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共和國元帥:賀龍的非常之路》
作者：顧永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林彪、江青為了打倒賀龍，大肆造謠誣蔑，製造反革命輿論。
在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誣告下，毛澤東對賀龍的信任開始動搖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
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
“……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
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
到了9月上旬，林彪認為提出對賀龍立案審查的時機已到，他指使葉群於9月7日在中央的碰頭會議提出此事。
葉群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大肆攻擊誣陷賀龍。
最後，她叫嚷：“賀龍問題嚴重，應該立案審查。”
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對葉群的提議一致讚成並積極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陳伯達和葉群聯名，要求成立專案組審查賀龍的報告，經林彪圈閱後送到毛澤東那裏。
報告說：“賀龍的政治曆史問題和陰謀篡軍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都很嚴重，需要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
由康生任組長，楊成武、葉群為副組長。
辦公室設在軍委，抽調10名軍隊幹部組成專案組。”
1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
當天，“賀龍專案組”正式成立。
為了適應“文革”運動的需要，中共中央於1967年夏決定成立“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該組的領導成員，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
“中央文革碰頭會”名義上由周恩來主持，實際上與會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林彪的親信要看林彪和江青的眼色行事。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實權，則由康生控製。
因此，“賀龍專案組”成立，也意味著賀龍落到了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手中。
從此，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公開地對賀龍進行迫害了。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下設3個辦公室。
其中第二辦公室(簡稱“二辦”)，負責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專案，由總參主要領導負責牽頭。
“二辦”轄9個主要專案組，其中最大的是賀龍和彭德懷兩個專案組，他們都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但彭德懷早在8年前的廬山會議上被罷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軍隊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賀龍專案了。
由於“賀龍專案”是軍隊的第一要案，所以林彪、江青特別重視，配備了很強的力量，由康生親自抓。
除任命空軍政委餘立金為組長外，還設3個副組長。
11月8日，康生和葉群主持討論並批準了“賀龍專案組”“關於賀龍專案工作的設想”。
他們指出：要把“投敵叛變”問題作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要求專案組在工作中“不要純客觀主義，要有傾向性”，“防止右傾”，“不要被同化”。
緊接著，“二辦”主要領導和葉群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邱會作和賀龍專案組組長等參加，專門布置動員原紅二方麵軍的幹部揭發賀龍問題。
