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改革開放前好像隻有男人去理發館。女孩子通常是紮小辮或者留齊耳短發。而這短發通常是媽媽給剪的。那剪的方法也是毫無章法，基本上是一把剪刀下去，剪短後稍稍找齊，因此也無美感可言。好在那時候大家都是如此，追求美會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所以，對理發館從來沒有感覺。
改革開放後風氣大開，隨著大街上五顏六色的服裝取代了黑、灰、蘭，女人的頭發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燙發、披肩發愈來愈多。那時候，喇叭褲、披肩發成了壞女孩的標配。記得我的一位同事的帥哥兒子找了一個穿喇叭褲留披肩發的女孩處對象，我的同事愣說那個女孩子浪，死活不讓他兒子把女孩領進門。
我第一次走進理發館是為了趕時髦燙頭發。記得那是在北京西四一家理發館。當時燙頭發花了多少錢記不得了，隻記得花了許多時間。還記得理發師傅態度十分生硬。待燙完頭發，看著鏡子裏的自己，既別扭又陌生，完全不是自己期待的樣子。心裏那個後悔啊，真恨不得剪掉才好。回家的路上總是在揪自己的頭發，想要把它們揪直了，完全是做無用功。朋友們看見後說好像年紀大了幾歲。心裏沮喪透了。
慢慢地燙發的花樣多了，理發館的師傅的技藝也提高了，燙出的發型也不那麽難看了。能夠接受披肩發的人也多了起來。有一次在大街上看到一個女孩子瀑布一樣的長發齊腰，著一身裁剪得體的低領口連衣裙，走起路來真如風擺楊柳，頭發如絲絲柳絲隨風飄動，裙擺如蓮葉托起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美得讓我這個年輕女子也用目光追隨她許久，遂決定也要留披肩發。
這之後一直是長發披肩或紮馬尾。
留披肩發或馬尾的一個好處是可以隨意轉換發型，紮起來就是馬尾，放下來就是披肩發。基本上不用去理發館。
兩手空空出國後，一分錢恨不得掰兩瓣花，更舍不得去理發館了。不僅僅是女士不去理發館，男士們也不去，基本上是朋友們互相幫助理發。有一位來自上海的朋友，他理發技術很好，又樂於助人，我老公的頭發基本上他全包了。他還會給自己理發，居然理得似模似樣。我們在新加坡七年，一次理發館也沒有去過。
在新加坡期間，曾經在一次回北京時去了一趟理發館。那時已經不叫理發館了，叫發廊。一位青年男理發師為我洗頭、剪頭發、吹頭發、還加按摩，服務那個周到，讓我感動。一間普通理發館的服務和美發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80年代北京最好的理發館--位於王府井的四聯理發館。那位理發師操外地口音，卻服務周到技藝精湛。為了感謝他，我拿出10元錢給他，說是小費。他拿著那張鈔票看了半天不明白什麽是小費。我告訴他就是為了感謝他而額外給的錢。他猶猶豫豫地接了錢，放到了自己的口袋裏。中國的美發行業此時已經在與世界接軌，但是還帶著淳樸與惶惑。
1997年到加拿大後，由於有了新加坡的積蓄，把錢攥得不那麽緊了，也舍得去發廊打理頭發了。但是去的多是華人理發館。一次去看家庭醫生，醫生的助理頭發怪怪的，她告訴我，她到一間西人的發廊裏剪發，西人大概不太把握得準華人的審美和華人臉型與發型的搭配，就給她弄成了一副怪模樣。聽了她的抱怨，嚇得我不敢問津西人發廊。直到現在我在多倫多住了23年了，從未去過西人發廊。
在1998年我在多倫多買房子時，與房子的屋主閑聊，我誇獎女房主的發型漂亮，她告訴我，是她的美發師給她打理的，而且她20多年來一直用同一個美發師。我覺得很奇怪，怎麽會有如此緊密的服務關係呢？後來，我也找到了一個理想的美發師，而且在他那裏剪頭發也已經13年了。在此之前我找發廊剪頭發很隨意，想剪頭發了，就去找發廊，哪間人少就找那間，為的是減少等待時間。後來漸漸發現理發師的技術太重要了。剪得好的，可以增加美感。剪得不好的，可以瞬間把人變醜。我後來跟隨的一個姓崔的美發師告訴我，發型是改變人的外貌的一個重要因素。發型要與人的臉型和氣質搭配，他建議我剪一個鮑?型的發型，說是與我的臉型氣質很搭配。
鮑?發型可長可短。崔師傅常常會為我剪出稍有變化的鮑?頭。有一次他剪的發型前麵長後麵短，後麵呈斜坡型，是一種很古典的發式，我的一位西人朋友誇獎我的發型漂亮，而我老公卻說後麵看上去像鴨子屁股，哈哈，審美品味差距很大啊。
崔師傅還是一個鐵杆的普世派，對文昭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知道文昭住在多倫多，他托話說，誰要是認識文昭，請轉告他，我願意一輩子免費為文昭理發。好一個有正義感對理發師。
2016年我回北京，住在中關村。在中關村的一間發廊裏剪頭發。見識了中國發廊的驚人變化。同樣是一個年輕男理發師為我剪頭發，同樣操著外地口音，那個嘴皮功夫比他的理發技藝不知高出多少。忽悠我用什麽套餐：洗、染、焗油、剪、吹、按摩等等一大堆，花了400多元，三個多小時，剪出的頭發與崔師傅15加元剪的效果差了許多。忽悠人的騙子讓我厭惡，想起了20年前那個不好意思收我小費的年輕人，深感時代的變遷是多麽深刻！不幸的是，初到北京的外地人的那種淳樸、真誠不見了，取而代之的卻是欺騙和忽悠顧客的狡詐者。悲哉，我記憶中的美好再難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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