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奧塞斯庫啟示錄：如何保證能得善終 ZT.

來源: 清邁於 2020-05-12 19:10:31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23131 bytes)

老高按：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夫婦雙雙被臨時法庭判處死刑、命喪黃泉，已是30年前的舊聞。但是從中仍然能不斷提煉出有益的啟示。

我還記得，在“六四”以後極為肅殺的政治氣氛中的那個毛誕日，我深夜收聽美國之音，從幹擾的嘈雜中聽到這個消息時那種激動狂喜的心情，通宵無眠。

從最初的亢奮中冷靜下來，我也同意許多人所批評的，用這種方式對待哪怕是“人民公敵”，並不可取，不符合法治原則和人權理念，會留下很多後遺症。

這種批評，也擴及許多性質類似的曆史事件。例如，不少人批評1976年對“四人幫”的抓捕及幾年後對“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所謂“特別審判”，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最近讀到王開嶺發表於《炎黃春秋》2015年第3期的文章《從齊奧塞斯庫的終結說開去》，分析了獨裁者被起義者迫不及待處決，這種不符合法治和人權原則的事，正是獨裁者自己造成的，是他們咎由自取。文中寫道：

長期的政治高壓，對人權信息的封鎖，對自由文化的防範，對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這個國家的臣民和其家長一樣頭腦魯莽，缺乏公民精神滋養，缺乏民主教育，沒有合法審判的經驗和參照，沒有訴諸理性的習慣和憲政遺傳——除了以惡懲惡、以暴抗暴的本能，他們頭腦中就再沒輸入過別的。

那些高尚的充滿理性和不計私利的頭腦，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和程序正義的人，早已成了獨裁的犧牲品，早已被不容異端的權力提前絞殺了。

這些道理，獨裁者能悟得出、聽得進嗎？縱觀曆史，確有些獨裁者領悟了，因而實現了國家的轉型，也避免了自己及家族的災難。但是這樣的人如鳳毛麟角。美國華人學者馮勝平苦口婆心地教導中國最高權力者：你們實行了憲政轉型，才能真正保護你們自己！但是七八年來，我們沒有看到習近平聽進了分毫。

要指出的是，本文發表於五年前，文中對作為正麵典範的美國的描繪，五年來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或者叫惡化。美國社會由於各種原因，也在撕裂的過程之中，眼下我們還看不出來這一趨勢是否“觸底反彈”，是會在半年之後的大選中大爆發，還是大反轉。但願本文也能給讀者更多的正麵影響！

從齊奧塞斯庫的終結說開去

　　王開嶺，《炎黃春秋》2015年第3期

　　一

　　從1989年12月21日開始，在“打倒人民公敵”“獨裁者滾下台”的憤吼聲中，尼古拉·齊奧塞斯庫，這位幾天前還“深受愛戴”的羅馬尼亞總統成了一隻喪家犬，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國土上東躲西藏，正像40年前他親口咬定的那樣：“任何專製的暴力一旦與人民的正義之師交戰，必將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僅民眾唾罵他，連他親手培植的爪羽——國防軍和基層“黨之家”也背棄了他。當齊氏和任第一副總理的“賢內助”慌不擇路時，幾乎所有羅馬尼亞的廣播都響起了這樣的聲音：“各位市民請注意，人民公敵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輛黑色達契亞轎車逃跑，請予以緝拿……”

　　齊氏更沒料到，在親手締造的這個“民主、團結、欣欣向榮”的大家庭裏，竟會上演這樣的事：從12月22日倉皇出走到被推上斷頭台，隻相去3天！

　　雖身陷囚籠，但“喀爾巴阡山的雄鷹”並未死心——

　　不是要審判我嗎？既然封我為“人民公敵”，至少公審公判吧？至少麵對廣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隻要國際媒體的鏡頭蓋一打開，隻要電視直播的攝像機一啟動，即用那滔滔不絕、極富號召力的口才同政敵一決雌雄，他甚至連腹稿都準備好了。

