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金汕等著 陳人康口述，人民出版社
我還感到，看老幹部是不是廉潔，他們的子女狀況便是一個準確的信號。
我60年代在十一學校上學，這裏離各個軍隊大院很近，所以是一座典型的軍隊幹部子弟學校。全班40多位學生，隻有兩個同學的父親是大校，其他都是將軍的子弟。
班裏有葉帥的兒子葉選廉，還有五六位上將、大將的子弟。前幾年我們聚會了一次，年近50歲的人想起兒時的生活不禁唏噓。那時候是那麽單純，對未來的憧憬是那麽美好。歲月讓我們經曆了那麽多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事情。
如今我們已經變老了，但是真正能和父輩業績相媲美的幾乎沒有。連局級幹部或企業老總，充其量隻有五分之一。有個別的已經下崗或者做了傳達室看門的，這就是嚴峻的現實。
我三哥陳人俊有次和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聚會，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當收入生活，開的是已經很舊的普桑，但他感到很踏實。
我們與海軍上將王宏坤的兒子王新中也很熟，他們也和普通人一樣打拚，開了一家公司，業績不錯。用他的話來說：“這個公司沒有用過老爺子的一點權力，老爺子也幫不上忙。”
還有我的朋友、西藏軍區司令員譚冠三的兒子譚戎生，他目前已經退休，也過著平平常常的百姓生活，就象一個普通的退休老人，在早上晨練，讀書看報，頤養晚年。譚冠三臨終前向黨提出了唯一的請求:“我死之後,請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譚冠三逝世後,做為長子的譚戎生自願到西藏去,繼承父輩未竟的事業。譚戎生的四弟是戰爭年代因父母無法帶走而留給根據地老鄉的，至今還在河北農村當農民。因為譚將軍在解放後說：老區的人民在我們危難的時刻收留了我們的孩子，我們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養大，他也要回歸人民。
現在譚戎生還要不時幫助在農村生活困苦的弟弟。
前不久我的二哥帶我見了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已經是72歲的老人了。他身材不高，瘦弱的身軀已經有些駝背了，滿頭的白發和臉上的皺紋，依稀讓人感到他受過不少苦。如果讓我猜想他的身世，我會說這個人不是鄉村教師就是老工人。若猜想他的上輩，我也依然停留在剛才那幾個職業中。
二哥告訴我，這是50年代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的兒子。我既驚詫也不驚詫，驚詫的是他似乎連高幹子弟的痕跡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不驚詫的是，過著普通人生活的高幹子弟太多了,他們的父輩大多早已遠離了權力。
鄧子恢是個響當當的人物，和老一輩人提起來都記憶猶新。鄧子恢1916年中學畢業後，經考試取得公費留日生的資格，1917年東渡日本求學。回國後,1923年發起創辦《岩聲》報，宣傳馬克思主義。鄧子恢1926年1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 1932年7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長。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鄧子恢1950年2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1953年初調中央任農村工作部部長， 1954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同老一輩中善於思考、真正關心民眾疾苦的領導人一樣，他在升虛火的公社化高潮中保持著難得的清醒。1958年到處在鼓吹浮誇風、共產風。人民日報報道：河北徐水縣人民總公社成立，給共產主義試點提供了條件。該縣將要發射畝產小麥12萬斤、畝產山藥120萬斤、畝產皮棉5000斤、一顆白菜500斤的特大高產衛星。
鄧子恢主抓農村工作，他知道這純粹是胡說八道，他認為這些人就是為了自己的政績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了解農民，知道怎樣才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人民經曆了三年飢餓困難的日子，他深感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
他哪怕丟官也要說真話。他說：“怕什麽!不能為了保烏紗帽就不顧農民的死活!”鄧子恢根據實際情況大膽提出在堅持大集體的前提下，實行聯產責任製。鄧子恢抱病深入調查，把安徽的調查報告，連同廣西、湖南等地包產到戶、田間管理的經驗，一並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李富春等都表示支持，鄧小平也因此發出了“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的名言。
毛澤東起初是支持鄧子恢主張的，但隨著階級鬥爭成為黨的主要綱領，毛澤東開始批判鄧子恢：“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了，還要搞嗎？!如果搞包產到戶，不用幾年就有人雇工、討小老婆。”他責備鄧子恢：“你怎麽又動搖了，波蘭搞自由化還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鄧子恢向毛澤東解釋：搞包產到戶，不是解散合作社。
