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樸：一個中國妓女的“六四”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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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目的聚光燈令我目眩。耳邊，詩人楊煉正在朗誦紀念六四的詩。這裏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演講廳，已經座無虛席，連兩邊的過道也擠滿了人。楊煉的詩歌把人們帶回二十年前的這一天：1989年6月4日，坦克車隆隆輾過長安大街，持槍的軍人向學生、市民掃射。抵擋的是身軀，回擊的是磚頭，流淌的是鮮血，平板車拉過的是一具具被屠殺的屍體……
我的演講排在吳仁華之後。這位當年的政法大學講師，是最後一批撤出天安門廣場的人。吳仁華的講述具體而細致，震撼全場。從聽眾的表情裏，我看到凝重的沉思，無奈的悲憤，傷感的淚花。
就要輪到我了。我在心裏默誦著即將演講的內容：六四，會不會被人們遺忘？我有太多的感觸。參加紀念六四集會的人數逐年減少，從一開始的幾百人，到幾十人，到幾個人。兩年前我聽說中國駐英大使館門前有燭光悼念會，趕著去了，結果連人影兒也沒碰到！哦，就在那天，我遇見了她。
我的思索這時突然斷開：她會不會也來了？我的目光開始在聽眾席上遊走，一陣陣焦慮襲上心頭，我問我自己：如果她在，你有沒有勇氣，對她說一聲：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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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還記得初次碰麵的情形：我剛從大使館門前走開，她正巧走來，準確說，我們擦肩而過。我聽見她自言自語地說：怎麽沒人嗬！我駐足回望著她說：我不是人？她看了我一眼，沒作聲。我問：帶蠟燭了嗎？她打開手袋伸手去取。我用打火機點上。
倫敦的夏夜，涼意仍舊濃，燭光在微風中搖曳。早知道這麽冷清，忽聽她又說：我把朋友都叫來！我問她：六四那年你多大？她說：八歲。我淡淡一笑說：你真要叫他們，估計也不會響應，你們這一代還有幾個像你一樣知道六四的？她點了下頭：說老實話，我是叫了他們的，但沒人肯來。不過，她的嘴角掛起些譏嘲：他們不是不知道，是不敢來。我問：你就不害怕？她反問我：有什麽好怕的？
幾乎，不約而同的，我和她的頭轉向大使館的方向，那裏臨街的無數個窗戶，其中一個的窗簾掀開著，或許那後麵，有攝像機正對著？
夜色漸深，我們坐進附近一家咖啡館繼續聊天。她把裹住上身的披肩拿開，露出裏麵穿的敞領薄毛衣，豐滿的胸挺出一道迷人的曲線。她有張好看的臉，塗著黑眼圈，眉也描得細，頭發上引人注目地插著一朵白花。我想這是她專為祭奠六四死難者準備的，後來發現她喜歡插花。她要我叫她“咪咪”，又說：我叫你大哥好嗎？我說東北女人習慣把十八歲到七十八歲的男人都稱作大哥。她笑著說：我們江西人可沒這習慣。
她對六四的最初印象來自父親的話：天安門廣場出事了，死了很多人。那時的她，還梳著倆小辮，成天不是背著書包就是拎著醬油瓶，在縣城撲滿灰塵的馬路上來回來去。直到她來倫敦讀碩士學位，看了紀錄片，才搞懂什麽是六四。我哭嗬哭，嗓子都哭啞了。她用小勺攪動杯裏的咖啡，邊對我述說她的感受：等到了這一天，想想看，能做點什麽？我就來了。
直到分別她都沒說她是做什麽的，也不肯給我她的手機號，她說她打給我，從此杳無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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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見到她時，已是一年以後。
