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和夫人謝文秀
回想起來真是幼稚，少年時總以為當皺紋爬上眼角、雙鬢飛霜的時候，一個秋日的黃昏，自己會翻看書裏夾著的枯萎的花朵，感歎如夢如煙的人生，思念往昔的時光，玩味淡淡的哀愁。
青年、中年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仿佛使我清醒一些，代替玫瑰色夢幻的是實實在在右派妻子的處境。比起那些隨丈夫發配到邊疆的妻子，我的不幸自然也隻是“淡淡的”，甚至還算是“幸運”的。從沒離開原先工作的新聞單位，下放過幾次，也是名正言順的下放幹部，不算勞改。
幸耶，不幸？隻有自己心裏明白。從沒有挨餓受凍，更沒受過批鬥，隻是那些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像強烈地震時甩出的糅著驚悸、辛酸、無奈也還帶著一絲溫馨的碎片，深深地嵌在腦海裏，化不開，忘不了。
羅網
即使在邵燕祥蒙受種種恥辱打入另冊，我處境不佳的年代裏，我也不能把一切不順心乃至倒黴的命運全算在他的賬上。在一些人看來，我並不是無辜的。
有人說：瞧，這才是一對呢，都是右派言論。
這句話，我是1958年夏天在河北滄縣整風時聽說的。
我知道這意味著我也要被劃成右派了。
為什麽？
很簡單，是我又一次自投羅網。
1958年初，剛進滄縣竇店村不久，住在一戶下中農家裏，這家日子過得很艱難，幾乎很少吃到純糧食，我和他們六口人一起除了沒吃過觀音土以外，各種代食品都嚐遍了，黃菜盤子（一種野菜籽兒）、棉籽餅、蘿卜條（甜蘿卜條，即甜菜榨糖的下腳料）、糠，還有我叫不上名兒的能填肚子的各種野菜、野草。戶主叫韓崇悌，生產隊長，生活的重擔壓得他除了下地幹活，總是一言不發。瘦得皮包骨頭的大娘看著三個正在長身體的孫兒孫女缺乏營養，忍不住數落了高級社的種種弊病，說還不如初級社。在一次團支部會上，我轉述了房東大娘的看法，自以為是如實反映了下中農的呼聲。
沒幾天團支部又一次開會，是對我的批判會。記得有一位黨員幹部列席，團支部書記定調，指責我下放以來不好好改造思想，還否定農業合作化，說什麽高級社不如初級社，還有句話在心裏沒說出來，就是初級社不如單幹。
盡管我在一年前剛在解放軍胸科醫院開過刀：因先天性動脈導管未閉動了結紮手術，從小體質又較弱，可在竇店幹活毫不惜力，從未嫌苦怕累；我沒下過農村，更沒嚐過饑餓的滋味，看著農民吃糠咽菜，自己咬著牙也挺過來了，沒有任何怨言。但是沒用，誰讓你說不合時宜的真話了。這又一次埋下了禍根。
這到底算是第幾次，我也說不清。
參加工作以後，我這個經曆簡單（從沒參加過任何“反動黨團”包括其外圍組織，也沒接觸過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頭腦更簡單的學生，因為直言，一度居然成為肅反的審查對象。
我在學校並不用功，可是少年時代學的知識多少在腦子裏沉澱下一些印象。我記得中學的外國地理課本明明白白說：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原先並不是蘇聯的領土，二次大戰爆發以後才並入蘇聯。不知什麽鬼使神差，我在某一次會上闡述了這一觀點。我又喜歡跟一些同學打橋牌、聽音樂會，偶爾還去喝咖啡。這在一些人眼裏，無疑是堅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甚至還有反革命小集團至少是落後小集團之嫌。
肅反運動，我不是明確的審查對象，開了幾次會“幫助”我，找我談話讓我揭發。我揭發了別人，如巴金所說“跟在別人後麵丟石塊”，為的是保護自己過關。
肅反的羅網，我算是擦邊而過，因為我真的跟反革命沒有任何瓜葛。當然也因為當時主持電台對內部（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的顧文華是位大事從不糊塗的領導，他對我被支部列為肅反審查對象大概也覺得荒唐。在他的領導下，對我的審查也就真成了走過場。
1957年鳴放時，我因忙於業務，沒在任何所謂煽風點火的大字報上簽名，而燕祥，起初也沒卷入。後來風向一變，我這個後知後覺的人對大禍臨頭沒絲毫預感，非但不感到忐忑不安，甚至還要對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麽？》說三道四。同時表示不理解甚至憤慨的還有比我大幾歲、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的李宜。
燕祥被劃為右派，我做夢也沒想到，國慶節前開了黨支部擴大會，擴大到團支部，當然不包括我這個團員。我知道黨支部在“幫助”他，他不告訴我開會的內容，我也不問。那會兒的人，包括我這個被視為典型資產階級小姐的青年，實際上組織紀律性極強，從不打聽任何所謂黨內機密。我大概太懵懵懂懂了，不知道他已陷入天羅地網，國慶假日，他留在宿舍寫材料，我卻還有興致和同學一起去聽傅聰的音樂會。
沒多久，對邵燕祥的鬥爭不再保密，黨支部書記何光在一個局黨組成員的支持下導演的一批又一批揭露他“罪行”的大字報出籠了，一次又一次批判他“罪行”的會議召開了，何光還專門找我談話，讓我揭發邵的問題。我雖然心情矛盾、痛苦，但是經曆過政治運動的我，知道自己辮子不少，也擔心被揪出來，隻能表態要劃清界限，還列舉了我知道的他寄出而尚未發表的詩文。
1957年我和李宜都被定為中右，卻沒劃為右派。幾十年後才知道，我這是沾了李宜的光。本來我和李宜的“右派材料”已經在部分人中傳閱了，隻因李的姑母、姑父是李伯釗（中央戲劇學院院長）、楊尚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投鼠忌器，不看僧麵看佛麵，支部要對李宜網開一麵，我也跟著從網邊閃過去了。
