瀏覽，讀到一篇署我名的文章，寫文革期間隨文化部門下放到天津臨亭口附近的黃莊窪勞動改造。她注意到，隻有我的文章和龍一的《潛伏》寫作“臨亭口”，而其他地方均寫作“林亭口”。問我這裏是否有個地名的曆史沿革問題？隨即我也上網瀏覽了一下，才知小說中餘則成是到寶坻縣的臨亭口接翠平去的天津。當年寶坻是河北省的一個縣，而如今已劃歸天津市，成為寶坻區。文革中的臨亭口公社，也改為林亭口鎮了。我注意到，網上有極少數企業的所在地，標的依然是“臨亭口”，我不知這裏麵究竟有何地名的曆史沿革問題，但一提起“臨亭口”，四十多年前的情景就恍若眼前。
　　下了長途汽車，我問當地的乘客，到南清溝怎麽走？有位個子高高的乘客打量了我一眼，微笑著問：“你是去幹校三連吧？跟我走就是了。”我點頭說：“是啊！”隨後，他自我介紹說：“我是中國攝影家協會的，叫陳勃。”陳勃不僅是有名的攝影藝術家，而且還是攝協的秘書長。我知道，在中國文聯的十大協會中，唯有攝協是毛主席親筆題的會牌，攝協主席石少華還有幸成了教江青的攝影老師。因此，攝協在文革前執行的就不是周揚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而是毛主席的“紅線”。身為攝協秘書長的陳勃，自然也就不是“走資派”，加上他一副和藹可親的麵容，就更令我感到在此刻遇到他，是一種難得的機緣。
　　陳勃對我說，到幹校所在地還有十多裏路呢，已經十二點多鍾了，咱們到鎮上的小飯館吃點東西再走吧！我就跟他進了一家小飯館。我已經回憶不起那天我倆吃的是什麽了，但有一件事至今印象猶深。那就是吃飯時陳勃悄聲問我：“在裏邊一張桌子上吃飯的矮老頭，你認得他嗎？”我說不認識。他說：“他是中國美協的蔡若虹。”我一聽這名字，不禁喔了一聲。心想，這可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抬眼看去，見蔡若虹買的是一碗紅燒肉，吃得正香呢！陳勃歎了口氣說：“他們五連的夥食很差，今天是星期天，老蔡是到公社改善生活來了。”蔡若虹是延安魯藝美術係主任，文革前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的黨組書記，文革初就作為走資派被公開點名批判，說他是周揚文藝黑線在美術界的代表人物。陳勃和他顯然早就相識，但我們不能等他吃完飯後結伴同行，因為他是屬於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對象，尚未定案呢！
　　一路上，陳勃告訴我，幹校從懷來縣的黑土窪搬到寶坻的黃土窪來，實在太匆忙，困難重重。據說這裏有六七千畝荒地，開墾之後，生活上就可做到自給自足了。幹校軍宣隊的一把手是河北省軍區獨立師的楊副政委，二把手是承德軍分區的宋副政委。幹校校部設在北清溝，下設五個連：一連由原中國影協、電影出版社組成，二連由中國攝協、電影劇本創作室組成，三連由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舞協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組成，四連由中國音協、人民音樂出版社、中國音樂研究所組成，五連則由中國劇協、中國美協和中國曲協組成。全校學員有七百多人，分別借住在北清溝、南清溝、牛蹄河和李宦莊的老鄉家裏。因他主編的《中國攝影》雜誌是毛主席親自題寫的刊名，所以不屬於“周揚文藝黑線人物”，一下幹校就受到軍宣隊的信任，被抽調到校部工作，是政工組的負責人。因此他了解幹校的全麵情況，說在我們幹校，像蔡若虹這樣屬於中央專案組管的文藝界的名人，還有音協的呂驥，劇協的趙尋、鳳子，美協的華君武、丁聰，影協的袁文殊、程季華、鍾惦棐，以及我們中國戲曲研究院的張庚和吳祖光……搬遷時都不準許他們在北京停留，也沒有讓他們回北京去過春節，生活上的清苦是可想而知的了。

三

　像蔡若虹那樣趁星期天到小鎮上去買生活用品的機會，順帶改善一下生活，花的是他自己的錢，即使是被革命群眾發現了，也很難給他上綱上線，定什麽罪名。可我們連的吳祖光，卻因為吃了貧下中農的“宴請”，而挨了一場批鬥。這是我下幹校後第一次參加連點名，聽軍宣隊的王副團長訓話時說到的“階級鬥爭新動向”。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春節前，吳祖光得了急性闌尾炎。因他是屬於中央專案組管轄的審查對象，不準他回京就醫，隻得到設備簡陋、條件很差的公社衛生院去動手術。幹校派了一個人去照看他，而實質上是去監管他。此人到了公社衛生院，便以革命幹部自居，不但不好好伺候病人，反而還時常欺侮病人，竟將吳祖光花錢買的營養食品吃去了大半。見此情景，連醫生和同病房的老鄉都覺得此人有失身份，很瞧不起他。於是，富有同情心的老鄉就邀祖光到他們家裏去過年。祖光欣然赴宴，自然也買了些煙酒、糖果之類作為賀年的禮品。那位負責照看他的革命幹部，理所當然不會受到老鄉的邀請，他便因此而耿耿於懷，回幹校向軍宣隊告了吳祖光的刁狀，說吳隱瞞了自己的“黑幫”分子的身份，到老鄉家去吃宴請，還以糖衣炮彈拉攏腐蝕貧下中農……軍宣隊一聽，這當然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了，就立即派人去把吳祖光從病床上揪了回來。
　　我和祖光同在一個班。好在我是剛下幹校，不了解情況，批判會上也就沒有吭聲。但這件事無疑是給我敲了一次警鍾：住在老鄉家裏，千萬別吃老鄉家的一口東西！
　　南清溝是一個有百十來戶人家的村莊。我們三連有一百多人，分散住在老鄉家，往往是一戶騰出一鋪炕，一鋪炕上要睡七八個人。初下去時，因為同鋪的人中有幾個打呼嚕，常常令我失眠。後來勞動強度大了，累極了躺下就能睡著，也就慢慢習慣了。
　　初下放到南清溝時，我水土不服，常鬧肚子，要服黃連素。因為那裏是鹽堿地，平時吃的井水有淡淡的苦澀味，被稱作為鹹水。我最不愛吃的是用鹹水做的陳玉米麵發糕，往往是因發酵時間沒掌握好，又酸又澀，所以難以下咽。隻有到星期天，才派人到牛蹄河去拉回“甜水”來，做兩頓飯菜吃。所謂“甜水”，就是從機井裏打出的水。周圍村莊就牛蹄河有一口機井，若全幹校的人天天都去打“甜水”，一口機井自然就難以承受。而當時國家供應的糧食也是以雜糧為主，大米、白麵隻占百分之四十。而大米中，還有精米和粗米之分。因此，隻有在星期天，我們才能用從幾裏地外運回的“甜水”，做一頓精米飯吃。每到那一天，大家高興得就像過年一樣，早早拿著碗盆在食堂門口排隊等候了。那時候，像我這樣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飯量都很大，精米飯少說一頓也得吃一斤。而每次打飯隻能打滿一碗，等第一碗飯吃完，再想去添第二碗，就幾無可能了。幸好到幹校後不久，我得到了一次跟卡車去唐山拉石灰的機會，花四毛錢買了兩隻大白瓷碗回來，一碗足可以存下一斤多米飯。
　　說實在的，生活上的清苦我並不懼怕，因為在文革開始之前，我就到更為艱苦的東北搞過“四清”。搞“四清”時，不隻住在貧下中農家裏，還規定“七不吃”“八不吃”的，幾個月不知肉味是尋常事。而幹校，畢竟是以連為單位起夥，每周總還能改善一兩回生活，沾點葷腥。我們連食堂的一位掌勺的大師傅，叫劉善元，原是專給文化部副部長劉白羽開小灶的，烹飪技藝相當之高，即便是奶油白菜、燒茄子之類的素菜，也讓你吃得有滋有味，讚不絕口。像他這樣的高級廚師，本該留在京城的高檔飯店大顯身手的，就因為劉白羽被“打倒”了，他也無可奈何地隨著文化部機關的“連鍋端”而下了幹校。真可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該著他倒黴，為我們這些下鄉改造的“臭老九”陪了綁。他是一個非常和善的人，且十分健談，矮矮胖胖，活像一尊笑麵的彌勒佛。可從原先專給部長開小灶，改作為一百多人做飯的大師傅，勞動量不知加了多少倍！沒過多久，他就患了高血壓，難以堅持工作了。因此，每遇他病休，我們連的大鍋菜就索然無味了。

