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知青婚姻

來源: 我是秋雲於 2020-07-11 17:20:28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51041 bytes)

元月22日，是我下放在四川洪雅縣花溪公社紅權六隊（姚溝）當知青的紀念日。

那時我隻有17歲，由於出身不好，(父親在國民黨裏幹過，解放後成了管製份子。）因此我在農村沒有受到一丁點知青政策上的優待。我下農村時個子太矮小，身高隻有148厘米，體重才78斤，所以被生產隊長規定為每出一天工，隻記三分工報酬，（不到兩毛錢）另外一個高一些的知青記的是四分工，當時同隊的女社員都是每天八分工。但是我仍然不甘示弱地同樣和當地農友一起戰天鬥地，最後成了全能勞動力，什麽都能做好了，也才得了個永遠的八分工。

我在生產隊裏結婚了

日月如梭，我一晃就在農村當了六年知青。記得是在1975年正月初七，從成都過了春節回生產隊時，在縣城裏，茫然地邂逅了一個1972年本縣下放的女知青。她那時下放在距離我大概有30公裏的地方，那裏山高路遠，生活更加艱苦，但她覺得我是一個有擔當的男人，所以我們很快就在一起了。

我妻子年輕時的留影

由於青春的躁動，造成了未婚先孕，不得已就在當年的國慶節奉子成婚了。不過，當時公社和生產隊從上至下的部門都叫我寫了檢討書和認錯書後才給頒發了結婚證的。隨後我又求爹爹告奶奶地在生產隊會計那裏預支到了15元錢。六分錢一個的月餅買了150個，用了3元7角錢買了一條朝陽橋香煙，到供銷社用了2元7角錢稱了三斤水果糖。不經意地告訴了生產隊的社員和本大隊的五個知青，他們一共送了我五元錢的禮份，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頓知青結婚飯，肉是沒有的，整個桌子上都是豆腐做的菜。（那裏的習俗是村上有結婚辦喜事的，有的人家會送一磨自己做的豆腐作為賀禮）結婚那年正好是國慶節和中秋節在一起。

我的結婚照

我們結婚時，知青房隻有九個平方米，屋子裏有一間三尺寬的木床，一個二尺五長，四十厘米高，四十厘米寬的條桌，還有一根用來燒火做飯坐的，镔開了一條大口子的桑木矮條凳和一根高板凳，床檔頭的空處是用一塊陰丹藍布做了一個簾子遮住了那個能裝五十條（芙蓉肥皂）的木包裝箱裝著我和妻子的幾件衣褲放在自己做的竹架上。屋外就是一口終年暴露在簷口下的灶頭，鍋蓋是一個爛鬥笠，其餘什麽都沒有了。

我自己為妻子接生

結婚後不久，就在1975年12月2日那個大雪紛飛的早上，自己冒著生死兩離別的險境，讓自己的老婆在沒有任何生命保護和醫療措施的情景下，從頭天晚上8點過，女人就一直分開雙腿忍受著四壁灌進知青房內的雪風，在那疼痛無法忍受的叫喊中，赤裸著下身，背靠在小木床邊上，坐在一個沒有一滴水的腳盆邊沿上，下體不斷地破著羊水。她一直撕心裂肺的疼叫，終於在次日早上6點15分時，隨著一個毛茸茸的頭部從產道口滑出來了。

嬰兒的頭在滑出來的那一瞬間，重重地碰響在腳盆壁上。（農民都說，喜得好是順產啊，假如是難產的話就出人命了。）

可是我一個知青男人，沒有任何接生的經驗，隻好手忙腳亂地在流著血糊糊的黏液裏胡亂摸到了嬰兒的臍帶，操起頭天晚上準備好的一把剪紅苕藤用的鏽跡斑斑的剪刀，剪下了亂七八糟纏上的第一道臍帶線。可當我想再纏第二道臍帶時，更加手腳無措了，因為妻子的產道口吊起了一長節腸子樣的東西，血淋淋的，我不知道是什麽東西，就用滑溜溜的手使勁地往外扯，可是怎麽也扯不出來。再加上，天氣太寒冷了，凍得母子倆的皮膚都在開始變為紫色了。我怕了，我害怕了，我害怕極了。

外麵白茫茫的繼續下著鵝毛大雪，此時隻有我一家三人的哭聲在這周圍沒有一個鄰居的山包包上傳向四野，傳向天空，傳向了蒼茫大地·····

我們問著蒼天，天啦，我該咋個辦啊！硬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命運就這樣無情地捉弄著我這兩個無依無靠，命苦的知青和剛生下來的兒子。

