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1953年11月調到中辦警衛局保健處從事中央領導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銷警衛局保健處，改為北京醫院中南海保健組。但我的工作和黨的關係一直在中南海，從1955年7月12日起，擔任朱德同誌的專職保健醫生。1965年10月我離開朱德參加下鄉醫療隊，1966年發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那時，北京醫院已經十分混亂，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奪權專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一定的衝擊破壞。
1968年2月，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我又被調回中南海並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二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這次有醫護、藥房、化驗共11人同時調入。當時中央警衛處、警衛團合編，主要受中共中央辦公廳領導，建製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門診部的主要任務是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領導人和老一輩革命家服務;也為警衛處機關的幹部、戰士、職工看病。
門診部一開張就遇到給劉少奇看病的問題
劉少奇同誌原先住在中南海萬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樓的甲樓，於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祿住居。劉少奇同誌離任國家主席後還是一直住居在那裏。
1967年1月，我從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恩來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指示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係，醫院的醫生、護士必須得出診治療;藥品還是照常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後勤部)發給。北京醫院那時雖發生造反、奪權的混亂，總值班室還是堅持執行著這條規定。
據劉少奇病曆記載，我們調回中南海之前，北京醫院曾經有四位醫生到劉少奇同誌家出診治療過。為了解決劉少奇同誌的持續發燒等疑難病症問題也曾和其他專家多次組織過著名醫院著名專家會診。
參加會診的專家有：北京醫院內科陶桓樂教授、北京醫院外科吳蔚然教授，北京醫院眼科左克明主任、北京醫院口腔科李善榮主任、北京醫院五官科王淑雲主任，北京醫院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北京醫院嶽輝南主任;北京同仁醫院眼科張曉樓教授、北京醫院口腔科朱洪蔭教授、北京第一人民醫院五官科薑泗長教授等。
我們調回中南海後，根據上級指示從北京醫院接受了劉少奇的日常醫療任務和病曆專門管理。部門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同誌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馬上去看病，而且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我們深知，這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那個時候弄不好就有可能被扣上政治帽子，政治風險是可能有的。但是門診部的人員還是按照中央的指示正確地對待、處理了及時正常地給劉少奇同誌看病的問題。
當時，我們先指派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具體負責日常值日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人員每次到劉少奇同誌家裏出診都做了認真地檢查、治療並詳細記錄於病曆上。
我們出診時看到，他家當時比較安靜。房舍執勤人員依舊，屋門外的一名遊動哨兵照舊執勤，身邊原來的秘書，原來跟他多年的衛士老李和兩名管生活服務的戰士，他們都跟原來一樣都在劉少奇同誌身邊照常工作。他們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和對外聯係;部隊新增派來一位年輕力壯的廚師。這些人對劉少奇同誌的態度還是與原來一樣和氣、富有耐心。為了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給劉少奇同誌治病的任務，他們的工作也都盡職盡責。
劉少奇同誌的身體已經病得十分虛弱。他原來就患多種老毛病，他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病痛使他麵色蒼白，食欲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較重，身體消瘦，體力比較虛弱。
門診部的多數人原來就在中南海工作，對劉少奇同誌都很熟悉，而且都有很深的感情，很敬重他。無論怎樣，我們秉持的原則是，不管政治風雲如何變幻，我們隻能遵循治病救人的醫務工作守則和醫德規範行事;再加上領導有言在先，所以我們還是實事求嚴格認真地去為他做醫療服務工作。
在此前提下，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按醫德規範和醫療原則，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救護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需要時多次請北京著名醫院著名專家會診救治。
平時劉少奇同誌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們則細致負責地對他進行了醫學觀察和照顧，隨時解決他健康上的需要解決治療的問題。
1968年4月，他語言逐漸減少，有時出現糊塗，小便失禁，手顫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立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等專家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血管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劉少奇同誌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攙扶下散步鍛煉，一直到他重病臥床攙扶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日常生活照顧及時提出了針對性指導建議，例如：
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跡象，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位優秀廚師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住所、餐具都做了徹底消毒，以保護劉少奇同誌的健康。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北京著名醫院專家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2個;並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減少些過多的豬肉，增加些牛羊肉、豆製品、蔬菜等。采購人員和廚師都很得力地給與配合，都認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過多的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地按照對待中央首長級別的特殊醫患關係來處理對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從沒有過任何的輕視和懈怠。
當時，他身邊的秘書、衛士、警衛戰士、廚師、專家、醫生、護士都是按照中央領導交待的原則妥善對待他。可以說做到了“公事公辦”。
在“打倒”聲中搶救劉少奇同誌，從沒有懈怠過。
當時，劉少奇同誌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1968年7月6日起病情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會診後初步診斷為肺炎。當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專屬晝夜24小時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並當即將病情上報。
毛主席、周總理都馬上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好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當即又請北京、上海的著名醫院的知名專家會診，並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兼醫生顧英奇、醫生董長城住在劉少奇家裏守護救治。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晝夜24小時守護施救。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24小時值班。就此組成強大陣容的醫療組。