　　但，齊氏太異想天開了，他萬萬沒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麽人山人海的旁聽席，沒有政壇顯要和外國友人，沒有高規格的審判團和律師團（審判長竟隻是個司法部的小局長——波帕·吉克，這個名字他簡直聞所未聞），從防暴押解車裏爬出來，他走進的是一間由兵營臨時改造的審判廳。

　　對手不給他任何表演的機會，預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隻有絕望，空蕩的絕望。

　　1989年12月25日，當聖誕鍾聲響起時，一個混含著仇恨與蔑視的嗓音在一間與世隔絕的屋子裏回蕩：“人民公敵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案，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根據《羅馬尼亞刑法》第162條、第163條、第165條和第375條，被告犯有故意殺人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破壞公共秩序罪、貪汙罪、受賄罪——數罪並罰，判處被告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死刑，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不準上訴。”

　　他心愛的女人也將魂歸西天。

　　秘密審判，不準上訴，從被捕到斃命，僅3日之隔，這已遠非正常性質的審判。為何會發生這種極端呢？原因隻一點：仇恨和恐懼！對民眾來說，是仇恨；於政敵而言，則是恐懼——那種一天也不敢讓獨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懼！他們太熟悉對手的報複手段了，其神經已像彈簧一樣繃到了極限。

　　可這對齊氏來說，又有什麽可錯愕的呢？您不是堅定地認為“目的高於手段”嗎？每每將司法程序省略到極點的，不正是您自己嗎？除卻“齊奧塞斯庫”幾個字，判決書的台詞不都是您耳熟能詳的嗎？當氣急敗壞地下令向遊行青年開槍、當督令坦克不顧一切衝上大街時，您想過“法治”“人權”這些字眼嗎？當在鎮壓手令上簽字時，您又何曾有過一絲猶豫和遲疑？

　　更可怕的是，對此非常態的審判，人民群眾毫無異議，竟無人公開質疑！正應了一句老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其實，早在45年前，齊奧塞斯庫夫婦的命運就在意大利預演過了。戰爭尚未結束，一支衣衫襤褸的山區遊擊隊就匆匆宣判了墨索裏尼及情婦克拉雷特的死刑，然後，意大利曆史上最著名的一組屍首，便像牲口一樣被懸吊在米蘭廣場上，等待怨毒的鞭子來抽打。單就這一場麵，確稱得上恐怖了，但問題是：在你親手締造的那座恐怖半島上，對手還能想出別的辦法來對付你嗎？要知道，他們像害怕惡魔一樣怕你，怕你再將屠刀架在他們脖子上，他們聽見你的名字就哆嗦，為了活下去，為了釋放恐懼，他們隻得表現得比你更決絕。

　　對齊氏們來說，像紐倫堡或海牙那樣的審判庭，簡直就是夢中天堂了。在那兒，至少有辯護、有上訴、有旁聽、有表決、有探視……從這點看，他遠不及另一位同壕戰友——前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幸運，後者麵對的不是政敵的惡性報複，而是相對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國際法準則。

　　我想，在獨裁者坐以待斃時，他對敵人最大的期許是：若是這些人奉行法治與理性該多好啊！可惜，要讓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幾天內學會司法公正與人權理念，簡直緣木求魚。太晚了，他們從你這兒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從他們那兒得到。因為，他們身上壓根兒沒機會生長那東西——直到最後一刻你才懷念的東西。難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醞釀它的種子和土壤給踩爛了嗎？從這個意義上說，你死於自己。