四

　我下到幹校之日，正是所謂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進入高潮之時，連裏籠罩著一片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當時，已揪出了幾個所謂的“五一六”分子，都弄到寶坻縣城隔離審查去了，美其名曰“辦學習班”。而所謂的辦學習班，就是大搞逼、供、信。或許你今天還是運動的積極分子，明天就會被人咬成為“五一六”分子，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嫌疑犯。這種突然之間的人妖轉換簡直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那年，發生在我們連的最令人震驚的一件事，是所謂“五一六”嫌疑分子許樹我的自殺。
　　許樹我是中國舞蹈家協會的幹部，也就三十出頭的年紀，一個眉目清秀的苗條女子。從輕盈的步態上看得出來，她是舞蹈演員出身，受過形體方麵的專業訓練。記得是個陰雨天，軍宣隊把全連人馬緊急集合起來，宣布“五一六”嫌疑分子許樹我在準備對她實行隔離審查前“畏罪潛逃”了。這當然更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了。於是，軍宣隊就調集全連的運動骨幹，兵分幾路到寶坻、廊坊、天津和北京等地的車站碼頭去圍追堵截，準備立即將她捉拿歸案。可是，幾路兵馬出動了好幾天，她所有的親戚朋友家都查了個遍，竟未發現任何蛛絲馬跡，仍不知其下落。那些天，沒有被外派出去的人，留在連裏的任務是排查許樹我失蹤前的活動，凡與她有接觸的人，都得把每一個細節提供出來，不得有絲毫隱瞞。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人說，她在失蹤前曾用樹枝在地上不停地寫自己的名字。軍宣隊就以此為據，說她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從未得到改造，“樹我”就是一切以“我”為中心，極端自私自利，足見她是個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頑抗到底的死硬分子，雲雲。
　　在那樣的環境裏，許樹我能往哪裏逃呢？即使她能潛逃成功，也隻能在外躲避一時。全國都在大張旗鼓地清查“五一六”分子，用軍宣隊當時的話說，是撒下了天羅地網，一旦被抓著，就罪加一等！許樹我其實也並沒有潛逃，而是喝了敵敵畏在玉米地裏自殺了。這是一個去摘嫩玉米吃的老鄉發現的。大熱天，又趕上下了幾場雨，屍體已開始腐爛，是她散發出的一股惡臭味把那老鄉嚇了一跳。軍宣隊接到老鄉的報告後，就讓老鄉就地挖了個坑，草草地將她埋了，連墳都沒許壘。全連上下，籠罩著一片陰霾。至今我還記得，在緊接著召開的全連批判大會上，校軍宣隊的第一把手到會講話時說的一句話：“這樣的‘五一六’分子死了，也就是臭了一塊地！”
　　聽了軍宣隊領導的講話，大夥兒都有一種毛骨悚然之感。顯然，在他的眼裏，我們這些下放勞動的“臭老九”糞土不如，隻得任其處置。但大夥兒心裏都清楚，許樹我是含冤自盡的，所謂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完全是強加給她的一種莫須有的罪名。最令人震驚的是，第二天清早起來，有人發現，在許樹我的掩埋之地，居然用田裏的土壘起了一座新墳。不用說，這墳是為了祭奠她而壘的，深夜去為她修墳的人，不隻是需要一種過人的膽氣，更是對許樹我懷有一種至深的情感。當時，我們借住在老鄉家裏，七八個人擠在一鋪炕上睡覺，半夜裏誰扛鍬出門幹活，是瞞不了大夥兒的。可是，此事發生之後，竟然沒有一人揭發檢舉他。不然，此舉一旦被軍宣隊發覺，他是決不會有好果子吃的，少說也得把他當作“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同夥挨一場批鬥吧？因此，大夥兒心明似鏡，都佩服他是個有情有義有血性的男子漢！
　　人間自有真情在，信然。

五

　新壘的許樹我墳堆一出現，很快就成了特大新聞，傳遍了整個幹校。當時大夥兒心裏覺得最不近情理的是，為什麽軍宣隊不通知她的家屬或親友來幹校處理後事呢？難道是她丈夫所在單位不準許她丈夫來收屍祭奠，還是她丈夫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及前途，以示與她徹底劃清界限而沒有來處理她的後事？反正在沒有許樹我任何家屬、親人到場的情況下，就將她的遺體這樣匆匆處置了，太讓人感到憋屈。但當時誰也不敢說，不敢問，更不敢相互議論。直到“四人幫”倒台之後的1978年9月，許樹我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並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她舉行了“安靈儀式”（因其遺骸仍在寶坻縣黃莊窪），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吳曉邦、副主席賈作光、文化部複查委員會負責人林辛冰及生前友好180多人參加了追悼活動。這時，她丈夫汪盛貴才得以公開了他為什麽沒有能到我們三連所在地為許樹我收屍祭奠的不堪回首的經曆。
　　汪盛貴在文革前是中央民族歌舞團的大提琴演奏員、樂隊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許樹我出事時，中央民族歌舞團正下放在唐山小泊的軍隊農場勞動鍛煉。汪盛貴記得很清楚，他是於1970年8月12日下午6時，以“出差辦事”為名，隨中央民族歌舞團軍宣隊的鄭全興連長，被騙到文化部寶坻五七幹校校部的，一直悶到當晚8時，幹校楊副政委、宋副政委等十幾位軍宣隊成員才給他開會。先由一位蘇科長向他簡單介紹許樹我為何“畏罪自殺、背叛革命”的所謂“事實經過”，然後，楊副政委說：“老汪同誌，你是共產黨員，許樹我的自殺是錯誤的，你要站穩立場嘛！今天人已經埋了，你要看的話，可以再挖出來。我看老汪同誌就算了吧！”汪盛貴毫無精神準備，突然得知妻子自殺的消息，如晴天霹靂，打得他頭暈目眩，半天說不出話來。軍宣隊逼他表態，他不知說什麽好，隻好眼淚往肚子裏咽著說：“許樹我的死是錯誤的……她既然是‘畏罪自殺、背叛革命’，我可以與她劃清界限，但我要求把許樹我的定案結論用書麵方式給我一份。”宋副政委馬上說：“等以後寄給你。”
　　第二天上午幹校沒留汪盛貴，也沒有告訴他許樹我的埋葬地點，更沒有讓他去看許的墳地，即把他作為“現行反革命”的家屬對待，幹校的領導和校部的一般工作人員都不理睬他。
　　就這樣，他被急速從幹校送回了唐山小泊。回程途中，鄭連長對他說：“汪盛貴同誌，有關許樹我死亡的問題，你要保密。不準告訴任何人。你是黨員，叫人家知道了對你影響不好……”在當時的情況下，汪盛貴隻得老老實實地答應了。不僅沒有與原舞協的同誌有任何的聯係，就是連他的兩個兒子及他的兄弟姐妹，都沒有透露一點兒有關許樹我已在幹校自殺身亡的信息。到“四人幫”垮台，幹校解散，他才知道，當年抓所謂“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是文革中“四人幫”製造的一大冤案。軍宣隊之所以不讓他到我們三連來為許樹我收屍、祭奠，是怕暴露了這場無中生有的運動殘酷整人的真相。

