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經的關外人、下江人、外省人、外國人，一輩子的天涯淪落人。2001年9月18日，在離開家鄉整整七十年、“九一八”七十周年這個特殊的日子，在美國結束了飄泊流浪的一生。他是我的三姨父。
姨父的祖輩原是遼寧海城縣（現屬鞍山市）一帶的地主，後來家道敗落，他父親在海城縣郵電局當差，一家人也算是溫飽度日。1931年9月18日，隨著柳條湖的爆炸聲，沈陽、吉林相繼淪陷，幾千萬東北同胞成為亡國奴。十歲的姨父跟隨父母逃難，離開了老家海城，從此家鄉就成了夢中的幻境。
來到關內，一家關外人先後流落北平、天津、太原一帶，猶如牛羊逐水草而居，哪裏有飯吃就到哪裏去。姨父記憶中的少年時代就是一家人的搬家再搬家，以及他和哥哥的轉學又轉學。直到父親後來在陝西榆林縣當郵電局長，一家人才算是定居了兩年。
三七年抗戰爆發，讀中學的姨父一路逃難來到大西南的四川成都，在學校裏遇到了同班從北京來的姨媽。都住在中學的集體宿舍裏，一起在學校食堂裏共進三餐，一對少男少女，在共同的寄讀生活中，慢慢地產生了感情。她喜歡他的耿直、忠厚、聰明；他看上了她的美貌、善良、好學。姨父家裏不寬裕，手頭拮據，但姨媽月月都有父親寄來的生活費，在那段相依為伴的日子裏，在國家蒙難的西南一隅，他們同甘共苦，深深地相愛了。逆境苦難中建立起來的感情刻骨銘心。
高中畢業，姨媽考上內遷到成都華西壩的教會學校齊魯醫學院，姨父則上了內遷到重慶九龍坡的國立交通大學，成了重慶人說的下江人。大三時，國民黨空軍在內遷大學中挑選一批學生入伍赴美培訓，深受亡國屈辱、顛沛流離之苦的姨父，以抗日救國之誌應征入伍，投筆從戎。姨媽反複勸他把大學讀完，但終未能改變姨父的報國誌向。姨父在交大學的是當時熱門的無線電通訊專業，兩次被派往美國接受空軍通訊培訓，此後便一直在國民黨空軍服務，既抗日也打內戰。四九年大陸淪陷時，姨父沒有選擇，必須隨軍撤退台灣。當時在上海當醫生的姨媽本不願意離開大陸，兩人這時已經戀愛多年，由於各自奔波於自己的事業，仍未成婚。可是二人早有共識，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要相伴終身。姨父前腳剛撤，姨媽就按姨父的安排經香港乘船跟了過去，差點天各一方。無親無故的兩個外省人在台灣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婚禮，結婚大事也都沒法告訴兩家大陸的親人，二人也從此再未見過大陸的父母老人。
空軍學員赴美受訓（借自微信）
時任空軍中校的姨父在國民黨軍中也曾有過美好的理想，也曾多次跟還未當總統的蔣經國一起進餐，本可循著仕途上爬。但是，連年的內戰，黨國潰逃台灣的現實，國民黨的腐敗和天天目睹自己身邊發生的烏煙瘴氣的事情，使得姨父對國民黨完全喪失了信心。他們對台灣沒有多少感情，特別是看到日本統治了五十年後的台灣，滿目瘡痍，處處是日式酒館、歌妓廳等殖民地的痕跡，台灣對他們來說隻是在汪洋大海中逃難的一個歇腳小島。小倆口像很多外省人一樣偷偷地算計著離開台灣去美國。五十年代初的台灣，國民黨控製很嚴，軍政人員根本別想離島半步。當時大家生活都十分貧困，也沒能力買張去美國的飛機票。姨媽由八杆子剛夠得著的一個遠親引見，向閻錫山自薦身份（未去台灣的我外公曾是中將陸軍軍醫監）和想去美國的打算。念於對部將的舊情和老鄉的親情（外公老家芳蘭村離閻錫山故居僅5公裏），閻錫山給了姨媽一張去美國的飛機票錢並幫她離開了台灣。
五十年代初，姨媽帶著一歲多的兒子海城（以姨父的老家遼寧海城縣取名）一個人在美國艱苦奮鬥，姨父帶著隻有幾個月大的女兒襄（以姨媽的老家山西定襄縣取名）在台灣留守。姨媽，就像我們現在很多留學生一樣，在新大陸無親無故，白手起家，半工半讀，全憑一人在異國他鄉開辟自己的一片天地。晝夜準備功課參加各種醫學培訓和考試，直到有了執照當了醫生後，情況才開始慢慢好轉。
幾年後，台灣島內情況有所鬆動，姨父得以辭職帶著女兒來到美國，成了外國人，一家四口在遠離祖國大陸親人半個地球之外安了家。姨媽辛勤的耕耘也帶來了收獲的果實，在一家大醫院裏當了高級麻醉專科醫師，收入不菲。他們在華盛頓DC附近的Fairfax購置了一棟兩層磚房。房後有一英畒的坡地，林木環繞，那片親手栽植的竹林更使得環境顯得安靜、幽雅。這就是他們夢醒了多年的後半輩子的家。