但是毛澤東不僅不聽，還在隨後的北戴河會議上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講話，大批鄧子恢和包產到戶，把包產到戶說成單幹，並提出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還是站在貧下中農的立場上搞社會主義……
鄧子恢沒有屈服，他甚至提出告老還鄉，未獲批準卻被貶官。但他依然調研堅持為農民請命，因而一再遭受打擊。經曆文革幾年的被批判，1972年12月10日，鄧子恢帶著憤懣與抗爭與世長辭。他彌留之際還在說“包產……到戶……沒有錯……”
當時文革尚未結束，對於這位“右傾”人物本來應該是非常低調地處理，但是毛澤東對鄧子恢雖然批評狠、處理嚴，卻說了一句公道話：鄧子恢“敢說實話”，他“?脾氣”、“搞陽謀，不搞陰謀”。毛澤東送了個大花圈，這讓四人幫也不敢把規格講得太低，《人民日報》都用一整版刊登了鄧子恢的照片和生平。
一直受到壓製的老革命家也開了一個隆重的追悼大會，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追悼會，葉劍英元帥代表黨中央致悼詞。86歲高齡的朱老總不顧醫生和家人勸阻，穿著大衣帶上皮帽，顫顫巍巍地拄著拐杖，在鄧子恢的遺體前久久不肯離去。
我問鄧瑞生大哥：“鄧子恢被‘誣陷’，您也跟著受苦？”鄧瑞生說：“父親挨整，我們家就成為另類，一切都變了。我也從北京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一個中學教書，其實我什麽問題都沒有。文革中我更是戰戰兢兢，我是中央一個被批判過的重要右傾人物的兒子，那在小地方簡直不得了。尤其文革中成天念毛主席批判‘小腳女人’的語錄，這段話又是針對我父親說的，我的壓力該有多大！”
鄧瑞生接著說：“父親有很多老戰友，我那個時候也不敢找，害怕株連人家。1970年我聽說王震將軍來常德，就硬著頭皮去找他。賓館的警衛一看我穿的土裏土氣，根本不相信我的父親會認識王震。我告訴警衛，讓他告訴王震，我是鄧子恢的兒子，王震聽說後說，‘把他請進來，他是鄧子恢的兒子，也是林(伯渠)老的兒子’。見到王震，他問我父親的身體情況，我說我也見不到他。王震指著門外說，‘他們名義上是保護我，實際上是監視我’。”
我不解地問鄧瑞生：“您怎麽也是林伯渠的兒子？”
鄧瑞生敘述了那離奇的一幕：原來在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告急，紅軍長征即將開始。鄧子恢與妻子黃秀香看著才出生3天的兒子不知如何是好，因為帶著走肯定會給隊伍帶來困難。恰好林伯渠和妻子範樂春所生的兒子也同樣大小，他們咬牙把鄧瑞生與林老的兒子一同寄養在會昌範樂春親戚家中。殘酷的戰爭，使兩位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夫人先後去世。
1949年9月，時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的鄧子恢在武漢聽到江西解放的消息，他的心為之一動，因為江西有他朝思暮想、多年不見的兒子鄧瑞生。鄧子恢提筆給駐紮在贛州的同鄉、時任48軍政委的陳仁麒寫信，托陳仁麒幫助他和林伯渠找尋孩子。
他提供了找孩子的線索，並寄去一張自己的照片，給從未見過鄧子恢麵的陳仁麒將軍作參考。經過陳將軍的努力，分別15年的兒子終於找到了。但老鄉把兩個孩子的父親搞錯了，把林伯渠的當成了鄧子恢的，把鄧子恢的孩子說成是林伯渠的。
建國後，做為副總理的鄧子恢住進了中南海，他的兒子和林伯渠的兒子經常一起上學，也在中南海的食堂就餐。後來連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都奇怪，為什麽林伯渠的孩子那麽像鄧子恢，而鄧子恢的兒子與林伯渠如同一模所鑄。
朱德對鄧子恢說：“我說你們兩家是不是搞錯了？”鄧子恢卻笑著說：“孩子搞錯了，就錯了嘛，不要緊，林老沒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孩子，不要換了。”
後來，待中央辦公廳派人到會昌調查，澄清真相，他們才將孩子換回。
幾十年的時間過去，我怎麽也想象不出眼前的這位老人當年是進出中南海的孩子，是在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麵前來來往往的紅色後代。如今72歲的他，60年代末下放到湖南，至今僅僅有600多元的退休工資，遇到生病也不敢吃好藥。
幾年前他回北京已無落腳之地，還是他給一位中央領導寫了信，農業部根據情況給了他一間40多平米的獨居。他已經非常滿足了。走到街上，他就像北京的一位普通之極的退休老工人，心事重重地為自己的生活和未來擔憂。
至於不是高級將領的普通老革命的孩子我們接觸更多，凡是早年退下來的大多和老百姓沒有區別。
我們這些高級將領的孩子都很懷念少年時代充滿理想的日子，盡管那種日子有很多缺陷，但是要求幹部和人民群眾同甘苦的信念是永遠不該丟棄的。
一位比父親級別還高的老革命的兒子說：“我們當今有很多做法是與父輩拋頭顱、灑熱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馳的。世上沒有不沉的船，我們至少要潔身自好地不去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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