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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爸被打成右派後,被剝奪了在浙江大學教書的資格。隻有到分校為教科書刻臘版的份,他的字及其工整,刻的教科書很受老師們稱讚。俺祖父寫得一手顏體好字。可能是這個原因,俺也喜歡中國的國術。當年毛大爺要送醫下鄉。衛生部教育部下指示,要求黨員幹部支援缺醫少藥的農村去。俺媽那時在大學附屬醫院當醫生。本來院裏上麵下的指示是她的一個黨員同班同學去下麵縣醫院。因為她和林佳媚是好朋友。加上俺爸是右派,這個名額經過掉包就落到俺媽頭上了。這個是後來另一個黨員同學俺爸的好朋友私下告訴俺爸的。我在文革俺媽受衝擊時(大概1967年我上學前)從上海到鄉下俺媽那裏呆過一年,當時貼俺媽大字報的都是些黨員和“積極群眾”,沒有一個病人和他們的家屬。俺媽在外公的指導下有禮有理有節地貼大字報回複。畢竟她口碑好,對病人全心全意,特別是對農民病人,最後在軍宣隊隊長的主持公道下有驚無險地度過難關。話說俺媽下鄉俺家損失很大,當地農民卻得到很多益處,因為他們可是看到一流的醫生。俺媽也和很多農民病人交上朋友。他們經常在過年過節時帶土特產來看我媽,我媽都是回禮不占農民們的好處。那時俺還和一個黨員護士兒子兄弟倆經常打架。他們倆人對俺一人。哥哥還比我大一歲不過他們和他們的媽一樣長得很矮,俺雖然很多時候吃虧,但越戰越勇毫不懼怕,最後那兩兄弟也不願和俺幹架了。後來在四年級時俺又回去那鄉下讀了一年書。有一件事記憶很深,鄉下的語文課無聊的很,俺就在書上練習畫線打陰影。其中劃到到了毛主席三個字。鄰桌的一個農村小孩子告訴了班主任語文老師。同學們不知道我是右派的兒子。老師是知道的。放學後把我留下來,打電話讓我媽去學校。最後是讓我媽把書處理掉換本新的。如果老師上綱上線把它和右派老爸聯係起來,那也是很麻煩的。我因為是在上海長大,有些不懂事理。經常給俺媽找麻煩。俺妹在俺媽身邊長大。因為俺媽一個人工作很忙,俺爸又遠在另一個地方,照顧不到,俺妹是吃了不少苦頭,她們住在最差的職工房,和停屍房隻隔開一個十米直徑的小水塘。有人經常在那裏洗和屍體有關的布。俺妹接地氣,所以到山裏俺隻能聞到蘭花香卻找不到蘭花,俺妹就能挖到很多蘭花回家。
俺妹妹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