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熊蕾 船夫日記 1 week ago
1961年，熊向暉諶筱華夫婦在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
近些年，我接觸過不少想了解父親那段“潛伏”經曆的媒體人，他們對父親在1943年和1947年兩度發出國民黨軍“閃擊延安”和進攻延安的重要情報卻能全身而退的傳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測胡宗南“通共”或對父親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暉一馬”。
這種臆測毫無根據。有些人隻是孤立地看這兩次重要情報的成功遞送，卻不了解父親那一輩的“閑棋冷子”們以怎樣的堅韌和才智在敵營站穩腳跟的經過。
我曾經梳理過1939年3月父親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之後到1943年7月他向延安送出蔣介石密令胡宗南閃擊延安情報的四年間做過的一些事：他第一天上任，就趕上戰幹四團河防大隊結業——學員都是縣長以上的官員，胡宗南要去講話。
胡先生7點起床，7點半吃飯，一邊吃飯一邊看原來的秘書給他準備的講稿，覺得寫得不好，就叫父親再寫一個。
8點鍾典禮就要開始，時間不到30分鍾。父親15分鍾寫好了講稿，胡先生很滿意。1940年3月，張學良將軍被蔣介石拘押在貴州修文縣陽明洞期間，給胡先生寫了一封信，鼓勵他抗戰到底，並寄來一首詩，抒發自己的感慨，回憶他當年與胡宗南在王曲相處的日子，對王曲的山水風光，諸多感懷。
張學良是借景說事。胡先生看了他的來信和感懷詩，叫父親先擬稿，給張回一信。他說，咱們也借景說事。意思是不要寫得太直露，但表達的意思要寫到。父親的信是這樣寫的：
漢卿先生：奉讀三·四手書，十分眷眷，無限依依！承賜好詩一首，英氣淩雲，大有波濤澎湃之慨，想見近年來閉門學習之盛！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詞，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煙雲林木之奇，到處襯出偉大，而現在則有好牧場，好酒店，好遊泳場，好閱兵場，好小學校，好林場，氣象萬千，非當年在太史洞晤對時情景矣！在王曲附近之軍校學生，將近兩萬餘人，皆為燕趙魯汴蘇浙優秀青年，情緒熱烈，殺氣騰騰，益顯出秦嶺壯麗，王曲風光。每在青龍嶺上，看山上煙雲，天上明月，無不念念數千裏外之英雄美人，光明，榮譽，真不勝惓惓之感也。弟年來檢討過去之工作，非常慚愧，尤其在抗戰戰術上，頗有今是昨非之慨，準備又準備，準備又準備，必不辜負好戰場，好江山，好時代。近將離開成都，轉回西北，敬以最誠摯之心，祝兄健康！並謝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滿意。
1940年7月，軍訓部副部長兼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到西安視察。之後胡宗南陪著他，分乘兩輛小車去蘭州。
有一部分先遣人員乘大客車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親和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分乘兩輛小車先後而行。
謝和賡老伯也是周恩來布置的閑棋冷子，但他和父親當時卻都不知道對方的秘密身份。
一行人沿著西蘭公路走到六盤山時，下起了大雨。被稱作“稀爛公路”的西蘭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
此時，前車已開走不見，後麵的車還沒跟上，就剩下白、胡兩位長官及父親和謝和賡所乘的兩輛小車。西北的黃土高原，溝壑縱橫。父親朝下麵一看，一條深溝大約30多丈深，溝裏有一間民房。
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親交代司機，把路邊石條做的裏程碑挖出一塊，墊在小車輪胎底下，防止小車滑坡。然後他冒著雨，不顧溝陡路滑，下到溝裏，走到那孤零零的民房。家裏隻一對老夫妻和兒媳婦三口人，兒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簡陋，屋裏兩個炕連著，一邊有一個灶，另一邊還漏雨。父親安排好借宿事宜，上來跟兩位長官說，沒有辦法，就在這兒過一夜吧。
兩位長官由衛士扶著，到了那民房。兩個炕，一個讓房東全家擠一擠，另一個炕則騰給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沒有飯，隻有山藥蛋。幸虧他家還有一點幹草，而灶頭上有兩隻瓦罐，一隻裏有一點鹽塊，另一隻是空的。就用幹草煮山藥蛋，加了一點鹽巴，算是晚飯。
照明也沒有蠟燭，就用父親和謝和賡帶的手電。當時，外麵還在下雨，屋裏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著，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問白崇禧，我們與共產黨鬥，能不能鬥得過共產黨？
白崇禧說：我們是搞上層，共產黨搞下層；上層我們占優勢，下層共產黨占優勢；上層人少，下層人多。
胡先生又問：現在抗戰，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了，中樞對下一步，有什麽打算？
