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反右運動一起頭兒，父親(即章伯鈞)就開始琢磨著反右的結局和自己的下場，甚至在上麵還沒想好怎麽處理他的時候，他就在家裏把自己處理了一回——讓警衛秘書王鎖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召集到東客廳，請他們圍著平時吃飯的圓形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親客氣又鄭重地對他們說：“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我現在犯了政治錯誤。所以，請你們不要再叫我章部長了，可稱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於一側的王秘書趕緊聲明：“在我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須繼續稱呼您為章部長。”
此後，父親不止一次地對家人說：“我們準備過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雙雙獲得“又劃又戴、降職降薪”的處理。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等九個職務之後，特意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的職務。在由行政三級降至七級後，又特別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國人社會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於權力所給予物質待遇之厚薄上。父親既受政治貶損，又得生活厚待。如此發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預想。
鬥轉星移，歲月悠悠。慢慢地，父母開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與中國曆史同樣源遠流長的世態炎涼。
一日，戴帽的母親到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去參加政治學習。在回家的路上，大老遠便瞅見個老熟人。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書長，他不僅和父親、母親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門檻兒，他是跨進跨出的。每每在與父親談正事之前，他都要給我姐妹倆講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說的是燕都舊話，再與那滿嘴的京腔京韻相搭配，我倆聽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從沈鈞儒開始往下數，來家裏開會、談事、做客、聊天的，不下幾十個。要論個生熟鹹淡，眼下這位離母親不遠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內。
母親揮動著手，向他飛奔過去。那位副秘書長停住腳步，四下裏張望。當他那雙近視加老花的眼睛透過厚重的鏡片，終於辨清來者為何人的時候，即毫不猶豫地轉身一百八十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親傻站在街沿。回到家中眼淚便撲簌簌地滾落出來。在父親的詢問下，母親講述了街頭刹那間的經曆。
父親則勸母親心放寬些、看得開些，語重心長地說：“大到一個政黨的背信棄義，小至某人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國官場的傳統。”不過，父親也從中預見到自己的未來，必是孤獨自處的末路。除非欽定的羅章聯盟和反右運動被欽定者推翻，而這個“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憂心忡忡的我問道：“爸，人當了右派，怎麽別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難過了?”
問話使父親激憤起來，他忿忿地說：“隻有在中國當右派，才是這個樣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裏曉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體麵的。議會裏，還有他們的席位呢!與左派的區別僅僅是政見之不同罷了。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左派、右派、中間派各自發表看法，陳述主張，申明立場。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現象，並受法律保障。在我們這個國度，誰一旦成了統治者的政治對頭或被看做思想異端，日子就很難過了。國家、權力、輿論、黨派、社會、朋友，甚至家庭，都會糾合成為一股力量，不斷地打擊、迫害、除滅這個對頭和異端……”
