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水溝計劃
——粉碎國民黨特務謀刺劉少奇陰謀
1963年春，台灣特務機關獲悉國家主席劉少奇即將訪問印度尼西亞的消息後，製訂一個旨在謀殺劉少奇的“水溝計劃”。我方偵悉敵特陰謀後，指派反特專家前往異國開展反謀刺行動，終於粉碎了敵特的罪惡陰謀……
一．
1962年10月，地處印度洋東北側的世界最大島國印度尼西亞進入了每年必遇、長達半年的雨季。綿綿細雨淅淅瀝瀝地落在首都雅加達的街頭，溫暖的空氣中充滿了潮濕的氣息，使人難受。這情形，有點像中國江南地區五六月份的黃梅天。
對於阿裏·達瓦納來說，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難忘”的涵義有兩層，一是當時就感受到了的：發了一筆不大不小的財；二是時隔半年後才姍姍而來的結果：他被雅加達市警察局逮捕，隨即又被法院判刑一年。
阿裏·達瓦納是一個23歲的青年，4年前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蘇達英諾大學。當他從離雅加達700多公裏的一個小島上抵達首都時，胸抱遠大理想。他想通過讀書獲得知識，通過知識成為一名政府官員，最好是當一名外交官。為此，他拚命學習外語，大學畢業時，已經能順利地使用3國語言，還能結結巴巴但不乏準確表達意思地說一些較為簡單的日語和漢話。然而，幸運之神拋棄了他，當他大學畢業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陷入困難階段，國家大量削減經費，政府機構捉襟見肘，隻好解雇部分人員。這樣，縱使阿裏·達瓦納能在外交部門口用外語和外國人作流利的對話，也擠不進外交部的任何一個辦公室。
離開了大學，阿裏·達瓦納的生計成了問題，隻好給外國遊客當導遊，或者給人打工。可雨季來臨，沒有外國遊客雇他時，他隻好靠撿垃圾度日。他喜歡到外交部後門的垃圾箱來撿垃圾，這裏常有些外交知識的舊書和打印的材料，他可以在臨睡前讀得津津有味，忘記了自己身處的困境。
這天上午，阿裏·達瓦納和往常一樣，又來到外交部後門。時間還早，外交部的垃圾還沒倒出來，他便坐在旁邊等著。一會兒，那個體態肥胖的女雜役推著一車廢紙過來了。胖女人認出了他，善意地把廢紙倒在阿裏·達瓦納麵前的一塊幹燥的地上，這些廢紙可以使他帶來的那個裝得進一個人的大帆布口袋裝滿。按當時的市價，這樣一口袋廢紙所換得的錢，可以開銷一頓不錯的午餐。一天撿上3口袋廢紙，肚子問題可以勉強解決了。
外交部倒出來的廢紙一般都是過期的文件、資料或者一些文件、文稿的草稿，當然，這都不是屬於保密範圍的，凡是保密的，都燒成灰燼倒出來。阿裏·達瓦納把帆布口袋裝滿三分之二時，眼睛無意間往地下一瞥，目光突然被腳邊一張紙所吸引。這是一張質地一般的打印紙，天頭上印有“印度尼西亞外交部”的字樣，下麵用鉛筆寫著幾行草字：
“10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特使與我國政府外交部擬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將於1963年4月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印度尼西亞……”
事後知道，這幾行字出自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穆赫塔爾·庫蘇馬阿馬查之手。昨天下午，中國、印尼政府外交部擬定了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度尼西亞的有關事宜，穆赫塔爾·庫蘇馬阿馬查根據慣例起草一個報告準備呈送蘇加諾總統。剛寫了這麽幾行字，電話鈴響了，他起身去接聽電話，不意窗外一陣風吹來，把紙吹離桌子，正好掉在屋角的字紙簍裏。他聽完電話，看看紙已吹掉，便另取了一張紙重新寫起來。今天早上，雜務工打掃辦公室時，將字簍裏的紙倒進了垃圾車。
應該說，印度尼西亞政府外交部的保密工作做得是比較好的，阿裏·達瓦納已經撿了3個月垃圾，從未在廢紙裏發現過這種秘密。正因為如此，阿裏·達瓦納那敏捷的思維萌生出這樣一個念頭：這是一個秘密消息，也是一條很好的新聞，我何不據此寫一條消息投給哪家報紙？
