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3日，合肥市委副書記、市長淩雲在《學習時報》撰文“傾城之戀——一座城市與一所大學半個世紀的情緣”（淩雲市長文章：傾城之戀----一座城市與一所大學半個世紀的情緣），寫出了作者對一座城市與城中一所大學關係的認知。回望50年前，建校僅十一年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被迫下遷，四處尋找安身之所，無人收留，真可謂淒慘。現如今，淩市長以一種輕快的筆調，對科大多加褒揚，令我這樣一位在科大學習、工作、生活六十多年的老科大人，隨母校由北京下遷合肥的親曆者，當年的“臭老九”思緒萬千，五味雜陳。些許欣慰，些許榮耀，但也勾起了當年的悲慘記憶。
淩市長文中有的地方的描述與曆史不符，或與亊實出入較大，我作為一位親曆者僅指出以下五點，供市長參考，與市長商榷。
1、“一座城市，一所大學，風雨攜手五十載。合肥，把傾城之愛給了這所大學。”
在1970年的文革非常時期，當時執行極“左”路線的黨中央將教育係統定性為“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師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史稱“兩個基本估計”)因此，全國的大學師生成為被批判和改造的對象。而當時接管科大的安徽省工軍宣隊更是左上加左，視科大為反革命窩，將剛下遷安徽的科大師生當作敵人，以“反搬遷”為突破口，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根本談不上和科大能有“傾城之戀”。這是60後的人們沒有體驗和很難理解的。但那是科大人永遠無法彌合的傷口。
在此，我簡單回顧一下科大下遷的曆史。
1969年底，科大被迫離京疏散搬遷。先下遷到安慶馬山黨校。當時的馬山黨校，隻有一棟僅能容納300 人的三層小樓裏。該小樓位於郊外的一個小山上，沒有公路與外麵相連，交通很不便利，總共隻有七、八十個房間與一個小食堂，而且自來水不通，生活用水要越過一條溝到對麵的山上去挑。房子門窗在“文革”的武鬥中被全部拆除，有的用磚石堵死。[1]先期到達安慶的四位革委會常委毅然回京，準備向科學院和科大軍工宣隊領導反映在安慶疏散搬遷的困難，此事後來稱為“四常委回京”，被安徽省領導定為“反革命事件”。
1970年1月國務院科教組長劉西堯指示科學院領導和科大領導到合肥，與安徽省領導辦理科大移交手續。得知上述消息後，有29位學生從安慶趕赴合肥，其中一位是合肥人，回家了。其餘28人趕到合肥火車站，等北京來的領導，希望北京來的領導先去安慶看看辦學條件，再辦理移交手續。但學生並未接到北京來的領導。因為火車在水家湖站緊急停車，安徽省革委把北京來的領導用汽車接到合肥了。此事後來稱為“２８個半合肥之行”，也被安徽省領導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詳見朱柏生的“不堪回首的安徽”。[2]
獲知安慶確實接納不下科大這一情況後，時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的李德生這才決定科大改遷合肥，並將合肥師範學院(現科大東區)和銀行幹校(現科大北區)劃給科大。
科大隻有少數骨幹在合肥參加“徹底揭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階級鬥爭蓋子學習班”，絕大部分師生被分散到淮南煤礦、馬鞍山鋼鐵廠、銅陵、白湖農場、壽縣農場等地參加勞動，接受再教育。這種跨地市，跨行業 ，跨部門的安排，隻有安徽省領導直接出手才能完成如此精心的調配。把科大師生分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目的是為了便於整肅。以物理係為例，6421班、6422班60名學生與部分物教老師共約100人分到淮南煤礦謝三礦。6521班、6522班共80名學生與部分技術物理教師共約100人分到淮南煤礦李一礦。6523班地球物理專業37名學生與部分地球物理教研室教師分到淮南礦務局機修廠。6423班生物物理專業 26人和6424班地球物理專業 26人，加上部分生物物理教研室老師共約70人分到淮南新莊孜煤礦。分散得何等精細。
安徽省領導對科大師生如此精心的安排，正好證實了淮南煤礦工宣隊領導多次在大會上講的，安徽省領導的布署就是讓強大的工人階級包圍你們，改造你們，如果不老實就發動礦工開大會批鬥你們。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64級物理係的一名同學就受到謝三礦工人的批鬥，又坐飛機、又打嘴巴。