“賀龍專案組”也迅速運轉起來。
到貴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誣告賀龍企圖“投敵叛變”事再次進行調查。
專案人員對被調查對象大搞逼供、誘供，甚至大打出手。
賀龍80多歲的堂叔賀勳臣，被打得鼻子鮮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長沙，省參事室參事王尚質被逼得無路可走，跳樓自殺。
結果還是沒有查到賀龍“叛變投敵”的任何證據。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製造了震驚全國的所謂“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簡稱“楊、餘、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發出命令，撤銷楊成武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代總參謀長職務，撤銷餘立金空軍政治委員職務，撤銷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職務。
同時，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職務。
由於楊成武、餘立金突然被打倒，“二辦”所屬各主案、分案組一律暫停工作，專案人員投入了揭發批判楊、傅在專案工作上的流毒。
同時，對“二辦”及“賀龍專案組”的領導成員作了調整。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葉群等人接手“二辦”。
任命海軍政治部主任、軍委辦事組成員張秀川為“賀龍專案組”組長。
4月18日，吳法憲對專案組布置任務：“賀龍是國民黨右派、走資派，就是資產階級。
怎麽打倒？就是把敵人的罪狀挖出來，一定要用實際行動做到‘五個忠於’。”
22日，江青、康生及“二辦”新領導成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人接見“二辦”全體人員。
江青像潑婦罵街一樣對賀龍大肆進行人身攻擊，她誣蔑說：“賀龍是個大劊子手。”
康生陰陽怪氣地說：“我提醒你們，體委是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的主要地點，他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口對準了中南海……”
半個多月後，康生於5月16日再次到“賀龍專案組”，布置如何清查賀龍問題。
他惡毒地誣蔑說：“賀龍不僅是國民黨，而且是土匪……”
他還說：要“由賀龍的曆史投敵叛變，聯想到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絕不會沒有。
可以曆史這個‘此’，到現實這個‘彼’，由這個問題想到另一個問題……”
5月20日，毛澤東在接見在京學習班時，首次明確表示不保賀龍了。
他說：“賀龍這個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後來知道他搞陰謀，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澤東這句話，康生控製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立即於6月14日作出決定，將賀龍由原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作為專案對象，實行監護。
從此，周恩來再也無法保護賀龍，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魔掌。
從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籌備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加緊進行。
林彪和江青為阻止賀龍參加九大，也加緊了對他的審查，企圖在九大前把賀龍問題定死。
專案組原來想同賀龍進行“麵對麵的鬥爭”，但林彪、江青一夥作賊心虛。
他們知道賀龍軟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鬥不過賀龍。
為此，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決定：采用“背靠背”的辦法，由專案組提問題，讓賀龍回答。
9月18日，賀龍突然收到中央軍委辦公廳的一封信。
薛明拆開一看，原來是要賀龍交待曆史上的所謂“罪行”。