阿裏·達瓦納這種年齡，還不曾養成瞻前顧後的習慣，一旦決定，當即實施。當下，他把這張紙一折四放進衣袋，匆匆忙忙撿了一口袋廢紙，裝上折疊式小車，推往廢品收購商那裏去賣了。
一路上，阿裏·達瓦納不住地考慮著：這樁新聞賣給誰？他想賣給發行量最大的《印尼日報》，但又擔心這家報紙是政府辦的，不會刊登這種內容的外來新聞稿。那麽，賣給《雅加達日報》，恐怕也不妥，聽說這家報紙的總編輯是外交部一位副部長的女婿，這個消息一登，外交部勢必有點尷尬，女婿總不會使嶽丈的臉麵過不去。對！最好是賣給外國人辦的報紙，他們沒有顧慮，況且又有錢，還可以賣個好價錢。這樣，阿裏·達瓦納便走進了附近的《太平洋新報》。
《太平洋新報》對外宣稱是香港某財團出資辦的。1956年創刊時，那個財團的董事長，一個年逾古稀走路都需人攙扶的老太爺還曾飛赴雅加達出席儀式、發表講話。但是，當時印度尼西亞上層社會都曉得，這家報館其實是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設在印度尼西亞的一個情報機關。
這個內幕，阿裏·達瓦納當然是毫不知曉的。因此，當他走進《太平洋新報》報館的接待室，把趕寫的隻有短短百餘字的新聞稿遞給接待自己的一位編輯時，隻指望能夠得到相當於10帆布口袋廢紙的稿酬。那位身兼“編輯”、“特工”二職的接待者的目光在稿紙上隻一掃溜，那雙眼睛便如燈泡那樣亮了。
他望著這個穿著髒兮兮舊西裝的年輕小夥說：“這個稿件很好，我們要了。隻是，有一個問題需要問一下，你寫的這個新聞材料是從何方獲得的？”
阿裏·達瓦納說：“是從垃圾箱裏獲得的。”
對方眼裏露出吃驚和懷疑相混雜的神色：“這是怎麽回事？”
阿裏·達瓦納便把自己的經曆和目前的遭遇說了一遍，然後拿出了那張紙。“編輯”拿在手裏，如獲至寶，說：“這樣吧，這紙我們也要了，作為這則新聞真實性的依據。當然，我們不會向任何人透露是你向我們提供的。至於稿酬，一定從優。你等一下，我這就取給你。”
“編輯”走出了接待室。幾分鍾後，他重新進來時，手裏拿著一個信封：“這是300美元，你拿去。”
阿裏·達瓦納簡直不相信這是真的，愣怔了一下才接過來。百餘字的新聞稿，竟得了300美元稿酬，真是聞所未聞。他把信封放進衣袋，謝過對方，興衝衝地走了。
此時，那張紙正在“總編輯”——台灣特工部門雅加達情報機關負責人林方達手裏，他翻來覆去看了一會兒，喜上眉梢，對秘書下令道：“記錄——絕密情報：劉少奇、陳毅將於1963年4月訪問印度尼西亞。馬上拍發！”
次日，《太平洋新報》並未刊登那則新聞，但阿裏·達瓦納並不知曉，他沒買份報紙來看。
二．
設於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太平洋新報》特務機關隸屬於台灣的“海外工作委員會”。雅加達的情報送達後，初時並沒有引起該機構的特別注意，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已經交往了多年，領導人互相訪問也有過。“海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潘天年看過情報後，交給秘書，讓“暫存”。
重新激起潘天年興趣的是一星期後他聽了國民黨中央向全黨高級幹部傳達的《蔣介石先生和陳誠談話紀要》。蔣介石說，反共鬥爭是一種長期的總體戰，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社會各方麵，以及過去與將來的作戰，並不僅僅陷於一時的軍事作戰。在“總體戰”中，大陸是“主戰場”，台灣以及海外是“支戰場”。今後國民黨一個階段的中心任務，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軍事”，側重對大陸的“政治作戰”。“政治作戰”的內容包括滲進大陸和“與中共有關係的海外國家”，發展“策反組織”、“冒險犯難”，有計劃有組織地從事各種破壞活動，以配合“軍事作戰”。
潘天年馬上想起雅加達發來的那份情報，他想利用劉少奇、陳毅訪問印度尼西亞的機會，實施暗殺，將中共的國家主席、外交部長置於死地，來一次“冒險犯難”。