1958年滄縣整風補課時，讓每個人寫大字報交心，我竟然貼大字報說想不通邵是右派，還引經據典：蘇聯的杜金采夫雖然寫了《不單是靠麵包》受到批判，但並未因此成為敵人雲雲，還說如果邵是右派，那麽，我更是右派。急得一位下放在同村的好心人、電台工業組的同事，比我要明白幾千倍、幾萬倍的夏佛生恨鐵不成鋼地批評我：你根本不懂思想改造。是的，我真不懂。都到這個時候了，什麽陽謀、陰謀早已公之於眾，哪個知識分子不是噤若寒蟬，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反右這一關，到補課了，還要自投羅網。
沒料到的是我又一次幸免於難。當時不明就裏。後來得知，下放工作團的領導核心中，有三位老同誌：重慶新華日報來的陳競寰、膠東老區來的王治本和山西老區來的馬映泉（前二位已去世），力保我過了關，理由是：已經有一個右派了，別讓一家子都成右派。真是菩薩心腸。以後的日子裏，他們多次見過我，從不提這事；燕祥和我從側麵了解到當年的實情，也沒當麵感謝過他們。
我不是教徒，但我真誠地祈求上帝：去世的二位上天堂，在人間的馬老健康長壽！
門檻
從那以後，不論是邵燕祥，還是我，都曾多次虔誠地檢討、認錯，他總算在1959年秋被摘了“帽子”，回電台不宜留在編輯部，調廣播文工團。而我，雖不適合當記者，尤其不能搞工業報道（是怕我裏通外國泄密，還是擔心我到重點工程搞破壞？），從滄縣回電台調離工業組，到新聞組當編輯。60年代初期，周恩來、陳毅在廣州為知識分子包括“右派”說了點好話，我的處境也有微妙的變化，一度居然把我調到記者組。沒過多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了，我自然又調離記者組。我常說，別看我這個小人物，我的工作調動還總是和大氣候緊緊關連著呢。
盡管對我的工作時有調整，我也絕對沒有什麽怨言。看著那麽多的右派家屬隨著丈夫去寧夏、內蒙古落戶，我除了感激，還有什麽可說的。
那些年，我真誠地感謝組織對他的挽救，感謝組織對我的幫助。幾乎每次運動，每次年終小結，都像祥林嫂說她的阿毛被狼叼走一樣，痛罵資產階級家庭，檢討階級立場，又針對多年不馴服的毛病，表示決心當馴服工具。
就像祥林嫂因為兩次嫁人怕到地獄被兩任丈夫扯成兩半捐了門檻贖罪一樣，燕祥和我在那些年裏，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悔過、認錯、改造，甚至緊跟。1959年反右傾運動，他剛從河北黃驊農場調回北京，根本鬧不清運動的背景，更不知道廬山會議批的是彭老總，反正《紅旗》雜誌上批同路人，也就跟著批。記得他寫的批判文章還被機關內部的小報刊登了，發表時沒有他的名字，隻說是根據會議紀錄整理。60年代初期，他又主動配合反修鬥爭，把蘇聯作家柯切托夫維護斯大林的小說《葉爾紹夫兄弟》改編成話劇，經過孫維世等人指點修改後演出。“摘帽右派”參與的劇本，居然成了黨團員內部觀摩的話劇，盡管他本人已被開除黨籍。真是極大的諷剌！
1963年生的第二個孩子是個女兒，起名叫甜甜。我們兩人已經改造得絕沒有自己的意誌，以為從此可以四平八穩地過平常日子，我們希望生活像蜜一樣甜，哪還會去反黨、反對偉大領袖呢！再說他也勞改過了，我也沒少勞動，應該說已經贖了罪。可是“七八年再來一次”！捐了門檻還是有罪！
他那麽樣的夾起尾巴做人，從文藝界小整風開始，又成了批判對象。隻能說在劫難逃啊！
門檻啊，門檻，如果是屠格涅夫筆下的《門檻》，那是他心甘情願的。他從解放前參加地下黨外圍組織起，就是抱著那樣的信念：
——嗬，你想跨進這門檻，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麽嗎？
——知道。——姑娘回答說
——知道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蔑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死亡嗎？
——知道。
——知道你會跟人世隔絕，完全孤零零一個人嗎？
——知道，我準備好了……我願意經受一切苦難，一切打擊。
——知道不僅要躲開敵人，而且要拋棄親人，離開朋友嗎？
——是的，……都可以離開他們。
——好吧。你情願去犧牲嗎？
——是的。
……
如今，門檻怎麽成了魯迅筆下祥林嫂的了？
而我，理所當然要受株連。
更大的風浪終於來了。
冬日
三十二年前的冬天——1966年的冬天格外冷。
我住一間朝北的小屋，暖氣似有若無，隔夜烤在暖氣上的襪子沒幹。我又給孩子們找出兩雙襪子，一雙有個小洞，趕緊找針線縫上。
每星期一早上都是這麽緊張。不到五點半就起床，自己收拾停當，給兩個孩子準備好幹淨衣服，輕輕地叫醒兒子、女兒。
鬧鬧、甜甜，乖，起床，該上幼兒園了。
兒子多少知道鍾點，老大不情願地問，媽媽，幾點？
六點都過了，起來吧！
不，幼兒園班車七點半才來呢，我再睡一會會兒。
兒子說得不錯，班車離宿舍很近，七點起床也不晚，可是……
鬧鬧，乖起，媽媽還要送妹妹上報國寺托兒所呢，晚了來不及。聽媽媽話。
甜甜似醒未醒，使勁揉眼睛。
“妹妹都醒了，鬧鬧懂事，自個兒穿衣服。我幫妹妹穿。”
全利索了，又給孩子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到宿舍院兒裏，天還沒全亮。
六點四十五分，我把鬧鬧送到候班車地點——小馬路的南邊，那裏挨著北京電台的大門，門前有一片空地，比較寬敞，即使有來往車輛也不至於碰著孩子。他照例是第一個，也是半小時內唯一的一個。天還沒全亮，馬路上靜悄悄的，我替他把大衣領上的扣子扣緊，圍巾圍緊，一再叮嚀：“千萬別走遠，實在冷得不行，就跺跺腳。鬧鬧勇敢、能幹，不用媽媽送上班車，自個兒能行，是吧！”兒子痛快地答應了，分手時還說了聲：“媽媽，再見！”
甜甜走得慢，我隻好抱著她往汽車站趕。本來19路車直達報國寺，可那年修廣安門橋，當中要下來走一截。廣安門下車，我實在抱不動了，拉著她的手過臨時搭的便橋。橋周圍一片空曠，撲麵的大風刮得我衣服仿佛被吹透了。低頭看女兒，穿的是哥哥的小大衣，有點短，更擋不住凜冽的寒風。我眼圈兒一紅，責怪自己真不是好媽媽，怎麽就沒想到給孩子準備件厚大衣呢，雖說幼兒園、托兒所都備早飯，大冷天，我怎麽就不讓孩子吃一口再出門呢！“甜甜，這兒冷，咱們快走，過橋上車就好了。”她緊緊拉著我手，依偎著我的身子，盡可能趕上我的腳步。一邊走一邊又怯怯地重複了多次的要求：“媽媽，星期六早點兒接我，每次你來，小朋友都走光了。”女兒的要求不高，可是我沒法答應，又不忍心拒絕，隻好拐了一個彎：“你看，每星期六，媽媽總是顧著接你；哥哥坐班車回宿舍，都是鄰居阿姨、叔叔幫著接，媽媽對你好嗎？”“好！”“對，甜甜也好。好孩子，媽媽晚接也不鬧，是嗎？”她點點頭。