這封信，實際是專案組以軍委辦公廳名義寫的，主要內容是：“南昌起義你幹了些什麽陰謀活動？你要如實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樣派親信持密信向國民黨乞降的？”
“1933年蔣介石派熊貢卿到湘西，與你是怎樣談判的？參加談判的是哪些人？最後達成了什麽協議？”
賀龍將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媽的鬼！人都給我槍斃了嘛！栽贓，完全是栽贓！狗娘養的，這些人什麽事都幹得出來。
他們根本拿不出證據，如果有什麽證據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這些辦事的人。
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統統都是假造的。”
他們想“用毛主席的指示來壓我，完全是給我栽贓”。
他像一頭被激怒了的雄獅，整天在房子裏來回走著，吼叫著，他不能容忍這種栽贓陷害。
一連好幾天，賀龍憤怒的心情難以平靜，在房間內不停走動，有時走著走著突然坐到桌子旁，打開筆記本，反複寫著“冤枉”兩個大字。
他說：“他們要叫我簽名畫押，我就寫這兩個字。
要是槍斃我，我就喊冤枉！”情緒平靜下來之後，他決定奮起自衛反擊，要用事實來戳穿林彪、江青之流捏造的謊言和惡意中傷。
他向薛明講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經曆：從1916年率領20個人刀劈芭茅溪鹽稅局，談到參加兩次北伐戰爭、參加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後，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創建了紅四軍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談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傾路線的鬥爭，及長征途中怎樣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鬥爭；一直談到他一家五口：父親，姐姐賀民英、賀五妹，妹妹賀滿姑，弟弟賀文掌為革命犧牲，賀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敵人的屠刀下。
敵人抄了他的家，燒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墳……講到這些，賀龍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黨，他的生命同黨的前途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
他說：“我本來就是在共產黨最背時的時候參加革命的，所以，多麽背時我都不怕。”
但他看到當前“文革”運動的情況，看到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陰謀家得勢，老百姓遭殃，自己和許多老幹部被迫害，不禁怒火滿腔。
後來，薛明把賀龍的詳細回憶，認真地整理出來，實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
賀龍希望黨中央和毛澤東能看到這些材料。
就像冰雪害怕陽光一樣，謊言最害怕事實。
康生和專案組對賀龍寫的材料十分害怕。
康生要求專案組不能把賀龍寫的材料原件上報，他批示：“不摘要，不提問題，不說你們的看法，即送出傳閱，這辦法很不適當，望注意。”
因此，專案組按康生的旨意，對賀龍寫的材料上報時隻作摘要，並談了他們的看法。
報告中說：賀龍寫的材料“極力吹噓標榜自己，不交待實質性的問題。
並有誣蔑、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同誌處”，“態度極不老實……”
康生看後，批示道：賀龍“極不老實”。
“吹噓自己，掩蓋錯誤，不交待問題，我建議專案組仔細研究，尋找漏洞，現在不必傳閱，以免幹擾。”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
毛澤東在會上再次宣布：他對賀龍不保了。
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康生對賀龍專案工作抓得更緊了，多次聽取案情匯報。
他說：“賀龍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二變’問題(即所謂曆史上‘投敵叛變’和現行的‘二月兵變’)。
而曆史上的叛變問題的關鍵是1927年8月，賀龍給蔣介石、汪精衛、唐生智等人發過四封乞降電報，和1933年國民黨反動說客熊貢卿到紅3軍招降賀龍。