現在有人胡說：“那是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搶救他。”我隻能說，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的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我們執行的是“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這個指示。除此之外，我們沒有接到過任何帶有惡意的指示。在劉少奇同誌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誌強(也是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也是指示要盡力救治。至於是不是下邊什麽小人物瞎說那樣的話，在那個極“左”的年代，我們不知道。但那和醫療組接受的毛主席、周總理交給我們的任務無關，是兩碼事。
我們曾經七次從凶險的肺炎和高燒中把他搶救回來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製，這是一種十分凶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誌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誌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
北京著名醫院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上級，得到批準方可施救，以便在關鍵時刻立即施行，以免延誤寶貴的搶救時機。報告後，很快就得到汪東興即傳達來的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幾位專家(負責呼吸管理)當即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此次肺炎發作至7月22日基本得到控製，但劉少奇同誌的意識沒有恢複。他雖然也是夜裏睡覺，白天醒來，睜著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表現，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術語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理，靠護士照顧。
由於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複發作7次。其中1968年發作5次，1969年發作2次。均經及時得力的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都是由於醫護人員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的專門指示要求奮力搶救才得以好轉的。
劉少奇同誌腦組織軟化日益嚴重，意識一直沒有恢複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幹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於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劉少奇同誌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麵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於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裏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著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幾淨，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著名醫院著名專家會診共40餘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三次。一般病人，甚至中央的一般的領導都很少享受這麽高規格的醫療救護待遇。毛主席、周總理工作繁忙，身體還好，我們也沒有見到他們享受過這樣規格的醫療待遇。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琅等著名教授專家，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鹹、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薑世傑等著名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誌強、顧英奇、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雲、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〇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著名教授專家。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新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製肺部感染的。那時進口藥非常昂貴，國家外匯儲備又非常稀缺。但毛主席、周總理他們指示“不惜一切代價，竭盡全力，全力救治。”我們遵照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落實了“不惜一切代價，竭盡全力，全力救治”指示，積極施救救治了。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旁，從未發生過差錯，完全是按醫療原則進行工作的。至於嚴重的免疫力低下，肺炎反複發作，持續高燒不退，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門診部派醫護，把劉少奇護送到開封
1969年10月，根據病情需要，防止感染惡化，防止病情惡化，把劉少奇同誌用直升飛機專程護送轉移疏散到河南著名對症醫院去救治。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雲兩位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並向當地接班醫院專家醫生做了詳細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曆、治療與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曆，受到兩案調查、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如實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查組認為門診部牽頭對劉少奇同誌的醫療、保健、救護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劉少奇同誌的這段病曆大部分是董長城醫生執筆的。
經得起組織的審查、曆史的檢驗
我們以為任務結束後，這件事情就算過去了，自己做了醫務工作者應該做的份內之事。
誰知多年之後，1984年11月我們先從《文摘報》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從《馳騁中原》一書中摘錄的。後來，我們找到了《馳騁中原》原著。
作者著書的本意是歌頌劉少奇同誌的功績，對此我們表示讚賞，並懷有敬意。
但他卻在《馳騁中原》的引言中說了一段離奇子虛烏有虛假的話：“從一九六七年以來，少奇同誌經過了多次殘酷的批判和鬥爭，生活無人照顧……，有病找醫生時，醫生在看病前先得對他進行批判，以示劃清界限，然後才能看病。由於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急劇惡化……”“監護人員將少奇同誌的雙腿用繩子捆上，先後捆了幾個月。”甚至說“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誌的病情更加嚴重，他們才請求上級，組織專家給少奇同誌會診。”“匯報後上麵批示：加緊會診工作。”“情況雖然上報了，但未得到任何批複、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還有一些類似的編造弄虛作假性的虛無情節描述。
我們不知道他是根據什麽寫出這樣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說的醫生、護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問：“那時你在哪裏?”他說：“自己在蹲牛棚。”他根本就不在救治劉少奇同誌的現場，他也根本就沒見到我們對劉少奇同誌的醫療、保健、救治、救護工作，他憑什麽瞎造謠、瞎汙蔑呢?!
當然，他並沒有進過中南海福祿居，更沒有看到過劉少奇在1968年前後的醫療、搶救工作;他也不認識我們和各科醫學專家。
兩案審查結論，對我們救治工作的評價又是完全正麵肯定的。那麽他這段文字豈不是胡謅、瞎說的編造、造謠、欺騙嗎!可惡的造謠人!
還有洛陽接受劉少奇的那個醫院的個別人，出於某種目的，也寫了一篇文章發表於《光明日報》，對中南海門診部搶救劉少奇和護送他到洛陽的醫生進行了憑空的誣蔑。事實是劉少奇同誌病重期間，在我們照顧下生活了一年零八個月。那麽多的醫療專家學者參入會診、救治，救護救治醫療樣樣落實清楚明白記錄在案，不容置疑。
世界上無中生有的事情多得很。但曆史無情，妄圖篡改曆史是誰也做不到的。
作為一名親曆者，我可以代表當時的劉少奇同誌醫療組負責任地說：我們所做的對劉少奇同誌的保健、醫療、救護、搶救工作，是經得起組織的審查和曆史的檢驗的，是對得起毛主席、周總理對劉少奇同誌的悉心關心、照顧、嗬護、“不惜一切代價，竭盡全力，全力救治”的指示的，我們自己也盡職盡責、問心無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