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廖承誌給蔣經國的信,宋美齡給廖承誌的回信;宋美齡給鄧穎超的信,鄧穎超給宋美齡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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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致廖承誌公開信

承誌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餘閱及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餘與令尊仲愷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廣州大元帥府,得曾相識,嗣後,我總理在平病況阽危,甫值悍匪孫美瑤在臨城綁劫藍鋼車案後,津浦鐵路中斷,大沽口並已封港,乃隻得與大姊孔夫人繞道買棹先至青島,由膠濟路北上轉平,時逢祁寒,車廂既無暖氣,又無膳食飲料,車上水喉均已冰凍,車到北平前門車站,周身既抖且僵。離滬時即知途程艱難,甚至何時或可否能如期到達目的地,均難逆料,而所以趕往者,乃與總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處,更予二家姐孫夫人精神上之奧援,於此時期中,在鐵獅子胡同,與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餘欽佩者,乃令堂對總理之三民主義,救國宏圖,娓娓道來,令餘驚訝不已。蓋我國民黨黨人,固知推翻滿清,改革腐陳,大不乏人,但一位從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國女子而能了解西方傳來之民主意識,在五十餘年前實所罕見。餘認其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義信徒也。

令尊仲愷先生乃我黃埔軍校之黨代表,夫黃埔乃我總理因宅心仁恕,但經多次澆漓經驗,痛感投機分子之不可恃,決心手創此一培養革命精銳武力之軍校,並將此尚待萌芽之革命軍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將校長之職,委予先總統,以灌輸革命思想,予黨代表委諸令尊,其遴選之審慎,自不待言。

觀諸黃埔以後成效,如首先敉平陳炯明驍將林虎、洪兆麟後,得統一廣東。接著以北伐進度之神速,令國民革命軍軍譽鵲起,威震全國,猶憶在北伐軍總司令出發前夕,餘與孫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參加黃埔閱兵典禮,先總統向學生訓話時,再次稱廖黨代表對本黨之勳猷(此時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雖未及冠,已能體會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愷先生對黃埔之貢獻時,先總統熱淚盈眶,其真摯慟心,形於詞色,聞之者莫不動容,諒今時尚存之當時黃埔學生,必尚能追憶及之。餘認為仲愷先生始終是總理之忠實信徒,真如世侄所言,為人應“忠孝兩全”,倘謂仲愷先生乃喬裝為三民主義及總理之信徒,而實際上乃為潛伏國民黨內者,則豈非有虧忠貞?若仲愷先生矢心忠貞,則豈非世侄有虧孝道耶?若忠孝皆肭,則廖氏父子二代對曆史豈非茫然自失,將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謂“文化大革命”鬥臭、鬥垮時期,聞世侄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餘生,亦雲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

日本讀賣新聞數年前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歸納,總結出一“正式”統計數字,由1966年開始,到1976年10年之內,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萬人,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雲南盛內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饑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詆奸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或謂我總理聯俄容共鑄成大錯,中國共產黨曲解國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斷章取義,以國父容共一詞為護身符,因此諱言國父批牘墨跡中曾親批“以時局誠如來書所言,日人眼光遠之人士,皆主結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現在民黨,係聯日為態度。”此一批示顯見:

(一)總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將來之企圖;

(二)批示所書“現在”民黨當以聯日為態度,所言亦即謂一切依國家之需要而定。聯日聯俄均以當時平等待我為準繩。當時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總理乃以革命成功為先著,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世侄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厄,生命之憂,致尚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時大陸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汙普遍,賄賂公行,特權階級包庇徇私,萋萋迭聞:“走後門”之為也牲牲皆是,禍在蕭牆,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終生為蟒螫所利用,隨時領導一更,政策亦變,旦夕為危,終將不免否?過去毛酋秉權,一日數驚,鬥爭侮辱,酷刑處死,任其擺布,人權尊嚴,悉數蕩盡,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誌,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複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發,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順祝安謐

民國71年8月17日
宋美齡

附:1982年7月24日廖承誌致蔣經國公開信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曆曆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餘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於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

吾弟嚐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曆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製,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

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

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曆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雲雲,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

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台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曆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

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係之。今老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吾弟孝心。

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

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係於一念之間。

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餘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麵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

老夫人前請代為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

順祝

近祺!