這些問題是你們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專案組將上述兩個問題列為賀龍“叛變通敵”的核心，擬定詳細的審查方案，集中力量進行突破。
與賀龍有關的其他分案也圍繞這個“核心”運轉。
同誣蔑賀龍在1933年企圖“叛變投敵”一樣，所謂1927年8月賀龍向蔣介石等發過四封“乞降”電報，是紅衛兵在翻閱舊報紙時，在北平《晨報》上看到的一條消息。
專案組認為，南昌起義發生在南方，既然北平的報紙有這條消息，南方幾省也可能有類似的消息或報道。
為了印證《晨報》這條消息，派出了幾個調查組，分赴江西、湖南、江蘇、安徽等，查閱敵偽時期的檔案、報刊等資料，但毫無所得。
為了查清四封“乞降”電的情況，專案組便想到了兩位知情人：一位是唐生智，他曾是賀龍的頂頭上司。
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常委、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湖南省副省長，當時是湖南省政協副主席。
另一位是陳浴新，唐生智的親信，被安插到賀龍的第二十軍任參謀長，對賀龍進行監視。
南昌起義後，他帶了一部分人員叛變，逃回武漢並發布了通電。
所以，專案組認為，唐生智是賀龍的上級又是收報人，應該知道此事；陳浴新是軍參謀長，賀龍發電報應該同他商量，並讓他去承辦，他更應該了解內情。
於是，專案組決定派人分別去長沙和南昌，組織專門班子，就地辦唐生智和陳浴新的學習班，對這兩位七八十歲的老人輪翻批鬥逼供，他們招了又推翻，翻來覆去，最後，實在受不住專案人員的折磨，隻好瞎編。
陳浴新甚至“一字不漏”地將四十多年前的4封電報都全文寫了出來。
這實在太離譜了。
專案組的一位副組長也不得不承認“這電文有水分”，但他又說：既然“陳浴新承認發過這樣的電報，應該是真的。”
然而，專案組人員心裏總感到不踏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編的，一捅就破。
所以，沒有敢引用陳浴新寫出的電報全文，隻用了電文的大致內容。
關於1933年賀龍同熊貢卿洽談，企圖“投敵叛變”的事，雖然兩次派人外調，都空手而歸。
但專案組並不死心，1968年10月，他們查閱敵偽報刊時，在國民黨南昌行轅公署內部刊物《軍政旬刊》上發現一則消息，其中說到關於熊貢卿招降賀龍，“一切辦法，均已議妥。”
這一則消息，正好同晏章炎的誣告材料對上了口徑，使得康生一夥欣喜若狂。
在一次專案會上，康生宣稱：“這些材料，使賀龍通敵板上釘釘了。”
接著他指示專案組：要想辦法把“議妥”的詳細內容是什麽弄清，既然已“議妥”，賀為什麽又把熊貢卿殺了，否則不能自圓其說。
為此，專案組采用先掃清外圍，再進行攻堅的辦法，集中力量對賀龍有關的各分案突擊。
因為所謂“賀龍的問題”，不僅株連到他的妻子兒女，親朋好友，而且還牽連到了賀龍指揮過的部隊和領導過的地區、部門，包括紅二方麵軍和湘鄂西根據地；八路軍一二師和晉綏聯防軍；西南軍區；國家體委；國防科工委等等地區和部門中的一大批老部下。
其中不少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受到株連和迫害。
據“賀龍專案組”1968年5月18日給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一份《賀龍專案組案情進展綜合報告》中說：“賀龍專案組自去年9月13日建立，現有辦案人員24名，負責審查同賀龍有關的案犯共23名。
其中省、軍級以上幹部19名，包括政治局委員2名，中央委員1名，候補中央委員1名。”
因此除“賀龍專案組”外，還有總參謀部的“王尚榮專案組”；總政治部的“金如柏專案組”、“李貞專案組”；裝甲兵的“許光達專案組”、“頓星雲專案組”；通信兵的“陳鶴橋專案組”、“樊哲祥專案組”；工程兵的“譚友林專案組”；空軍的“成鈞專案組”、“向黑櫻專案組”；北京軍區的“廖漢生專案組”；成都軍區的“黃新廷專案組”、“郭林祥專案組”；武漢軍區的“楊秀山專案組”；新疆軍區的“張仲翰專案組”；國家體委的“榮高棠專案組”；“李井泉專案組”等18個分案組。
另外，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也受到了牽連。
上述分案組，雖然由各總部、大軍區、軍兵種的黨委領導，但受“賀龍專案組”的指導，並提供旁證材料。
因此，主案與分案是互相補充、互為因果的。
各分案組按照“賀龍專案組”“先掃清外圍”的布置和要求，加強對各自專案對象的突擊審查，大搞逼、供、信，大搞武鬥，采用車輪戰、噴氣式、拳打腳踢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辦法進行逼供。
