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縣人，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馮友蘭出生在一個“詩禮人家”，家境殷富，極重教育。早期確立了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的結合，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放棄其新理學體係，接受馬克思主義。1912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曆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裏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由於馮友蘭在文革中卑躬屈膝，阿諛權力，備受世人爭議。
韓國總統樸謹惠在一篇文章中曾經寫道：“在我最困難的時期，使我重新找回內心的平靜的生命燈塔是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的著作《中國哲學史》”。
馮友蘭是新理學的創始人和新儒家的開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學著作為《中國哲學史》《貞元六書》和《中國哲學史新編》，其中《貞元六書》又由六部哲學著作組成。這三部著作俱為鴻篇巨製，蔚為大觀。民國時期，馮友蘭就是飲譽海內外的著名哲學家，是近代中國以來泰鬥級哲學大師。燦若群星的西南聯大竟然被認為隻有“三個教授”，馮友蘭、陳寅恪各居其一，唐蘭和劉文典合二為一。在西方學術界，他被認為是現代哲學史上“最先具備哲學史家資格的學者”，是西方人了解中國哲學的必經之路。對於許多西方人來說，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馮友蘭。馮友蘭在學術界地位幾乎無人匹敵，其高度至今難以超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作出了不朽業績。但他在“文革”中的表現卻遭人詬病，主要原因是他參與了“四人幫”組織的“梁效”寫作班子，寫下若幹尊法反儒的文章和不少詩文，後來與受到“四人幫”重用的周一良、魏建功、林庚並稱“四皓”(即四個須眉皆白的老頭)。
馮友蘭在新中國建立後的工作態度有一個轉變的過程。1948年底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追隨蔣介石政權離開清華，維持學校教學工作由馮友蘭承擔。軍管會接管學校後，馮友蘭依然按舊時規則行事，一方麵他對政治並不熱心，要保持學術與政治的距離；另一方麵是他的自負使然：即便是新政權，自己也該能用得上。
隨著新舊交替衝突，馮友蘭這位清華大管家深感力不從心、難以勝任，他逐一請辭一係列行政職務。新政府很快批準他的請辭，有人表示馮的思想“跟黨不合”，要求他“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馮友蘭似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澤東，承認自己過去傳授的是封建哲學，是為國民黨服務的，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重寫哲學史。毛澤東於10月13日回信，雖然歡迎馮友蘭的表態，但也說：“像你這樣的人……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
1952年9月全國高校院係調整，馮友蘭調入北京大學哲學係。
從此，馮友蘭陷入被反複批判的境地，隨著此起彼伏的運動，他從開始批判自己到漸漸批判別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老運動員”
北京大學是“文革”重災區，第一個貼出重磅大字報的正是北京大學造反派，著名造反派頭頭聶元梓時為北京大學哲學係的黨總支書記。“文革”甫一爆發，馮友蘭即被揪了出來，他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的帽子進行批鬥。
隨後，馮友蘭便陷入不斷被批判、交代中。1966年7月5日，他根據造反派要求，在哲學係作了長篇發言《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下旬紅衛兵前來抄家，在他家門口貼上大字報，宣布他的“罪狀”，封存了他的文物和書籍，凍結工資，夫妻倆每人每月發放12元生活費。
8月26日馮友蘭再度被抄家，不僅拿走了他家幾乎所有值錢物件和許多紀念品，同時隻讓老夫妻倆住一間房子，其餘都被鎖上。後來，他的居所一共住進了5家，入秋，由於禦寒的衣服取不出來，他隻好披著麻袋，頂著寒風去開批判會。除了批鬥、寫各種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掃街道。
此時馮友蘭已年逾七旬，患有嚴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醫院去看病，由於“反動學術權威”的身份，醫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療，他於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學係某‘文革’小組組長”，匯報、陳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於15日住進北京醫院，但手術尚未做完，醫院也被造反派奪權，他又被趕了出來，無奈之中，他隻好拖著尿瓶子接受批鬥。此後，經多方努力，3月份才做完第二次手術。
