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故人仙去，人生苦短世事難料；思念永存，心靜如水人淡如菊。
生死離別總是伴隨著每個人的一生，可每經曆一次，都是撕肺的疼、錐心的痛。母親這一生都在經曆告別親人的悲哀、忍受骨肉分離的不幸。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幾多憂愁。有些傷，永遠不會愈合；有些人，永遠不會忘記。
母親四歲時，稚嫩朦朧什麽都不懂，她的父親離家遠走高飛，再也沒有回來看過。六十幾年後，有一位自稱她父親的兒子，從台灣前來認親，她把他拒之門外，她不原諒拋棄過妻兒的男人，即使他是父親，那也不例外。他的兒子，即使與她有一半的血緣關係，那也不認，因為這位父親對她的傷害太深了。
母親十五歲那年，她和舅舅在蔡宅無憂無慮地度過了快樂的童年，都是老外公和老外婆寵愛有加。她萬萬沒想到，可親可敬可尊的老外公患疾不治而逝，她傷心至極，難以言表。在絕別老外公的最後一刻，她第一次感受到失去親人的痛苦。
母親二十幾歲時，遇上五十年代初疾風驟雨的土地改革運動，在短短的一年裏，她失去了四位親人。大舅公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被槍斃了，小姨公被活活地打死，隨之而來的是老外婆含恨病故、大舅婆急火攻心而猝死。孕育她從小長大的蔡宅，也毀於一旦，蕩然無存。至親的離去，舊宅的消失，她心中說不出的痛無處訴說，隻能默默地承受著、麵對著，把傷痕深深地埋藏在心裏。
母親三十幾歲時，趕上六十年代初饑荒年間無米下鍋，她已經有我們兄妹四個了，外婆帶著西仁也在我家，每天為了這幾張嘴有糧糊口，她操碎了心。外婆心疼我們，總是把母親留給她的那一份飯菜省給我們吃，自己隻喝點兒稀粥、吃點兒野菜充饑。當時舅舅和舅媽隻有一個孩子，家裏人口少，舅舅想接外婆去他家，也是希望她能有食裹肚，母親就同意了，外婆帶著西仁去了舅舅家。可沒去多久，外婆吃了難以消化的燉牛筋，使她長期饑餓的胃腸道功能失常，患了急性胃腸炎伴休克，幾天後駕鶴西去，享壽六十三歲。母親年紀輕輕就沒了親娘，她無法接受這一事實，哭得死去活來，她後悔讓外婆去了舅舅家。很多年後一提及外婆，她的眼裏總噙著淚水。
母親與小姨婆（外婆的妹妹）很親近，在她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就是小姨婆的小尾巴，兩人形影不離，小姨婆教會她很多東西。後來長大了，常去看望小姨婆，親如母女。六十年代中期那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大風暴，席卷了城鎮鄉村每一個角落，小姨婆居住的金李井鄉村也不例外。她被扣上“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帽子，被村革委會和造反派的人批來鬥去，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一病不起，不久與世長辭，終年六十六歲。母親無比悲泣，她感到無助、孤獨、不解而憤慨。
光陰似箭，一轉眼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母親千辛萬苦把我們兄妹四人哺育成人，我們已為人父、為人母，父母已退休走下講台，進入古稀之年，悠閑自得地住在金帶場學校的家中。1994年初我兒子四個月大時，請父母來到北京我的家幫我照顧小孩。父親不習慣北方的冬天，房外太寒冷，他不能每天出去散步；室內太憋屈，為了保暖不開窗戶，他感到呼吸不暢。所以，母親在北京的幾年，父親在開春天氣變暖後來京，與我們同住半年，入秋氣候轉涼時回四川，輪著住在哥哥們的家裏。