從托兒所回來的路上，才又想起兒子。我安慰自己，班車會按時來的，他不會老在冷風裏獨自站著，也許還能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跟他說說話，把他送上車。再說他也習慣了，將近半年都是這麽過來的。有個經常送孩子上班車的好心人告訴我，每次車一起動，人家小孩兒總是擠在靠窗口的地方吱吱喳喳向爸爸、媽媽招手再見，而他，一個孱弱白皙的小男孩兒，安靜地坐在那兒，一動不動。
是的，小時候有名的鬧鬧，現在仿佛變得特別乖。我不也是麽，都說我個性強，如今不也得比誰都知趣。
八點差五分，我準時到辦公室。
離婚
沒人硬性規定我每天必須按時上班，是我給自己立下的規矩。
倒也不僅僅因為文革的風暴，從小受的教育就是要遵時，守信用。工作以後也習慣了按時上下班。又何況如今！
別人家裏有事能晚會兒來，早點走，我不能，誰讓我丈夫是專政對象，進了政訓隊呢。據說已內定開除公職，到湖南洞庭湖邊的農場勞動改造。我無法改變命運，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對革命事業忠誠，對革命工作絕對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也許這樣能稍稍改善一下處境。我一再表明，準備跟丈夫離婚，給兒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謝立新。女兒1963年生下來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過下意識裏也想過，萬一再有風浪，非離婚不可，一雙兒女一人一個也好。沒想到，不幸而言中。
幾天前，我已把母親留給我作紀念的幾樣首飾交到部門的文革領導小組；前不久父親在上海病故，我為表示與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隻發了一個電報給頂門立戶的哥哥：請酌情辦喪事，我不返滬。
我還能幹些什麽呢？唯一可表白我心跡的隻有拚命工作。記得1958年下放結束時，不少右派妻子調到寧夏，我卻如期回到電台。一位被認為原則性極強的女上級沅華善意地透露了緣由：“像你這樣努力的業務幹部，中央電台還是需要的。”其實這隻是一種說法，要不是廣播局的梅益等領導有意讓邵以後（當時他還在黃驊農場勞改）調回機關，我再努力也徒然。不過，聽了這話倒讓我多少明白一點：我沒有任何優越條件，出身不好，愛人是右派，隻有業務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連，我算是過來人。可這回來勢不善。兒子五歲多，女兒才三歲，還有頭幾年剛寡居的婆母。怎麽辦？
早在他被隔離前，我們就商議好：孩子由我一個人管，住機關宿舍。根據以往的經曆，我存有僥幸心理，也許還能留在電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親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讓孩子慢慢忘了他這個爸爸。記得最早是由我提出的，他沒意見。
聯想起1957年那個讓人揪心的日子，我們結婚才半年多，大難臨頭，我還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沒工作我也要養活他。這回，可真應了那句人們熟悉的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兩分飛”。選擇“分飛”無非是覺得可以暫時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衝擊，至於能不能飛出去，能不能飛到一片安穩的樹林，誰能預料？“兩分飛”對我來說最大的代價是要忍受人們心頭的非議。那些年不管人們口頭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總有是非。我把他攆回家，還不讓孩子跟奶奶見麵，我還是為人妻、為人母的女人嗎，簡直是沒情沒義的勢利小人。可想想兩個年幼純真的孩子，我別無選擇。宿舍院兒裏，電台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少兒部主任鄭佳，除被抄家外，連宿舍的房門口也貼滿了勒令低頭認罪的大字報；我要不堅決點兒，過不了幾天，我們住的宿舍也會遭到劫難，孩子脆弱的心靈怎能經住這樣殘酷的折磨！我從不期望領導表揚我立場堅定，隻是怕驚嚇著孩子。
分別時，我忍不住哭了，什麽也說不出來。他沒流淚，一再說讓我多保重，“要想開點，一個人一輩子什麽日子都要過的”。一個夏日的夜晚，他帶著簡單的衣物離開了機關宿舍。
那幾個月，我跟他沒有一點點聯係。
沒人相信我會真離婚。從延安來的老播音員齊越對他說，你們是假離婚吧！
是真是假，我也說不清。形勢一緊張，我就覺得怕早晚得辦正式手續，甚至考慮得十分具體：離婚大概得上居委會或是法院辦手續，在那種場合，我能昧著良心嚴詞厲語指責他如何如何反動，表明堅決離婚的決心麽？恐怕不能，我擔心自己終究控製不住感情，會流淚，甚至泣不成聲。那樣的離婚徒然落話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時日再說，也許時間長了，疏遠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這麽想的，從沒告訴過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後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從政訓隊出來，我也沒敢讓他公然回家，都說右派要到運動後期處理，誰知道會落個什麽下場。1967年春節前，鄰居兩夫妻帶著孩子回老家探親，孩子們平時在托兒所，一個單元裏日常就我一個人，他偶爾晚上悄悄地來，深夜或淩晨待院兒裏基本沒人時再離開，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動隱秘而短暫，連孩子都不知道爸爸來過。沒過多久，鄰居回來了，我們又恢複兩不相幹的生活。