父親麵對政治壓力和應付社會環境的惟一選擇，是獨處，也隻能獨處。假如他是個埋頭做學問的，麵壁數十載，獨處一輩子，也算不得什麽難事。偏偏父親從中國私塾讀到柏林大學，也沒能專心做學問，而是起勁兒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靜，得參與，得活動，得鬧騰。開會，講演，結社，遊行，擬指示，呼口號，寫文章，直至發動戰爭(可惜父親的本質是書生，他搞的政治始終未能上升到拿槍杆子的高級階段)。父親以此為生活，以此為追求，以此為樂趣。如今這種生活、追求和樂趣，給撅折掐斷，戛然而止了。這番光景，好似一個有名氣的演員，戲唱得正帶勁兒的時候，被轟下了台。父親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從洪秘書手裏接過當天的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厚厚一疊，他的眼睛像架掃描儀，用不了多大工夫，就都“掃”完了。惟有每日分兩版的16開大小的《參考資料》，讀得仔細，看的時間也最長。
父親說：“隻有‘參考’上，還有一點消息。”有時候《參考資料》送進門，正巧父親要去方便。他能拿著它，在衛生間裏呆上幾十分鍾。要不是母親催我也叫喚的話，不知他坐在馬桶上還得看多久。老實講，能得到這一點消息，也來之不易。因為父親在必須接受右派帽子時，向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惟一請求，就是希望今後能夠繼續看到一份《參考資料》。
把看“參考”的事做畢，父親也就終日無事可做了。在以往雜亂忙碌辛苦勞累疲憊困乏的時候，他多麽向往安寧清靜恬淡閑適的日子。現在，他向往的日子來了，卻沒能給自己帶來安寧清靜恬淡閑適。
年輕的我很難體會出父親內心的複雜感受，但我發現自己的日子過得也不痛快了。下午自習課後的自由活動，是我最難挨的時光。看著同學三三兩兩地閑聊天，拉幫結夥地搞活動，我孤零零地佇立於操場東頭的老楊樹下，看著漸褪的夕陽，即使什麽都不想，隻要鼻子一酸，那眼淚就流成了行。為了排遣空虛，我能借個籃球，一口氣玩它幾個小時。
我的同學，已是北京青少年業餘體校籃球隊員的洪鈐，瞧我投籃的興致如此之高，便對我說：“你那麽愛好體育，找個機會我推薦你去業餘體校學打籃球吧？”
我回家把這事兒跟父親說了。父親這下子可找到一個分析事理的機會。他口若懸河地講起來，認為洪鈐的通脫，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響。由此，我發現講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親的話頭。他，真的寂寞。
時間一長，我打球的熱情開始消衰，決定不再去體校。下午放學回家，把功課做完，就和父親一樣地無事可做。無事可做的父親看不慣無事可做的女兒。他問：“你的心上是不是長了草?能不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個複雜的東西，像父親僅在1957年一個夏季，就能給官方提那麽多條的批評意見；而我跟他生活了幾十年，除了以疑問句方式批評我“心上長草”之外，至今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父親是否還教訓過我什麽。
為了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親鄭重提出要學書畫。理由是：“如果我不學的話，將來你死了，你買的那麽多的字畫由誰來欣賞呢？”父親聽後，大驚大笑亦大喜。
父親立即張羅起來。首先讓母親把她的西書房騰給我，然後給我送來文房四寶、鎮尺印泥、碑帖、畫譜。他自己充當搬運工，不叫洪秘書插手。什麽康熙時期造的墨，給乾隆爺進貢的紙，紫檀的筆架，端溪的硯台，還有祝允明、文徵明、吳昌碩、金農、鄭板橋、吳大、康有為等人，以及我當時就認不得、現在也記不起的許多名家寫的立軸、手卷、冊頁。父親每搬來一樣寶貝，都要數落給我聽，抖落給我看。
見他兩手灰塵一臉汗，我心疼得叫：“爸，別搬了。”他卻樂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親被父女倆昂揚的熱情所感染，也陪著我們高興。
繼而，是關於請誰來當我老師的問題。
父親說：“教你寫字的人不用請，你媽就是最好的老師。”
母親的書法特棒，這是黨派圈內眾人皆知的事。抗戰時期“民盟”給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親用正楷謄寫的。她正經八百一手顏體楷書，連周恩來都知道。50年代初國家決定在天安門前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母親接到被聘為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的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築家，又非美術家，怎地成了委員？後來遇見周恩來，周說是他提名的，說：李健生懂書法，對碑文的設計可以出些力。
誰來教我畫畫兒呢？父親決定給我找最好的國畫老師：“你看，陳半丁怎麽樣？”
我說：“當然好啦，隻怕太高，我夠不著。”
父親笑了，說我傻。因為投師皆投於高門之下。
父親把洪秘書叫來，讓他與陳半丁聯係，問問：這個星期天陳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帶著他的女兒登門拜訪。不一會兒，就有了回話兒，說半丁老人非常歡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聽到這“非常歡迎”四個字，父親實在舒心。