他們將許光達迫害致死，把廖漢生整得奄奄一息，王尚榮被打成殘廢，黃新廷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流血便濃，譚友林差一點死在獄中，頓星雲被打瞎了一隻眼睛，樊哲祥給打掉了牙齒……“賀龍專案組”把各分案組用逼供、誘供、串供搞來的假旁證材料，再用剪貼、拚湊拍照、節錄，甚至編造等非法手段捏合在一起，這種假了又假的材料，就成了給賀龍定罪的證據。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的《中央關於對征詢召開九大代表的意見》的文件中指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德懷)、賀(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王明等絕對不能留在中央委員會，不能當九大代表。
此文件發到全軍連隊黨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轉發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於深挖叛徒工作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指出：“劉、鄧、陶、及其同夥彭、賀、彭、羅、陸、楊、安(子文)、肖(華)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隱藏在黨內，竊取了黨政軍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結成了叛徒集團，推行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
這是第一次對賀龍點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經毛澤東圈閱後發到全國。
從此以後，賀龍被當作“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頻頻被點名批判。
他被排在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德懷之後，要被打倒的第五位人物。
這意味著“賀龍的問題”已變成了敵我矛盾。
從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對賀龍不僅從政治上、精神上，而且從生活上、醫療上，一步緊似一步地、不斷地、全麵地進行迫害。
賀龍的處境也每況愈下。
開始，他們借口有人要來揪鬥賀龍，怕被人發現，把賀龍夫婦居室的窗簾全部拉上，不讓他們拉開。
隨後，又將他們床上的被褥、枕頭全部收走，使他們在一段時間裏隻好睡光光的床板，用手臂當枕頭。
夥食也越來越差，飯裏沙子很多，他們隻得向做飯的戰士把大米要來，晚上戴著老花鏡，把沙子一粒一粒撿出來……他們還借口水源困難，連續四十多天斷絕了對賀龍夫婦供水。
在那熾熱炎炎的夏天，又不讓拉開窗簾打開窗戶，把他們憋悶得汗水淋漓，但每天隻給他們一小壺水。
賀龍是個71歲的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這一點點水怎麽夠？為了保護這一點珍貴的水，他們隻好不洗臉、不漱口，渴到實在受不了時才喝上一小口。
與此同時，工作人員和警衛戰士則天天衝涼洗澡，大量用水。
他們那麽多人用水時水源就不困難，惟獨賀龍夫婦用水困難？問題再清楚不過了！由於供水實在太少了，大熱的夏天，即便不洗不漱，連喝的水也不夠。
要是要不來的，此時此地，求人不如求天，盼望天上下雨。
因此，他們起床後，就撩起窗簾，先看看天氣如何，如果看天上有雲彩，就很高興，祈盼能下點雨。
到了下雨天，他們就把水盆、臉盆、口杯等等大大小小，凡是能盛水的東西都擺到門前雨地上。
有一天，賀龍在同薛明抬水盆時摔倒，並扭傷了腰，疼痛難忍，在椅子上靠了半個多月不能動彈，大便也解不出來，非常痛苦。
醫生又不給治，薛明隻好自己嘴裏含了肥皂水，用氧氣袋上的橡皮管作導管，給賀龍灌腸。
結果薛明的嘴也被肥皂水燒壞了。
賀龍被立案審查特別是公開點名批判以後，林彪、江青一夥用更加卑鄙的手段加緊對賀龍的迫害和摧殘。
首先調換駐地，加強監視。
賀龍和薛明原來住在山上，看管人員借口住房暖氣破裂，無法修理，要他們搬家。
賀龍堅決不同意，對薛明說：“這個房子是總理安排我們住的，我住著放心，如果換一個地方，那就要出鬼了。”
他幾經交涉都不行。
有一天夜裏，他們已經睡下，看管人員突然要他們搬到山下去住。
在這裏，賀龍和薛明無論是在室外散步，或去廁所，一舉一動，都在看管人員的視線之內。
賀龍頓時明白了，這次讓他們搬家，為的是好監視他們的活動。
同時，對賀龍在生活上摧殘，醫療上進行限製和拖延。
賀龍患糖尿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這種病雖然不能徹底根除，但並非絕症，隻要注意飲食營養，藥物控製，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轉或得到控製。