大概預計到新的一輪衝擊將波及到他。在這期間，他給我帶來過兩封信，原信早就銷毀，大意是讓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會自殺。他永遠記住魯迅先生的話：名列於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
果然，1968年春，他又一次被揪出來，說是妄圖翻案的右派。
離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頭翻騰開了。
我找誰商量呢，想來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50年代後期就與右派丈夫離了婚，之後一直帶著女兒過。我登門拜訪，她不感意外，隻是告訴我，如果不再結婚，離婚後處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麽說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這個重要的社會關係不可能甩掉。本來我天真地以為離了婚孩子往後的日子會好過些，少遭些白眼，少受些歧視，從未想到還要再找個什麽人結婚。既然如此，我也隻好還是老主意，拖，拖，拖……
後來，受衝擊的人越來越多，那麽多反革命、黑幫、“5·16”、叛徒、特務，有時簡直像走馬燈，今天還是一派頭頭，明天成了黑手；這會兒是革命幹部，過一陣又成了叛徒，他們或她們的家人大都照樣過日子，我責怪自己幹嘛那麽驚慌失措，自尋煩惱，還是得過且過吧。
盡管我下過幾次決心，一刀兩斷，劃清界限，最終還是齊越說得對：是一場假離婚。
我從少年時就耳濡目染了那麽些良心、情義等等價值觀念，遇到思想不通強迫自己采取某一項行動時，好像心靈無時無刻不受熬煎，有時也想學著硬硬心腸，快刀斬亂麻，不行，心裏發虛。我大概命裏注定，一輩子也成不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識時務的聰明人。作為妻子，隻能是劃不清界限的女人；作為編輯，我則是個隻認死理而不會“轉彎子”的迂者。
要強
我自以為是個要強的人。
那一陣工作、開會、學習，哪頭也不敢耽誤。文革開始剛興背“老三篇”時，我和同辦公室同年齡的張赫玲很快就把“老三篇”和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背得滾瓜爛熟，一半虔誠一半逞強，還夾著幾分不得已。反正，我這個注定每次運動都“落後”（不說你反動就是十分客氣的了）的人其實是從來不甘也不敢”落後”的。
不管心情如何，在公開場合我不願失態。1957年我跟他同一個部門，批他的大會、小會，凡是讓我參加的，我都不動聲色坐在一旁，聽著各種上綱上線的批判，瞥一眼各種人投來的目光：幸災樂禍，冷淡，更多的卻是同情。這次運動來勢更猛，下跪、剃陰陽頭這些至少在電台前所未聞的侮辱人格的種種，他無一幸免。
那天早上，我一進廣播局大門，就感到異樣，幾個年輕人惡狠狠地嚷嚷，把黑幫梅益揪出來！接著中央電台有人呼應，把鄭佳揪出來！又有人喊，把……我趕緊快步走到辦公室坐在桌前，不管走廊裏有什麽動靜，我總是一聲不吭，低頭編稿，盡力掩飾自己的不安。我認出門口的年輕人中有一位是廣播學院剛畢業不久的女學生，是對外部（國際電台）的文藝編輯，總還會有對內部（中央電台）的人參加，都是些誰呢？事後聽說把黑幫頭發剃成陰陽頭的是60年代初複旦大學新聞係畢業的，曾跟我在一個部門工作過；那個特地找來剪刀的我還比較熟悉，是個極為幼稚的小錄音員。應該說在廣播局當時的一幫風雲人物中，他們絕對不算最壞，可是偏偏我認為人品還算過得去的人會有這樣的“革命行動”，真是不可思議。事後想起來，覺得運動一來，那種瘋狂，那種“鬥、鬥、鬥”的氛圍，還有曆次運動過後積極分子被提拔的實惠，真是把人性中最最醜惡、最最殘酷的那一部分充分調動出來了。這幾十年，我還多次遇到那位複旦的低我好幾班的校友和那位錄音員，我們相處很好，有時還能說些真心話。誰也不提當年那些個事。
那些年在公眾場合，不管聽到什麽，看到什麽，我總是裝作無動於衷的樣子。委屈、眼淚隻能往肚裏咽。每天上班，特地穿得整整齊齊，個別極熟的朋友半真半假的說，你啊，越是日子不好過越穿得筆挺。筆挺顯然是誇張，不過確實不願給人以可憐兮兮的印象。
1967年女兒轉進廣播局幼兒園，周末、周一早上不用兵分兩路，疲於奔命，我感到輕鬆多了。運動一開始那種焦急、畏懼的情緒也稍有減輕。
兩個孩子誕生時，我們的經濟情況可以，高興時給孩子縫點衣服，偶爾回上海，親人送、自己買，孩子穿得不算差。文革後，孩子長高了，原先的衣服嫌短嫌小，到商店看看，不管大人孩子都是四個兜的中山裝，價錢又不便宜。我想想，還是自己動手吧。平時開夜車怕影響第二天工作，萬一犯困出了差錯，可擔當不起。星期六晚上孩子們睡下後就是我做針線活的時間，縫紉機經常踩到半夜兩三點。會縫紉的大姐也曾給孩子做幾件夾克衫寄來。哥哥和二姐也沒忘了給我兩個孩子買幾件童裝。就這麽著，兒子從小到成年沒穿過一件千篇一律的中山裝。我還記得，女兒有一件淺藍色燈芯絨外套，又短又小，我把它改成一件後邊開的背心，還鑲了深藍的邊，她穿了好幾年。可能是1969年，形勢稍許緩和一些，上海的哥哥來京出差特地為女兒帶來了當時最時興的小軍裝，女兒挺喜歡，我始終沒讓她穿，轉送出去了。鋪天蓋地的草綠色，我不隻是看煩了，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得意揚揚自以為天生高人一頭的紅衛兵，抄家時用皮帶抽人的紅衛兵，成天繃著臉訓斥人的軍宣隊，哪個都穿著一身綠。