陳半丁家，茶幾上，擺著用玻璃杯沏好的兩杯熱茶，這顯然是給我們的。望著杯子裏尖細的茶葉載沉載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綠染濃，我怎麽也沒有想到杯水之間，能呈現如此的清幽和美麗。它的誘惑，簡直有如餓漢麵對著一道美食。實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開了，一口、兩口、三口，直至喝幹，然後興奮得對父親叫嚷道：“爸，我喝的這是什麽茶呀！會這麽香？”
陳半丁說：“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給你們預備好的。”
父親見我如此牛飲，便道：“陳半老，請莫見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紅茶罷了。”
父親細細啜飲，對茶味的醇和與茶香的綿長，讚不絕口：“這裏的茶，讓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詩句和因吃茶把家產吃空的故事了。”
從這話裏，我能感受到父親因獲得碧螺春規格的禮遇而產生的快慰。父親曾說過：如到別家做客，從外國人給你預備的杯盤刀叉和從中國人為你衝泡的茶水裏，大半能判別出這家主人對你歡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親問陳半老最近在做些什麽，陳答：“我在大躍進。”
父親困惑不解：“畫家怎麽大躍進？”
“畫家的大躍進，就是把畫越畫越大。”陳半老從沙發上站起來，指著自己的畫桌說：“這張桌子夠大了吧？不行，不夠大，要畫更大張的，我就挪到地上畫。後來，這樣畫也不行了，要求畫更大更大張的，我就搬到院子裏畫。”
講到此，他把我們父女帶至客廳門口，讓我們目測這所四合院的庭院橫有多寬，豎有多長。父親聽得直搖頭。
陳半老說：“因為大躍進的緣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這個院子的尺寸。躍進到最後，院子有多大，我的畫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這樣大的畫，該如何畫呢？”
陳答：“脫了鞋，站在紙上、蹲在紙上或趴在紙上畫。西南角畫它一棵鬆，東北角塗它一架藤，鬆枝旁邊添石頭，藤蔓底下開菊花……至於這幅畫的全貌，我也難知。因為畫完以後，我家無法張掛。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麽地方可以懸掛這樣的畫。”
一陣閑談後，父親將女兒想學畫的事說了。
陳半老一口答應收我為徒。父親向陳半老請教，畫壇收徒有何規矩及禮儀。陳半老說：“你家是下午喝紅茶的洋派，那些規矩就免了。”
我問陳半老，今後是怎樣個教法?答曰：“畫好一張或數張，拿來我看。”
在歸途，興致不減的父親還帶我到西單商場的舊書店逛了一圈。我很知道父親足足高興了一天的原因是什麽——陳半丁沒把他當右派。
父親自己也看出來，要陳半老一枝一葉、一山一石地教我這個一竅不通的學生，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決定重新物色個更加適合於我的老師。這時，父親想到女畫家潘素。
我問：“誰是潘素？”
“張伯駒夫人。”
“誰是張伯駒？”
父親說：“此人大有名氣。他入過軍界，搞過金融，最後揚名在詩詞文物。你看的舊小說裏，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詩詞歌賦，無所不曉，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嗎？張伯駒正是這樣的人。家中的收藏，多為罕見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條、首飾乃至房產換來的。別看爸爸有字畫五千多件，即使都賣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張伯駒藏有李白的真跡，叫《上陽台帖》。他把這個帖送給了毛澤東。收有杜牧的字，範仲淹的手卷……”
父親一路說下去，我聽著，聽著，仿佛覺得他不是在陳述某個事實，而是在編造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王國，該是什麽樣子的？想必張伯駒是風流倜儻，器宇軒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滿堂。
可父親又說：“我們去他家，這些東西都看不到了。”
“為什麽？”
“因為張伯駒把這些最好的藏品，捐給了國家。我們隻能見到文化部長沈雁冰發給他的一張獎狀。”
如果說，頭回去拜望陳半丁是懷著尊敬和不安的話；那麽，這次則是揣著興奮與好奇。
我們在一扇朱漆斑駁的小門旁邊停下，按按電鈴，沒有響動；拍拍門環，無人應承；再伸手一推，那門便開了。我心想：家藏豐厚的張伯駒，不設門房罷了，怎地連大門也不關？
跟著父親走進去，一位四十來歲年紀，身著藏青色華達呢製服的女士從北房快步走出。她體態豐盈，麵孔白皙，雙眸烏黑，腮邊的笑靨，生出許多嫵媚。惟有開闊而優雅的額頭上，刻著光陰碾過的印痕。
“章部長，歡迎您光臨寒舍。”雖然說的是北京話，卻帶著吳音。溫聲細語，吹氣如蘭。我斷定，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著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還沒等爸介紹，便說：“這就是女公子吧？”接著，把我們引入了北房正廳。