救命的黃嬢嬢

在萬般無奈的條件下，我被當時的情形嚇得隻好連滾帶爬地翻過了房屋左邊的小山包，去到一戶農民的木門前，使勁全力地拍打著別人的雙門子，聲嘶力竭地的叫喊著：“黃孃孃，黃嬢嬢，快來幫幫忙嘛，快來幫幫忙嘛，我愛人生小孩了，她胯下有一根腸子樣的東西，我扯了老半天都沒扯出來，不知是什麽東西。

睡眼惺忪的黃嬢嬢一聽，著實嚇得不輕，連忙用一根指頭狠狠地戳著我的腦門說道：“你啊，你啊，短壽的，那都扯得嗎？那是女人生了小孩還沒出來的胎盤，一旦扯斷了，大出血要死人的啊。娃娃啊，你咋個那麽悶膽大啊，你為啥不請個接生婆啊。”

我的天啊，我哪知道這些啊，更何況女人是早產，白天還在生產隊出工背了好幾百斤牛糞撒田啊，也許是傷了身吧，所以出現了早產現象。更讓人不能忘記的是，那一天家裏還沒來得及去提水,（生產隊沒給我們置辦水缸，平時的生活用水全靠一戶比較同情我們的農民把他們沒有用了的兩隻水提子，送給我們用來提水的，每天要到100多米外的山溝下麵去提水）生小孩那天更不消說有熱水了，我們當了十多年的知青，幾乎沒有喝到過自家的開水，全喝的是冷水。

所以女人生了孩子，就連最起碼的產後清洗都沒有辦法做到，就抱著兒子倒在了床上，兒子就更不消說洗幹淨全身的血跡了。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兒子生下來時有多重，有多長。也許兒子生下來後幾乎都在生病的原因就是生他時感染了吧。

黃嬢嬢聽完我的求救後，嚇得喋喋不休地責備著我，她眼裏一直流著淚水，一邊穿上棉衣，一邊趕緊叫著她的媳婦說：“媳婦子，快起來，要出人命了，你趕緊把我們家的豬油舀一點，再找幾個雞蛋煮成荷包蛋端到知青那裏來。”

黃嬢嬢對媳婦說完後，便和我高一腳，矮一腳地來到了知青房，推開門一看，妻子已經躺在床上一邊撕著一刀草紙，正在擦拭著嬰兒身上的血跡和自己身上的各種汙物，床邊上的腳盆裏留下了一坨軟綿綿的東西，上麵還連著一節腸子。

黃嬢嬢看了看腳盆裏的東西後才鬆了一口氣地對我說道：“娃娃啊，這就是胎盤，你趕緊去割幾匹粑葉把胎盤包了埋在自留地邊的小樹下，盡量避免野狗把它掏出來吃了哈。”（黃嬢嬢還活著的話應該有九十歲了，可她已經去世了好幾年了，我非常懷念她）

這時，天才麻麻亮，雪越下越大，可是一個知青房裏。什麽都沒有，雞蛋，白糖，油品都沒有，咋辦啊，咋個辦啊？當時我隻是在缺了一牙的門枋上記下了這個永生難忘的生離死別的日子—1975年12月2日早上6點15分，一個屬兔的知青孽債誕生在了四川洪雅縣花溪公社紅權六隊“周的房基”。（小地名）

我為孽債付出了代價

天大亮了，嬰兒的哭叫傳到了姚溝的一些人家戶裏，農民聽說知青生了個兒子，有些好心人家送來了一些他們孩子穿過的舊衣服，有的送了幾個雞蛋過來，有的送來了一坨紅糖（那是我們生產隊栽的甘蔗分給大家自己熬的紅糖）

基本就緒後，我趕緊忍著饑寒在暴風雪中走了將近10裏路，到公社去報喜又報憂了。

當時管知青的幹部，立即叫我在公社寫了一份保證書，保證不犯錯誤，不再生第二胎。隨後叫辦公室主任唐萬明給我批了四丈布票，兩副豬肝，四個豬蹄，申請補助了25元錢。

我就用這點補助和布票給兒子做了一條背小孩用的單被子，剩下的錢和布票給月子裏的女人做了一件棉襖，這個女人的一生在生孩子時，隻吃了80多個雞蛋，都是我賣米賣糠換來的啊。我的知青女人因為和我結了婚，我又是外地人，她的父母不認我們。她也就脫離了自己的溫暖家庭，從和我在一起那一天就再也沒回過娘家了，自然我們生了兒子也就沒有得到任何親人的探望和祝福。

1976年，我（後排左三）參加了公社演出隊到縣城匯演

那一段時間我還在公社宣傳隊，還要經常外出表演節目，留下孤兒寡母的在家，天寒地凍中，知青妻子還每天到門外的自留地裏割菜葉子來喂豬。我經常演出到深夜11點過才回家。

由於兒子出生那天風雪太大，四麵通風的房子不但致使兒子感冒得了肺炎，（知青房修起後牆壁就用篾條編起就算了，連泥巴都沒敷一點，所以四方八麵都透著風和光線。）而且還患上了嚴重的疝氣病（每次便便時小雀雀掉下的像豬心子那麽大）。從幾個月起生大病，每次抽風時間長達一二十分鍾，發高燒，我們隻好經常賣掉自己的口糧把兒子背到花溪和柳江看病住院，兒子在四歲之前一共打了上百針青鏈黴素。

