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對後世史家影響深遠，司馬光《資治通鑒》裏先秦西漢部分從內容安排到細節描寫人物對話很多都直接來自《史記》的相應部分。然而《史記》對於同一事件的細節描述人物對話在不同當事者的傳記裏有時會出現差異甚至完全相反矛盾的記敘，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如何消化吸收那些矛盾敘述呢？
《史記》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和卷一百四田叔列傳第四十四裏都有漢景帝派田叔調查景帝弟梁王指使刺客刺殺袁盎的內容。而對於調查結果田叔應對漢景帝的詢問部分，兩傳的記敘南轅北轍相互矛盾。
梁王因其兄漢景帝輕率表示過以後傳大位給他，又有其母竇太後的支持，不免懷有天子夢，但他的夢想被袁盎諫言阻止，變成黃粱美夢，因而深恨袁盎，與他的兩個謀士羊勝，公孫詭派刺客刺殺了袁盎。事情敗露，景帝派人調查，梁王先是藏匿羊勝公孫詭，後迫不得已才迫使二人自殺交出。由於梁王除刺殺袁盎之外還預謀刺殺十餘位其他大臣的陰謀被揭，文吏深究之下，發覺有謀反端倪，漢景帝不得不追究，然而兄弟二人的母親竇太後寵愛小兒子梁王，給予漢景帝很大壓力，頗感焦頭爛額的漢景帝認為非能人難以擺平搞定此事，便選派所謂“通經術，知大禮”的田叔等人去調查處理此事。對於田叔調查完畢，返回向漢景帝匯報調查結果的部分，《史記》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裏記載的是，田叔見到漢景帝前先行一把火燒掉了有關梁王的口供記錄，然後空手來見景帝。景帝問他“何如？”對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意思是，梁王並不知情，做這件事的隻是梁王的寵臣羊勝公孫詭那幫孫子們，現在已經依法誅殺了他們，梁王安然無恙。景帝聽了大喜，連忙跑去報告老母親竇太後，竇太後因為擔心小兒子梁王的安危連哭帶鬧好幾天不吃飯了，聽到這個結論，才轉悲為喜，開始吃飯。於是司馬遷感歎田叔會做事，以為“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的人是不能把這等棘手事情處理圓滿的。
然而在卷一百四田叔列傳第四十四裏司馬遷對於田叔回複漢景帝的對話所做的是相反的記敘。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後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這段對話用現代文說大概就是：景帝問：“梁王有罪嗎？”田叔回答說：犯死罪的事是有的。”景帝問：“他的罪證在哪裏？”田叔說：“陛下還是不要過問梁王的罪證了”景帝問：“為什麽？”田叔說：“有罪證而不殺梁王，就廢棄了漢朝的法律；而（依法）處死梁王，太後會吃不香，睡不好，這樣就會給陛下帶來憂愁。”景帝深感田叔賢能，任命他為魯相。
顯然，司馬遷《史記》裏兩個傳記對於上述相同人物在同一場景的對話的敘述是相反矛盾的。那麽，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裏對於這一段是如何處理的呢？《資治通鑒》第十六卷漢紀八孝景皇帝下前三年裏的相關記述如下：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後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後，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後聞之，立起坐餐，氣平複。
對比之下，一目了然，司馬光一字不差，兩段通收，照錄了《史記》相矛盾的兩個不同版本對話。但他做出了相應調整，一個對話是田叔回複景帝的對話；另一個變成了回複竇太後的對話。回複景帝的對話司馬光選擇梁王知情有罪版本，這個版本比較合乎情理，一方麵對景帝實話實說實情相告，另一方麵又自作主張私自銷毀了梁王有罪的證據，以解景帝懲辦或不懲辦梁王的兩難尷尬境遇。這個版本比較能夠顯示田叔處理棘手問題時的所謂“通經術，知大禮”的過人智慧。反之，另一個版本，田叔若對景帝說梁王無罪，則有欺君之罪，用欺君之罪糊弄一時，是談不上“通經術，知大禮”的高明手段的，景帝也不可能對他“大賢之”。但司馬光也不舍得舍棄梁王不知情版本不用（可見司馬光對司馬遷的推崇），他把這個版本移花接木用到回複竇太後的對話裏，於是，景帝梁王竇太後母子三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歡喜，這段情節和對話也顯得比較自然可信了。
田叔當初對景帝到底是如何回複的，不光一千多年後的司馬光不可能知道，就是生活年代接近的司馬遷也不可能確切知道，所以《史記》對於那一段的記述才會出現矛盾。後人寫史隻能參考借鑒引用前人史料，史家如何甄別篩選借鑒引用史料，從司馬光上述例子可以窺見一斑。其實曆史真像難以百分百還原，史家所做的隻能是盡量逼近真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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