安徽省工宣隊隊長李東林從合肥多次來到淮南煤礦，馬鞍山鋼鐵廠等地，對科大師生訓話。李隊長有三句名言。一句是“下遷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誰反對下遷，誰就是反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另一句是“誰不鬥，就鬥誰！” 第三句是：“告訴你們，這裏是安徽，不是北京！”。[3]
李東林隊長多次來到淮南謝三礦坐鎮，要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安徽省工軍宣隊采取背靠背相互揭發，無限上綱，隨意隔離審查，逼供信等手段，在師生中大抓反革命小集團，弄得科大師生生活在恐怖之中。物理係642成為科大的重災區。6422班 30名學生中有兩人(閆寶根和郭寶林)自殺。
化學係師生分到馬鞍山鋼鐵廠。時任65級放化班主任的5808劉清亮回憶，65級化學係學生陳孝君曾對他說：“把同學鬥得太殘酷了！我們甚至出現過尋死的念頭。”陳孝君生前發表“我也是科大人” [4]一文，他寫道：“我也是在馬鞍山帶著創傷逃離科大的。我還想寫篇‘科大噩夢’，可我能力有限，不知從何處下筆。”
近代物理係師生被分到白湖農場，這原是個勞改農場。６５４４孫進和回憶，“２００名學生，１２０名受到牽連，８０名建立了檔案，最後有組織處理結論的２３名。” [5] ６４４朱柏生回憶，“我們班有４０人左右被審查，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專案組第一次找我談話說：‘念你一貫表現較好，一時誤入歧途，初步決定判你１５年徒刑，第二次找我談話，說有可能隻判七年；第三次找我談話，告訴我不判刑了，可能要留校管製勞動兩年。’若幹年後，我才聽說，我們中科大的這批學生能夠被從寬處理，還要多虧周恩來的恩準。” [2]
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安徽省搞得特別“左”，簡直視科大為敵對勢力。大批學生被打成“反革命”，幾位師生含冤自殺。對此，北京留守的工軍宣隊和中科院工作組是有不同意見的，他們向中科院反映，當時中科院革委會主任劉西堯把這個情況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在這個報告上批示：“科大的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學習遊泳，他們還不會遊泳，嗆了幾口水，現在是讓他們自己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不是整他們的時候”，正是這個批示，挽救了科大學生。[2]
閆寶根、郭寶林、陳孝君、朱柏生、孫進和他們都是學生啊，還算不上“臭老九”，都被整得如此恐懼，可見當年科大剛下遷合肥時，科大師生，尤其是學生，被整得多慘。因為科大學生都是聰明才智一流，又善於獨立思考的。很多學生對文革、對毛澤東、林彪、江青等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有時難免會一起小聲議論幾句，有的還在日記中記下自己的思考。這些行為本不犯法，是一個公民應有的正當權利。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可是大罪──能判１５年徒刑還不是大罪嗎？他們當時都才二十三、四歲啊！今天寫到這裏時，我這八十老翁，還為他們揑一把汗，甚至忍不住流下眼淚……
1970年初以“反搬遷”運動開始，接著是“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隨後又“抓五一六”，宋佩章說，科技大學是516分子的窩[6]，科大大抓“五一六”，結果雖然一個516分子也沒抓出來，但是科大師生被整得夠慘。據統計，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短短五個月，科大下遷的2800名師生中，有7名學生和教工被逼自殺。[6]
當年安徽的黨政領導和軍工宣隊領導“左”得出奇，科大師生剛到合肥時遭受的苦難，我們終生難忘，我們這些親曆者永遠忘不了科大剛下遷合肥時的血和淚！
