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第一次政治生命（1956-1959）
前六期《畫說》是我對兒童時代的美好回憶，但生活並不總是這樣，這期以後，該說點“正經”事了。
第一次政治生命，聽起來很可笑，這是我們那時候莊嚴榮耀的時髦用語，通俗說就是加入了少先隊（我的劉元妹妹很慘，到了小學六年級快畢業時，才勉強獲得了“第一次政治生命”）。這時起，做黨和毛主席的好孩子就成了我們生活的目標。
我們不再無憂無慮天真無邪了，政治活動滲透了我們的生活的方方麵麵。伴隨著我們成長。（沒興趣者可以閃人了）
從三年級到六年級，我們換了兩屆班主任，從那時起再也沒有老師喜歡我了。我每年的操行評語都是“中”。我一直想當個好孩子，卻不知個中奧妙。三年級開始同學們一批一批加入了少先隊。入隊的資格由班主任說了算，我總是不入班主任的法眼。差不多全班人人脖子上一條紅領巾時，我才趕上了末班車。中隊長告我，我之所以能入隊是因為會畫畫，少先隊的黑板報需要一個會畫畫會寫美術字的人。我終於獲得了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
這張圖畫上麵是1957年我在寫板報，題目是“支持埃及人民收複蘇彝士運河”。那陣天天不是支持這小國就是那小國，不是反對美帝國主義就是英帝國主義。我們唱的歌是“我們支持你，我們支持你，阿拉伯的兄弟我們在一起。”“古巴嘻古巴嘻，古巴嘻～揚基喏。”
我的課本常常是這樣的，快速一翻，一個小人在跑步，被一塊石頭絆倒了，栽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跟頭，掛了……
有這樣的課本，得“中”，難入隊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從實質來說，我才是一個好孩子。後麵的故事大家可以自行評價。
1955年國家開展了一場“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報紙上經常報道破獲了潛伏已久伺機變天的或台灣空投潛入大陸的美蔣特務集團。《中國少年報》上報道說有一個潛伏特務男扮女裝混入國家機關，因為有大喉結並能一手提四個暖水瓶引起人們的懷疑，從而被揭發出他的真實身份。還有一個報道說南方某農村少年兒童發現家中新來的親戚很可疑，雙腳白皙，手臂上有戴過手表的白印跡，就大義滅親，報告了公安局，果然是個空投特務。
我們小隊活動日最喜歡到景山公園玩“打遊擊”“抓特務”的遊戲。
那是一個英雄的時代，人人都想抓住一兩個美蔣特務反革命分子，成為英雄。一天放學的路上我在一個牆角看見一些奇怪的符號，我懷疑這是特務秘密接頭的暗號，或者意示這下麵埋著定時炸彈。我立刻抄在紙上標明地址，繼續往前搜索，一路抄寫街上所有奇怪符號和數字。天已經黑了，我到派出所報案，鄭重地把畫滿字符的紙片交給警察叔叔。我想象著警察抓到了特務，我在全校大會上受到表揚，老師們改變了對我的看法。誰知警察笑道：“這可能是電線工人或管道工人作的記號。”我滿心失望地回家了，還挨了媽媽一頓說。
一次媽媽的機關組織孩子們到緬甸大使館參加緬甸總統兒子的生日慶典。我們在院子裏玩遊戲，我和一個小男孩一起蕩秋千。這時周恩來總理走過來了，站在我身邊，我停下來，有點不好意思地看著他。周總理主動跟我說話：“小朋友，這個小男孩是哪國人？”我說：“是中國人。”他問：“你怎麽能知道呢？”我答：“他剛才和我說中國話了。”總理笑了說：“好，你們好好玩吧。”回家海燕聽到此事，責問我：“你為什麽不想周總理問好，為什麽不讓他代問毛主席好？”
1958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全國掀起除四害高潮。這年的4月份全國開展了三天集中火力消滅麻雀的運動。當天報紙的頭條寫著：
“轟！讓麻雀無處落腳，餓死累死！打！讓麻雀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毒！讓麻雀斷子絕孫！掏！銷掉‘老家賊’的‘戶口’”！
麻雀成了人們心中最凶惡的敵人。麻雀和我們有什麽深仇大恨我不知道，我們隻知道黨的號召就是正確的。
學校也停課三天，清晨四點鍾起床，我們帶著臉盆，竹竿，掃帚到居民院子裏轟麻雀。隻要一見有鳥兒飛過便揮動竹竿大聲吆喝，同時可以聽到來自街上和各個院子的鑼鼓齊鳴，殺聲震天，如同全民的狂歡節日。
我家有棵高大的槐樹，疲憊已極的麻雀落在樹上歇腳，死活不肯離開。設立在本地製高點隆福醫院的“轟麻雀指揮部”不斷通過高音大喇叭發出指令：“崔府夾道16號大槐樹上有麻雀！”我們忙不迭地在樹下敲打。沒過多久又聽見高音大喇叭裏喊：“崔府夾道大槐樹上還有麻雀！”我們覺得很丟臉。