1997年的夏天，兒子三歲那年，我們一家三口陪父母回老家探親，到了資中後，父親回金帶場大哥家，我們就住在資中縣城裏郭孃家。母親與郭孃、我和祝一姐有說不完的話。原本打算在老家呆兩周，後來隻住了一周就離開了。這次回來我發現郭孃的身體健康不如從前: 精神不振、麵部浮腫、行動緩慢、飯量很小、尿液渾濁等。待我詳細詢問之後初步印象是：她的腎髒出了問題。
我決定帶郭孃去華西醫院做檢查。我自八十年代末離開華西醫院眼科後，在成都就沒有落腳之處了，兒子的父親為我們聯係到部隊的招待所，一行老小六人住了進去。我們在成都住了一周，每天陪郭孃去華西醫院看醫生、做化驗，終於檢查結果出來了，診斷為腎功能衰竭伴尿毒症。這種情況除了做腎透析，也沒有更好的治療辦法。可是郭孃不願做腎透析治療。無奈，隻有請醫生開了一些保腎的中西藥，又叮囑了一大堆注意事項，然後祝一姐帶著郭孃回資中，我們一家帶著母親回北京了。
至今我還記得母親與郭孃依依不舍的情景。她們都知道要再見上一麵就難了，相互拉著彼此的手。母親對郭孃說：聽醫生的話、按時吃藥、不要太累了、保重身體要緊等。郭孃對母親說：你也不年輕了，除了照顧好女兒、外孫外，也要照顧好自己啊。她們說著說著都流下了眼淚 ...。
同年11月，祝一姐打電話到北京報喪：郭孃走了，享年七十九歲。母親和我都有思想準備，可噩耗傳來，還是讓我們難以接受。我受母親之托，次日就飛回老家奔喪，見郭孃最後一眼，親自送她下葬，入土為安。
郭孃一生沒有生育過兒女，可她養育了三個女兒：大姐、祝一姐和我。她攢有三個金戒指，分別留給我們。我帶回這枚金戒指給母親看，她對我說：把它保存好，這是一個念想，看見它，就會想起郭孃，她永遠活在你的心裏。這枚金戒指我一直珍藏至今。
1999年秋的一天，我下班回家，母親坐在床邊抹眼淚，剛從老家來京不久的父親在旁勸說著，兒子那時隻有四、五歲，他依偎在母親膝下，為她擦淚水。我一問才知道，今天舅舅的小兒子武打來電話說舅舅病故了，那年他七十二歲。
我對舅舅的印象都是兒時的記憶，那時舅舅和舅媽的孩子小，對我們兄妹四人特別好，像他們親生的一樣。每逢寒暑假我們都急著要去舅舅家，在那裏好吃好玩好住。後來我們都長大了，三個哥哥離舅舅家近，常去拜訪，特別是二哥，喜歡與舅舅在一起喝酒。我為了讀書早早離開了家鄉，就很少見到舅舅和舅媽了。
母親與舅舅從小親密無間，也許這姐弟倆自幼沒有父親的庇護，與外婆一起嚐盡世間人情冷暖，懂得珍惜手足之情。後來外婆走了，再後來他倆也老了，他們的晚年多與兒女的生活連在一起，反而來往少了，盡管如此，彼此也牽掛著。
舅舅先逝，母親很難過，我心裏也不好受，那年我正好沒有休年假，就休假一周在家裏陪她。記得母親曾經給我們講家史時，她和舅舅住在蔡宅，由於老外公和老外婆的寵愛，舅舅小時候很淘氣，經常惹是生非，弄得蔡宅雞犬不寧。我求母親再給我講舅舅小時候的惡作劇，她便一個接一個的給我絮絮叨叨那些陳年往事。兒子也拉著母親的手，纏著要聽她講的故事。一周很快就過去了，我的休假也結束了，母親也從痛失手足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日月如梭，一晃眼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我是2000年6月來美國的，母親和兒子在半年後的2001年初也來到美國。當時父親認為他年事已高，不宜遠行，留在了國內，大哥在金帶場倒店子修了兩層樓的房子，父親就與大哥一家住在一起。