行動會議在台北市西郊一幢花園別墅裏舉行。潘天年以會議主持人身份宣布了議題後，讓秘書向各人分發了《太平洋新報》以300美元從阿裏·達瓦納那裏買來的情報原件的影印件。
潘天年對與會的特工專家說：“經核查，這是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穆赫塔爾·庫蘇馬阿馬查的親筆手跡；此外，據有關情報表明，中共方麵的外交特使在10月中旬確實到達過雅加達，因此，這項情報的真實性不容懷疑。”
一個專家說：“那麽我們言歸正傳，以什麽方式解決中共的這兩位要人？”
另一個專家接口道：“投毒和槍擊的可行性大。這是因為印度尼西亞的保安力量素質和技術手段都比較弱，劉少奇、陳毅即使帶保衛人員，也是有限的，我們在暗處，他們在明處，明處對暗處，防不勝防。”
如何行動正待往更深處設想時，被一個一直沒開過口的年輕專家打斷了：“中共一向講究簡樸，劉少奇訪問印度尼西亞多半不會住飯店、賓館，而住在他們自己的大使館裏，這會增加行動難處。”
“何以見得？”有人問。
“在中共和印尼的交往中，蘇加諾曾三次訪問中國，這個不說；中共要人曾兩次訪問印尼，一次是1955年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後順道正式訪問印尼，一次是1961年3月陳毅訪問印尼，和印尼簽訂了《友好條約和文化合作協定》，這兩次訪問，周、陳都住在大使館裏。一般說來，這次訪問劉、陳也會這樣，因此，你們說的一套計劃就沒有用。因為不管采用投毒還是槍擊方式實施行動，都必須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悄然進行，還得具備深入使館或者近距離接觸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對於我們自己的特工人員來說，是不可能獲得的。那就得在他們的使館內發展意誌不堅定分子作為殺手，這種情況，據我所知，之前我們的各個特工機構包括本委員會在內，對中共駐外使館和機構最起碼進行過不止二十次的嚐試，花費了大量經費，還搭上了一些人員，但從來沒有成功過。因此，在大約還有半年的時間裏，如果我們還想進行這種嚐試的話，那顯然是一種不明智的選擇。”
潘天年聽了，微微點頭，他本人也是一個特工專家，特工方麵的著作就寫了六部，已出版的有四部，這個年輕專家提出的異議，他已經想到，可謂不謀而合。他朝對方笑笑，以長輩對小輩的那種親切口吻問道：“那麽，你認為應當怎樣下手？”
“我認為可以用爆炸的方式來解決劉、陳。”
潘天年又問：“如何爆炸你考慮過嗎？”
“爆炸在雅加達實施，可以采用先進的定時或者無線電遙控炸彈。至於置放地點，凡是劉少奇、陳毅所到之處都可以考慮，比如機場、大使館、幾個通常外國元首來訪時都會參觀的名勝古跡、工廠、學校。”
有人問：“劉少奇以國家元首身份訪問印度尼西亞，他的活動一定有蘇加諾總統陪同，爆炸物不認人，如果把蘇加諾一起炸死了怎麽辦？”
這個問題引起一陣七嘴八舌的爭論，有的說蘇加諾不是台灣的朋友，炸死活該；有的說不能炸蘇加諾，恐怕會引起國際糾紛；有的說“中華民國”和印度尼西亞沒有外交關係，無所謂外交糾紛……一時間，會場裏一片熱鬧，恰似打翻了網船的小河汊。
潘天年聽了一會兒，不得要領，遂說道：“這樣吧，計劃歸計劃，上報送審時另附一份報告，請上峰定奪。”
眾專家一致說好。潘天年又問：“這個計劃叫什麽名稱合適？”
窗外花園裏傳來修水溝工人用鐵鍬挖土的聲音，有人靈機一動說：“就叫‘水溝計劃’如何？”
一個多星期後，主管台灣情報工作的蔣經國召見潘天年，向潘宣布：正式批準實施“水溝計劃”；同時傳達蔣介石的口諭：“炸死劉少奇、陳毅，不惜搭上蘇加諾！”
“水溝計劃”進入了實施階段。
三．
1963年3月下旬，地處江南的上海已經進入了桃花盛開的春天。
閘北區天目中路的北火車站，一列來自合肥方向的列車緩緩在站台一側停靠。從車上下來的旅客中，有一個年過四十歲的男子，姓許名均貴，是一個剛剛服完十二年徒刑的刑滿釋人員。
十八年前，二十三歲的許均貴經人介紹加入了軍統當一名小特務。不久，軍統局首腦戴笠在從北平乘坐專機去上海時，由於上海上空氣候惡劣，不能降落，遂飛南京欲降落於明故宮機場，但飛機飛到南京郊外附近的戴山時因高度有誤而撞山墜落，機毀人亡。戴笠摔死後，軍統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許均貴走了局長毛人鳳的一位親戚的關係，借完成了一樁任務的由頭，從一名沒有軍銜的小特務直接晉升到了中尉情報員，一年後又晉升為上尉情報小組組長，負責領導一支七人小組刺探解放區的經濟情報。