就這樣，小生命的誕生，再加上我出身不好，隻有做好了永遠在農村安家落戶一輩子的打算。

女方的父母一直不待見我們，說我把他們的女兒害苦了。直到四年以後，經多方人士說情和我的努力孝敬，兒子的外公才答應可以回縣城看望他們了。

這時知青都返城得差不多了。我，被一個了解我的老老師介紹到農村教師隊伍裏去代課，這樣每月就有16元錢的補助，還可以記全勞力了，那時的16元錢剛好能夠把兒子全托到了縣城西門的一個彭姓人家裏。

我兒子滿五歲時

別了，我的妻兒

1979年妻子調回了縣城當上了售貨員，因為我們是異地知青結婚，不能同時返城。我隻能還是在農村代課。

又過了幾年，也就是在1986年8月6日，由於我們婚前沒有一點感情基礎，當時的生理衝動造成了後果而結合在一起的。最後我們不得已地在脆弱的婚姻基礎上離了婚，勞燕分飛，分道揚鑣，兒子也隨母了。

離了婚後，我隻身一人，什麽也沒有了，也不知道最後的歸宿在哪裏，自己就像逃荒逃難的人一樣，從洪雅縣城騎了一部梅花牌自行車，經過10多小時的騎行，回到了成都，暫時住在了四弟的廚房裏。晚上在地上鋪上席子，白天收起來，四弟的家緊靠河邊，因為潮濕，每天睡起來後地上還留著一團睡型。

我在成都曆經了太多太多的磨難，終於在1987年8月左右月四處奔走谘詢，才得知我的遭遇要去找成都市勞動局。

我把自己的這麽多年的遭遇寫成了書麵材料交到了勞動局，於是勞動局派人親自到洪雅縣勞動局對接了解了我的具體情況之後，隻需要我答應轉回去後不去麻煩任何人的前題下才轉回了成都，將戶口掛靠在了已經調回成都工作的繼父那裏。

我在洪雅前後共呆了整整20年，終於在1988年底回到成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證。

我的生父還在我下農村的第二個月就被迫害致死了，死的慘狀無法讓人接受，在成都三醫院住院部斷氣的時候，從兩個鼻孔中像噴泉一樣地將被造反派打爛的五髒六腑全部成顆粒狀和膿血狀地噴射到了住院部的被子上。在場的醫生都哀歎地說，這人死得太慘了。父親死的時候他離自己年滿42周歲還有三個月。

母親看見父親死後留下的八個兒子，自己根本無法撫養，氣急攻心，便就成了瘋女人，成天到處哭鬧訴苦，最後實在沒有辦法了，才被居委會送到成都犀角河瘋人院治好後，改嫁給一個鐵路上打隧道的工人，便跟著繼父住到大涼山裏的喜德縣境內的沙馬拉達隧道工地上，隨後生了一個妹妹。

母親不得已離開了，曾經住過的屋子已家徒四壁。

當時家裏已經下放有四個知青了，大哥是社青下放到了攀枝花鹽邊縣，三弟下放在廣元朝天區，五弟下放在簡陽縣禾豐區，留下的另外幾個沒有讀過書和讀了少許書的弟兄，沒人照管，我在百無聊賴的情境下把四個弟弟分成兩個一次，兩個一次地帶到農村去供養和簡單地培養著。

我回到了成都，投親無靠，家也沒有，工作也沒有，一切的一切都沒有。隻好刀口舐血般地幹著讓人苟且偷生的生計，蹬偏鬥車，踩三輪車，給人擦皮鞋（那時擦一雙皮鞋最多三毛錢），去火車站扛行李進站上車，開摩的，開野的，賣舊衣服，晚上到青年路賣吼貨皮鞋，爾後分別被招聘到過成都華民皮衣廠，成都華一珠寶廠，瀘州老窖名流酒業公司，四川四達股份有限公司幾個單位去當過管理人員，最後還是自己到廣州去學了一門翡翠珠寶鑒定的手藝，專門給老板撰寫發往各地的珠寶成品的題材，等等，等等，這才有了基本生活來源。

回到成都時沒有房子住，隻有到處租住近郊農村的偏偏房或是搭建房，從每月20元起租，一直租到每一間房一千多元，而且還得不斷地留點積蓄，最後還是靠自己省吃儉用地在2006年花了一萬九千多元錢積蓄買的個人社保。其中政策上隻算15年的知青視為工齡，社保局還在我交的一萬多元錢中扣了我六千多元的滯納金，一共隻算了27年工齡。從2011年滿了六十歲起，我至今每月才能領取到2069·30元錢。但是每月還得交388·40元的醫保，交滿15年。