林彪、江青一夥則針對他患病的特點，用殺人不見血的卑劣手段，在賀龍的生活與醫療上搗鬼。
在生活上，賀龍的夥食本來就很差，搬到山下後就更差了。
兩個圓形的小飯盒，一個盛淺淺的一點飯，一個盛菜，通常是見不到一點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蘿卜，或者是像甘蔗皮一樣咬不動的老豆角。
飯菜不僅數量少，質量尤其差，營養缺乏，使賀龍的糖尿病失去了控製，饑餓難忍。
為此，薛明千方百計地到廚房拿了些白菜和鹽，放在盆裏做醃泡菜，後來，白菜拿不到了，就在園子裏找野菜給他充饑，但終究無法解決賀龍的營養不足問題，眼看他的身體一天比一天消瘦、虛弱，腳氣感染越來越嚴重，步履艱難，連上廁所也走不動了。
賀龍早看清林彪一夥的險惡居心，憤怒地說：“他們硬是想把我拖死，殺人不見血……”
由於賀龍身體太虛弱了，感到疲乏、心慌、頭昏、失眠、心律失常……1968年3月下旬終於病倒了，患了腦缺血失語症，被送進了北京衛戍區某醫院。
遵照林彪、江青一夥關於“醫療為專案服務”的方針，接診醫生不僅把賀龍當做敵人，而且完全違背了“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這一醫務人員應遵循的基本準則，非但不給賀龍認真看病，反而誣蔑說：“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詐病’可能。”
並在病曆上寫道：“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麵教育我們的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他在醫囑這一欄內寫了“請經治醫生主宰”幾個字。
在一次化驗時，賀龍不慎將小便倒在瓶子外邊，被一個護士罵得狗血噴頭。
由於醫護人員的敵視，以及種種刁難，賀龍一肚子的氣，病還沒有好，就出院了。
在西山，賀龍的醫療原由北京衛戍區警衛一師某營營部的一位姓沈的醫生負責。
他對賀龍生活上比較關心，有時悄悄地給買點常備藥品和日常生活用的東西，在醫療上也比較認真和用心。
但後來被調走了，換了一個新的“醫生”。
1968年底，黃永勝專門把“賀龍專案組”的3個副組長找去，對他們說：中央決定，對一些重要審查對象的吃藥問題要加以控製，不能叫他們自己保存藥物隨便吃。
因為有的已出了問題。
隨後他問道：“聽說賀龍那裏還有不少藥？”
“有一些常備的藥。”
有一位副組長答道。
“你們要管理控製一下，不然萬一出了問題怎麽辦？中央決定給他派一名醫生或護士，專門管他吃藥問題，把他的藥收管起來。
你們回去寫個報告送來我們批。”
黃永勝向他們布置。
這3個副組長奉命寫了個報告，黃永勝批給北京軍區。
北京軍區立即從天津某醫院調了個姓王“醫生”來，這是經過6次“政審”，精心挑選來的。
其實他是神經科的一個男護士，根本不懂得賀龍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壓。
很顯然，他的任務不是要照顧護理賀龍，而是按照黃永勝的旨意，要把賀龍原來的一些常備藥“收管起來”，要從醫療上加緊對賀龍的控製與迫害。
在王護士到北京報到的當天，專案組姓蘆的副組長就找他談話，向他強調說：要站穩立場，提高警惕，劃清界線，收繳並控製賀龍的藥品。
果然，這位“政治上可靠”，忠於林副統帥的“醫生”一來，立即以“組織決定，檢查你們自己存放的藥物是否變質”為名，把賀龍從家中帶去的治療糖尿病、心髒病、高血壓和神經衰弱等藥品37種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檢查糖尿病的試劑也都拿走。
隨後，他減少、調換和中斷使用一些重要藥品，使賀龍連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藥也無法保證，每次服藥都要在他監視下服用。
而且在賀龍逝世前的半年多時間裏，竟連一次血糖也未給檢查。
1969年1月15日，“賀龍專案組”竟然向“醫生”下達了這樣的指示：“盡量用現有的藥物，維持現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對待好人那樣”對待賀龍。
這時，賀龍已被摧殘得形容消瘦，身體虛弱得不成樣子。
“專案組”的這個指示，非常明確：不能把賀龍當好人，所以也不能對他用好藥。
無情的事實果真被賀龍猜到了：林彪、江青一夥心狠手辣，毒如蛇蠍。
他們就是要用殺人不見血的手段，硬是把賀龍拖死。
有一天，這“醫生”送來的藥膠囊已經破裂，膠囊的外殼還留有手指印，顯然已做了手腳。
因此，薛明對賀龍說：“這藥不能吃，弄成這種樣子，誰知道裏麵裝的什麽東西！”便退了回去。
“要小心，他們是什麽事都能幹得出來的。”
賀龍讚成薛明的機警。