她見廳內無人，即轉向裏屋，喊道：“伯駒，章部長來了。”
張伯駒穿著古銅色中式夾襖，聽見夫人的喊話，便不緊不慢地跨進正廳，把目光投向了我們父女，並用手勢招呼我們坐下。
與陳半丁的熱情相比，張伯駒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親發問，他作答，且措辭簡短。倒是滿臉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許多話。夫人的巧於酬酢，越發地顯出張伯駒的閑散平淡。父親是第一次登門造訪，西服領帶，高車駟馬，極其鄭重。而張伯駒似乎就沒把父親當做貴客、遠客或稀客。好像我們這一老一少，是三天兩頭來這裏串門聊天的。
父親很快與張氏夫婦切入正題，說：“我這個讀高中的女兒，想學點國畫。不知潘先生可願收這個學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語幾句，爾後一團和氣地說：“既是章部長的女公子願意向我學，我自然也就願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個“章部長”，仿佛不知中國有反右，不知父親是欽定天下第一右。
事情談妥：我隔周來一次，時間定於禮拜天的上午。心願了卻，心情便放鬆了，驀地想起那些名貴得令人頭暈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張口結舌的捐獻。我坐在太師椅上，環顧四壁，很想找到父親說的“獎狀”。牆壁掛有潘素新繪的青綠山水，懸有張伯駒的鳥羽體詩詞，還有日曆牌，就是沒有嘉獎令。也許，它被置於臥室，畢竟是耗盡一生財力、半輩心血之物，彌足珍貴。
一會兒，父親起身準備告辭。眼睛向上一瞥，卻發現“獎狀”高高而悄悄地懸靠在貼近房梁的地方。“獎狀”不甚考究，還蒙著塵土。這不禁使我聯想起另一位頗負盛名的文人柳亞子來。父母曾帶著我去他家吃晚飯。從黃昏到夜深，我不記得大人們喝了多少壇紹興老酒，說了多少古今閑話。我隻記得：他家大客廳裏有四幅用金絲絨裝幀的、與毛澤東等人唱和的詩詞手跡。這兩個文人做派很不同：一個把極顯眼的東西，擱在極不顯眼的地方，浪漫地對待；一個將極重要的物件，做了極重要的強調，現實地處理。
此後，我每半月便去張伯駒家學畫，從臨摹開始。在教學的時候，張伯駒不進畫室，他做自己的事；沒事，就閑坐在客廳。他家不像我家有那麽多報刊雜誌，似乎隻訂有一份《北京日報》。而且，張伯駒看報，再大的新聞、再長的文章也是一晃而過。
我與張氏夫婦混熟了。潘素不讓我稱她為先生，於是，我一口一個地喊著：潘姨，潘姨。
漸漸地，我看出這對夫婦相處，是完全以張伯駒為軸心的。一位與之相熟識的老中醫告訴我，潘素對張伯駒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麽都依從他，特別是在收藏方麵。解放後張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畫，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張伯駒，已不是彼時的張公子。他不供職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所擔任的皆為虛職，並無實惠。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畫雖好，但想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和未來漫長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猶豫。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麽拉，怎麽哄，也不起來。最後，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一個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學習“淺絳”。畫得正起勁，張伯駒把妻子叫出去，耳語幾句。沒過多久，張伯駒又進來，又看看我倆。不大工夫，張伯駒再進來，再看看我倆。如此往複數次。
我問：“潘姨，張伯伯有事嗎？”
“就是有事，他才這個樣子。”
“那您和張伯伯去辦事吧，今天我就學到這裏，告辭了。”
潘素笑道：“什麽事呀，是你張伯伯叫我們吃飯去。”
正說著，張伯駒又進來。潘素邊看表，邊對他說：“剛十點多，還早。”
“走。”張先生聲音不大，可語氣堅定，一點沒商量。潘素忙著收拾畫具，盡管嘴裏還在嘟囔。
我們師徒三人，從細窄細窄的煙袋斜街穿出，沿鼓樓大街向南走去。我以為不過是在這條北城最熱鬧的街上找個飯館，就近而餐罷了。可看張伯駒雙手背在身後，目不斜視，大步疾行的樣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標。我們走過地安門南大街，又走過景山東街。張伯駒遠遠衝在前，像隻領頭羊，潘素和我則緊緊尾隨於後。
體態豐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額角的汗珠，對我說：“隻要上街，你張伯伯就是這樣走路，一個人像在打衝鋒，不管別人。”
我忍不住問：“潘姨，咱們這是去哪兒呀？”