在長達數年的反革命生涯中，許均貴對共產黨犯下了嚴重罪行。解放後，許均貴自思罪孽深重，難逃法網，便帶上鋪蓋去公安局自首。說也巧，他自首後的次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就下達了“鎮壓反革命”的命令。“鎮反”有政策，曰“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以許均貴的罪行，長兩個腦袋也得給人民政府砍了，但他沾了自首的光，從寬判了十五年徒刑，從上海押解安徽某勞改農場服刑。在農場裏，許均貴又因積極改造而被減刑三年，這天剛獲釋返滬。
許均貴走出車站廣場，剛想穿過馬路去乘13路電車，忽然看見身邊走過一個人，他馬上一個轉身，緊走幾步，趕上那人，仔細看了看，叫道：“秦宏才！”
那人年歲和許均貴差不多，瘦高個子，臉上氣色很好，穿一套藏青色毛料中山裝，腋下夾著一個公文包，看上去似短途出差的公職人員。他聽見有人叫，冷不防嚇了個激靈，定定神才望著許均貴說：“你認錯人了，我不叫秦宏才。”
許均貴早已認出對方是自己當年在保密局時的部下，少尉情報員，便冷冷一笑，用唇音說：“一個靠吃盯梢飯起家的情報特工，是不會認錯人的！”
許均貴沒有認錯，對方是他的老部下，不過已經改名叫秦永昌，而且今非昔比，不再是少尉情報員，而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陸工作委員會”華東處的一位科長，他是奉命來大陸華東地區作考察的，已經跑遍華東六省，剩下一個上海市考察過就要經香港返回台灣了，沒想到剛出火車站就露了餡。秦宏才在先前一瞥之間，已經認出許均貴，情知不妙，盡管他有偽造的種種證件，但在這位老上司麵前是沒有用的。怎麽辦？看來隻有先穩住對方，再伺機擺脫了。
然而，秦宏才還沒開口，許均貴已經扔下旅行包，一把扯住秦宏才的胳膊：“走！跟我去派出所！”
“別……別……有話好說！”
兩人推推搡搡之間，早已驚動了路人圍攏來看熱鬧。火車站廣場的民警見門口堵塞，快步過來看究竟，把許、秦兩人請進了派出所。
秦宏才被捕後，表示願意向老上司學習，走坦白悔過之路，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所有情況，其中包括不久前聽一位在“海外工作委員會”任職的老同事說起過的該機構正在實施一個暗殺即將訪問印度尼西亞的劉少奇、陳毅的秘密方案。上海公安局立刻整理了專項材料，派機要通信員坐飛機赴北京即呈公安部。
公安部的偵查專家研究了秦宏才的有關口供，分析下來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可信，理由是台灣方麵在軍事“反攻大陸”失利後，會改變策略，從事重大破壞活動。一種認為不可信，理由是台灣的“海外工作委員會”和“大陸工作委員會”是有矛盾的兩個機構，如同解放前的軍統、中統，既不會有機構出麵互通情況，其成員也不會冒違紀受罰的風險向他人（即便是同行好友）泄露消息。
但次日的情況卻出現了戲劇性的峰回路轉式的變化：幾天前，《人民日報》社收到了一封寄自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信函，意外發現信裏麵還有一個密封著的信封，上麵寫著：煩請貴報即時將本函送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負責人親啟，切切！
這封函件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負責人：
我是一個印度尼西亞籍華人，今冒昧地向您反映一個情況：不久前，我聽到我的一個小輩親戚說，4月份中國元首劉少奇、外交部長陳毅將訪問印度尼西亞，台灣的特工部門出於反共需要，已命令在印度尼西亞的特工組織執行“水溝計劃”，謀害劉、陳。“水溝計劃”的內容是在劉、陳所到的某處埋設爆炸物，將劉、陳炸死。我的這個親戚是執行“水溝計劃”的特工之一，想來不會無中生有瞎說一通，希望引起貴方重視，予以防範。我不願意看到祖國的領導人慘遭不幸的悲劇發生。