由於這位王“醫生”忠實地執行林彪一夥和專案組的旨意，賀龍的醫療條件越來越差，加之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摧殘，他的糖尿病迅速惡化，1969年5月上旬，連續摔倒了7次。
薛明敏銳地覺察到，這很可能是糖尿病惡化的征兆，多次提出檢查賀龍的血糖和尿糖。
而那位“醫生”遵照林彪一夥關於“不能像對待好人那樣”對待賀龍的旨意，始終沒有同意。
6月8日晨，賀龍剛聽完新聞聯播，就連續嘔吐了3次，呼吸急促，渾身無力。
薛明以前曾聽保健醫生講過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識，因此，她立即意識到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馬上向監護人員反映，要求醫生進行救治。
但那位“醫生”到中午12時才從外麵回來。
薛明立即找他講述賀龍的病情。
這天上午，“賀龍專案組”正在開會，接到警衛一師黃參謀關於賀龍病情加重的報告，副組長蘆某帶了兩個人坐車來到西山。
警衛連幹部和那位“醫生”向他們匯報說：賀龍最近一段時間心情比較煩躁，精神狀態和飲食都不好，有時心率跳動急速，病情加重……聽完報告，蘆某說：“要隨時掌握病情變化，及時報告。
黃參謀，通知讓衛戍區醫院派醫生來會診，把病情搞準。
會診結果立即報告專案組。”
他交待完畢，就走了。
就這樣，拖到下午3時，“醫生”才來給賀龍打了一針“止吐針”，但沒能止住吐。
薛明一連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
下午5時，賀龍血壓下降，上腹部劇烈疼痛，病情更加嚴重，警衛連向“專案組”報告：“賀龍病重。”
這時，專案組的蘆某同另一個副組長正在辦公室打撲克。
接到報告後，有人提出：“報告總理吧！”蘆說：“不用，我們要個車先去看看。”
4個小時後，醫院的兩個醫生才到。
從賀龍早晨發病，已整整拖了13個小時。
薛明趕緊向他們介紹賀龍的病情，請求立即進行搶救。
這時，蘆某等專案組人員已來到西山，兩名醫生請示他們之後，沒有給賀龍作血糖、尿糖檢查，卻給他輸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隨便使用的高滲葡萄糖。
在給賀龍輸液時，醫生大聲說：“病人昏迷了！”其實，這時賀龍神誌很清醒，待醫生走出房間後，他對薛明說：“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薛明對給賀龍輸葡萄糖很擔心，要求醫生謹慎用藥，對病人進行檢查。
他們取了尿樣，送到豐台檢驗所進行化驗。
後半夜，化驗結果出來了，隻見醫生在小聲嘀咕什麽，原來，他們並不是檢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圖給賀龍加上“畏罪自殺”的罪名。
9日零時5分，已確診賀龍是酸中毒之後，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藥胰島素，盡快控製病情的惡化，而是繼續輸葡萄糖，這一夜整整輸了2000CC。
這就是他們遵照林彪、江青一夥所說的“醫療要為專案服務”旨意，對賀龍進行有害無益的反治療，致使賀龍病情急劇惡化。
這兩個醫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時40分後，不得不打電話請示送解放軍總醫院(即301醫院)搶救。
5時30分，301醫院派醫生、護士帶救護車來到西山。
他們對病人做了檢查後，又向醫院請示，直到7時許，醫院才同意送去。
當決定將賀龍送往301醫院時，他的神誌依然很清醒，明確表示不願意去。
他說：“我沒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賀龍知道，那是林彪親信邱會作等人控製的地方，他去那裏等於羊入虎口。
但醫生聲稱這是“組織決定，非去不可！”堅持把賀龍送院。
隨後，有人拿進一副擔架，大家就七手八腳地把賀龍抬上擔架。
這時賀龍微微睜開眼睛，用深情的目光看著薛明，點了點頭。
誰知這對革命伴侶此次握別，便成了永訣。
救護車開出西山時，蘆某等專案組人員的吉普一直跟在後麵保持50米的距離。
到玉泉山東南角公路上時，救護車停了下來給賀龍輸氧搶救。
8點多鍾送到301醫院14病區，這是一個普遍外科病區。
就在賀龍住院的前6天，他的親密戰友、人民解放軍十名大將之一的許光達，慘死在這個病區病房廁所的馬桶上。
在賀龍進院之前，林彪親信邱會作就向醫院布置：“如果專案組找醫院，叫我們派醫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醫生就可以了。”
醫院的領導堅決遵照邱會作的指令辦事，既沒有做搶救的準備，也沒有組織有經驗的專家到現場去會診。
8時55分，賀龍住進醫院，到10時25分才開始治療。