以往節假日孩子都上奶奶家，奶奶家去不成，我就設法帶他們上公園，讓他們也跟健全家庭的小朋友一樣，有歡樂的童年。
文革開始一兩年，我還參加節日報道或重大報道的最後複製合成工作，外出采訪自然就免了。複製合成時間性強，容不得出一點差錯，好在這些活我幹了多年，並不怵，麻煩的是晚上播出後還不算完，必須等姚文元審定的新華社稿來以後，以欽定稿為準修改。這樣，白天幹了一天，晚上休息片刻又要接著工作。改完還不能走，誰知道什麽時候又來個改稿呢，得到第二天清晨拿到《人民日報》大樣，我才算完成任務。
在機房時，我盡可能鎮靜、細心，動作敏捷，除了眼前的錄音帶、文字稿，什麽都不想。出了機房，有點空閑，就要想這想那，想起那一雙沒人接的兒女，該在幼兒園長老安伯伯家安睡了吧。老安伯伯是位老革命，文化水平不高，心眼兒好。每逢節假日誰家孩子沒人接，他理所當然地把孩子安頓在自家。我那一兒一女是老安家節假日的常客。直到現在，我還清晰地回想起他微微彎曲的身軀，帶著濃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話。每次我從他家接回孩子一再表示謝意，他和老伴隻是輕輕地說，孩子挺好，快走吧，帶孩子好好玩玩。
是的，那天我上幼兒園接孩子已經是5月2日早上快八點了。第二天一早，他們又該回幼兒園過集體生活，這僅有的一天，不能委屈孩子。“走，咱們上北海公園去！”兩個孩子一邊跳著蹦著，一邊搶著告訴我頭天夜晚怎樣在老安伯伯家的房頂上看天安門放花。雖說連續工作了一天一夜，看孩子們這麽興奮，倒也不覺得困乏。“真好看，媽媽，轟一下，半邊天全亮了，紫的、黃的、銀色的，比在奶奶家都看得清楚。”“你們怎麽上的房？可要小心啊！”“老安伯伯家的大哥哥、大姐姐把我們弄上去的。沒事的。”
國慶節夜晚看放花，北京人得天獨厚的享受、樂趣，對我仿佛已經陌生了。1956年的國慶，燕祥要寫一篇節日夜晚的特寫，我陪他走在西長安街上，望著星空一簇又一簇的焰火，我們隨便談著，他說起火樹銀花，我忽然聯想到在上海看過的美國歌舞片《火樹銀花》，不過沒好意思說出口，當時他正真誠地幫助單純得近乎幼稚的我，多讀蘇聯的革命題材的文藝作品，我怎能念念不忘少年時看的美國電影呢！我一直覺得他比我革命得多，甚至認為過於刻板，不會跳舞、不會打橋牌、不會……我做夢也沒想到，才一年時間，這個溫文爾雅的共產黨員被批成青麵獠牙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
唉，越想越遠，想哪兒了。
忘了哪一年，可能是1967年，六一兒童節正趕上星期日，我們三人起了個早兒，到頤和園門口才七點。清晨的公園空氣分外新鮮，我帶著他們登萬壽山，遊昆明湖，照了幾張相。兄妹倆有兩張單人相片後來放大了：在十七孔橋上，哥哥的那張笑容有點尷尬，是硬逗出來的，妹妹倒是抱緊了斜挎的軍用水壺，樂開了花。誰能猜到這是一對享受不到父愛的孩子！
第二天上班，說起頭天的活動，同事說我真是好興致，精氣神兒足。我也不知道那幾年哪來那麽多用不完的勁，年過三十的人，又不是多好的身體，不說是身心交瘁也是勉為其難，居然頂下來了。人，大概就靠繃著一股勁兒，鬆不得，軟不得。
鬧鍾
1968年初，兒子回家到附近的育民小學上學。
一直到臨開學我才把他從幼兒園接回來。他所在班的孩子春節前就走空了，老師知道我家沒人照應，就把他安排在小班，幫著小弟弟、小妹妹係鞋帶，疊被子，就這樣湊合了一個多月。
學校開學了。好在學校離得近，上學放學不用家長接送，放學後也沒什麽功課，他總是在院子裏和小夥伴玩一會兒，等我下班。發愁的是晚上不好辦，除了星期四、周末、星期日，機關裏每晚都有活動：開會或者學習。
我跟鬧鬧規定好：晚上媽媽不在家，不去院兒裏玩，要按時睡覺。我特地買了個白色的小鬧鍾。每天下班後，我匆匆忙忙胡亂做點晚餐，母子倆吃完，替他洗臉洗腳，然後往放在地上的搪瓷壺灌點兒開水（不敢讓孩子動熱水瓶，怕不小心燙傷，兩個孩子直到十來歲，都不習慣喝熱開水），然後把鬧鍾鈴撥到八點，要求他鬧鈴一響，就脫衣服上床。“要是害怕，可以不關燈。”
幾天下來，同一單元的鄰居直誇鬧鬧乖，說鬧鈴一響，他準忙著睡覺。我也相信他守信用，每晚回家，屋裏燈亮著，人卻睡得熟透了。
有一次，不知道有什麽緊急任務，我沒能回家吃飯，也就不可能給他上鬧鍾。鄰居高阿姨兩口子是廣播學院老師，學校不上課，經常在宿舍，一看六點多了，我還沒回家，就讓鬧鬧跟著她家吃了晚飯。
到八點我還沒回家，高阿姨提醒說，鬧鬧，該睡了。
“不，我等媽媽。”
“八點了，到睡覺時間了。”
“不，我媽的鬧鈴還沒響呢。”
“你媽今晚沒回來吃飯，沒撥鬧鈴，鬧鈴不會響，別等了。”
“不，我等。”
就這麽大概等到快十點實在睜不開眼了，才在鄰居的督促下胡亂洗了洗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他，他還問呢，媽媽，你昨天怎麽沒給我上鬧鈴？
我心疼地嗔怪他：“傻孩子，以後別老等鬧鈴響，媽媽工作忙回不來就聽阿姨的話。”
到秋天，加強戰備的一號通令下來，讓各家老小盡可能疏散，我想一家三口決不能再分開，再說我也沒地方安排孩子。共住一套房的鄰居把孩子送回江蘇老家，走了；對門單元和中間單元的幾戶，有的請假去外地安排老小，有的也是晚上開會學習。到晚上整個四樓經常隻有鬧鬧一個人。再不用什麽鬧鍾，吃完晚飯，洗完，就讓他鑽被窩，還一再囑咐，誰叫門也不開。開始孩子不願意，說太早睡不著，可想想一個人玩也沒意思，也還有幾分害怕，最後終於同意。那一冬，熟人看見都說鬧鬧又白又胖，其實沒別的法寶，就是睡得多。
白鬧鍾是為兒子上學買的，按時擦鬧鍾也就成了他的專職，很長時間鍾的外表顯得白淨、明亮，可是機芯慢慢衰老了，開始拿到鍾表店加點油，又滴答滴答走起來，再後來鍾表店師傅說你這鍾該淘汰了，加油也白搭。畢竟艱難時期跟我們做過伴，我把鬧鍾放在五屜櫃的玻璃門裏，時不時地看它一眼。可家裏破舊東西實在太多，終於戀戀不舍地把它扔了。那個五屜櫃最終也處理了，我還記得櫃門上留著的印痕。那會兒浴室兩家合用，零七八碎的都放屋裏，他們個子矮，我在五屜櫃抽屜圓把手上掛兩條小毛巾，天長日久，水漬的痕跡再也抹不掉了。
抹不掉的又何止是水漬！
師傅
我始終相信好人任何時候不會泯滅良知，即使在瘋狂年代。
做夢也沒想到，工宣隊的範師傅毅然決然做出決定，不讓我上郊區短期勞動。