2006年一開春，二哥一家忙碌著，他照常在四川橡膠廠汽車隊上班，二嫂承包廠裏的小賣部到期後不再續約，她與娘家人一起去廣州開餐館。他們的兒子蔚初中畢業後就離開了學校，不願讀書了，喜歡開車當司機，二哥找汽車隊師傅教他，學成後做一位運輸車司機，也算是一個正經的職業。
初春有些寒氣，二哥常感到胸前疼痛，有壓抑感，有時喘不過氣來。一天他順道去了大哥家看望父親，他對他們說了身體不適，他倆一聽，懷疑他得了重病，要他去醫院檢查。他回家後就去了橡膠廠醫院就診，為他看病的醫生不能確診，建議他去離廠最近的簡陽縣醫院檢查。
我很快就知道二哥生病的事，沒有馬上把這個壞消息告訴母親。正好我有一位華西的同學和是簡陽縣醫院的外科醫生，在他的幫助下，對二哥的身體做了全麵的檢查。一周後檢查結果出來了：肺門占位病變，高度懷疑是肺癌。
猶如晴天霹雷砸在我們頭上，誰也沒想到檢查結果是這樣。二嫂急著從廣州趕了回來，陪著二哥入院準備手術。在和的安排下，醫院組織了醫生為二哥做手術，打開胸腔後，馬上取肺腫塊組織做了活檢，發現了癌細胞，肺癌確診無疑。手術進一步探查發現癌組織完全侵犯了肺門和縱隔，無法切除，隻能盡量清掃食道、氣管周圍腫大的淋巴結，手術後保守支持療法。
兩個月後，二哥在四川橡膠廠的家中逝世，年僅五十六歲。想想二哥短暫的一生，真是苦盡甘不甜。他出生於解放初期，童年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度過，還趕上三年自然災害的饑荒，身體自幼就不強健。青少年時期在打砸搶鬥的文革混沌中成長，還大病一場，差點兒丟了性命。隨著上山下鄉的大潮，在農村消磨了六年的青春, 還患了破傷風，幸虧搶救及時，撿了一條命。由於超齡，恢複高考的好事與他擦肩而過。在我們兄妹四人中，二哥是最聰明的一個。盡管父親是中學數學教師，可我和三哥的數學，都是二哥為我們補習的，後來我們都考上了。他要是參加了高考，肯定能考上一個理工大學，之後一定是一名優秀的工程師。命運多舛，陰差陽錯，他成了一名汽車修理工。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狀元。他熱愛自己的工作，手勤好學，幾年後他的汽車修理技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他是汽車隊年年的先進工作者。好日子沒過兩天，命就沒了。
二哥是父母最孝順的兒子，他總是牽掛著他們的衣食住行。父親的老花眼鏡、母親暖手的熱水袋、還有他們的第一床鴨絨被褥都是二哥買的。二哥進廠早，很快就輪到廠裏買房，他在房產證上寫上父母的名字，父母是他的住房房主，可以永遠住在他家。有了住房後，那時父母已退休，經常接父母去他家住，一住就是半年或一年。
二哥去世後，我一直不敢告訴母親，為人父母最難過的就是白發人送黑發人。那一陣子我很難過，想起當年我考上了醫學院，全家人歡天喜地，特別是二哥，他笑嘻嘻地對大家說：我們家有醫生了，不怕以後生個病鬧個痛的。我是醫生了，卻救不了二哥的命，我真是太沒有用了。
母親心細，看出了我有心事，一天她忍不住問我：“你一定有事瞞著我！是不是在中國的家裏出什麽事了嗎？”
經她一問，我傷心地大哭起來：“媽媽，二哥歿了！”
母親很吃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抽泣著給她講了二哥生病的經過。