這年的六四，國際大赦組織在大使館門前舉行獻花儀式，追念六四死難者。我到達時儀式已經開始：白人、黑人、印度人，密密麻麻好幾百，卻鮮有中國人的身影，好像六四發生在倫敦，而不是在北京。猛然，我看見了她。
儀式結束後我倆站在路邊交談，仿佛久別重逢的老友，興奮中還有著親近。她頭上插了朵玫瑰花，人好像消瘦了些。她堅持要請我吃飯，似乎很有錢了，說她在廣州買了兩套房，一套給了父母。我說你是在投資銀行裏做事吧？她笑而不答。隨後，她開始約我見麵，有時看畫展，有時泡吧。有次我談到剛聽了王超華的演講，她問：誰是王超華？我說：六四時的學生聯合會副主席。她又問：王超華和王丹，誰的官大？看著她滿臉認真地冒傻氣，我不禁大笑。別說，我真有點喜歡上她了。
這次她主動留下手機號，叮囑我：以後要有六四學運的領袖到倫敦，千萬別忘了告訴她。
王丹在倫敦住下的消息傳來時，我撥通了她的手機。哇噻！我聽見她在話筒裏一疊聲地喊：我要見他，我要見他！我說我來請客，你也參加。她說還是她來請，她要把所有朋友都叫來，讓王丹給他們“洗洗腦”。
沒等我跟王丹聯係上，卻接到警察局的電話：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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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是她打來的。警察要找人把她保釋出去。我隻相信你。她的聲音聽上去柔和而平靜，忽又突如其來地說：你不會把我罵死吧？
我的心開始七上八下，當即驅車趕到警察局。在接待室裏填表時，我瞥了一眼抓她的原因，赫然就見寫著：賣淫。眼前仿佛有一棟高樓崩塌了，我幾乎就要丟下筆逃走，最終控製住自己：有點紳士風度好不好？
在警察局外等她時，我心煩意亂，百思不解：她怎麽可能是賣淫女？賣淫女又怎麽可能念念不忘六四？
她出來了，居然，臉帶微笑。我心想：還有臉笑！她走到我跟前，我不由自主退了一步，仿佛她已肮髒到渾身長滿虱子。她看透了我的心思，冷笑著問：你很失望吧？我裝作若無其事，甚至擠出兩聲怪笑：嘿嘿，分工不同嘛。我立刻就後悔了：這能叫分工？這哪像我說的話？掌嘴。
我按照她給的地址開去。路上沒等我問，她就主動講起她墜入風塵的原因：出國借了一筆大錢，交學費又要更多的錢，每天麵臨的吃住行壓力令她心力交瘁，找工不易。有天看到英國《華商報》上的廣告，就打了電話。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她淒然地望著我說：老板娘派車來接我，我叫司機先把我帶到大學門口，隔著車窗，我哭嗬哭，嗓子都哭啞了……
我一直沉默著把她送到住處。她推開車門要走時，我忽然問：你就不能找個正經的工作？她說她盡力了，因為學的是傳媒，幾乎沒可能，如今的她已經懶得再作嚐試了。她跳下車，沒走幾步，又回來湊到車窗口對我說：別忘了請王丹吃飯的事。
我坐在車上發愣：能帶她去見王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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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時來電話催。我含糊其辭，拿不定主意。糾纏著王丹的各種傳言，已經太多，有說他是“同性戀”，又有說他有“戀童癖”。萬一咪咪的身份暴露，傳了出去，有好事者添油加醋：誰誰為誰誰召妓，那可就百口難辯，壞了我一世名聲！
等她再來電話，我就問：你幹嗎一定要見王丹？她說：我想問他幾個問題。我譏笑說：你不是要問他的“官”有多大吧？她生氣了，撂下手機。沒過幾天，又打來。我幹脆說：人已經走了。我以為從此耳根清靜，沒料到有天她突然在電話裏大叫：你騙人！她說她在某論壇上看見王丹的消息了，剛在英國什麽地方演講。接著她發來短信，宣布：我不理你了！不久，又是一短信：我病了，被你氣的。一天後，再一短信：我病得很重，嗚嗚。