從50年代以來，我是單位裏理所當然最需要改造的，1958年下放勞動、1964年“四清”，還有每年半個月的勞動，我都是不可缺少的勞動力。
1968年秋天，我所在的部門要派一人到郊區勞動半個月，支部書記鄒大昌通知我去。決定自然不是隨便做出的，部門十幾個人，年輕的單身漢就四五個，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單親家庭，隻有我一個人帶兩個孩子。我清楚：這是有意出難題。以往，我跟這位農民出身的支部書記沒有任何齟齬，文革開始從他揭露走資派的大字報中，才揣摸出一些思路：領導沒讓他當”官”，就是打擊工農幹部，可是我這麽多年連個小組長也不是，礙他什麽事；也許因為我是所謂業務骨幹，客觀上得罪了他。對了，運動開始作為部門文革領導小組的他整過張赫玲，一位少年參軍，後來調幹上大學的女黨員，隻因為她當《閱讀與欣賞》節目編輯時十分盡責，落下的罪名是散布封資修大毒草，為複辟資本主義作輿論準備。運動一開始，張赫玲成了挨批的重點，我為張打抱不平，當然又得罪了他。第一重“得罪”實非故意，第二重“得罪”，是咎由自取，我怎麽又忘乎所以仗義執言了呢，真是“改也難”。既然如此，我也隻能吞下苦果。
我籌劃了一下：在機關幼兒園全托的甜甜周末不接，請老安伯伯老兩口再辛苦一兩次；可上學的鬧鬧怎麽辦，三頓飯、早晚全靠我一人照應。作為爸爸的他，一個被專政對象，正在郊區農村勞動，當然幫不上忙。我對支部書記說：“我可以去，但是孩子隻能住到崇文門內奶奶家。”一個不到八歲的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車上學，還得過兩條馬路，我想，他要是還有一點起碼的同情心，會猶豫的。他不也有兒女嗎，他難道就舍得自己的孩子冒這樣的風險？哪知，他還是執意叫我去。我有什麽辦法，隻好給孩子買月票，準備第二天開始“試運轉”。
剛來幾天的工宣隊那位稍胖的範師傅聽說這事，果斷製止了。占領上層建築的工人階級來臨，我做了足夠的思想準備，以為他們對我這個敵對階級的子女、妻子不會有好臉色，沒想到範師傅不僅長得慈眉善眼，說話也很溫和，全然不是想象中橫眉冷對的形象。他對我說了一句，讓這麽小的孩子乘車來回過馬路，太不安全，你別去了。
簡單一句話，拂去了我心頭的愁雲。師傅多好啊。
我從學校畢業後，下鄉當過農民，但從來沒進工廠當過工人，也從沒有過師傅，而範師傅，是我唯一的也是畢生難忘的師傅。
我記得進駐電台的工宣隊是北京內燃機廠派出的。近年來聽說這個大廠很不景氣，比我年長十來歲的範師傅該早退休了，不知老範師傅身體可好，還記不記得當年的事。我可是永遠記住了他的音容笑貌：穿著一件淺灰的布棉大衣，一口北京話，和顏悅色的，多咱也沒聽他惡聲惡氣訓人。
姥姥
也許真是天無絕人之路。班上有位工人師傅擋著不時飄來的淒風冷雨，鄰居姥姥的愛心又使我一進單元門就感到人間的溫情。
姥姥姓高，隨著女兒女婿住。我們共住兩居室的單元房。姥姥來時就住廚房，小夫妻帶著孩子住朝陽稍大的屋，我住朝北的小屋。做飯的兩個蜂窩煤爐子就放在窄窄的過道裏。
姥姥是徐州人，勤快，大腳，有把力氣。一次我提著二三十斤白薯上四樓，正一步一步往上挪，她見了一把拿去扛上了肩，噔噔一氣兒到四樓，弄得我慚愧不已。她認字不多，可明白事理，熱誠，好學，擅長做麵食：擀餃子皮、餛飩皮，蒸饅頭包子都是能手。用鏊子烙又香又脆的薄餅，那明快麻利的動作看得我眼花繚亂。烙薄餅不用煤氣爐，走廊裏臨時用柴禾架起鏊子，右邊放著麵板，她邊擀麵，邊添柴，掌握火候，烙完一張，用擀麵棍輕輕一挑，白白的餅就飛到了另一旁的笸籮裏。她看我一個單身女人帶著一雙兒女，勉強會燜飯炒菜，什麽麵食都不會做，想換換口味，隻能上食堂買，這太浪費。她教我幹這幹那。我跟她學會花兩毛錢買肉餡包餛飩，秋天大白菜便宜，稍稍放點肉末或油渣蒸大餡包子。連鬧鬧都學會了擀餃子皮、餛飩皮。高姥姥戴著花鏡，跟我學會用縫紉機。
可能是1969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天還沒全黑，我正在班上開會，忽然天氣驟變，一場大冰雹從天而降。辦公室有孩子的無不惦念著，尤其是汪玉芝和我。不久前汪的愛人所在的地質學院外遷，她跟我一樣，一人帶著孩子。隨著一陣陣雹子劈啪落地，樓裏的玻璃窗被土豆大的冰雹砸得嘩啦啦散落到院兒裏。這麽大響動絲毫改變不了會議的進展，真是雷打不動。我們雖然坐立不安揪著心也不敢請假。好不容易熬到散會，一出門就覺得像深秋季節，涼颼颼，地麵上鋪滿了沒化開的大大小小的冰雹。汪和我匆匆返回宿舍，才進大院兒，見到一個可憐巴巴的小孩踩著冰碴站那兒，穿得單薄，腳上是塑料涼鞋。小女孩見到汪玉芝，委屈得都快哭了：“媽媽，媽媽，我害怕。”我顧不得安慰這母女倆，趕緊回去。往常這時候孩子們該睡了，這天他們和鄰居的小男孩兒在暖融融的屋裏玩得正高興。鬧鬧畢竟大些，有條有理地告訴我，朝南的大房間有塊玻璃碎了，已經用硬板紙擋上，咱家朝北的屋玻璃好好的。下冰雹的時候，高姥姥擔心我和妹妹害怕，讓我們先別睡，先到大屋待著。孩子們說：人多不害怕。一場冰雹，我的一兒一女安然度過，而汪玉芝的女兒從此落下了關節炎。
不記得在這之前還是之後，部門安排人參加“拉練”。當時工宣隊已經撤了，仍然是那位支部書記說了算。不明白為什麽，先後派兩人去，偏偏是汪與我。如果說我因言行不慎應付出些代價，汪可是無辜的。她的困難比我更多，我畢竟有高姥姥可依靠。我知道姥姥挺辛苦，除了淘氣的外孫，又添了個小外孫女，我把食堂飯票、零用錢都交給鬧鬧，讓他帶著妹妹到食堂吃飯，按時睡覺，盡可能自力更生。“拉練”回廣播局那一天我疲憊不堪，想不到還沒進機關大門，遠遠就看見高姥姥領著兄妹倆笑盈盈在路口等我。“怎麽知道我今天準回來？”孩子們回答：姥姥打聽來的。一泓暖情，不，是親情，湧上我的心頭。
著名的單弦演員馬增惠也是我的患難之交。文革時他們兩夫婦受到不小衝擊，政治處境比我好不到哪裏去，甚至更差，但是風暴稍一平靜，他們沒少幫我。她們也是兩個孩子，大女兒謝藝是50年代生的，比我兒女都大，兒子謝東年歲跟甜甜差不多。鬧鬧上學後，甜甜還在廣播局幼兒園，班車一到，我經常不能準時去，馬增惠騎車，前邊一個後邊一個，把我女兒一起接到她家，謝藝先陪著玩。多少年了，孩子們還記得馬增惠阿姨、謝淩霄伯伯，還有謝藝姐姐。當年的小頑皮謝東，從小就是一副好嗓子，他成為歌星也是意料中的。