10時55分，賀龍血壓下降到70/40，11時30分，主治醫生提出組織有經驗的專家會診搶救。
但醫院的頭頭不允許對治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關係的代謝科專家參加會診。
他不管病情多麽危急，病人的死活，竟決定將會診時間放到兩小時後的13時30分進行。
更令人氣憤的是，會診時不讓專家去見病人，不讓他們知道病人是賀龍，隻允許專家們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據“病情匯報，化驗和X光片討論”。
就在會診後1個半小時，即1969年6月9日15時零9分，這位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新中國的開國元勳，中外聞名、人民敬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含冤與世長辭。
從他神誌清醒地住進醫院到逝世，隻有短暫的6小時零9分鍾。
得到賀龍已經去世的消息，“賀龍專案組”大部分人員趕到301醫院，就在病房外麵的過道上，“二辦”辦公室主任秦某和“賀龍專案組”的3個副組長經過商議後決定，給“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寫報告，請示如何處理賀龍後事；派人去西山接薛明及找他們的子女來向遺體告別。
專案組派人把薛明接到301醫院後，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向她講述賀龍住院檢查的經過。
她記得，醫生對她說，賀龍的血糖1700，下午3時零9分死亡。
也就是說，從賀龍住進醫院到死亡，才6個小時；血糖1700，比平時高出十幾倍。
薛明不明白，“進了這樣治療和搶救條件完善，有那麽多國內外知名的醫生，為什麽僅僅6個小時便造成死亡？”
“恰恰這6個小時正是他們沒允許我在賀龍同誌的身邊，我也沒聽說他們給用過什麽搶救的藥品。”
301醫院醫生講完以後，專案人員讓薛明等著，他們還要去接賀鵬飛等子女來，一同去看賀龍的遺體。
薛明回憶說：“當時我堅決反對，擔心他們又要耍什麽花招。
他們告訴我，是請示了中央首長(聽說是黃永勝)，是命令，非看不可。”
過了一會兒，賀捷生、賀鵬飛、賀曉明等子女也被接來了。
薛明由他們攙扶著，來到停放賀龍遺體的房間，他們來到賀龍遺體旁邊。
沒有哀樂，沒有花圈，沒有黨旗，沒有同誌和戰友，隻有一條白床單蓋著賀龍的身軀。
隻見他長長的頭發，高高的額角，濃黑的雙眉緊蹙，兩眼緊閉，眼角的清淚未幹；臉頰消瘦，但依然那樣剛毅；嘴巴微微張著，唇上胡須沒有修剪……已經兩年多沒有見到父親賀龍的子女，看到他們最親愛最尊敬的父親，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死得這樣慘，悲憤交加，痛哭失聲，都哭得像個淚人。
在同賀龍遺體告別後，薛明仍然被送往西山。
當天晚上，賀龍的遺體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寶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
火化時不讓親屬到場，火化後，“賀龍專案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個小殯儀館裏，並下令：不準傳出去，要絕對保密，不讓人們知道賀龍之死的真相。
在賀龍去世後的第二天，6月10日上午，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召集專案組人員開會。
授意他們：賀龍的死亡報告“要寫得詳細，某年某月治過病，讓人們知道我們做過許多工作”，“專門有醫生照顧，人家一說，我們盡到了責任”。
11日，專案組遵照黃永勝等人的旨意，寫出了“賀龍的死亡報告”，把沒收賀龍自帶藥品，拖延搶救時間，以及進行反治療等重要情況一概隱瞞，隻籠統地說：“經多方全力搶救無效死亡”故意欺騙黨中央。
周恩來在審閱“賀龍專案組”和301醫院寫的兩份“關於賀龍死亡原因的報告”時，沒有任何批示，就退回了“賀龍專案組”。
對下麵呈送的報告一言不發，周總理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賀龍去世後，林彪一夥繼續對他親屬進行迫害。
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還有薛明，她對我們的情況很了解，要把她送得遠遠的。”
“一不能讓她死，二不能讓她逃，三不能讓她胡說八道。”
惟葉群之命是從的吳法憲，立即派人把薛明押送到貴州的大山溝裏，派了一個班的兵力，把她當成重要犯人那樣嚴加看管，強迫她改名換姓，不準給子女寫信，剝奪了她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