前麵我回顧了科大師生剛下遷到合肥時遭受的苦難，絕不是算舊賬，追責任。一則淩市長沒經曆過下遷，向她介紹一下科大下遷之悲慘，讓她了解科大師生剛到合肥時遭受的苦難。另外，如實記下這段下遷的真實曆史，也很有必要。我們垂垂老矣，趁經曆者還在，盡可能地把科大下遷和“一打三反”運動的真實情況留給曆史。如果現在不做，再過些年，當事者先後逝去，曆史的真相就會被淹沒。“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 希望“青史成灰”者必是做孽之人！隻有敢於記住曆史、敢於正視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2、“此時，安徽省委主要負責人力排眾議，果斷趕赴北京，力邀來皖。”
我不知道淩市長此說有何依據。據64級近代物理係學生朱柏生回憶，主管科學院的總理聯絡員劉西堯向李先念副總理匯報，科大到現在還沒找到疏散的地方。正在匯報時，李先念的老部下李德生進來了，李德生時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十二軍軍長、政治局候補委員，李先念隨口說：“小李，中科大沒有地方搬遷，去你那裏怎麽樣？”李德生答：“行啊！”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2]我在下遷時聽到的小道消息，與朱柏生說的非常類似。
事實上，中科大搬到安徽，安徽省一點準備都沒有。若說李德生力排眾議，果斷趕赴北京，力邀科大來皖，無法解釋科大下遷怎麽先安排到安慶，僅一幢破爛不堪的三層樓，怎能辦一所大學？
科大剛下遷合肥，許多師生被整。短短五個月，有7名學生和教工被逼自殺。難道李德生力排眾議，力邀科大來皖，就是為了整科大師生，改造科大師生？！
我們查閱了《李德生回憶錄》，回憶錄中找不到一句關於科大的話。如果當初他“力排眾議，果斷趕赴北京，力邀科大來皖”，為何回憶錄中隻字未提科大？實在太不可思議！
3、“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糧，一定要讓中國科大師生吃飽。”
不知此話淩市長引自何處？科大下遷，四處漂泊，無人收留，是安徽和合肥收留了我們，科大感恩安徽，感恩合肥。今年是科大下遷合肥50周年，幾十年來科大人在合肥幾乎是從零開始重建科大。同時也努力想為合肥爭點光，以答謝合肥人民收留之恩。如果說，合肥人民“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糧，一定要讓中國科大師生吃飽。”此話也許有些過分。我們從北京下遷合肥，戶口和糧油關係確實沒有轉到合肥，我本人的戶口至今還在北京。但當年我們領的是北京工資和全國糧票，恐怕沒有必要讓合肥人民省給我們吃吧？！
4、“寒冷的冬天，在沒有集中供暖的合肥，中國科大卻擁有了安徽省第一條‘溫暖專線’，享有專門開放暖氣的待遇。”
科大人都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科大學生宿舍能裝上暖氣，是管惟炎校長的功勞。
管惟炎校長故鄉檔案館有篇文章“用誠心演繹多彩的人生角色──記低溫物理學家管惟炎” [7]，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為了改善科大辦學條件，他身先士卒，埋頭苦幹。上任沒幾天，他就滿學校到處跑，親自到學生宿舍,見到學生們蜷縮在宿舍瑟瑟發抖地上自習，他連臭氣熏天、尿屎橫流的學生樓的廁所都去了，都看了，他皺著眉頭，什麽也沒說。沒幾天，廁所就整修了；沒幾天，學生宿舍全部裝上了暖氣,而後教學樓有了暖氣，最後安裝暖氣的則是行政樓。那時，學生們見校長很容易。管惟炎住在學校，每到開飯時，他就會提著飯盆在食堂裏和學生一起排隊打飯，和學生們一起邊吃邊聊，征求同學們對食堂夥食的意見，對學校教學改革的意見。在管惟炎即將離開科技大學的那幾天，許多教師、學生自發地趕來為他送行，他的住處依然是那間水泥地的小而簡陋的房間，他的麵龐依然那麽和藹可親，隻是蒼老了很多，白頭發也增加了許多……”
時隔三十多年，同在一城的安大和合工大至今還沒安裝暖氣，合肥不會如此偏心吧？！
5、“‘是合肥的環境以及決策者的眼光，促進了量子通信的發展。’多個場合，‘量子之父’潘建偉都對合肥不吝讚美之詞。”
我曾在科大物理係與郭光燦院士共事。郭光燦是科大第一個研究量子光學的，郭院士才是科大研究量子光學第一人，但也不能稱郭光燦為“量子之父”。據我所知，世界上還沒有人被稱為“量子之父”，量子之父稱號己淪為國內外學術界的笑柄！
稱潘建偉為“量子之父”，類似於“厲害了我的國”，自吹自擂過了頭，反倒自取其辱。建議淩市長慎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