六

　在文革期間，有一個盡人皆知的口號，叫“抓革命，促生產”。在幹校遷到寶坻縣後，在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同時，就是種麥子和種下麥子後的田間管理。另一方麵，為了讓我們這批臭知識分子在農村“紮根”，就得盡快把校舍建起來。就在我們三連所借住的南清溝西南的五裏地外，有一座廢棄的磚窯，軍宣隊覺得可以廢物利用，決定抽調一個排去整修廢窯燒磚。燒磚既是個技術活，更是個體力活，最後，這個艱巨的任務就落實到我所在的二排頭上。
　　二排的主要成員，來自我們中國戲曲研究院劇目室。1964年和1966年，先後有15名大學畢業生分配到劇目室從事劇本創作（其中1966年的四位大學生是由其他單位轉入劇目室的），因此，在三連，就數二排的精壯小夥子最多。除女同誌外，二排全都搬到窯場去住臨時搭建的活動木板房。那時的木板房相當簡陋，均無紗窗紗門，已臨初夏，蚊蠅亂飛，加上廁所也是一個臨時搭起的葦席棚，衛生條件極差。一開始，我們主要的活計是用獨輪車運土、和泥、脫坯。一天重活幹下來，不知要流多少汗，個個都是灰頭土臉。幸好窯場有一口井，收工後能打盆水擦個澡。好在沒有女同誌在，赤身裸體無所謂。但當時像我這樣的年輕幹部，每月工資都隻有五六十元，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負擔很重，下幹校的行李都少得可憐，每人都隻有一隻搪瓷臉盆。無論洗頭、洗臉、洗身、洗腳，都得用它。就是在一天擦澡時，我看到吳祖光動闌尾炎手術時留下的疤痕如一條大蚯蚓，甚是驚訝。我問怎麽愈合得不很平整呀？他笑了笑說：“公社衛生院就那個技術條件，能救我一命就算很幸運了。大夫、護士都很盡心，隻是沒有機會去看他們，連寫封感謝信都不允許……”
　　祖光當時已五十多歲了，哪還適合到窯場賣這樣的苦力？顯然，讓他也去遭這份罪，是因為那裏遠離村莊，不讓他再有“拉攏腐蝕貧下中農”的機會。而正是在那裏，我才與祖光漸漸熟悉起來，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1964年8月，我從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戲曲研究院劇目室工作，就知道吳祖光、馬少波等著名劇作家也是劇目室成員，但我們那批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大學畢業生，一個多月後就下到吉林柳河縣農村搞“四清”運動去了。搞完“四清”回京，僅休整了半個月，我又先後被安排到吉林的通化鋼鐵廠和四川“三線”工礦深入生活去了，直到1966年6月初，才接到院黨委的電報，趕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而文革一開始，吳祖光就被揪了出來，關進“牛棚”。因此可以說，在下幹校之前，我與他，僅是認識而已，從未有過相互深入了解的機會。到了前不著村、後不靠店的偏僻窯場，不隻是作為“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的他被剝奪了通信自由，就連我們這些所謂的五七戰士，實際上也幾乎與世隔絕了。於是，到了晚上，如不開會學《毛選》的話，也就隻有躺在通鋪上聊聊天而已。而我和祖光鋪位恰好緊挨著，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說來也巧，我倆都是屬蛇，他大我兩輪，和我父親同年。他雖生在北京，但他從不說自己是北京人，而總說是江蘇武進人。他告訴我，他家原先住在常州青果巷，是個書香世家。而我正是土生土長的武進人。於是，家鄉的風土人情就成了我倆一個聊不夠的話題。他還告訴我，他母親是杭州人，生過十五個子女，早年夭亡四個，養大了十一個。他祖父母是武進人，在孫輩裏，祖母最喜歡他，每天放學回家，都是祖母督促他做功課，教他背唐詩，並且有很多年帶他睡在一起。雖他祖母在北京有三個兒子，但一直由他家奉養，並在他家終其天年。因此，祖光不僅聽得懂常州話，而且一些常州話中的日常用語，他也能脫口而出。我倆平日閑聊家鄉的人文地理，他就會不時迸出些常州話來。對於常武地區曆代的學者和名人，如唐荊川、黃仲則、李公樸、史良、洪深、劉海粟，等等，他都遠比我了解得多。尤其是每說到戲劇大師洪深，他總懷著一種敬佩之情，說洪深對他的影響很大，起到了永世楷模的作用……而每聊起這些，濃濃的鄉情，也就常使我忘了他是個尚未“解放”的審查對象了。
　　在窯場幹活的那段時光，我們最怕老天與我們作對：一連幾天下雨。因為我們的一日三餐，都是靠連裏的食堂派人駕手扶拖拉機送來。一到連陰雨天，道路泥濘，手扶拖拉機手又是個書呆子出身的“二把刀子”，途中出了機械故障便擺弄不了，所以讓我們吃冷飯冷菜是常事。遇到大雨天氣，手扶拖拉機陷在泥水裏，往往發動不起來，因此，有時我們一天隻能吃上一頓手扶拖拉機手徒步蹚水給我們送來的貼餅子和鹹菜之類。每遇這樣的天氣，我們也就看不到報紙，收不到遠方親人的信件，有一種被困在孤島上的感覺。好在吳祖光有一台小收音機，在寂寞無助的雨夜，能收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