姨父來到美國後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就在家帶孩子和做家務，閑下來就是在書房裏舞文弄墨練習書法。其間，閻錫山公子曾來約姨父一起合開餐館，姨媽沒有同意，說她一天工作下來精疲力竭，沒有精力再裏外操持家務。在以後美國的幾十年生活中，他們幾乎沒有和什麽中國人來往。在兩個孩子的概念裏，他們家與同學朋友的家不一樣，因為他們在這個國家沒有任何親戚。醫院裏跟姨媽做了二十年助手的白人護士瑪麗女士和韓籍女醫生Dr.樸成了他們非常要好的Family friends。友誼一直保持了幾十年。
姨媽姨父一直深深地懷念在大陸的親人。無奈中美的敵對外交關係，兩地親人連書信都無法來往。姨媽通過香港的朋友轉信，與外公外婆保持著聯係。1976年，中美總算建立了外交關係。離開祖國三十年後，姨媽姨父作為早期的美國客人分別於1978，79年來到中國，彼時，雙方父母都已作古，看望了分別多年的兄弟姐妹，故地重遊，共敘舊情。姨媽來到太原萬壽宮，雖然外公原來那套大宅院住滿了不相幹的人，但總算是又看到了兒時的庭院，青磚高牆和那拾階而上的門樓。海城縣曆經幾十年的戰亂，麵目全非，姨父怎麽也無法把所見與兒時的記憶聯係在一起，再加上那裏再沒有什麽近親，從此日思夜想的家鄉就永遠虛無縹緲地定格在了童年留下的記憶裏，現實中是再也找不到了。
我跟姨媽隻是在她去大陸看望我母親時見過一麵，陪伴姨媽遊覽了大雁塔和開放初期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後來姨媽得了乳腺癌，在我來美的前一年去世了。在我的記憶中，姨父的形象比姨媽的要清晰得多。
兩個孩子從小來到美國，黃皮白瓤。海城的妻子是醫學院同學，姨媽還給這個白人兒媳起了個中國名字：金桔。小倆口生了一個兒子Jimmy。我來美第一年（1988）跟姨父一起去海城家過聖誕節，看到兩口子醫生，小日子過得挺舒坦。不知怎麽，Jimmy５歲時父母離婚了。小Jimmy每周被接來送去，在父、母、爺爺的兩家三地之間來回折騰。人說隔代親，小Jimmy成了姨父的掌上明珠和後半輩子的精神寄托，一個禮拜不見就想得不得了。他給小Jimmy從繈褓開始不知道拍了多少照片，還是在沒完沒了地拍，書房裏掛著真人大小的Jimmy彩照。在我看來，Jimmy已經成了姨父老年孤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海城第二任妻子是在同居了幾年後才結婚的，金發碧眼的她帶來一個男孩。結婚時正攻讀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一個當地College任教。女兒襄讀了藥學碩士，帶著一狗一貓跟一個藍領白人同居多年。
在我來美的前幾年裏，由於忙於學位和生計，與姨父隻見過三次麵，總共大概不過十幾天。第二次是92年，父親受伯父邀請來美探親旅遊時，我們一家陪父親去看望姨父，這是兩個Brothers in law自抗戰期間在重慶見過一麵之後，近半個世紀後的重逢。那兩天，姨父每頓飯都帶我們去DC一帶的中餐館，盡地主之誼。
姨父家餐廳裝飾櫃裏的一套漆器茶具讓我想起了一件事。1978年，我替母親給姨媽回國探親挑選禮物，在友誼商店裏看到這套漆器時，我叫售貨員拿過來看看，大概那女人瞧我窮酸，就是不肯拿過來。我一賭氣，二話不說就買下了（當時是人民幣70幾元）。母親把這事當時也講給了姨媽聽。姨父告訴我，為這事，姨媽跟他說過我的脾氣來美國要吃虧。從這裏，我也隱隱地感覺到了姨媽姨父在美國幾十年生涯中的艱辛與無奈。