許多年過去了，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他們在哪裏。無意間有一天在朋友那裏間接地得到了我有孫女的消息。

盡管我經曆了那麽多的不幸和悲慘，可我仍然對洪雅縣所認識的人們都難舍難分。我尊重他們，關心他們，我不會計較過去的得失和委屈，因為我深深地明白，倘若沒有在洪雅當知青時那麽多年經曆過的那些艱難困苦的磨難和磨礪，再加上沒有後來的那麽多社會經曆和社會閱曆，就沒有毅力去承受各種生活衝擊，更不可能練就我堅定頑強的生活意誌和自強不息的鬥誌，也許我不會有現在這麽自強自力。

我現在在自己的空間中經常為洪雅的山山水水寫詩作詞，攝影記錄，專門用許多時間為發展洪雅的旅遊事業和宣傳洪雅的社會環境貢獻一點微薄的力量。

洪雅那裏不管是老人小孩，大凡小事，婚喪嫁娶，生老病死，有人要買新農保錢不夠等等，我能幫助和參與的我都義不容辭地給予了支援。每次我回到花溪，走進農貿市場，看見認識的農友鄉親在賣菜的也好，或是掙點油鹽錢的也好，我都會給她們買包子饅頭或其它食品讓他們吃，不想讓他們餓著，一直堅持到現在。我隻想對他們好，凡是他們需要我做什麽，我都盡心盡力。該我伸出援手的時候，絕沒回避過。

我每做一件事都會換位思考，當我在向別人伸出援手的那一時刻，我就會想到我當知青時是多麽需要能夠被人同情我，關愛我啊。

那個時候哪怕能讓我在生產隊挑得到一擔水糞潑灑在我的自留地裏那該多好啊！可是一二十年裏，基本沒有這樣的照顧和施舍，(下農村不久，隊長就給全生產隊的社員打招呼，任何一家不能隨便讓知青挑水糞去做自留地，一旦發現有這種現象，哪家就會少分肥料糧。所以，我每次回家都得找親戚朋友要點“工資券”，買些打火石和燈泡，肥皂之類的東西，需要用水糞時，就悄悄地和一些社員兌換，一顆打火石換一擔糞，半塊肥皂換兩擔糞，一件舊衣服換四擔糞，還得等到天擦黑的時候才能去挑，怕被其他人發現，影響農友的年終分配。回想起來真的很慘啊！）

我現在之所以這樣對待他人，就是想到當有的人在需要別人幫助時而又辦不到的那種無可奈何的狀況！我現在必須將心比心，換位思考。

而且我對社會也在一直堅持盡其自己的能力予以正能量。長江漲大水那年的九月，我在成都雙林路電視台，捐錢捐物共4000元，5.12地震第三天自己開車到都江堰茶馬古道雕塑下麵去捐贈水果400元，同年六月到什邡洛水鎮捐贈現金400元，去崇州三郎鎮捐贈現金700元，1993年4月5日漢源白沙沱打礦民工被老板沒法發工資，我送去了2500元發到了洪雅趙河鄉每個民工手裏，去年回生產隊凡是70歲以上的12個農友每人又一次發了100元，並出錢請大家在生產隊一起吃了一頓團聚飯。我自己沒吃，看著他們吃，我就非常開心了。這麽多年了，我一直對自己非常節儉。至今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

就因為我這樣做，我的許多朋友都戲謔地罵我“你是個老瓜娃子，為啥有那樣慘的知青經曆，你還那麽不改初心呢？”

我刻骨銘心地一直堅持到現在，從未間斷過每年都要從成都回生產隊看望他們至少不下四，五次，也就是說，我回城後，一共堅持看望了他們了上百次，而且每次去都會無償地給他們做些好事。

最大的一件事就是2002年元月給整個生產隊幾十戶人無償地安上了光纖，讓他們能夠在當年的春晚收到了所有的節目，還在當時的成都人民商場用了897元買去了一台長虹彩電，給他們帶去了傳播精神文明和文化知識的捷徑。此事過了將近一年被四川有線電視台《新聞現場》欄目的王珊珊，趙靈靈，楊純三位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前往當地拍攝了《新聞現場》，由當時的播音員鄧硯在2003年3月21日對全川觀眾播放了六次，此節目播出那天被一個我不認識的港商親自用J25錄像機錄成帶子請人轉交給我，以示敬慕。（錄像帶至今還保留著）

我今年已經年屆67歲了，仍然癡心不改，假如我不會早死的話，還會堅持和那些曾經一同裹過葉子煙和抱過我兒子的老農民們一起走下去。我會堅持不懈地對他們做我該做的事。我最崇拜的有一個先哲說的那句話：“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作者：周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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