七

　就在我們千辛萬苦，終於燒出幾窯磚時，突然接到了立即停工準備搬遷的命令。幹校從懷來遷到寶坻縣才大半年時間，想不到就要再一次搬遷，最後定點在靜海縣的團泊窪新生（勞改）農場。為什麽又要搬遷呢？原因是明擺著的：黃莊窪的地勢確實是太低了。如今說起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幹校所種的小麥，每畝所用的種子是二十至二十五公斤，而經曆夏澇之後，平均畝產才五十斤。也就是說，加上農機、化肥等成本（人力成本還不計在內），每斤麥子要合到八毛多，而在當時，一斤麥子才一毛幾分錢，等於是我們白幹了一場不說，還要有幾倍的虧損，真正是得不償失。這個經濟賬是明擺著的。再說，要在窪地上蓋房、建校舍，也絕對是下下策，一旦遇到洪災，豈不就得“全軍覆沒”？
　　為了幹校的生存和發展，當時軍宣隊做出戰略轉移的決定無疑是英明果斷的。據說楊副政委為此幾度上北京、去天津，找領導、托關係，申述理由，立誓表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我們得以從寶坻縣的黃莊窪撤離。文革期間，寶坻縣出了個農民寫詩占領文化陣地的小靳莊，是江青親臨種的所謂試驗田，樹成了全國的樣板村，有點兒第二個“大寨”的意味，前往參觀學習的人多如潮水。直到許多年後，還有人問我，你們下放在寶坻縣，一定去過小靳莊吧？殊不知在我們幹校遷往團泊窪之前，是軍宣隊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最起勁的時候，狠抓“階級鬥爭新動向”，把我們管束得死死的，幾乎失去了人身自由。因此，下寶坻幹校後我既未去過小靳莊，也再沒有到過後來《潛伏》中提及的臨亭口。
　　靜海縣的團泊窪勞改農場，在天津城東南的五十多公裏處，位於獨流減河南側。獨流減河寬有二百米左右，是一條人工開掘的泄洪水道。這座勞改農場建成已有很多年頭了，通電、通水、通路，生活條件自然比在黃莊窪好多了。勞改農場除給幹校撥出了兩千多畝地外，還給了幹校一座兩層樓房、一座原先住著右派隊的小院和一個停辦的養雞場。養雞場有一個冷藏的大倉庫與宰雞的大工場，還有一些附屬設施。大工場後來改作了幹校的大禮堂，冷庫則做了幹校的倉庫。
　　搬到團泊窪之後，我們就過上一種半軍事化的生活了，每天準時起床、出工、熄燈，周圍不僅築有防範勞改犯逃跑的鐵絲網，而且還有騎著高頭大馬的衛兵日夜值崗巡邏，若再有許樹我那樣的“亂子”發生，也就不難處置了。
　　剛搬到團泊窪時，我們的心情是很壓抑的，見有的帶著腳鐐的犯人被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押著下地勞動，令我們都生出了一種自己流落到此，是準勞改犯的感覺。勞改犯夏天統一穿白褂，冬天統一穿黑襖，據說這兩種顏色的衣服在遠處容易識別，一旦有犯人逃跑，衛兵舉槍瞄準，一眼就能看清射擊目標。而當時越獄的事件接連不斷，我們常能聽到可怕的槍聲。為了不被衛兵誤斃，我們都警覺地把白褂、黑襖藏了起來，誰也不穿與勞改犯靠色的衣服。盡管這種被誤斃的事件隻是我們的一種擔憂，在後來的幾年裏從未發生過，但無論怎麽說，把我們集中到勞改農場來接受所謂“再教育”，心裏的滋味實在是不好受！
　　由於勞改農場劃撥給幹校的農田不是整片的，東一塊、西一塊，因此，我們時常在與勞改犯在上下工的路上相遇，有時候，還會因灌水等農事與勞改犯發生矛盾，爭執起來。幹校學員中有不少是入黨很早的老革命，自然瞧不起那些勞改犯，難免在衝突時對他們惡聲惡氣，未料有的勞改犯竟然反擊道：“我們判的是有期徒刑，你們可得在這裏改造一輩子，等於是判了無期徒刑！”

八

　就在我們這些下放幹部承受更大的精神壓力之時，軍宣隊卻一個個鬥誌昂揚，分外神氣起來。尤其是有了一個像模像樣的校部，辦公室、會議室、會客室、小食堂、停車場……一應俱全。當時管我們三連的軍宣隊由四人組成，除河北省軍區獨立師的王副團長外，還有一個來自承德軍分區的孫參謀，再有兩個年輕戰士當通訊員和勤務兵。王副團長是大老粗出身，據說在朝鮮戰場上總是衝鋒在前，立過功，是個領兵打仗的好手。但一見到我們這幫文化人就頭疼，加上他把隨軍家屬也帶到幹校來了，還在校部食堂吃小灶，就很難與我們有什麽共同語言。記得剛搬遷到團泊窪沒有多久，為整肅紀律，樹他的軍威，就以響應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為由，在一天深夜，突然搞了一次全連的緊急集合。
　　緊急集合，是軍隊新兵訓練中必有的一個科目。像我這樣年輕的“三門”（出家門進校門再進機關門）幹部，在讀高中、上大學期間，都參加過為時一至兩周的軍訓，有過緊急集合的經曆，能做到一聲令下，打起背包就出發。可是，對於當時已五六十歲的一些老文化人來說，因白天的勞動強度本就很大，累得精疲力竭，晚上睡得很死，所以一遇這樣突如其來的行動，就難免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了。記得那次緊急集合，跑到獨流減河的大堤上按班排站成一長行，在連點名報數時，就發現少了好幾個人。正在王副團長開始訓話，說當年八國聯軍就是從這裏登陸入侵的，萬一蘇修的侵略軍打過來，到時你們這些人不能立即轉移就必死無疑時，掉隊的幾個人才氣喘籲籲地陸續趕來入列。但最後還是缺了一人。等我們回到離宿舍隻有十多米遠的地方，才發現路邊躺著一個人。一看原來是患有哮喘的“反動文人”陶君起。他身邊的背包上沒有係帶子，軍宣隊的通訊員小馬過去抖開一看，僅是用被單包了一個枕頭而已。驚惶的陶君起說：“反正我也活不了幾天了，任你們怎麽處置都可以。”
　　陶君起也是我們戲曲研究院劇目室的同事。因他的專著《京劇劇目初探》被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點名批判，加上他曾寫過一篇《一朵鮮豔的紅梅》的劇評讚賞過孟超編劇、北方昆曲劇院演出的被康生定性為“鬼戲”的《李慧娘》，所以文革一開始，也就被揪了出來。但他既不是當權派，又不是黨員幹部，就隻得給他戴上了一頂“反動文人”的帽子。
　　其實，像陶君起這樣屬老弱病殘的學員還大有人在。可有的連不隻是搞緊急集合，竟然還搞野營拉練，一天來回走四五十裏路，把一些年老體弱的學員整得苦不堪言。倒是學生出身的孫參謀，雖不與我們同住，但他在連裏與我們一起吃飯，又主管生產，領著我們幹活，田間休息時愛嘮嗑，就很快和我們熟悉起來，打成一片。感覺他在清查“五一六”運動後期，也比較掌握政策，沒搞逼、供、信。據說，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還到北京來看望過重返領導崗位的幹校三連的一些老幹部。
　　說實在的，像孫參謀這樣給我們留下親切印象的軍宣隊員並不很多。那時候，一遇下雨天，就會在大禮堂開全校大會。每次會上，楊副政委都要訓話，曆數我們沒有好好接受改造的言行。記得五連有個老幹部胃病犯了，不能吃高粱米飯，家人從北京寄來了一盒餅幹，白天不敢吃，隻能熄燈後躲在蚊帳裏吃，不知是誰給軍宣隊打了小報告，楊副政委就在全校大會說：“聽說五連宿舍裏最近鬧老鼠，一到夜裏就咯吱咯吱偷咬東西，弄得大家睡不好覺。看來大家應該行動起來，一起來捉‘老鼠’！”……
　　到團泊窪後，幹校建起了一個廣播站，軍宣隊還可以時不時地通過大喇叭向我們訓話。
　　幹校廣播站的設備自然是簡陋的，但播音員卻是一流的，可謂無人不曉，即為著名蘇聯影片《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中的列寧配音的白景晟。那年月，允許繼續公映的故事片少得可憐。白景晟配音的這兩部片子，人們不知看了多少遍，對這位“列寧同誌”的聲音極其熟悉。但他已六十來歲了，腿腳不太靈便，很難下田幹活，就應了廣播站的這份差使，不是念校部的緊急通知，就是傳喚某某人去接長途電話。近千人的幹校就這一部電話，每聽到“列寧同誌”傳喚誰去接長途電話，誰的心就一下子揪了起來。因為不到萬不得已，親友是不會打長途電話到幹校來的。所以，誰都擔心留在北京的家人出什麽意外。在那樣的動亂年月，再有災禍臨頭，對於身在“五七幹校”接受改造的“臭老九”們來說，就太可怕了。