數不清多少好人關心過我們。廣播局共事多年的朋友大都不認為燕祥會是什麽敵人，由於種種可以理解的原因，幹部不好公然表示同情，而工人倒可以毫不含糊表明自己的態度。
那幾年，他不少日子被隔離或挨批鬥，但是鍋爐房的工人、清潔工、司機經常轉告他我和孩子的情況。女兒猩紅熱後癤子長到耳朵眼兒裏他知道，兒子上學功課不錯他也知道。我的一動一靜無不在這些好心人的洞察之中。直到現在偶爾在機關見麵，他們還惦著他：有的叫他詩人，有的管他叫“幹部”，有的仍然稱他小邵。
大約是他在幹校的時候，我在電台收到多年沒聯係的老同學來信，是位女同學，但筆跡剛勁，全然不像出自女子之手。我很奇怪，這封信被拆過。廣播局收發室的同誌我大都熟悉，他們從不幹這類事，偶爾信件錯轉到聽眾來信組被拆，退回時必注明。想來想去可能是有人出於對他的關懷，唯恐我有“外心”。時過境遷之後，提起這事，他也這麽看，開玩笑說：“他們替我監視你哪！”
孩子
朋友都知道，我從來不是愛讀詩的人。1987年，複旦新聞係比我低一年的女同學孫惠群到我家來，提起1953年歡送我們畢業時，她朗誦的正是邵的詩《到遠方去》，而我，真的，好像沒一點印象。
我很少為好詩所感動，大概缺少這方麵的藝術細胞。但是，有一次，我卻為他的一首不算出色的詩《童年》而動情。
原諒我占一些篇幅，稍稍引用這首詩：
太陽藏在大樓背後，
媽媽還沒回來，
冷風刮得小樹搖晃，
媽媽還沒回來。
媽媽怎麽還沒回來？
電線杆上路燈都亮了。
媽媽怎麽還沒回來？
地上的樹葉都嘩啦啦跑光了。
媽媽，你快回來吧，
妹妹的鼻子在玻璃窗上貼扁了。
媽媽，你快回來吧
妹妹的肚子早就咕嚕咕嚕響了。
……
媽媽，自從爸爸不再回家，
我和妹妹多聽你的話；
媽媽，你可別也不回家，
那讓我跟妹妹怎麽辦哪！
媽媽，回家來吧
我的肚子也餓得慌啦。
媽媽，回家來吧，
我把棉衣給妹妹披上啦。
……
媽媽，媽媽，妹妹老是哭，
不是妹妹不聽話；
媽媽，不怪妹妹，不怪她，
我也是又餓又害怕。
……
其實，我從未告訴他我一個人帶領兩個孩子時的處境。他大約也是憑想象，猜測哥哥和妹妹盼望媽媽回家的心情。
讀著讀著，眼淚撲簌簌流了下來。
想起那些日子，孩子上小學以後，每次回到我那間十二平米的宿舍，孩子們都親熱的圍著我說這說那。而我，有時心情不好，加上工作太忙，隻是像機器人一樣忙不迭地催他們快吃飯，快洗臉，快做功課。隻有快，才能讓我按時到班上開會或學習；隻有快，才能讓軍宣隊或支部書記找不出岔子（當然，即使你開會再準時，工作再努力，也擋不住他們在別的地方挑你的錯）。等我晚上回到宿舍，他們都已經安睡，第二天一早，還是一個勁兒催，快，快，快。
有一天晚上，開完會就聽說要下達最新指示。那正是戰備的年代，鄰居奉命疏散回江蘇，單元裏沒人，我急忙回家照看一下。回到宿舍，輕輕叫醒兒子，告訴說我得半夜才能回家，這一折騰，女兒醒了，問我上哪兒，我說去遊行。
“那麽晚了，媽媽別走，我害怕！”女兒不讓我去。一個單元裏，隻剩他們兄妹倆。
兒子畢竟大兩歲，沒吭聲。
“不怕，媽媽不一會兒就回來。”
我明白自己是說謊，誰知道什麽時候能回？
我匆匆走出宿舍。
等遊行結束，已經是下半夜了。我輕輕推開房門，兄妹倆睡著了。妹妹緊緊拉著哥哥的手。
第二天一早，鬧鬧像小大人一樣告訴我，媽媽，你走了後妹妹老說，害怕，害怕，我就讓她拉著我的手，她就不鬧了。
當時我的心即使不是鐵石心腸，也已經磨礪得粗糙而麻木了。我隻是淡淡地表揚了一下鬧鬧，又忙著張羅他們加快動作，趕緊上學。
相依為命的日子是悠長而平凡的，一日三餐，上班下班，開會學習。
最讓我揪心的是孩子有病。一個星期一的早晨，甜甜直喊難受，試試體溫，有點發燒，我把鬧鬧送到候班車的地點後，急忙帶甜甜去兒童醫院。經驗豐富的大夫很快診斷出是猩紅熱，還指給我看她身上的小紅點點，囑咐要隔離，要多吃水果。怎麽辦？隻能送甜甜上幼兒園，是的，這是唯一的選擇，那時的氣氛怎麽可能請一個星期事假在家看孩子呢！到幼兒園，我傾訴了自己的困難，請求老師們幫助，他們一口承擔了看護孩子的責任，極為負責的把鬧鬧也從班裏叫出來，因為他跟甜甜接觸多，怕已受感染。我給老安的愛人也就是幼兒園的會計留下點錢，請她為孩子買點水果和營養品，又匆匆上班去了。第二天，我抽中午時間去了幼兒園，兄妹倆住著兩間緊挨的平房，裏邊住著妹妹，外邊住著哥哥。兩個孩子跟小朋友完全隔離，相互之間也不直接接觸，但是兩人可以說說話，倒也不很寂寞。我真是感謝石碑幼兒園的老安和眾多的老師想得這麽周到，安排得這麽好。我也感謝兩個孩子懂事、聽話，直到甜甜的猩紅熱好利索了才回家。
文革初期的狂風暴雨過去了。他已經上了五七幹校，機關裏漫長的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整黨、一打三反，還有戰備等等對我來說都算不了什麽風浪，我日複一日的等著，等著，等著孩子長大，等著他回來，等著自己一天一天憔悴、衰老。
有一陣，鄰居家的姥爺來了，小小的單元裏住著老少九口，連過道裏也老有人。
一個冬日，我白天參加體力勞動，出了一身汗，晚上回到宿舍，草草吃完飯就把走廊裏做飯的小爐子搬到浴室洗澡。那會兒，宿舍的暖氣不熱，我們兩家洗澡都把燒旺了的爐子搬進去，微微打開浴室的門。大家都很默契誰也不在過道走動。可剛到北京探親的姥爺不知曉這些，我也就緊緊關上浴室的門。洗到一半，覺得胸悶、呼吸急促，我知道讓煤氣熏了，想往外跑，可是聽到老人仍在過道，隻好掙紮著穿衣服，勉強穿上我就衝出浴室往屋裏跑，然後就什麽都不知道了。蒙曨感到兒子叫我，媽媽，媽媽怎麽了？原來我已經躺在地上，才意識到自己中了煤氣，還好腦子沒糊塗，趕緊喊，鬧鬧，開窗！開窗！鬧鬧開了窗，一股冰冷的北風刮了進來，我這才慢慢爬起來，讓鬧鬧扶著拽著上了床。
多少年過去，隨著時光的流逝，孩子們對童年的記憶越來越模糊，我也從沒向孩子們複述過當年的情景，是我太理智，太冷漠了，還是往事不堪回首？我說不清。
負疚
理學家認為，對孩子期望越高孩子越可能成材。
聽到或看到類似的報道，我就有一種負疚之感。