我信以為真，趕去探望。她打開房門，全無病態。我頓生惱怒，轉身要走，她一把拉我入內，說：你來看看這幾天我做了什麽。
屋裏很亂，各種顏色的皮鞋擺了一地，內褲胸罩晾滿衣架。我調侃說：你成天呆家裏，不做生意啦？她白了我一眼：少廢話！她把我領到電腦前，開始大談她的戰績：在QQ群和一些聊天室裏討論六四；把網上搜來的印有紀念六四的T恤衫，發到她國內的朋友或網友的郵箱裏。為了防止被刪，她會巧妙地發議論，比如：六月四日發生過什麽事，為何比敏感詞還要敏感？又如：我們哀悼5·12四川大地震的死難者，我們在六月繼續哀悼死難者。
我驚訝著、震撼著。這時她談起了她的身世：爺爺曾在傅作義的軍隊裏當軍官，後來回到家鄉，50年代初大鎮反被殺。父親剛滿20就打成右派，直到40多歲才結婚有了她。她本人的經曆也夠波折：在廣州讀完大學，想去電視台做事，送錢送禮托了無數關係，連肉體也搭上了，最終沒辦成。一氣之下，她借錢出國留學了。
我好像重新發現了她，誇她：了不起！她的眼裏湧出淚花，問我：看著學生市民被屠殺，你怎麽能夠沒有同情，沒有憤怒？你怎麽能夠沒有是非，沒有良心？
她隨後打開她在新浪網上開的博客，讓我看她一年前貼的照片：一支默默燃燒的蠟燭。她說今年六四她會再貼，而且，要一直貼下去……
我感動地一把摟住她，吻她。她軟軟地倚在我身上，等待著。但，我推開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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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著名作家要在家裏舉行酒會招待王丹，我決定帶她參加，了卻她的心願。她沒聽完電話就問：這個作家叫什麽名字？她說她要上網去“穀歌”一下，又一轉話題，要我幫她出主意：你看我應該穿什麽樣的衣服去？我隨口恭維了她一句：你穿什麽都漂亮。
晚上7點鍾，我準時駕車到約定的地鐵站接她。天色朦朧，我老遠就望見她已經在站門外等候。她身著一條露膝的薄花呢短裙，上麵穿一件淺黃色緊身風衣，盡顯款款腰肢。依舊，頭上插著花。她的神情仿佛在凝視遠方，我快到時，她沒有看見。我一踩油門，衝了過去。一直開了很遠，才停在路邊。
我突然意識到，我需要再想想。一旦把她帶進作家的家門，我就沒法控製了，什麽都可能發生：會不會有人認出她來？要是她某句話說漏了呢？一想到可能鬧出個醜聞，我就心驚肉跳。說不定作家會把我從窗口扔出去！
我繞了個大圈去作家家，半道上我接到她打來的電話，我故意不接。連續響了幾次後，我於心不忍，掉轉車頭向地鐵站開。接近她時，我又停下了，透過車窗，見她仍在癡等，東張西望，焦灼地看表，又在撥手機。我一狠心，丟開她走了。
在作家家我坐立不安，來的人很多，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心裏老惦著她。往事呼呼湧入：兩年前的相遇，一年後的獻花，多麽執著地崇拜著六四學運領袖，還有那一年年貼下去的蠟燭照片。
我衝出門，駕車直奔地鐵站。晶亮的路燈下，難覓她的蹤跡。我撥打她的手機，已經關機。後來我去找她，她已經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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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會結束了，我在校園裏徘徊。她沒有來。我多想對她說：我在演講裏成功地論證了為什麽中國人不會忘記六四，我引用了你說的話：看著學生市民被屠殺，你怎麽能夠沒有同情，沒有憤怒？你怎麽能夠沒有是非，沒有良心？
我的眼前又在晃動著她頭上插著的那朵花：咪咪，你在哪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