她聽完後哭了起來：“我可憐的兒啊，怎麽會得了癌症。”
她一哭我的淚水就止住了，不停地安慰她：“二哥的肺癌發現太晚了，不能手術，癌組織壓迫氣管，他呼吸困難、咳嗽劇烈，接下來的日子相當煎熬，他走了也解脫了。”
母親整整哭了一個星期，嘴上不停地叨叨著二哥坎坷的一生。我勸阻不了她，隻有讓她把心中的悲傷都宣泄出來。此後再提起二哥，她不再哭泣了。
後來蔚想把廠裏的房子賣了，那套房子是二哥留給父母的，不過，父親在大哥家，母親在我家，他們不需要它。母親簽字放棄了房產權，把它留給了蔚，由他處置。
母親在2001年初來美國一年後又回去了，住在大哥家，與父親在一起。在父親上八十歲時，為他做了大壽宴，賓客來了三百多人，連續三天，熱鬧非凡。為了這次壽宴， 大哥專門請人燒製了壽碗，我沒有趕上壽宴的盛大場麵，後來得了兩個壽碗。
母親牽掛著我和兒子，於2004年又來到美國和我們在一起。這次母親離開，父親很難受也很無奈，認為是我把他們分開各自一方，對我一肚子怨氣。為此我深感不安，就為他準備了去成都美國領事館辦理簽證的材料寄回去，由三哥帶他去辦理來美簽證，可是去了兩次，兩次被拒簽。我又準備了美國領事館要求的補充材料寄回去，可父親不願再去看美國領事館大鼻子白人的冷臉了，怎麽勸也不去簽證了。
2006年夏我拿到美國綠卡後隻身回國，當時二哥的骨灰盒存放在殯儀館，我先去拜祭他，然後去了大哥家看望父親。我苦口婆心地勸說他同我一起去美國領事館辦簽證，若拿到簽證，就帶他來美國與母親團聚。父親倔強，就是不去，我毫無辦法，隻有拜托大哥和大嫂細心照顧他，自己無功返回美國。
歲月靜好又過了兩年，2008年剛過了春節，家裏傳來父親病危的消息。我聽後吃了一驚，父親沒有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等老年疾病等，有一些小毛病，但並無大礙，怎麽就病危了。我一了解，他是在午飯後大約下午四點左右，坐在高凳子上突然摔在了地上，就不省人事了。大哥輕輕地把他平躺在床上，就不敢動他了。當時三嫂是資中縣醫院的外科護士長，請來了醫生到大哥家來看父親。醫生檢查了父親後，初步診斷是腦溢血，出血量大約三百毫升。如果手術開顱清除溢血，由於他的高齡，治愈成功率很低；當然，靠自身吸收、恢複的可能性也很小。我與大哥和三哥商量之後，決定不給他手術了。
父親平靜地躺了三天後沒有了呼吸和心跳，壽終八十三歲。當時我沒能趕回去，哥嫂們為他舉辦了一個體麵的遺體告別儀式，把骨灰盒存放在殯儀館。半年後我回老家，在哥嫂們的陪同下，安葬了父親。
回美國後我慢慢地把父親的事告訴了母親，她好像有預感，沒有大哭大悲，靜靜地坐在自己的房間裏抹眼淚，嘴裏不停地小聲說著什麽，我仔細地聽著，越聽越不明白，越聽越糊塗，她是在數落父親過去的諸多不好，而不是回憶父親的許多好。她這樣持續了一周，然後再提起父親，她不哭了，淡淡地說一句：走了的人越望越遠，就不指望了。
過了許久，我好奇地問母親：“您在哭訴父親過世時，為什麽全念叨他的不好？”
“他已經不在了，我要是隻想著他的好，會越想越傷心，不能自拔；我要是說他的不好，心裏會好受些。”
我反複琢磨著母親的話，這也許是人排解悲傷的有效之法。
（圖片來源於網絡）
（待續）
（原創發表在：https://mp.weixin.qq.com/s/FSmqortnJmxQ_vGsRX4wAg）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