望子成龍是中國人比較普遍的心態，而我們，從孩子一生下來兩人就有種共識：別讓他們立大誌向，太拔尖。一輩子過平安乃至平庸的日子就好。平安就是福。
過來人會理解我們。他那些年如果不是太拔尖（反右派時的批判還大致圍繞所謂“罪行”上綱，當右派後行政級別被降四級，文革批判時仍有人念念不忘他十九歲時定為行政十四級，可見十四級真是害苦了他），也許會幸免於當右派的厄運。而我，也吃虧在於除了日常上班、過日子，太喜歡想這想那，不安分，不馴服，該裝糊塗的時候過於“清醒”，該隨大流表態轉彎子時又太執著。1957年我對《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麽？）的社論轉入反右派想不通，並且公然說了出來：1958年整風補課時，我沒接受教訓，竟然貼大字報說想不通他是右派。
在那個時代，現實生活也不可能讓我對下一代有什麽過高的期望。我是碰運氣才上大學新聞係的，如果晚幾年考大學，像我這樣的出身，充其量也隻能念上師範大學，還得各門功課優秀。
我們的一兒一女生於60年代初，那是物質生活雖然匱乏政治氣氛還不那麽逼人的年代。我們大約過了兩三年平安日子，也沒敢忘乎所以想培養孩子成名成家。沒多久，文藝界開始小整風，他就陷入越織越密的羅網，直到又一次滅頂之災。我更加牢記“曆史的經驗”，千萬不要出人頭地，千萬不要有不切合實際的夢想。
文革前，孩子由婆母照料，我不知怎樣感謝善良的婆母給孩子的溫暖和教育，她對任何人都和顏悅色，不功利，對心疼的孫子孫女從不打罵，可孩子真聽她的。跟她一樣，兩個孩子從小就不虛榮，對人真誠、熱心。孩子們永遠懷念慈祥的奶奶，她去世已十餘年，沒預先約定，孫兒孫女幾乎每年都去八寶山公墓看望她老人家。
那幾年，我好像工作忙得頭都抬不起來，基本不管孩子，記得婆母健在又心情好時，半真半假地說我簡直像後媽。我笑笑，反正是親的，隻不過顧不上就是了。
文革中，我無言地承擔起一切，承受了，不等於能很好地擔起。
我很矛盾，鴻鵠之誌實現不了固然痛苦，完全讓孩子當個隨遇而安的庸人又心不甘。
他們的學習，我幾乎不用操心，我擔心的是他們對渺茫的未來缺少足夠的準備。盡管70年代初就有工農兵大學生，而在我家，直到1977年，上大學是我們絕對不敢提及的敏感話題。70年代中期，“走後門”這一名詞家喻戶曉時，我再三對孩子說：“別人家也許有這樣那樣的‘後門’，走後門上學，走後門參軍，我們家隻能靠自己。”是靠自己學習深造，還是靠自己成就一番事業？我都沒法說，我總不能說靠自己隻為混碗平安飯吃吧！反正我的所謂“教育”是含含糊糊、躲躲閃閃的。
從1966年夏天到1973年底他從幹校回京，將近八年時間，我在辛勞、不安、無望又有所期盼的等待中度過。我本是溫室長大的任性女子，對他，對孩子，從沒耐心，以往我對孩子發火時，婆母或他可以緩衝一下，如今，全靠我一個人。當我情緒比較平穩或理智時，格外心疼孩子，耐心告誡他們學習要認真，做人要誠實。當無法抵禦的厄運來臨時，在眾人麵前，我不得不冷靜、從容；回到家裏，不能也無法跟孩子說清自己的心境，充塞在心頭的憂悶、委屈越積越多，越積越濃，終於有一天，爆發了。
大約是1968年冬天，鬧鬧剛上一年級，有一天中午回家忘了戴帽子，我堅持讓他返回學校取，他說丟不了，下午還要上學。半年前，孩子的父親被軍管小組宣布為專政對象，這無疑相當於最後定案，那一陣我的心緒壞到極點，終於控製不住了。我可以找出許多理由說不全是跟孩子撒氣，是的，那陣我確實想得很多：誰知道以後會把我們一家發落到哪兒，兒子將來會麵臨什麽樣的命運？從現在開始全家就要格外節儉……先是板著臉教訓，他很拗，不肯到學校取，兩人相持不下，我動了手，他還是不去，氣憤之下抽了他一個耳光，他躺在地上號啕大哭。鄰居高姥姥過來相勸，他終於委委屈屈地回學校取來了帽子。他走以後，我也暗暗哭泣，我是怎麽了，難道孩子不去學校找帽子就犯下了彌天大罪，我委屈，心裏苦，怎能遷怒於他一個才七八歲的男孩兒。鬧鬧從小最受爺爺奶奶疼愛，爺爺去世後，奶奶更是愛這個孫子，燕祥也是好脾氣，說話從來都是細聲軟語，隻有我偶爾給過他“厲害”，那也是雷聲大雨點小。這兩年，我隻含糊其詞地說爸爸不住這兒，奶奶家也很少讓去，他也不多問，更沒有為不讓上奶奶家哭鬧過。多懂事的孩子！我委屈，孩子難道不委屈？
事後，我有點後悔，可過於要強的個性又不允許我向年幼的兒子道歉。後來他長大了，“再怎麽說，我不該打你”，我終於為不止一次的粗暴作了檢討。
如今，鬧鬧、甜甜都已長大成人。他們的童年、少年雖說沒吃過苦，但也確實成長在一個沒有父愛的家庭，而我對孩子又沒有足夠的溫存和耐心。這樣的家庭環境對孩子的情商發展終究有不利影響。當然，我一直注意培養他們正直、誠實的好品德。我很自信，他們不會為虛榮所惑，為錢財所害，但是我又很迷茫，我擔心，過於執著、正直，會給他們帶來什麽？會不會為此付出代價？他們的人生道路還很漫長，他們大概不會像我們一樣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階級鬥爭的羅網，但是他們能逃脫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其他羅網嗎？我也真沒把握。但願他們能做個無愧於良知又不至於受到太多挫折的知識分子，我也隻能這麽企盼。
記得80年代，我讀過高紅十的一篇散文，說起她們那一代知青在農村足足鍛煉了八年還多，她說，有些人因為有了八年（大約是指抗日戰爭）而受人尊敬，並且得到種種優厚待遇，而我們最好的八年獻給了農村，卻連工齡都不算……從1966年初夏到1973年底他從幹校回京，是我難忘的八年。作為受衝擊的右派家屬，我不能說受過多少折磨，我遇見了很多好心人，我所在的部門，甚至沒人貼過我一張大字報。但是這八年在我確實是難熬的，朋友們讚許我為工作，更為維護這個家盡了力，我，隻有我，心頭永遠感到不安，歉然，內疚。
我自認為是一個在任何條件下都盡責的編輯，一個多少經曆過坎坷的妻子，但我並不是一個好母親。
1997年春
1998年末改定
本文選自《我死過 我幸存 我作證》，邵燕祥／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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