在一份北大革委會作戰部編印的材料上寫到：“馮友蘭是一個幾十年來一貫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禦用哲學家和謀臣策士；解放後，他仍然賊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經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機會，便興風作浪，煽動反革命複辟。……成了解放後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的一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白旗。”接著又將馮友蘭與劉少奇聯係到了一起批判，說他因為“積極反共、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而得到了劉少奇的賞識”。就這樣，馮友蘭不斷地被批判、交代、寫材料。
從“文革”爆發到1968年5月，是全麵武鬥、奪權的混亂階段，5月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原本是為製止這種混亂所采取的一項非常措施。動亂製造者實際是“文革”發動者，罪責卻推給了“混進人民內部的階級敵人”。“清隊”意味著從胡揪蠻鬥變成了有係統的政治迫害，出現大量冤假錯案。
此時馮友蘭已是73歲老人，他於8月底9月初被工宣隊誆騙出去，對他實施隔離審查，開始了勞動改造。這說明對馮友蘭的批判升級了。
在隔離審查期間，大教授們在“牛棚”裏濟濟一堂，批判馮友蘭時，除了“反動學術權威”和“反共老手”外，還一定要他承認自己是“反動學閥”。洪謙開始也跟著承認自己是“反動學閥”，但造反派卻認為資格不夠，隻能是“反動學術權威”。馮定自報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又不夠格，他隻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各種不同級別的“罪行”中，馮友蘭是最重的。
出乎意料的是，這次審查的時間不長，兩個月後的11月18日，他與翦伯讚一道被解除勞教，釋放回家。據馮友蘭自己說，這次優待得自領袖的“關照”，說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隻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讚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這番講話對馮友蘭來說，無疑形同救命。
馮友蘭沒有死，而且是在領袖的“保護”下，他內心充滿感激之情，解除勞教後，他按照工宣隊指示致信毛澤東表達了感激之情，同時還以詩詞表達了這種感情，寫下《蝶戀花·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時代。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向前邁。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線，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之謙遜、之沉痛、之卑微和民國時代的馮友蘭判若兩人。信和詩作皆通過謝靜宜轉達給毛澤東，毛澤東向馮友蘭表示問候。此後每逢事端，馮友蘭都要以詩詞賦頌，不論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一周年，馮友蘭表示“歡呼”：“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
最令人側目的是在毛澤東78歲壽辰之時，他寫下《韶山頌》三十三首，其中最後一首寫到：“曾以宏詞作《天問》，又以革命作《天對》。曠世風流問對人，萬歲萬歲萬萬歲。”其語言之直白、格調之低，令人歎息，寫《西南聯合大學碑文》時馮友蘭的神采蕩然無存。毛澤東收到《韶山頌》後，托謝靜宜向馮友蘭表示感謝，馮激動不已，再作《七絕·感事》：“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為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成綠蔭。”馮友蘭的這類詩詞，連同《詠史二十五》合計寫了百首左右。
與僥幸存活的馮友蘭相比，翦伯讚無此幸運，因“劉少奇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劉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實在交代不出，與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劑量西德產速可眠自殺。
據不完全統計，自“文革”開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學僅自殺的老師就有：曆史係教授汪籛；數學係講師董懷允；英語係教授俞大絪；中文係黨總支書記程賢策；哲學係心理學教授沈乃章；化學係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夫婦，北大化學係器材室職員林芳；生物係教授陳同度；物理係教授饒毓泰；北大原黨委書記崔雄崑；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曆史係辦公室主任吳偉能以及陳永和。