九

　到團泊窪不久，災禍就降臨到了我的頭上：在蓋我們三連的食堂時，我一腳踩空，從腳手架上掉了下來。雖說腳手架隻有兩米多高，但地上亂磚雜陳，我仰天摔地時，幾塊亂磚正巧硌在了我的腰椎上，一陣劇痛令我發出了“啊唷——”一聲慘叫，嚇得在場當小工的幾個女同事頃刻間掉下了眼淚。
　　幹校沒有醫院。我摔傷之後，同事們就把我抬回了宿舍。沒過幾分鍾，校醫就趕來了。當時幹校的幾個校醫，是從北京軍區某醫院下放到這裏來勞動鍛煉的，因為不能作X光之類的檢查，給我開了兩盒跌打丸就算了事。頭幾天，腰傷疼得我連身都翻不了，大小便時也下不了床。正是大忙時節，連裏也沒抽專人來照顧我。因此我就盡量少喝水、少吃東西，免得頻繁大小便惹許多麻煩。結果，接連好多天不解大便就便秘了，逼得我更加難受，不得不又請來校醫為我灌腸，把幹結的大便摳出來。那時候幹校還沒有小賣部，同事們來看我，也無法給我送水果和營養品。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同事們把我抬回宿舍，剛剛躺下，同班的王露（後來曾任中國女攝影家協會代主席）就給我端來了一杯白糖水，說：“快趁熱喝下，能止疼哩！”這杯甜透心的白糖水，真仿佛是救命水，令我立即鎮靜了許多，緩緩回過神來。那時候，白糖是憑證供應的，每人每月也就二兩吧？看來那天王露是把她手頭僅有的一點白糖都拿來給我衝水喝了。物以稀為貴，這杯白糖水，可以說是我摔傷後享受到的最高檔的營養品了。自然，比白糖更珍貴的是同事間在患難歲月這種相互關心的深厚友情。
　　我摔傷後，臥床療養了一個來月。這期間，最思念的是天各一方的妻子和女兒。我妻子是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可能是因為劇院不屬於必須“砸爛”的單位吧，演職員們沒有下放到幹校去勞動，而是下到部隊去鍛煉。青藝去的是駐紮在河北省高碑店的38軍某師炮團。既然是下部隊，就一聲令下，誰也不敢延遲。女兒出生才十個月，也隻得立即給她斷奶，送往我江蘇老家，托給我母親照看。那是1970年8月，正是三伏天，妻子坐火車第一次下江南，又買不起臥鋪票，帶著孩子出遠門，真夠她折騰的。一到老家，女兒就病了，經生產大隊的“赤腳醫生”注射了一支青黴素後，仍高燒不退，生命危在旦夕。因我不在身邊，急得妻子沒了主張，哭得呼天搶地，十分可憐。萬般無奈之下，我父親隻得在夜間抱著孩子奔向兩裏地外的邱莊，向在四鄉八鄰有名的老郎中謝澤民求救。我伯父原先學的也是中醫，與謝澤民是好友。伯父英年早逝後，謝澤民與我家一直保持往來。因他家是地主成分，文革中受到衝擊，“赤腳醫生”作為新生事物出現後，就不讓他這個家庭成分不好的老郎中公開行醫了。而他確實有經驗，一看到我女兒的病情，就診斷出她之所以高燒不退，是因為我們村上的那個“赤腳醫生”在給她打青黴素針時，注射的部位找錯了。謝澤民二話沒說，就俯下身子，一邊用雙手擠我女兒的屁股，一邊用嘴一口口吸注射時留下的針眼，硬是把打錯部位的青黴素液吸了出來，經過如此一番急救，我女兒才轉危為安。加上文革開始後，因我的嶽父在特鋼廠被造反派隔離審查時逃跑和我嶽母被轟回山東老家，妻子在精神上遭受很大的刺激，得了神經官能症，一旦發作，便暈倒在地，口吐白沫，手腳抽搐……下到部隊以後，又總牽掛著寄養在我農村老家的女兒，她就難免一再發病。在此情況下，我也隻好自己強忍傷痛，沒寫信把我從腳手架上摔下來的實情告訴她。
　　一家三口，天南地北，分處三地，這就無形中增加了開銷。而當時我和妻子每月的工資總共隻有85元。我倆的兄弟姐妹各是七個，我是長子，她是長女，原有的家庭負擔都還背著，倍感沉重。因此，我在幹校留下自用的錢，每月隻有12元，交掉9元夥食費，就剩下3元錢買牙膏、肥皂、毛巾、郵票、信封、信紙等必需的生活用品。一開始，幹校是白天下地幹活，晚上搞運動，連星期天也難得安排休息，至於回京探親休假，是誰都不敢想的事。那時，大家感到最難過的是國慶、中秋這樣的節日，真的是“每逢佳節倍思親，遍插茱萸少一人”啊！記得到團泊窪後的第一個中秋節，恰好是輪到我這個五班副班長帶班到食堂幫廚（班長管運動、副班長管生產和生活），考慮到大家都吃不上月餅，就提議晚餐給大夥兒改善一下生活，做豆腐腦和發麵火燒吃。圓圓的火燒上，有“中秋”兩個字。這可以說是我在特殊環境下的一項發明專利——我是就地取材，把一個大鹹菜疙瘩，用小刀雕成了一枚陰文的“中秋”印章，蓋在每個未烤的麵餅上，貼在爐壁上烘烤熟之後，就代作中秋月餅，借以寄托思親之情了。