從齊奧塞斯庫的終結說開去

　　王開嶺，《炎黃春秋》2015年第3期

　　一

　　從1989年12月21日開始，在“打倒人民公敵”“獨裁者滾下台”的憤吼聲中，尼古拉·齊奧塞斯庫，這位幾天前還“深受愛戴”的羅馬尼亞總統成了一隻喪家犬，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國土上東躲西藏，正像40年前他親口咬定的那樣：“任何專製的暴力一旦與人民的正義之師交戰，必將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僅民眾唾罵他，連他親手培植的爪羽——國防軍和基層“黨之家”也背棄了他。當齊氏和任第一副總理的“賢內助”慌不擇路時，幾乎所有羅馬尼亞的廣播都響起了這樣的聲音：“各位市民請注意，人民公敵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輛黑色達契亞轎車逃跑，請予以緝拿……”

　　齊氏更沒料到，在親手締造的這個“民主、團結、欣欣向榮”的大家庭裏，竟會上演這樣的事：從12月22日倉皇出走到被推上斷頭台，隻相去3天！

　　雖身陷囚籠，但“喀爾巴阡山的雄鷹”並未死心——

　　不是要審判我嗎？既然封我為“人民公敵”，至少公審公判吧？至少麵對廣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隻要國際媒體的鏡頭蓋一打開，隻要電視直播的攝像機一啟動，即用那滔滔不絕、極富號召力的口才同政敵一決雌雄，他甚至連腹稿都準備好了。

　　但，齊氏太異想天開了，他萬萬沒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麽人山人海的旁聽席，沒有政壇顯要和外國友人，沒有高規格的審判團和律師團（審判長竟隻是個司法部的小局長——波帕·吉克，這個名字他簡直聞所未聞），從防暴押解車裏爬出來，他走進的是一間由兵營臨時改造的審判廳。

　　對手不給他任何表演的機會，預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隻有絕望，空蕩的絕望。

　　1989年12月25日，當聖誕鍾聲響起時，一個混含著仇恨與蔑視的嗓音在一間與世隔絕的屋子裏回蕩：“人民公敵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案，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根據《羅馬尼亞刑法》第162條、第163條、第165條和第375條，被告犯有故意殺人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破壞公共秩序罪、貪汙罪、受賄罪——數罪並罰，判處被告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死刑，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不準上訴。”

　　他心愛的女人也將魂歸西天。

　　秘密審判，不準上訴，從被捕到斃命，僅3日之隔，這已遠非正常性質的審判。為何會發生這種極端呢？原因隻一點：仇恨和恐懼！對民眾來說，是仇恨；於政敵而言，則是恐懼——那種一天也不敢讓獨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懼！他們太熟悉對手的報複手段了，其神經已像彈簧一樣繃到了極限。

　　可這對齊氏來說，又有什麽可錯愕的呢？您不是堅定地認為“目的高於手段”嗎？每每將司法程序省略到極點的，不正是您自己嗎？除卻“齊奧塞斯庫”幾個字，判決書的台詞不都是您耳熟能詳的嗎？當氣急敗壞地下令向遊行青年開槍、當督令坦克不顧一切衝上大街時，您想過“法治”“人權”這些字眼嗎？當在鎮壓手令上簽字時，您又何曾有過一絲猶豫和遲疑？

　　更可怕的是，對此非常態的審判，人民群眾毫無異議，竟無人公開質疑！正應了一句老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其實，早在45年前，齊奧塞斯庫夫婦的命運就在意大利預演過了。戰爭尚未結束，一支衣衫襤褸的山區遊擊隊就匆匆宣判了墨索裏尼及情婦克拉雷特的死刑，然後，意大利曆史上最著名的一組屍首，便像牲口一樣被懸吊在米蘭廣場上，等待怨毒的鞭子來抽打。單就這一場麵，確稱得上恐怖了，但問題是：在你親手締造的那座恐怖半島上，對手還能想出別的辦法來對付你嗎？要知道，他們像害怕惡魔一樣怕你，怕你再將屠刀架在他們脖子上，他們聽見你的名字就哆嗦，為了活下去，為了釋放恐懼，他們隻得表現得比你更決絕。

　　對齊氏們來說，像紐倫堡或海牙那樣的審判庭，簡直就是夢中天堂了。在那兒，至少有辯護、有上訴、有旁聽、有表決、有探視……從這點看，他遠不及另一位同壕戰友——前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幸運，後者麵對的不是政敵的惡性報複，而是相對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國際法準則。