廁身“四皓”
實際上，1960年以後馮友蘭的各類作品已不斷出現為政治服務的傾向，到“文革”中晚期則達登峰造極。連續不斷的批判，對這位中國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不能不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果說“文革”之前的曆次運動是對思想的清理、頭腦的清洗，“文革”則意味著要對生命作出抉擇。何去何從，馮友蘭不會不知道其中的利害。馮友蘭是以批判對象出現在新政權中的，一直持續到1968年勞教釋放，達20年之久，誰能經受住長達十幾年的批判？後來那些挖苦馮友蘭的人，是否想過自己在接受批判的同時渴望過“解放”、渴望過“為國家”工作？這和馮友蘭的區別並不很大。
“解除勞教”之後，馮友蘭的待遇漸漸恢複，而林彪事件的出現更使“罪行深如海”的馮友蘭派上大用場。
林彪事件發生，全國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到1973年後主要轉向尊法批孔。馮友蘭作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運動員”，他擔心自己再次成為批判對象，他說：“我當時心裏又緊張起來，覺得自己又要成為‘眾矢之的’了。後來又想，我何必要站在群眾的對立麵呢。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嘛，我和群眾一同批孔批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嘛。”正是此種心態的支配，他主動寫了兩篇發言稿，分別為《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複古與反複古是兩條路線鬥爭》，先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毛澤東讀到這兩篇文章後表示了支持，《光明日報》於1973年12月3日、4日連續兩天進行轉載，並配發了編者按。正是這兩篇文章，使馮友蘭成為那個時代的“寵兒”，一個新人形象冉冉升起。馮友蘭的文章完全違背自己的學術取向，一代大儒，卻帶頭口誅筆伐，動搖自己學術的根基，這種文化景觀，亙古未有，“文革”中卻屢見不鮮。
北大和清華於1973年10月成立研究小組，後改為大批判組，這就是著名“梁效”的來曆。大批判組成立後還邀請了一些著名教授參加活動，其中馮友蘭名望最高，此外還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楊榮國等。馮友蘭被安排為“顧問”，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對材料，注釋成語典故。這對其他人來說自然是“梁效”寫作班子成員了。其實馮友蘭又何嚐摸得清中國政治的真實方向？
此後，他又寫出了一係列尊法反儒文章，並在上述兩篇文章基礎上寫成七萬字的《論孔丘》，毛澤東不僅親閱該著，還對馮友蘭的表現再次進行肯定。
由於馮友蘭不斷受到領袖關注，又成為“梁效”的顧問，一些相關活動亦經常通知他參加。1974年6月12日，他參加了一次有許多中央領導參加的會議，會議由江青主持，主要內容是要求加強尊法反孔，馮友蘭高度近視，他隻知道大概有哪些人參加了會議，王洪文、葉劍英、江青進行了發言。會議快結束時，謝靜宜通知他外出開會。
開始，會議弄得很神秘，到達目的地後才知道是參觀天津小靳莊，並規定與會者不準寫信、不準打電話、不準上街。到天津第二天上午，江青、王曼恬還和馮友蘭等人聊天，誰知下午，馮友蘭丹毒病發作住進了醫院。
住院期間，他知道小靳莊的農民也用寫詩的方法批儒，於是信口做了幾首，護士記錄下來，後來越做越多，《光明日報》集中於9月14日刊發，這就是《詠史二十五首》的來曆。其中第十一首寫到：“破碎山河複一統，寒門庶族勝豪宗。則天敢於做皇帝，亙古反儒女英雄。”由於詩的內容歌頌了武則天，在“文革”結束後受到強烈譴責。馮友蘭辯解到：“我當時認為，武則天做皇帝這一個行為，是和儒家的三綱、五倫條條都違反的。若說反儒，她應該最徹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圖，我之所以不知道，因為我向來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書房也聽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想來，馮友蘭未必知道江青到底有何盤算，但就這首詩而言，也很難說沒有刻意奉承的成分，其中第一句“破碎山河複一統”也不盡合史實。他最後一首中“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謝耆年帶路人”兩句也被指責為是吹捧江青的。他對此亦進行了辯解。
不論江青是不是做過女皇夢，也不論馮友蘭是否知道這些，這段時期的馮友蘭和江青、“梁效”之間關係比較密切，風骨盡失，大約是沒有什麽疑義的。
1976年唐山地震後，8月4日晚10點多，江青在周培源、遲群等陪同下，親往地震棚看望馮友蘭，江青前腳離開，北大黨委會即安排馮寫一個感想，馮友蘭於第二天寫了兩首詩。臨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又托北大黨委徐雅民通知馮友蘭去看露天電影，這時馮友蘭已經是81歲高齡的老人，他怕夜裏受風寒，沒有去。結果第二天江青又安排人把他接到清華，並且告訴他，說看電影是為了防震。這些場麵被拍成照片，成為馮友蘭與“四人幫”親近的證據。