十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也就是清查“五一六”運動“一風吹”之後，軍宣隊才開了口子，允許大家輪流回京休探親假。但國家法定的兩周時間的探親假，幹校要求得分兩次休，一次一周，這樣，就不至於耽誤田間的生產任務。然而，輪到我休探親假時，我卻隻得一再借故推遲，不是不想去見日夜思念的妻子、女兒，實在是我根本拿不出來回的路費！
　　同班的關木琴大姐見班裏的人大都回京休過假了，幾次問我怎麽還不休假？當她得知我囊中羞澀時，就塞給了我10元錢，說：“你們結婚後第一次分別就隔這麽長時間，女兒又送回老家去了，你愛人在部隊怎麽能不想你呢？快去看看她吧！”我擔心日後還不上這10元錢，遲疑著不肯接。她又說，“這錢不是借給你的，你愛人身體不好，你路過北京，代我和劉開宇買點營養品，慰問慰問她……”關木琴本是中國作協的辦公室副主任，她腿有殘疾，沒有隨作協的同誌去鹹寧“五七幹校”，而是隨她丈夫劉開宇（後為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下了我們的幹校。而劉開宇，則是1964年奉周揚之命，到幾所名牌大學去把我們11名高材生挑選到中國戲曲研究院來搞劇本創作的恩師之一。我們到院工作之後，從業務到生活，他一直都很關心。因有這層關係，關木琴下到我們幹校後，待我們這批年輕人也特別熱心，在我困難的時刻她這樣慷慨解囊，怎能不又一次令我深受感動呢？
　　在“九一三”事件，即林彪摔死在溫都爾罕之後，38軍也允許下放在高碑店的青藝演職員回京休假了。因此，我第二次休假，就與我妻子約定，同時回京。可那時仍屬“中央專案組”管的吳祖光，不僅不能享受回京休假的待遇，就連寫封家信，也得交政工組審閱後才能郵寄。否則，就得以搞反革命串連論罪。我深知，由於祖光曾經在北大荒吃過大苦，對於“五七幹校”的種種活計，他均無畏懼心理，根本算不得什麽。他最感痛苦的，是見不到他的妻子、兒女和老母，也聽不到家人的一點兒信息。因此，當我此次回京休假時，就悄悄問他有什麽事需要我幫他辦麽？他就說，你一到北京就幫我發封信，好讓鳳霞到你家去，給我捎些衣物來。我說，沒問題，一定能辦到。他又說，你見了鳳霞，就說我身體挺好的，讓她和我老母親放心……
　　在我假期臨結束的前一天，新鳳霞就找到我家來了。我當時住在東單三條56號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家屬樓裏，離祖光原先住的位於帥府園的四合院也就二三百米遠，但文革後不久，他家的房子就讓造反派強占，好像是被攆到和平裏一帶去住了。新鳳霞一進門就說，你們這個院子我以前來過，挺熟的，好找。在我們那個院子裏，住著好多位話劇界的名流，早在抗戰期間就是祖光的朋友，相互間的走動是常事。為防備被人認出是她，她是包著頭巾找上門來的。好在當時沒有別的青藝演職員回京，她進院時沒碰到一個熟人。不過，當她解下頭巾，我所見到的，與1964年國慶節在中國戲曲研究院聯歡晚會上清唱《劉巧兒》的她，已判若兩人。那條又黑又長的大辮子不見了，齊耳短發，不加任何修飾，鬢邊還竟然有了幾縷銀絲，與普通街道婦女的裝束沒什麽區別，誰也看不出她是家喻戶曉的名演員了。
　　我看她臉色不太好，就問起她的身體情況，她說沒什麽礙事的病，就是血壓高，總降不下來。一到醫院看病，大夫就給她開兩個月的假條，讓她休息。但她是中國評劇院的重點審查對象，怎能總在家養病？而她每天的任務，卻是挖防空洞，已挖了好久了。她還說，成天挖防空洞，雖然累些，但倒也清靜，地上的事情從不去打聽，也無從打聽。最擔心的就是祖光，也不知他的身體頂得住不？我告訴她，祖光不僅很結實，而且在生活上的適應能力比我們年輕人都強，平時連傷風咳嗽的小毛病都沒有。闌尾炎手術做得也蠻好，你盡管放心好了。她托我把一包衣服和營養品帶給祖光，並連聲說：“謝謝革命群眾，謝謝革命群眾！”那年月，人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偉人語錄是“相信群眾相信黨”，可往往昨天你還是“革命群眾”，今天就成為“反革命”被揪出來示眾了。你鬥我，我鬥你，來回翻燒餅，折騰。因此，我對她說，“運動”發展到今天，出了“九一三”事件，幹校反倒把祖光他們幾個撂在一邊，不怎麽管了。她雖明白了我話中的意思，但還是一再說：“祖光還得靠你們革命群眾多多幫助……”送新鳳霞出門之後，我妻子感歎地說，你聽她剛才一口一個“革命群眾”，說明她實在是被中國評劇院的“革命群眾”整怕了啊！

十一

　幹校搬到團泊窪的頭一年，勞動強度非常之大。因為除了種地，還要蓋食堂和一部分宿舍，常常要挑燈夜戰。最令人惱火的是，軍宣隊違背科學種田的規律，非要改旱地為水田，在鹽堿地上種水稻，試圖創造奇跡。結果，秧苗插下去也就一周時間，便統統死了。可是軍宣隊領導仍不死心，又從別處調來秧苗，請來老農當顧問，重插了一遍。這一回秧苗倒是勉強成活了，但長得稀稀拉拉，像瘌痢頭似的，到秋天每畝也就收二三百斤稻子吧，仍是成本都收不回。可軍宣隊卻在大會小會上強調不要算經濟賬，而要算政治賬，說廣大幹部在戰天鬥地中如何經受了鍛煉，思想上獲得了大豐收，等等，完全是欺人之談。
　　1971年秋，即“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後，幹校的氣氛明顯寬鬆起來。先是在國慶節前，軍宣隊的所有成員，都突然回部隊集中學習去了，臨時從各連抽調了七名幹部，組成了幹校的領導小組，任命五連的李之華（原中國劇協書記處書記）為首任“校長”。等國慶節後，總把“林副主席”掛在嘴邊上的軍宣隊學習歸來，見他們一個個都像被霜打了似的，臉上不見了神采，威信也明顯下降，尤其是在一些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八路軍、新四軍老戰士麵前，就耍不起威風來了，不敢再瞎指揮，做下令我們在鹽堿地上插二遍秧苗那樣的荒唐事了。因此，我們平日的勞動強度也就大為減輕，可以有時間看點書和搞點娛樂活動了。在我的記憶中，當時思想最活躍的是由音協、音樂研究所和人民音樂出版社組成的四連。因為那裏有幾位陳毅的老部下，像何士德、章枚，分別是《新四軍軍歌》和《黃橋燒餅》的曲作者，與張茜是新四軍文工團的老戰友。那年國慶節，他們回北京休假，就與張茜恢複了聯係。從北京回幹校，就給大夥兒帶來了林彪確已摔死的驚人消息，尤其是章枚，越說越激動，竟情不自禁地當眾唱起《黃橋燒餅》來，仿佛重新煥發了戰鬥的青春。
　　也就是自林彪折戟沉沙之日起，我們感到文革的形勢有了變化，或許不久的將來還能幹文藝這一行，就開始練起筆來了。我原先愛好寫詩，我連的指導員葉楓，早年是延安魯藝的學員，是從總政文工團合唱團轉業到中國戲曲研究院從事音樂研究的，他鼓動我寫一組大合唱歌詞，由他來譜曲。這樣，我就陸續練習寫了些歌詞，除一組大合唱的歌詞給了葉楓譜曲外，其餘的，就到四連去找王世光（後任中央歌劇院院長、《長江之歌》曲作者）、鍾立民（後任《歌曲》雜誌副主編，《鼓浪嶼之波》曲作者）、戴於吾（後任人民音樂出版社社長）等幾位朋友作曲。我常到四連去串門，就不時聽到一些“尖端消息”（這詞是我連艾曉樸同誌發明的，他把從北京高層人物傳出的內部消息，稱作為“尖端消息”），尤其是陳毅逝世，毛主席身穿睡衣出席追悼會後，章枚同誌收到的陳昊蘇來信及張茜整理的部分陳毅詩詞，就在幹校傳抄開來。一時間，群情激奮，心裏豁亮了許多，都盼望著重返工作崗位的一天早日到來。
　　我下幹校頭天遇見的陳勃，還有我下幹校前文化部軍宣隊寫作小組的組長方傑，都是幹校政工組的負責人，他們遇有什麽文件需要起草，如年終總結報告之類，就把我從連裏臨時抽調出來，作為幹校的“筆杆子”用。當時，常被抽調去的“筆杆子”有三四位，組長是五連劇協的屠岸。他在文字上的嚴謹、縝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勃還張羅搞了一個反映幹校全貌的攝影展覽，雖說好多照片都是陳勃和二連的幾位攝影家臨時補拍的，但生活氣息大都很濃，技巧高超，頗具藝術性。陳勃把我找去寫說明詞——一幅照片配一首小詩。那些照片都是陳勃派專人回京到新華社的中國圖片社去放大製作的，也不知後來流落到了何處？如能找到，應該說是一批很有曆史價值的珍貴資料。
　　正因為陳勃、方傑、屠岸抽調在幹校政工組工作，所以他們是最早分配回京工作的。當時，原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石少華是新華社副社長，先將陳勃調去，當了攝影部主任。沒過多久，又來幹校調走了一批人。其中，包括方傑（後調任中國文化報社社長、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劉錫誠（後調任《文藝報》編輯部主任、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黨組書記）、雷達學（即後成為文學評論家的雷達）及苟煜升、郭玲春夫婦（郭玲春因體弱多病，下幹校比苟煜升還晚，安排在小賣部當售貨員，到新華社工作後，成了新時期最有名的文化記者）。幹校第二批分配工作的同誌是去人民文學出版社，屠岸幸列其中，正是他後來接替韋君宜，當了該社的總編輯。