　　我想，在獨裁者坐以待斃時，他對敵人最大的期許是：若是這些人奉行法治與理性該多好啊！可惜，要讓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幾天內學會司法公正與人權理念，簡直緣木求魚。太晚了，他們從你這兒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從他們那兒得到。因為，他們身上壓根兒沒機會生長那東西——直到最後一刻你才懷念的東西。難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醞釀它的種子和土壤給踩爛了嗎？從這個意義上說，你死於自己。

四

　　在一塊沒有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文化和信仰必然意味著鬥爭和彼此征服的企圖，其曆史，亦必然伴隨著人頭漲落的潮汐，包括各式獨裁者的人頭……那麽，怎樣緩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樣降低意識形態衝突帶來的社會消耗與曆史成本？

　　精神麵貌與政治形態的關係，是一個世界性課題。癲狂、嚴苛、狠厲、激烈、偏執，不僅是獨裁者的個人氣質，也是所有威權政治的共征，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共和國的精神是和平與溫厚。”和平與溫厚，作為一種精神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檢驗一部製度“共和”與否的砝碼。

　　在此，美國人做出了榜樣——

　　有史以來，美利堅即是一個信仰多元、文化自由的國家。200多年裏，除一次不得已的南北戰爭外，幾無內戰發生，更無血腥的權力之爭。而南北戰爭最直接的起因，並非農奴問題（林肯政府本欲通過經濟和文化方式逐漸解決），而是南方諸州脫離聯邦的分裂行為。最耐人尋味的，是美國人（尤其勝利方）在經曆了同室操戈後所表現出的政治文化上的寬容態度，因最初對立燃起的仇恨，竟在最短時間內被雙方打掃得幹幹淨淨，一場死傷百萬人的鏖戰（戰爭曆時4年，北方傷亡63萬人，南方傷亡48萬人）幾乎沒留下精神後遺症。美國人是怎麽做到的呢？

　　或許，有一些細節最能說明問題：在美國的國會大廈裏，陳列著眾多雕像，那是國會讓各州送來的本地英雄的雕像，每州兩座，結果，弗吉尼亞州呈送的竟是南北戰爭中赫赫有名的兩位“叛軍”領袖——南方臨時總統傑弗遜·戴維斯和南方軍事統帥羅勃特·李的雕像，誰知，國會毫不猶豫地照單全收。（按我們的經驗，確有點兒匪夷所思：這“送”不是一種公然挑釁和不服嗎？這“收”不是自辱自侮的妥協嗎？）另外，作為美國曆史上最重大的衝突事件，南北戰爭在各地竟矗立著不同的記憶姿勢：在南方，隨處可見南軍紀念館，且以各式紀念活動公然讚美他們的子弟兵，“叛軍”竟有滋有味地享受著英雄禮遇；即使在北方，比如賓夕法尼亞州的葛底斯堡古戰場遺址，也如實地訴說著當年雙方的戰績與英勇，李將軍立馬抽刀的銅像威風凜凜，氣勢上甚至比南方自己的雕像還威猛，你真是看不到半點厚此薄彼的意思。

　　這體現了美國人的一種主流精神：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對不同價值形態的包容與寬待——拒絕觀念壟斷和權力化。

　　曾有問卷調查：美利堅200多年曆史上，最引以為傲的“國家成就”是什麽？絕大多數回答竟是“聯邦製的美利堅合眾國沒有分裂”。眾所周知，在文化、宗教、法律與政策等方麵，聯邦製是一種極為鬆散和疏離的組合，世界上那麽多中央集權的國家都常麵臨分裂危險，而美國竟然不憂於此，為什麽？