廖承誌
1982年7月24日

宋美齡致鄧穎超信

穎超先生大鑒:

數年前“四人幫”倒垮前後,聞先生曾幾遭險厄,甚至受憂受逼,將至自殉邊緣,幸率無恙,論先生在共黨中之黨齡如此資深,尚時陷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惻然不已。近閱報載,先生在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十周年紀念會中曾作一次演說,追念在我總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茲將當時決策之來源為先生之道之。

按當時國家處境危殆,外則有世界列強企圖恣意瓜分中國,加之各帝國主義籍不平等條約之各種特權,不斷榨取我人力、物力、資源,以填其欲壑,國內則有大小軍閥猖獗,生靈塗炭,民生凋敝。我總理深感於此,乃為中國在國際上享有平等待遇,呼籲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縛我國之平等條約,但世界列強猶如聾啞,不加理會,此時僅新起之蘇聯政權,別具新裁,予我革命基地之廣東以有限之械彈,得一箭雙雕之收獲,當時,蘇聯政權被各國歧視,地位極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壓迫眾生之好感,並又可以之炫耀於列強之前,顯示蘇俄政權乃是由正義之政權,且在廣大之中國,順理成章,樹立一將來征服世界不絕之兵源,亦即充當炮灰之資源,假此機會肆意吸收訓練基地骨幹分子。以貫徹由蘇俄所控製之全世界蘇維埃帝國藍圖之推行措施。名利雙收,莫過於此。再者,當時大會所通過之“容共”政策,旨在聯合國內一切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之力量,其實,共產黨之力量,證之於當時所謂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到會者僅十二人耳。其首腦人物當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董必武及毛澤東等,事實上,中國國民黨乃是中國共產黨之保姆。

蓋若非仰賴當時國民黨之掩護、育養,其便能成為後日之黨耶?且如陳公博、周佛海等終亦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而摒棄之,由共產主義信徒而搖身一變竟成為後日之漢奸,此亦是共產黨頭兒、腦兒對主義信仰之最大諷刺。……後日之葉劍英、彭德懷、賀龍、林彪以及過去小軍閥朱德,曾任廣東時代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及黨宣傳部代部長之毛澤東等人無一不宣誓效忠國民黨,而後背叛誓言,成為反國民黨之一群。……此試與中外綜理國家萬機之政治家總擁有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相提並論,乃適成強烈對照,諒先生定必默許餘言。

回憶前在重慶抗戰時期,曾與大姊孔夫人數度與先生聚首交談,征詢先生對當時抗戰問題及國家前途之展望,餘二人均認為先生認解超群,娓娓道來,理解精透,所談及之問題均無過於偏頗之處,實我當時女界有數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談話所代表者,言皆由衷之歟?姑不究其內容真偽,猶記曾告家姐,若穎超能為國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脫穎而出,甚至超穎而出也。又何必沉湎於被泰半理智之猶太人所不齒之德國猶太馬克思理論所蠱惑耶?固然,1920年時代馬列理論曾在俄國得手,憑籍許多因素僥幸成功,此實於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沉醉於“時髦心理”,令馬列學說彌漫於知識階層,大多自認為馬列信徒或馬列崇拜者,尤其在法國,幾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誦說幾句馬列教條,則必目為白癡或非知識分子之風氣。隻要是馬列教條,即不求甚解,“囫圇吞棗”猶如天詔,(近日時代雜誌亦有敘述法國知識分子之盲從風氣)。加之,法國左派理論家沙特不時以辯證法及邏輯語匯,撰寫似是而非之文學莠言惑眾(近年已逐漸經阿宏駁斥其矯偽,至於體無完膚)……

泊聞先生所言,謂中國共產黨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謂“文化大革命”對同胞之信諾耶?抑指先生幾遭不幸而言耶?據所聞知,大陸人民名共產黨為破產黨即家破人亡之謂也。故對共產黨之言行,大陸稚子亦不予置信、齡近聞電大陸探親返自由世界者雲,其親戚竊告,“台灣人民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乃大陸手無武器所遭殃之人民也。”……[注1]近三十餘年來,共產黨政權已早知無法再可侵蝕金馬台澎之複興基地,乃重襲統戰故伎。以惡言毀謗為張本,或以蜜語騙詐為武器,企達成“三度合作”。

殊不知第一次我總理寬大容共,遂使原不過五十餘人之共產黨徒,經中國國民黨繈褓鞠育後造成騷擾動亂,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當中日戰爭國家存亡關頭,先總裁不究既往,誠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轉意,以抵擊外侮為重,豈知共黨以怨報德,趁火打劫,鑄成大陸的沉淪,二次慘痛,殷鑒昭昭,一而再之為已甚,其可三乎?