十二

　第一、二批分配工作的幹部，加起來也就二三十個，隻占全校幹部的幾十分之一。但他們一走，就把大家的心攪得不安寧了。尤其是像我這樣文革前夕畢業的1964、1965屆大學生，是幹校最年輕的一批專業人才，單我們三連就有二十多個，全幹校，估計就有上百個，哪個不盼著早日跳出苦海呢？那時候，我們聚到一起時談起各自的命運前途時，總是先慨歎一聲：“八年了，別提它了！”這是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在楊子榮前去訪貧問苦時，常獵戶因不願觸及傷心事而說的一句台詞。因為我們這批人從1964年大學畢業算起，到此時已整整八年了。剛走上工作崗位，就大都下鄉去搞了一兩期“四清”，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搞所謂鬥、批、改……不是去整人，就是挨人整，在政治運動的波濤裏沉浮，幾乎沒有一天平靜的日子。因此，隨著毛主席為所謂的“二月逆流”平反，一批開國元勳獲得“解放”，重新起用，我們也就覺得下放勞動的苦日子快熬到頭了。
　　就我個人而言，假如能很快重新走上工作崗位，還是希望實現先前的理想，從事文學或戲劇創作。可是，畢竟已好多年不寫東西，可以說筆都生鏽了。怎麽辦？就隻有趕快抓緊時間讀書、練筆。於是，幾乎是每天我都開起了“夜車”。我們五班有十來個男的，住一間宿舍，就隻有一盞電燈。為了不影響同伴們的睡眠，我在為攝影展覽寫說明詞時，撿來了一張包裝膠卷用的黑紙，做成了一個圓筒似的燈罩，套在燈頭上，讓一束光直接照射下來，我便在這一束光下看書或寫作……
　　那時候發表文藝作品的園地極少，誰要是能公開發表一星半點兒東西，就會成為幹校的一大新聞。我們班的劉念茲，利用回京休假的機會，把文革前的一項古典戲曲方麵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送給了剛複刊的《文物》雜誌，居然很快就登了出來。他興奮地對我說：“我亮相啦！你也得趕快想辦法亮亮相啊！”是啊，誰的文章能公開發表，就意味著他沒有政治問題，就像被打倒的老幹部複出，名字重新見報一樣，令人驚喜萬分。功夫不負有心人，不久，我與葉楓合作的大合唱中的一首歌，就收進了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歌曲選》。在幹校的年輕人中，也許我是在出版物上最早“亮相”的一個吧？雖說當年我所寫的東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四人幫”極左文藝思潮的影響，無藝術價值可言，但在走出團泊窪之後的四十多年裏，每想起下幹校的日子，我都會想起黑紙筒下那一束特殊的燈光。當年的寫作條件是多麽艱苦、渴望重新工作的心情是多麽急切啊！
　　在我們三連，愛寫詩的人很多，尤其是民研會的同誌，像賈芝（李大釗之婿，中國民協原黨組書記）、陶陽、吳超，過去搞過民歌民謠的搜集、整理工作，他們不僅自己寫，還發動大家都來寫。當時賈芝是連副指導員，吳超是連政工組成員，負責搞宣傳和出黑板報，在他們的張羅下，連裏編成了厚厚一本打印的詩集。我想，當時那麽多人都動筆寫起詩來，其動機也都是為了早日“亮相”，以便重操舊業。不用說，那打印流傳的詩集裏，找不到一篇尚未定案的所謂“審查對象”的作品。其實，真能寫出好詩的，反倒是他們。與我對床而居的吳祖光後來在他《枕下詩》的自序中寫道：“身體沒有自由了，但是人總是會思想的，頭腦裏的活動卻是任何力量、任何暴君無法剝奪的一種自由。作為一個幾十年來以寫作為職業的人，我們最大的弱點乃是再也改造不了的那種愛動筆杆的習慣，心有所思定要形諸筆墨，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因此，他“在這幾年裏學作舊體詩”，使他“找到了一些消磨時間、消除煩惱的樂趣”。但是，正如他所說，“那時寫這些小詩也隻能是一種秘密活動，是見不得人的，因此命名為《枕下詩》。”
　　此時，駐校軍宣隊審時度勢，已感到這幫被他們管教了兩年多的文化人即將重操舊業了，也就鼓動各連排利用農閑和雨天排練節目，搞全校的聯歡和會演。憋了七八年之後，這幫藝術家終於有了小試身手、展現高超技藝的機會。楊副政委看了全校會演節目，高興得合不攏嘴，連聲稱讚說：“想不到幹校人才濟濟，真是藏龍臥虎啊！”