“去歐美同學會(曾一度改為政協的文化俱樂部)，你張伯伯喜歡吃西餐。”
從後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裏程。
吃完飯回到家，即對父親描述了這頓拉練式的西餐。父親聽後，大為不安。說：“事情被顛倒了。學生居然吃起老師來了，該請客的是我們。”
父親決定讓廚師備上一席佳肴，回請張氏夫婦。我家的這位大廚師姓梁，東興樓出身，是高崗出事後調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戲。聽說來客是名票張伯駒，便發誓要拿出看家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沒請客，作為掌灶的他，早就手癢難耐了。
一個周末的下午，父親叫司機用車把張氏夫婦接到家中。
在一番寒暄和閑談之後，父親拿出張大千的畫，請他過目。
張伯駒比較欣賞其中的12幅黃山山水圖，說：“東西不錯。雖然屬於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構思、布局別具匠心。筆法也很空靈。”張伯駒又轉身對我說：“小愚，你在家要跟著父親多看。因為繪畫作品的真價，不是從知識，而是從直觀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親的臉堆滿了笑，別提多高興了。他告訴張伯駒：“我主要是藏書，其次才是藏畫。買書畫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為四九年從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馬路上看到一車車的線裝書送往造紙廠，心疼得不得了。於是乎，趕快把情況告訴了鄭振鐸，請他製止這種行為。西諦回答說：‘現在要辦的事太多。這樣的事，一時顧不過來。伯鈞，你發動黨外的朋友，大家都來收藏一些吧。’這樣，我除了日常開支，所有的錢就都用來買書、買畫。健生也很支持。”
“書畫還算幸運，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來，恐怕就困難了。”
“你是指城牆、大屋頂和牌樓吧？”父親問。
張伯駒點點頭。
父親慨然道：“對某些領導人而言，他們沒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這樣一來，從昨天延續到今天的許多偉大之物，如城牆、牌樓，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我在蓋交通部大樓的時候，就堅持要大屋頂。蓋好後，人人都說它外麵好看，裏麵好用。”
談到當代畫家，話題又不可繞避地轉到了“反右”。
父親說：“五六年因為文化部和中國美協有輕視國畫的傾向，我聯絡努生(羅隆基)，再拉上李任潮(李濟深)，向周恩來反映了這個問題。後來又與葉恭綽、汪慎生、王雪濤、徐燕蓀等人，一道發起成立北京畫院，為的是把國畫創作和研究獨立出來。結果凡是與此事有關的畫家，除齊白石外其餘一概劃為右派。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難消卻。但我很不理解的是——為什麽你捐獻了那麽多有價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沒有起到作用？”
張伯駒擺擺手，打斷了父親的話頭：“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講這些話。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麽，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劃成右派，也就不足為怪。再說，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並不怎麽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共產黨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那時，到我家做客的，已多為同類。無論是博學雄辯的羅隆基，還是北伐名將黃琪翔，隻要提及自己的“劃右”，不是憤憤不平就是淚流滿麵。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會主義政治課教給我們對待挫折的一句豪邁話語是：“跌倒了，算什麽?爬起來!再前進。”可跌倒了的張伯駒，怎麽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沒跌倒，所以，張伯駒不必“爬起來”，而我父親、羅隆基、黃琪翔，就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讚道：“張先生，真公子也！”
我家的廚師把晚餐伺弄得極其精美，連盛菜的盤碟，也一律換成了官窯清(代)瓷。席間，張伯駒隻是吃，既不評品菜肴的良窳，也不留意杯盤的質地。喜歡聽兩句好話的父親和站在那邊廂等著叫好的梁師傅，算是白費了心機。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著點點頭，連連誇道：“這個菜做得不錯。”
飯後，他們夫婦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辭。