白崇禧說：原來準備抵抗，都在沿海，國防工事都建在那兒，都沒有用上。打起來後，日本人一下子包抄 啦，有的工事還沒有打開，就丟掉了。現在，重慶那邊靠雲貴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隻剩下陝甘寧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勢很複雜。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現在在這裏，西蘭公路就是這個樣子啊。西蘭公路是國防公路，還塌方了，我們還住這兒了。現在隻能是“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父親說，這是根據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化過來的。
胡先生的提問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說明他們在國民黨能否鬥得過共產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在這個時候和這樣的環境當中，他們所說的話，都是他們的真心話。
父親說，這樣的想法，在平時，在公開的場合，是聽不到的。
而他們談這樣的問題也不避諱父親和謝和賡，足以說明他們對這兩個秘書的信任。
半夜裏，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麵還下著雨，他出不去，便順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婦手疾眼快，劈手就奪了過去，說，家中總共就這兩隻罐是寶貝，怎麽能讓你當尿罐。
白崇禧一愣，說，好厲害啊！父親跟他說：就在這屋裏尿吧。第二天一早，父親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麵路上，通過查修軍用電話線的修理兵，跟蘭州方麵聯係上，將兩位長官和他們一行順利接到蘭州。
臨走時，胡先生吩咐給房東400元。
當著白崇禧的麵，胡先生說：老百姓這樣窮，不革命怎麽行！
這件事父親講過不止一次，想來給他印象很深。
父親還講過當年12月7日，胡先生交代他準備去南五台山祭奠他父親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代很簡單，隻告訴用老禮節的儀式祭奠，父親就懂了。
從布置靈堂、供桌、檀香爐，到準備幹果、冷盤、熱菜、水果各多少盤，特別是熱菜中要有一隻雞，雞頭雞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親都準備得很周到。
直到祭奠開始後如何給胡先生傳遞祭品，如何點燭燒香，如何擺放給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禮的蒲團並唱喏，父親安排的一絲不差，胡先生特別滿意。父親說，許多事情是機遇，比如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並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預先去做充分的準備。
但在整個過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給他辦了；沒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辦到了。
而且辦理這種事，光憑勤快和機敏不行，還要懂得這些舊禮節，懂得傳統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識和生活積累。這些方麵，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從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麽周恩來挑選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黨員時提出要出身於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親，原因是多方麵的，不僅僅是機遇和巧合。
這之後，父親隨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峽口會晤湯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別會晤衛立煌和閻錫山，幫助他安排蔣緯國到前線部隊，代表他陪同蔣經國、蔣緯國兄弟在西北考察，參加何應欽在西安召集的高級將領會議，還隨同胡先生會見路經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軍將領朱德、彭德懷和林彪等。
特別是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蔣介石到西北視察。胡先生到寶雞機場迎接後，受了風寒，病重無法行走。於是，他命父親代表他陪侍蔣介石。因為此前兩個多月，父親才陪同蔣經國、蔣緯國兄弟訪問西北，後來一直把他們送到重慶，蔣介石在家中接見了他，請他吃飯，表示感謝。
這次父親隨蔣介石先後視察了甘、青、陝等省，重點是視察河西地區，然後回到西安，參加他召集並主持的軍事會議。陪同期間，父親還跟蔣老先生互講笑話。
父親還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在興隆嶺，勤務兵半夜來叫醒父親，說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著，正等在車裏。半夜一點鍾左右，上了車，父親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啊！看到月亮，他就說，如此良宵，豈可困覺啊！父親就隻好醒來。