一個印度尼西亞華僑
當天下午，這封函件就出現在分析秦宏才有關口供的會議上。結合秦宏才口供看，這封信函所檢舉的情況顯然是可信的，也就是說，台灣特工部門真的準備暗殺劉少奇、陳毅。
“水溝計劃”作為一個專案被列進公安部的絕密檔案裏。專案內容當天晚上就被送進了中南海，作為急件出現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案頭。
周恩來對該件作了批示：進一步對該情報予以縝密核實。由公安部與中央警衛局對此事進行會商，上報防範方案。
有關部門對這一情報進行了秘密調查，最後確認了該情報的真實性。於是，公安部和中央警衛局便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對此事進行了會商，最後決定除了在劉少奇主席、陳毅外長出訪時采取強有力的防範措施外，在出訪之前先由國內派一位反爆專家前往印度尼西亞進行技術性防範工作。
鑒於這種反爆專家隻有部隊才有，因此，公安部、中央警衛局就聯名向中央軍委呈遞了一份專題報告，請求調派一名反爆專家赴印度尼西亞執行該項特殊使命。
四．
中共中央軍委批準了公安部、中央警衛局要求調派反爆專家去印度尼西亞執行特殊任務的報告，迅即指派了一名反爆專家前往印度尼西亞執行尋查、排除可能存在的爆炸物使命。
這位專家是工程兵司令部的一位參謀，名叫張誌賢，28歲，北方漢子，當過工兵，畢業於解放軍高級工兵學校，是一名年輕有為的反爆專家。年輕的共和國給這位反爆專家提供的反爆炸手段非常有限，他隻攜帶了一部半導體探雷器便匆匆上陣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事先已經接到國內的《情況通報》，並將有關情況通過印度尼西亞外交部轉告印度尼西亞政府。印度尼西亞政府對此情況非常重視，蘇加諾總統親自向國家安保機構下達命令：迅速開展偵查、防範，並將進展情況通報中國大使館。
張誌賢抵達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後，使館負責保衛工作的官員向他介紹了印度尼西亞安保機構剛通報的兩個情況：據工兵探測，擬安排貴國劉主席、陳外長下榻的國賓館未發現爆炸物；經調查，剛承擔中國大使館維修工程的包工隊隊長是台灣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委員會在雅加達的特務組織的小頭目，此人目前下落不明。
如此看來，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很有可能是台灣特工實施爆炸行動的重點目標。
張誌賢要來了大使館房屋的建築資料，仔細研究了構造情況，選定了幾個重點部位：貴賓休息室、宴會廳和大使辦公室。這3處都是劉少奇、陳毅來大使館時必定要涉足的地方，因此必須進行重點搜檢。
搜索開始了，張誌賢手持半導體探雷器，對宴會廳、貴賓休息室、大使辦公室的地麵、牆壁進行縝密的檢查。一寸一寸檢查下來，未發現有爆炸物。
張誌賢於是鑽進了天花板和房頂之間的空間。當時印度尼西亞已經進入旱季，天天烈日高懸，氣溫高達40攝氏度，那狹小的空間離房頂近，又不通風，熱得像蒸籠。
張誌賢從小在北方長大，從未體驗過如此的酷熱，一鑽進去就大汗淋漓，全身濕透。更不妙的是屋架使用了大量的金屬材料，那個半導體探雷器一湊近就嗚嗚叫，失去了它的正常功效。張誌賢索性不使用探雷器，在狹如鐵軌一樣的屋架上爬行，用雙手觸摸每一根橫梁立柱和每個角落。
天花板裏都搜索過了，仍無發現。張誌賢於是擴大搜索範圍，又檢查了廁所，也沒有收獲。
難道敵特不打算在使館製造爆炸事件？既然如此，那個小頭目為什麽充任包工隊長承接了使館包辦維修工程呢？有這麽個機會而不做手腳，這於特務的習性不相符合啊！張誌賢決定大動幹戈，來一個全館大搜查。
大搜索的結果終於發現了爆炸物。那是隱藏於門廳底樓的天花板和二樓樓板那薄薄的夾層間的一個3公斤的炸藥包，上麵安放著一個用無線電遙控的引爆裝置。
大使館上下為之欣喜，廚房間的大師傅特地燒了幾個拿手菜犒勞反爆專家。大使館那位負責保衛工作的官員拿出一瓶珍藏多時的茅台酒，陪張誌賢痛痛快快喝了幾杯。
