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和明朝中期，都麵臨國家“積貧積弱”局麵。王安石與張居正都威力救弊圖興而進行了變法與改革。但是，兩個人都沒有成功。王安石變法之時就遭到了來自各方麵的反對， ，以失敗而告終，後人對其人也是褒貶不一。而張居正的改革卻得以全麵推行，雖然死後其改革措施被廢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誣劾而被削官奪爵，人們認識到改革的益處，贏得後世對他的追思與懷念。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所沒有的。
宋、明兩朝發展到中葉時， 都麵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 因此， 王安石和張居正上台時， 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攤子， 扭轉財政危機是他們的共同任務。然而， 在製定改革方針， 應該孰先孰後時， 王安石和張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驟， 體現了他們在謀略上的差異。
王安石變法， 一開始就著手整頓財政， 而忽略了吏治改革。“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役、保馬、方田諸役， 相繼並興， 號為新法， 頒行天下”。這表明王安石為改革“積貧積弱”局麵， 一開始就把改革重點放在整頓財政上， 以儉財為先。由於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用人不當， 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為擾民、困民之舉， 遭到百姓反對， 且變法對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觸犯頗多， 故又遭到這部分勢力的反對。可見， 在吏治沒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沒有打破之前， 改革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的。
和王安石相比， 張居正顯然要老練許多。在他看來， “治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 安民之要， 惟在於核吏治”， 否則， 吏風不正， 一切政令都會流於形式。“上澤雖布而不得下疏， 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 即是當時官僚作風的寫照。正德、嘉靖年間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 正是吏治腐敗所致， 張居正對此深有體會。因此， 雖然麵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他卻沒有一上來就貿然整頓財政， 而是先行改革吏治， 於萬曆元年 (1573年) 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 大大提高了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 史稱“自是， 一切不敢飾非， 政體為肅”， “雖萬裏外， 朝下而夕奉行。”由此， 張居正是在獲得了一個得心應手的政治工具後， 然後再運用這個經過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經濟、軍事諸方麵的改革， 使新法一以貫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 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在古代要革舊圖新， 同樣要獲得皇權的絕對支持。
熙寧元年 (1068年) ， 王安石調入京師後， 主持變法。此時宋神宗對變法充滿了幻想， 因此在變法初期對安石給予了一定的支持， 使改革得以逐步展開。但是， 隨著反對派聲勢的高漲， 神宗對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 對變法也動搖起來。同時， 宋神宗威力牽製王安石，把司馬光、馮京、文彥博等反對派留在朝中， 以牽製和監視變法。
而明神宗即位時， 隻是個十多歲的孩童， 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正是這一因素使張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權的支持， 牢牢掌握著改革大權。任首輔後， 張居正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後與司禮太臨馮保的信任， 成為他們在朝廷的代言人， 而他又利用自己作為帝師的特殊身份， 向神宗灌輸改革思想， 這樣， 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張居正奉若神明， 對改革更唯居正是從。因此， 神宗這時隻不過是皇權的符號， 張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權者， 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權這把尚方寶劍來清除障礙， 有力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
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不能不依賴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
王安石在變法時， 對反對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和排擠， 特別對對新法並無惡意的大臣， 以及居於變法與反變法之間的大臣，王安石不積極爭取反而是一律予以壓製， 把他們推向了反對派一方， 壯大了對立勢力， 給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此外， 變法派內部也存在集團利益之爭。可見，王安石不僅不善於處理與中間派的關係， 即使同是變法派內部， 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時， 他們也會作殊死搏鬥， 暴露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短視， 這就難怪變法會以失敗而告終了。
而張居正善於處理與同僚關係。一些懷才不遇的官員把張居正看成了升遷的希望， 一部分反對派的舊屬也轉而支持居正， 因此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威信和權力。不過在大權在握會有，張居正也對形勢判斷不清， 凡反對改革， 或上疏言事但有利於改革的士大夫， 他一概貶斥不用，給後期改革造成了不利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了為什麽都是變法改革，宋朝的王安石不如明朝的張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