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Vs張居正，誰的變法更成功

來源: 清風明月逍遙客於 2020-08-13 10:52:28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6293 bytes)

北宋和明朝中期，都麵臨國家“積貧積弱”局麵。王安石與張居正都威力救弊圖興而進行了變法與改革。但是，兩個人都沒有成功。王安石變法之時就遭到了來自各方麵的反對，，以失敗而告終，後人對其人也是褒貶不一。而張居正的改革卻得以全麵推行，雖然死後其改革措施被廢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誣劾而被削官奪爵，人們認識到改革的益處，贏得後世對他的追思與懷念。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所沒有的。
宋、明兩朝發展到中葉時，都麵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因此，王安石和張居正上台時，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攤子，扭轉財政危機是他們的共同任務。然而，在製定改革方針，應該孰先孰後時，王安石和張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驟，體現了他們在謀略上的差異。

王安石變法，一開始就著手整頓財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役、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這表明王安石為改革“積貧積弱”局麵，一開始就把改革重點放在整頓財政上，以儉財為先。由於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為擾民、困民之舉，遭到百姓反對，且變法對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觸犯頗多，故又遭到這部分勢力的反對。可見，在吏治沒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沒有打破之前，改革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的。

和王安石相比，張居正顯然要老練許多。在他看來， “治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否則，吏風不正，一切政令都會流於形式。“上澤雖布而不得下疏，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即是當時官僚作風的寫照。正德、嘉靖年間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敗所致，張居正對此深有體會。因此，雖然麵臨嚴重的財政危機，他卻沒有一上來就貿然整頓財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於萬曆元年 (1573年) 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史稱“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張居正是在獲得了一個得心應手的政治工具後，然後再運用這個經過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經濟、軍事諸方麵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貫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在古代要革舊圖新，同樣要獲得皇權的絕對支持。

熙寧元年 (1068年) ，王安石調入京師後，主持變法。此時宋神宗對變法充滿了幻想，因此在變法初期對安石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開。但是，隨著反對派聲勢的高漲，神宗對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對變法也動搖起來。同時，宋神宗威力牽製王安石，把司馬光、馮京、文彥博等反對派留在朝中，以牽製和監視變法。

而明神宗即位時，隻是個十多歲的孩童，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正是這一因素使張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權的支持，牢牢掌握著改革大權。任首輔後，張居正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後與司禮太臨馮保的信任，成為他們在朝廷的代言人，而他又利用自己作為帝師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輸改革思想，這樣，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張居正奉若神明，對改革更唯居正是從。因此，神宗這時隻不過是皇權的符號，張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權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權這把尚方寶劍來清除障礙，有力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

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賴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

王安石在變法時，對反對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和排擠，特別對對新法並無惡意的大臣，以及居於變法與反變法之間的大臣，王安石不積極爭取反而是一律予以壓製，把他們推向了反對派一方，壯大了對立勢力，給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此外，變法派內部也存在集團利益之爭。可見，王安石不僅不善於處理與中間派的關係，即使同是變法派內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時，他們也會作殊死搏鬥，暴露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短視，這就難怪變法會以失敗而告終了。

而張居正善於處理與同僚關係。一些懷才不遇的官員把張居正看成了升遷的希望，一部分反對派的舊屬也轉而支持居正，因此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威信和權力。不過在大權在握會有，張居正也對形勢判斷不清，凡反對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於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貶斥不用，給後期改革造成了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