　　奧秘恐怕就在其自由主義的國家精神上，亦即孟德斯鳩標榜的“和平與溫厚”。這在南北戰爭上表現尤為充分，戰爭一結束，林肯就頒布了大赦令，免除全部南方軍將士的戰爭罪。那位投降的李將軍，既沒有因叛國而遭到北方的審判，也沒有因降敵而招致故鄉的唾棄，相反，由於他放下武器，避免了更多生命的犧牲，且敢於犧牲個人的軍事榮譽，而同時贏得了南北方的共同尊重……在如此溫和與寬鬆的政治環境裏，戰爭傷口是很容易愈合的。

　　想想如今仍有多少國家——為內戰宿怨和信仰衝突，其仇恨綿延幾十年乃至幾個世紀而不得和解，再看看美國土地上那些巍峨的“李將軍”塑像，不得不讓人對其政治胸襟和精神能力而生敬意。愈是價值多元、文化多元、信仰多元，其社會結構和國家基礎反而更穩定，愈是強調一致，卻適得其反，秩序混亂，根基虛弱。政治信仰和意識形態上的妥協，其受益者是大眾，是國家和曆史。或許有人擔心，諸如李將軍雕像那樣的記憶符號，會不會給國家帶來文化和價值上的反動？其實多慮，對於後世的美國人來說，是完全將之作為史誌文化而非政見立場來供奉的，說到底隻是一種曆史性、地方誌式的審美活動，其情形就像今天的中國人遊覽萬裏長城——隻讚歎其壯觀雄闊而不追究工程背後的民生災難一樣。如今，讚同奴隸製的美國人早已絕跡，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懷念自己的鄉土曆史。

　　正像林達在《我也有一個夢想》中所說：“（在美國）誰有權力來製定記憶版本？是政府嗎？政府沒有這個權力，它也沒有教育部，因此也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是曆史學家嗎？他們可以各抒己見，但是同樣沒有權力規定一個統一的記憶版本……誰是誰非也許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記憶版本。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終不同意北方的記憶，卻再也沒有衝動要第二次分裂出去的原因。”

　　剝奪別人的記憶，也就是剝奪自己的記憶；剝奪別人的自由，即等於剝奪自己的自由。盡量營建一個寬容、妥協、溫和的政治氣場，使每一個生活成員都有安全感和穩定感，盡一切力量化解仇恨、消弭裂痕，減少政見紛爭給社會帶來的消耗，降低矛盾鬥爭的曆史成本，是200年來美國政治文化的最大特點。

　　200年間，美國曆史上幾乎找不到“政變”“革命”的記載，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黨派糾紛和集團之爭，但這些競爭基於理性，且按一套縝密的遊戲規則來進行，你見不到那種“你死我活”“仇人相見”的衝突，沒有硝煙血腥和牢獄之災。其黨派團體的成員之間、成員和首領之間，基本是一種鬆散的聯盟關係，沒有絕對的意誌服從可言，沒有思想和人格上的隸屬，亦無所謂“背叛”和因之而起的黨內迫害與清洗了。尼克鬆“水門”案中，指控他的人裏，不就有很多自己的同黨成員嗎？

　　所以在美國，失敗的政治家基本上是無性命之憂的，既無被誅的總統，亦無遇弑的將軍，連逃亡和流放的都沒有，無論犯下多大過失，他們都信任“美國”這個巨大掩體所能提供的安全，都信任“公民”一詞所意味的權利與公正。“和平與溫厚”，除了體現在它的國家精神和政治文化上，還折射在對一些特殊群體的態度上，比如戰爭中的己方被俘人員（甚至是主動向對方繳械者），他們不僅沒有遭遇歧視和迫害，反而在生命價值上被給予了充分尊重與嗬護（正是基於這種對母邦文化的信任，曆次戰事後，美國戰俘幾乎沒發生過拒絕返鄉的事）。對待外敵，也基本是同樣的態度。二戰晚期，大批的敵軍士兵寧願被盟軍俘虜也不願為蘇軍所獲，至少暴露出了他們對不同意識形態的一種選擇、一種信任度的投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