五．
張誌賢對炸藥包裏的炸藥進行了鑒定，其結果令人不解：這是一種硝銨炸藥，即含有11%梯恩梯的2號岩石炸藥。這種炸藥通常使用於工農業上的探礦、開礦和開山修渠，來源比較容易。這種民用炸藥雖然能製造爆炸事故，但爆炸殺傷力並不很大。張誌賢陷入了沉思：台灣特務的裝備竟簡陋到這麽個程度了？竟想用民用炸藥來製造震驚全球的特大爆炸事件？這是不是有點玄乎？
反爆專家於是得出結論：這個炸藥包是敵特臨時拚裝的一個用以轉移我們反爆視線的障眼物。敵特在開始實施水溝計劃時考慮到有可能會泄密，會對使館進行搜索，所以在裝修時玩了這麽一手，指望我們的搜索到此為止。
於是，張誌賢決定繼續搜索，大使館的房屋都已經查過了，接下來是搜索花園裏。
幾天下來，578平方米的大使館花園的每一寸土地都檢查過了，但沒有新的發現。
這時，離我國領導人出訪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國內不時來電詢問搜索情況，張誌賢心焦如焚。
與此同時，印度尼西亞安保機構也對來訪的中國領導人計劃中涉足的地方進行了負責的搜索，均一無所獲。
張誌賢麵對著牆上掛著的使館區平麵圖，眨著眼睛思忖：那包炸藥，會不會是敵人玩弄聲東擊西的道具？敵人也許想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大使館，而在另外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搞名堂！他們會在哪裏下手呢？
張誌賢提了個要求:給我安排一輛汽車，我要到外麵去轉轉。
一輛黑色華沙轎車駛出使館大門，在機場通往國賓館的公路上緩緩行駛。車內，張誌賢睜著一雙敏銳的眼睛，像獵人搜索獵物痕跡似地搜索著周圍可疑的目標。
華沙轎車在公路上往返行駛了數次，當又一次開到市郊結合部的範圍時，張誌賢忽然招呼司機停車。原來，張誌賢看到路旁有幢房子離公路特別近，不過30多米。這幢房子孤零零地聳立在田野旁邊，特別顯眼。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張誌賢感到對它不大放心。轎車停下後，張誌賢走近去看，這是一幢印度尼西亞通常見到的平房，約摸有60平方米麵積，大門鎖著，窗框上有鐵柵欄，湊上去往裏看，裏麵堆放著一個個麻袋包，原來是座倉庫。
大使館的司機也跟過來，往裏看了看，說：這麻袋裏裝的是糖。印度尼西亞最多的就是糖，賣不掉，隻好儲存起來。
張誌賢繞著倉庫轉了一圈，發現了可疑跡象：倉庫旁邊的一塊空地上，有堆過泥土的痕跡。他心裏一動：莫非在這幢房子裏挖了一條地道，直通公路？
華沙轎車返回大使館後，張誌賢向大使館方麵匯報了他所發現的情況，表示了自己對此跡象的懷疑。大使館於是便和印度尼西亞外交部緊急溝通，通報了上述情況。
數十名印度尼西亞安保人員迅速出動，封鎖了那幢房子。打開了門鎖後，張誌賢進去一看，滿屋子都是麻袋包包，裏麵裝的果然是糖。張誌賢請安保人員把麻袋包抬到屋外去，露出墊在下麵的木板。掀開木板，紅褐色的泥土上赫然露出一個直徑大約50厘米的地洞。
張誌賢下到地洞內，下麵是一條半人高的暗道，一直走過去，暗道盡頭是公路下方。那裏，安放著一個用防水油布裹著的足有六七十公斤重的大炸藥包，已經裝好了起爆裝置，隻要一通電，頃刻就會爆炸。
至此，這位由年輕的共和國培養的年輕反爆專家終於覺得心頭一陣輕鬆，好似移開了一塊沉甸甸的大石頭。
印度尼西亞警方迅速組織偵查，以倉庫主人為線索，當天就將那幾名執行水溝計劃的台灣特務抓獲。
不久，這幾名特務都被印度尼西亞最高法院判了重刑。
幾天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抵達印度尼西亞，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島國進行了友好訪問。後來，代表團結束了對東南亞四國的友好訪問返回北京時，外交部長陳毅對前來機場迎接代表團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說：安全返回，全仗軍委派出的張誌賢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