胡先生又說，如此良宵，豈可無詩啊！父親說，胡先生既然如此說，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說，創新不如複古，我想到曹操，橫槊賦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很有氣魄。父親說，今天是有月亮，但沒有烏鴉，再說“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說，你看呢？你有什麽佳句啊？
父親說，你既然說創新不如複古，那還是陳子昂《登幽州台歌》那兩句好，“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半夜裏，隻有一輛汽車在公路上，前麵沒有人，後麵也沒有人。胡先生就很高興，說，好一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這樣的經曆，這樣的關係，到了1943年7月的時候，父親在胡先生那裏的根已經紮得很深了。這樣建立起來的信任度，不是輕易能夠動搖的。
因為小時候沒聽過父親母親講任何與他們工作相關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親是幹什麽的。
在我看來，父親就是父親，他關愛我們，我們尊敬他，這就夠了。他在“外麵”是什麽，並不重要。直到我上小學四年級的那個冬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母親帶我去釣魚台——那時候釣魚台有點像幹部俱樂部的性質，並無今天的警衛森嚴——我見到了周總理。
總理問我父親是誰，我這個小毛丫頭囁嚅著不肯說父親名諱，反而愣頭愣腦地對總理說，反正你也不認識他。
總理笑了，說，那你說出來看看嘛。我很不情願地說，他姓熊。
沒想到總理一下子就說出了父親的名字：噢，熊向暉，我認識他。
我當時非常意外，不明白總理怎麽會認識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親。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父親和周總理的關係，早在抗戰初期就開始了。
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做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周總理是父親最崇敬的人之一。
父親對毛主席，對陳毅、葉劍英等幾位老帥，也非常崇敬。出於這種崇敬之心，1980年以後，中央黨史部門把父親列為黨史“搶救對象”，讓他寫文章回憶這些偉人和他所經曆的那些曆史事件時，他欣然動筆，這才有了本書收錄的這些文章。
遺憾的是，父親想寫的東西並沒有全部寫出來。一是他身體已經力不從心了。他年輕時就患有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晚年又患過膀胱癌、前列腺癌、頸椎骨刺增生壓迫脊髓，直到最後罹患肺癌，每年幾次住院。二是他太認真，對寫作的要求，特別是史實的核實太嚴格，這不僅影響寫作速度，而且也很難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給父親當助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認為我不夠嚴謹。三是由於這種認真嚴謹，他容不得重要黨史文章的一點失實之處，發現了就要寫文章指出，這也花費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經勸他寫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會別人的那些錯誤。但是他覺得，掃偽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一書中有好幾篇訂正重要史實的文章，就是這樣寫出來的。我感覺這有如曆史學、黨史學的一種基本建設，這些文章與父親的其他文章一樣，為後世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史料，也為後世學者提供了一種更可寶貴的嚴謹治學態度。我曾聽不止一位當年毛主席和周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父親寫的文章最真實，最可信。
也是父親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讓他有了好幾位黨史研究的忘年交。有的是他給別人糾錯，別人虛懷若穀地登門求教，有的是別人發現了他行文中的錯處，向他指正。父親對這些同樣表現出嚴謹治學態度的後生晚輩非常欣賞。他們其中的一位就是本書初版的責任編輯傅頤。我覺得傅頤當初的認真編輯給這本書的再版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特此向她表示感謝。這本書以前是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合同到期後，另有一家出版社希望出版，他們的編輯還告訴我，父親這本書“不是暢銷書，是長銷書”。但大約是人事更迭的原因，再版此書的事情不了了之。
可是“長銷”的話卻被他言中，一直不斷有人在尋購此書。於是我找到了中信出版社。中信集團是父親離休前最後供職的單位，中信出版社也是很優秀的出版社。感謝出版社的副總編季紅，非常認真地審校了全部書稿，接下了再版此書的工作。父親雖然沒有寫過完整的回憶錄，但是這些文章，不僅是毛主席、周總理那一代共產黨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實記錄，也反映了父親不平凡的人生經曆。（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