我和姨父見麵雖然不多，可是我們在電話上的時間卻至少有上百個鍾頭。大多數電話都是他打過來的，我理解姨父一個人和狗獨居無人說話的心情，盡量陪他多聊聊。姨父談得比較多的一個內容是政治話題，老爺子非常關心天下大事，從兩岸三地到中美關係，從國共兩黨到民主共和兩黨，美國和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他都知道得很詳細。他每天沒事，守著電視新聞（一個大彩電是用台灣補發給老兵的補助金買的），外加中英文報紙。當然，他也愛嘮叨一些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不開心的事情，像修車行亂要錢之類。
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困擾不解。每當我跟姨父在電話上聊上後，他總是不自覺地就罵上了反中國政府的人。他倒也不是直接誇中共，而是罵國民黨、民進黨，罵王丹、吾爾開希，罵DC的那些反中右派“僑領“。我們兩個經常說不到一起，我常常得用自己和父母的親身經曆向他講述中共在大陸為所欲為的獨裁統治。姨父沒法反駁我所說的事實，隻是不接我的話題而已，可是下次打電話，他就又是老一套地罵反對中國的人。按道理，姨父曾是國民黨軍人，跟中共直接打過仗，多年接受的是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在美國的幾十年也體驗了西方的民主製度，人權觀念，可為什麽對中共在自己國家內任意迫害人民就恨不起來呢？一說到中國取得的成就或國際體育比賽的獎牌，他就讚不絕口。我想，姨父還不至於混淆中國和中共兩個概念，也不是不知道民主與獨裁孰優孰劣。我隻能用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祖國情結”來解釋，姨父逃離大陸，又在海外生活了幾十年，始終對大陸那塊土地，那裏的人民有一種永遠無法割舍的親情，容不得誰看不起那塊土地和那裏的人民。海外華人過去深受外族蔑視之苦，做夢都希望自己身後能有一個強大自豪的祖國！這個祖國在姨父的心目中永遠是祖國大陸以及大陸上的一切。我想，“愛屋及烏”大概就是講的這種境界。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姨父是2001年8月下旬，姨父打電話叫我去看看他，說不然可能就沒有機會見麵了。姨父得了淋巴癌，已經跟病魔折騰兩年了。顧不上找飛機票，我開車從波士頓來到DC郊外的姨父家。見到床上的姨父，我才知道了什麽叫“皮包骨頭”，真不敢相信眼前就是昔日的那條東北漢子。兩個護士學校的實習生輪流在這裏看護他，扶他起來也可以勉強坐在餐桌前吃點“Chinese Cereal”（小護士語，大米稀飯）加醬黃瓜。聽說我要來，海城（從賓州開車過來）和襄都在等我，老太太瑪麗女士聽說老朋友的 nephew來了，也專門趕來見我，跟我說了很多很多話，可以想見瑪麗女士當年跟姨媽之間的親密友情。
根據姨父的病情，大家覺得需要24小時守護，於是決定送護理院。我離開前，姨父從枕頭底下摸出來一疊鈔票，要我帶走，我沒有接。顯然，他是在跟我作最後的告別。握別離開時，我潸然淚下……
二十天後，海城電話告訴我姨父於九月十八日在護理院裏永遠地閉上了雙眼。九一八，為什麽是這個特殊的日子？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整七十年前的這一天，十歲的姨父被迫離開了家鄉，從此走上了終身流浪的不歸路，一生的抱負、親情、漂泊、艱辛、孤獨與無奈，全都在這一天劃上了句號。難道冥冥之中，真有什麽超人在安排著一些特殊的日子嗎？我不是宿命論者，一個臨終前的老人，在一個無法控製自己情緒的特殊日子裏，孤身一人躺在異鄉的病床上，回憶家鄉，懷念親人，回望來時路，難免心潮起伏，以至造成了生理器官無法承受之重。三姨父走了，帶走了一代人的如煙往事，還沒有走的人，相似何必曾相識。
根據姨媽姨父生前的交代，他們的骨灰混在一起埋進了家門前院子裏的一個角落，地麵沒有做任何標誌。一生中流浪了那麽多地方，家鄉早已成了一個虛幻的概念，在這個星球上，隻有這塊一英畒的坡地以及林木環繞中的這座兩層磚房，才是他們永久永久安息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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