十三

　　就在我們急切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時候，軍宣隊也在做回撤的準備了。1971年11月中旬，軍宣隊通知我，立即去滄州河北省軍區獨立師師部，幫獨立師文工團創作一個獨幕京劇，以備參加省軍區1972年春節的文藝會演。能得到軍宣隊的信任，我當然很振奮，心想，如能如期完成此次創作任務，距走上新的崗位，也就為時不遠了。同行的還有舞協的張世苓，去幫獨立師文工團編排歌舞節目。到滄州後，住在師部招待所，與師部首長一起吃小灶，享受了貴賓待遇。我用一周的時間，按師政治部定的題材、主題，寫出了獨幕京劇劇本《磐石嶺上》，征求意見後作了些修改，第十天就經師領導審查通過。隨後幹校軍宣隊又從三連調來導演劉滬生、作曲潘仲甫，經過二十天的緊張排練，就彩排通過了審查，與張世苓編導的歌舞節目，合成了一台準備參加軍區會演的節目。
　　圓滿完成劇本創作任務回幹校後，離春節隻有半個月的時間了。我想，也許這是下放期間最後一個春節了，不如利用這個假期去江蘇老家把女兒接回來，上幹校的幼兒園。好友餘侶蓮，以前是鋼琴教師，心靈手巧，見我穿的一件棉襖已補丁摞補丁，就說：“你就穿著這件破棉襖回老家接女兒呀？快去剪布買棉絮，我來幫你做件新棉襖吧！”當我穿上小餘為我做的新棉襖，臨返鄉接女兒之前，有小道消息說春節後還可能有一批人有幸得到重新工作的機會。吳祖光對我說，下一批分配名單中肯定會有你了。你難得回老家探一次親，不如多住幾天再回來，真要是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就沒時間回故鄉了。說也巧，春節剛過，新一批分配名單下來了，果真有我。等我從江蘇回到北京，我在幹校的行李雜物，已收拾成兩個大包裹，捆紮得結結實實運回來了。一問，幫我收拾行李的，正是吳祖光。祖光是個辦事很細心、很頂真的人。凡是我的東西，連針頭線腦都打進了包裹，沒落下一丁點兒東西。尤其令我感動的是，他把我在幹校做的一張小板凳也捎了回來，還特意用毛筆在板凳的背麵寫上了“嚴儒銓手製”五個字（盡管我在文革前就以“石灣”為筆名發表作品，但自文革開始到下放幹校，就中斷了寫作，生活中也就隻用我的本名“嚴儒銓”了）。這張留有吳祖光筆跡的小板凳回京後我還用了好多年，直到80年代在接連幾次的搬家中，才不知怎麽丟失了。不然，它應該是我和祖光在浩劫歲月朝夕相處的一件特殊的紀念品。甚感欣慰的是，在他幫我收拾的行李中，有一隻質地造型很好的不鏽鋼調羹，是我妻子到幹校探親時祖光送給我們用的。我從幹校回京四十多年了，退休前換了好多個工作單位，但我一直帶著它，是我中午在食堂吃飯的餐具。退休後，就進了我家的廚櫃。我想，它是不會再丟失了，就像艱苦難熬的幹校生活永遠也不會在我的記憶中消逝一樣。

十四

如今，每當我想起下放在團泊窪的日子，就會想起寫下不朽名篇的詩人郭小川。他是在文化部鹹寧“五七幹校”與靜海“五七幹校”合並之後，於1974年底，與張光年（即詩人光未然，後任《人民文學》主編、中顧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許翰如（後任文化部群文局局長）、王朝垠（後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等一起流落到團泊窪的。那時，我與大多數同伴已先後離開幹校，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團泊窪已是“靜靜的團泊窪”了，留在那裏的隻有少數待分配的幹部和郭小川這樣仍未解除審查、繼續遭受“四人幫”迫害的革命老幹部。
　　郭小川是在此年的8月13日由中央專案組宣布對他進行隔離審查的，其主要罪名據說是“與林彪集團關係密切”，查抄的葉群日記上有“文藝問題找郭”6個字。他由鹹寧轉到靜海途中，是由專人押送的，到北京轉車時，不準他下車回家，隻準在豐台車站停留。到團泊窪後，由專人看管，也不允許他回京參加兒子的婚禮，更不允許兒子、兒媳到團泊窪來探望。因此此時郭小川的心境是苦悶、惶惑的，幾近心灰意冷。1975年1月3日，他寫信給女兒曉惠說：“我曾經‘名噪一時’（這大概不是誇大吧），味道嚐過了，辛酸也受盡了，現在才懂得它不值得羨慕了。”
　　冬天過去，春天到來。盡管團泊窪塵沙飛揚，樹木稀少，但畢竟有了一點綠色的生機。但郭小川仍看不到“解放”的希望。他在給河南的友人楊曉傑信中說：“我生多難，又住進了幹校。地點不同，審查依舊，而且又加‘新罪’，比鹹寧有過之而無不及。‘鬢發多年作白，寸心至死如丹’，任他們羅織去。”到了夏天，各種消息越來越多，形勢似乎有了轉機。8月間，幹校傳達了毛主席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後，整個連隊彌漫著一種狂喜，對郭小川的看管明顯放寬，他上午可以帶著一幫幹校子弟去獨流減河遊泳，晚上也可以和同事們一起打橋牌了。就在這種氣氛之下，他突然有了一種創作的衝動，悄悄對同連的劉小珊（《人民文學》編輯）說：“我準備寫詩了！”劉小珊一聽很振奮，說：“那你就寫一首戰鬥的詩送給我吧！”郭小川慨然允諾。
　　未料就在講完這一約定之後，劉小珊結束幹校生涯，回了北京。還留在幹校的郭小川，則給黨中央寫了一份關於文藝工作的意見書。據畫家鍾靈（國徽設計者之一，並與張仃合作設計了政協會徽；曾奉周總理之命，設計、布置了開國大典的會場）回憶，在靜海幹校，他是接近郭小川最多的人，還有幹校校長李超（中國劇協原秘書長，後任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們仨喝了酒無話不談，一起發牢騷，罵人。郭小川罵“江青最無知了，自稱半個紅學家，其實不學無術！中國人受這種人領導算倒了黴了！”有一天，郭小川去找鍾靈，說要和他講一件大事，並觀察了門外的動靜，把門閂住，從懷裏拿出一疊稿紙，囑咐他仔細看看。他發現這篇無頭無尾的長信，內容十分重要，是對整頓文化界的意見書，長達萬餘言。郭小川告訴他，這是上書小平同誌的稿子，並請他提出修改意見。鍾靈問：“是聯名還是怎的？”郭小川回答：“不要拉扯別人，就我。現在情況複雜，不要對別人說。”
　　也就是在這“情況複雜”的1975年9月，已回到北京的劉小珊在月底接到了郭小川的一封信。拆開信一看，是詩稿《團泊窪的秋天》，沒有其他多餘的話，隻是注明：“初稿的初稿，還需要作多次的修改，屬於參考消息一類，萬勿外傳。”劉小珊一直與郭小川保持著信件往來。1976年春天，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小平同誌又一次被打倒，文化部也又一次對郭小川進行審查。郭小川敏感到形勢嚴峻，立即寫信給劉小珊說：“你如果不準備以後揭發我的話，請把我給你的所有信件全部銷毀。”話說到了如此地步，劉小珊不得不將郭小川的所有來信付之一炬。但她覺得，《團泊窪的秋天》是一位偉大詩人的創作，代表著一個特殊的時代和這個時代一個特殊的人的抗爭、呐喊和呼喚。它是一首“戰鬥的詩”，不是信，完全可以不燒毀。於是，她就用塑料膜把這詩稿嚴密地封裝好，牢牢地釘在了自家大衣櫃的底部……
　　郭小川在《團泊窪的秋天》中這樣寫道：“戰士的歌聲，可以休止一時，卻永遠也不會沙啞；／戰士的明眼，可以關閉一時，卻永遠也不會昏瞎。／戰士可以在這裏戰鬥終生，卻永遠也不會告老還家；／戰士可以在這裏勞累而死，卻永遠也不讓時間的財富白搭……／請聽聽吧，這就是戰士一句句從心中掏出的話，／團泊窪，團泊窪，你真是那樣靜靜的嗎？”結尾時，他則斷言：“不管怎樣，且把這矛盾重重的詩篇埋在壩下，／它也許不合你秋天的季節，但到明春準會生根發芽……”果然，到了“四人幫”垮台，文藝界又迎來春天的時候，他的這首不朽的詩篇終於見到了陽光，在廣大讀者中“生根發芽”了。從此，團泊窪也就出了名，一提到它，人們就知道，在十年浩劫中，那裏有過一座中國文化人的最大的煉獄。

2015年4月14日初稿，8月26日改定。

　　本文選自《世紀》，2016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