隨著“四人幫”倒台，馮友蘭在批林批孔中的賣力表現遭到多方指責，他再度被打入另冊，成為別人筆下的“四皓”之首：“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筵。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
馮氏心路探微
馮友蘭的哲學貢獻主要在學理上，他將中國傳統學術予以了現代化梳理，納入了現代哲學體係的架構中，我們現在看到的各種版本中國哲學史，不論采用哪種觀念，結構上基本是馮友蘭的。
也正因為馮友蘭哲學的學理化，導致他的身份認同發生了微妙變化。傳統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俱為士子，是要出將入相的，猶能表明心誌的是張載的“西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後人對張載的評價則為：“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達到了修齊治平的最高境界。他們要把皇權納入道統之內，其核心在於一個“立”字。隨著中國文化的學理化，傳統的士大夫變身為職業化知識分子，駕馭權力的能力自然式微。這不隻是馮友蘭的變化，也是世事之變的必然結果。
馮友蘭自撰一副著名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其中一個“輔”字，道盡馮氏心誌，儒家入世精神畢露，這與張載在精神上如出一轍，氣象和格局卻不免小了許多。在此精神指導下，中國短短幾十年裏政權兩次重大更疊，馮友蘭都積極廁身其間，當他積極維護國民政府的時候遭到激進主義的攻訐；熱情聽命“文革”調遣的時候又遭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詬病。但我以為，這與馮友蘭的品質無關，而與他的文化氣度有關，馮友蘭的文化選擇，恰恰是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無法逃避的選擇，由於心靈無所庇護，在治世，儒家知識分子尚可以輔佐天下為使命，但逢亂世，儒家知識分子的下場十分悲慘。馮友蘭尤其無法想到的是，他遭遇到一個根本不需要知識、並且強烈詆毀知識的時代。
不是因為他是馮友蘭或者是周一良才會去做梁效、羅思鼎，而是不論當權者將這個機會賜予誰，絕大多數都不敢辱使命。馮、周都處於文化的高端，因而顯得顯眼，那些一會兒被打倒、一會兒又被“解放”的，僅僅因為身處低端，且基數龐大、不引人注目罷了，但性質上與馮友蘭毫無區別。芸芸大眾，不論相互之間如何不服氣，其實沒有幾個是叛逆者，隻不過是有沒有機會聽命和聽命程度大小而已，真正的叛逆者往往不存在於這批知識分子中間，而是諸如林昭、張誌新、顧準這樣的人。
更有意味的是，這批精神上的“反叛者”多數來自體製內和接受體製教育的年輕人，而不在體製外。當他們發現現實政治與最初理想距離越來越遠的時候，便義無反顧地衝殺出來——雖然這也是極少數人。對於更多的非黨知識分子卻非如此，王朝更替在中國、在這些通古達今的知識分子眼中，實在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因而，他們更多的是歸化心態，以為自己在新政權下還會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甚至更好。
從馮友蘭的履曆中，可以看出他強烈的使命感和入世意識，這既取決於自己的性格和誌向，又必須有相適應的學術能力作為保障，最終也吻合於儒家知識分子的內在規定上，馮友蘭的學問是儒家的，氣質也是儒家的，他的演進線路，自然就是“修齊治平”的路數。
不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直接引申出現代意義，隻能在世界文化中反求諸己，首先以文化的多元化保全中國文化傳統，並在多元文化體係中光大中國傳統文化，也隻有在多元的文化體係中，中國傳統文化才會散發其獨特的魅力。回顧曆史，我們幸有馮友蘭、梁漱溟、金嶽霖、熊十力、陳寅恪諸位先賢的開辟，為我們保留下豐富而多情的中國文化血脈，若認真加以繼承、弘揚，中國文化之勃興可待矣。
“文革”後的反省
“文革”後的馮友蘭承認，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誠，而是嘩眾取寵了”。“有了這種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極左路線，也就是自己犯了錯誤，不能說全是上當受騙了。”可算誠懇。回顧馮友蘭的言行不難發現，他的批判、迎合，多來自思想方麵，且始終以自我批判為主，“文革”初期也奉命寫了一些別人的材料，總體上沒超出那個時代大部分人的所作所為，曲折中，還是小心翼翼維護著做人的底線。但《三鬆堂全集》對這些批判文稿無一收錄，倘若能看到這些材料，即可了解當時的政治生態，想來也是相當有趣的。想起他在1949年對周恩來說的話：能夠遠離政治就好一些。最終，他不僅介入，如此介入方式，介入如此之深，果真是心甘情願？
所幸，馮友蘭最終還是還原了書生本色，在生命最後十年、85歲高齡、近乎失明的情況下，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全七卷。尤有意思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卷，卻不再出版第七卷，而收入《三鬆堂全集》的第七卷亦刪掉了第七十七章的後三節：在這三節裏，馮友蘭指出極“左”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空想”，發動“文革”的行為則是“荒謬”。
1990年11月26日，馮友蘭以95歲高齡謝世，給我們留下煌煌十四卷並不齊全的《三鬆堂全集》和浮沉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