再者,先生以前若為國民黨黨員,當以同誌相稱,若以相對立場或友誼,亦當以周夫人或鄧女士稱呼,恐嫌此乃BOURGEOIS布爾喬亞階級之稱謂,然共產黨慣例連名帶姓相稱,恕齡礙於中國人之庭訓,對任何人都以禮貌相待,此中我國文化之所熏陶若,諒不已怪。先生高壽已登耄耋,當已無所恐懼,若言出肺腑,則請規勸大陸迷途諸君,“學習中山先生之榜樣”,再次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複使大陸民眾,猶如台灣同胞,享有安寧、富裕、康樂,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則將如李自成、張邦昌及跪於杭州嶽墳前之秦檜夫婦鐵人,永受萬世唾罵,須知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台灣,邯鄲學步,猶為晚焉,維希三思之,即此順頌。

蔣宋美齡謹啟

民國73年2月16日[注2]

注1:有說上文信中漏了“據所聞知,乃器之女,彼之維世,抑或伺寢毛酋,始得自保”一句。此句在文中用……代替。

注2:蔣宋美齡的這封公開信是84年發表的,是針對同年1月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北京國民黨“一大”6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發表的。88年鄧的信未回複。

1984年1月,在北京召開國民黨“一大”60周年學術討論會暨孫中山研究學會成立大會。會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鄧穎超在講話中建議:“隻要大家都以祖國統一作為共同的前提,以誠相見,多商量,多交換意見,問題總是不難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決的。”她強調祖國統一是“曆史的主流,分裂隻是短暫的插曲”。她向台灣當局忠告:“孤懸海外,受製於人,這種局麵終究是很難長期維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從,不難立決。”

宋美齡看到鄧穎超的講話後,於同年2月16日回函鄧穎超,對鄧講話中談到的祖國統一問題,這次宋美齡沒有回避,而是明確拒絕。她認為,大陸是因為無力武力解放台灣,才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台灣”是宋美齡最得意的話題。宋美齡在信中明確提出要中國共產黨“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附:鄧穎超致宋美齡信

蔣夫人美齡先生大鑒:

廬山初識,忽忽五十年矣。山城之聚,金陵之晤,猶曆曆如昨。別後音問闊絕四十餘年,誠屬憾事。幸友誼猶存,兩心相通。每遇客從遠方來,道及夫人起居,更引起懷舊之情。近聞夫人康健如常,頗感欣慰。

令姊孫夫人生前,極為思念夫人。每每言及夫人愛國情切,必將致力於中國之統一。孫夫人手足情深,亟盼生前能與夫人一晤;曾親筆致函夫人,然未能如願,終成遺憾。嚐讀夫人之《我將再起》,思感殊多。回首當年,國難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戰,促成國內團結,爭取國際援助,弘揚抗日民氣,救助難童傷兵,厥功至偉。今夫人年事雖高,猶時時關心國家之強盛,民族之再起,於海峽兩岸關係之緩和,亦多所推動。夫人謀國之忠,誠如令姊孫夫人所言,我極為欽佩!

環顧當今世界,風雲迭起,台灣前途令人不安。今經國不幸逝世,情勢更趨複雜。此間諸友及我甚為關切,亟盼夫人與當政諸公,力維安定祥和局勢,並早定大計,推動國家早日統一。我方以為,隻要國共兩黨為國家民族計,推誠相見,以平等之態度共商國是,則一切都好商量,所慮之問題均不難解決。

我亦年逾八十。今雖卸卻政務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國家統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我與夫人救國之途雖殊,愛國之心則同。深願與夫人共謀我國家民族之統一,俾我中華騰飛於世界。

我與夫人交往,數十載矣。曆時彌久,相知愈深。直率陳言,尚祈諒察。海天遙隔,諸希珍重。臨穎神馳,期待回音。

即頌大安!

鄧穎超
一九八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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