可憐的麻雀無處落腳，光是最後一天，全市捉了四十萬隻。城市的上空很長時間看不見一隻飛鳥。麻雀的消滅破壞了自然生態的平衡，導致了後來一些地方嚴重的蟲災。
1958年8月，毛澤東發令：“書記掛帥，一切保鋼。”一時間為完成當年生產1070萬噸鋼的目標，轟轟烈烈的全民煉鋼運動開始了。
老師號召我們把家裏不用的鐵器交到學校，回爐煉鋼。回到家姐妹四個為了爭搶廚房裏的鐵鍋，打得不可開交。把阿巧急壞了：“別拿走呀，我還要做飯呢！”
大躍進中大批的農民詩人農民畫家和大批的民歌民畫湧現出來。中宣部要求人人寫詩歌頌“三麵紅旗”。我們的作文課也是寫詩，我拍拍腦袋就寫出一首，一連寫了十來首。
“詩”寫多了，淘氣的本性又發作了，我把課本上的古詩都按原來的韻律改成了淺薄的歪詩，同學還都喜歡。有一天我被叫到了辦公室，校長拿著一張單子，上麵記錄著我的“傑作”，問：“這些詩都是你寫的嗎？”“是。”“有沒有人指使你寫這些詩？”我知道不好了，吭哧道：“沒有。”“沒有就好，要知道現在反革命分子就是通過像你這樣調皮搗蛋的孩子散布這樣的反動詩歌，達到汙蔑共產黨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我打了一個冷戰，頭一次知道反革命和我是可以這樣聯係在一起的。
五年級我們開始參加“十一”的慶祝活動。早上四點多鍾就到天安門廣場等候，我們的任務是“場內站隊”——手揮紙花，高喊口號，以“花的海洋”作為遊行隊伍的背景。遊行結束後，幾萬小學生“湧向天安門”。老師千叮萬囑不要摔跤，否則會被踩死。
1958年《北京晚報》創刊，為了推廣銷量，少年兒童都上街賣晚報，半天賣不出去一份，我想了一個辦法，到餐館一個個地問，很多人不好意思拒絕隻好買了。大人們真好。
為響應綠化祖國的號召，春天我們到城外種植蓖麻和向日葵。秋天我們去收集他們的種子，一般來說，向日葵的花盤已經不見，但蓖麻大量結籽沒人要。老師說蓖麻不僅可以綠化祖國，蓖麻籽榨油還可以當飛機的潤滑油，飛機有了油就可以打擊美帝。
晚上我們承擔起交通宣傳員的任務，主要監督自行車有沒有車燈，沒有車燈的，就不允許再騎車。被截住的騎車人都非常客氣，答應推車回家。不過他們走出我們的視線後，就一蹁腿又騎走了。
我不過淘氣而已，並不搗蛋，我真的想當一個黨和毛主席的好孩子。我尋找各種機會為班裏做好事。我把各班的小粉筆頭收集起來，搗碎，加水重新搓成粉筆，晾幹，當我把一盒再生粉筆鄭重地交給老師時，得到的回答是：“這種粉筆根本沒法用，你要專心學習，別搞這些沒用的事。”
我跟老師爭取到了每天早上在黑板上抄習題的工作。我每天早上六點就從家裏出發，天還黑著。我要趕在同學上早自習時抄完習題。到了學校校工還沒起床，我在校門外傳達室的窗下高叫董大爺開門。董大爺披著衣服睡眼迷稀地打開門，總要說一聲：“又是你，那麽早。”
我非常關心時事政治，多次向老師建議利用晨檢時間給同學們讀報，老師終於接受了我的建議。我每天晚上看報選出一些內容第二天早上給大家念。有時還搞一個時事小測驗，同學們越來越重視聽讀報。
不管有多少政治“任務”，這才是我們最放鬆的時刻。
除了學習，我們還有使不完的精力。五年級我考上少年宮木偶組，我們排演的劇目，都是些懲惡揚善的童話故事。大灰狼由男生扮演，我被分派的角色總是狡猾的狐狸。到了晚上我們去各個小學演出。小學生整整齊齊坐在地上，小臉仰著，巴望著節目開始。看見他們我心裏十分驕傲。
我和班上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話劇團，吸引了大批同學參加。第一個話劇由我編劇導演，表現大躍進中工人們克服困難，戰勝保守勢力，研發“活性染料”的事跡。話劇受到同學的熱烈歡迎。後來我們又排演出了好幾場話劇，還在全校大會上成功演出了《大灰狼》。
一天晚上演出結束後我和同學走回家，看見路上有一個盲人坐在地上在叨嘮。我上前去問，盲人說，他家在十裏鋪，政府給他安排了工作，他今天去報到，誰知日子搞錯了，隻好先回家，但是沒有帶返程的錢，一天沒吃東西，也不知道怎麽回家。我拿出還沒來得及吃的芝麻醬烙餅給他。
我和同學湊了兩毛錢，把他送上去十裏鋪的汽車。他一個勁地道謝，說你們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小學考初中的作文題目恰好是《一件好事》，我寫了這件事，得到滿分。
我們看了大量的課外書，一天高憶陵同學告我在《譯文》上看了一篇泰戈爾的小說，講一個老頭娶了一個九歲的女孩為妻，每天晚上人們都聽到屋子裏傳出女孩的哭喊：“我不！我不！”高和我探討，老頭對女孩做了什麽，我們做了最大的想象，結論是他打她。為什麽要打？不明白。從那以後我專門搜集泰戈爾的書尋找答案，無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