從此，父親每年都要在家請張、潘夫婦吃幾次便飯。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節初五至十五之間。我想，這頓飯，是在替我謝師了。父親若是新購得幾件字畫，飯前必拿出來請張伯駒過目，說說真假，評評優劣。他們不談政治。
張伯駒在看過父親的藏畫目錄後，建議今後以明清佳品為主。他說：“現在想找宋元字畫，已經很困難了。如今，有了什麽好的東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給康生他們。你莫說買，連見都見不到。”
父親苦笑著說：“我哪有野心和財力去買夏圭、馬遠，能弄到一兩幅石濤、八大，就很滿足了。我現在是右派，好東西更不易搞到，工資也減了很多。就是當部長的時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畫，也都是先通知康生他們，或者直接送到他們家裏。對他們，價格也是出奇地低。有時候，一幅字畫在跑了幾家之後，人家不要，才送到我們這些人手裏。價錢嘛，標價是多少，我們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章乃器)算是有錢的，而我就隻有靠工資了。五七年以後，我的工資大減。有時買些古書，字畫就很少問津了。再說，從前還能借些錢，現在誰借給你？”
說到字畫的價錢，父親遂問張伯駒：“你的那些名貴字畫，聽說全是用金條、房產換來的？”
張先生點點頭：“陸機《平複帖》是用4萬大洋從溥心佘手裏買的。這個價錢算便宜的，因為溥心佘開口就要20萬大洋。買展子虔的《遊春圖》，是我把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據說是李蓮英舊居)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220兩黃金，又讓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240兩，從玉池山房老板那裏弄來的。那老板張口索要的黃金是800兩！《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陽台帖》、唐寅《蜀官妓圖》，當時老袁的庶務司長郭世五願以20萬大洋賣我。我一時也搞不到這麽個數目的錢，隻好先付6萬大洋的訂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給郭家。範仲淹手書《道服讚》是我用110兩黃金購來的。”
講到這裏，張伯駒喟歎道：“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曆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唐代韓幹的《照夜白圖》，就是溥心在三六年賣給了外國人。當時我在上海，想辦法阻止都來不及。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人搜刮中國文物就更厲害了。所以我從30歲到60歲，一直收藏字畫名跡。目的也一直明確，那就是我在自己的書畫錄裏寫下的一名話——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在中國的文化裏，詩的地位是最高的。張伯駒在任何場合，都忘不了詩。隨時可吟詩，可賦詞。這風度，傾倒了包括毛澤東、陳毅在內的許多人。別說是外出做客、看戲歸來，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夜起風，也能引出詩興。於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做詩吟聯填詞，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於幾還快。我隨便出個題，他張口就來。既合格律又切題，真叫絕了。
張伯駒創作的詩詞不求發表，是興之所至。一段時間下來，他就自掏腰包，把這些新作油印成冊。這些灰藍封麵、薄薄軟軟的小冊子，一摞一摞地碼放在客廳沿壁而立的竹質書架上。我有時會覺得它們酷似一個身著素色長衫的文人，長久靜立，沉默無語。
我對張伯駒說：“您的詩集，能給我一本嗎？”
他抽出兩本，遞過來。道：“拿一本給你的父親。”
張伯駒既不在詩集的扉頁上題款，也不說請我父親指正之類的話。以後，但凡有了新作，張伯駒一定送我，且一定是兩本。每本我大多翻閱前麵幾頁，然後束之高閣。不是不愛看，而是由於用典太多，我讀不大懂。好在張伯駒從來不問讀後感想。
父親是讀完的，從開篇到頁尾。他的讀後感是：“中國的文學再發達，以後不會再有張伯駒。”
對父親的這句評語，我原以為是針對張伯駒的詩詞水平與技巧而言，後來，隨著世事變化，特別是到了今天，我才品嚼出它的豐富內涵來。就拿現在的人來說，最大的生活目標不外乎自我價值的實現。繼之而來的事，便是如何經營推銷自己，實現目標的問題。而所謂經營推銷，就意味著一個持久又複雜的運作方式。這其間包括精密的算計，有效的操作，小心的防範，合理的攻掠，利益的謀取，以及心狠手辣等等。如此經營人生，自然人性的、審美的東西都要擯棄。而這些恰恰是中國傳統詩歌的感性基石，也是張伯駒的創作基石。基石都沒了，哪兒還有張伯駒?
【來源：《書摘》2004年第1期 文/章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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