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崢: 第三章 26歲的朝鮮太上皇 (2)

到掉渣。

　　這是事實，但並非全部的事實。人之複雜，遠超《羅生門》的講述。

　　還原曆史現場後，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陳蘭彬是第一任清朝駐美公使；

　　二、陳蘭彬是郭嵩燾的粉絲。

　　由於早生了二十年，郭嵩燾（1818—1891）的人生就是一場悲劇。

　　在他之前，公務員隊伍裏還有兩個不要命的，一個是官至福建巡撫的徐繼畬（yú），一個是死在兩江總督任上的張樹聲。

　　作為最早的自由主義學者，徐繼佘在《瀛寰誌略》一書中首次係統地介紹了歐美的議會製度，並表出強烈的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羨之情。

　　不僅如此，他還把華盛頓捧上了天，說自己見到他的畫像時被他“雄毅絕倫”的氣概驚呆了。對華盛頓“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的事功更是佩服得一塌糊塗。

　　三十年後，臨終的張樹聲上了一道《遺折》，稱自強運動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引入議會製度。

　　這是對洋務運動變器物不變製度的否定總結，由於寰宇之內皆是昏睡者加裝睡者，真話，似乎隻有留給快升天的人來講。

　　幸好還有郭嵩燾。

　　1875年，在英國的施下，清廷極不情願地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駐外公使。

　　此舉等於放棄了“天朝上國”的身份，因此“英使”一職，眾官皆視為羞辱和畏途。當然，郭嵩燾也不例外。

　　裝病、辭職，能使的招都使盡了，總理衙門就是咬緊郭嵩燾不鬆口。這是因為郭當過廣東巡撫，思想出名地右，如果連他都不去，那真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敢赴任的了。

　　慈禧兩次召見郭嵩燾，百般勸導，終於把他轟去了英國。

　　既來之則安之。早就對士大夫“背後罵洋人，當麵被洋人罵”的愚蠢行為失望透頂的郭嵩燾決心利用出使的機會，尋究底地找到西方強大的真正原因。

　　富麗堂皇的白金漢宮，整齊幹淨的城市街道；叮當作響的有軌電車，光怪陸離的化學實驗。你能想象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是多麽生機盎然，而這一切帶給郭嵩燾的無疑是震驚和傾倒。

　　於是便有了後來那本鬧得沸反盈天的《使西紀程》，又名《得罪你沒商量》。

　　得罪人群一：傳統知識分子。

　　郭嵩燾說，我們有聖人，西方沒有。但我們靠聖人治國，聖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眾自治，卻可推衍無窮。我們視西方為夷狄，西方還視我們為夷狄呢，可悲的是，中國的士大夫尚無人知曉。

　　對此，體製外的王闓運編了副對聯獻給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體製內的李慈銘叫得更賣力：“極意誇飾，誠不知是何居心！”

　　得罪人群二：洋務派官員。

　　被慈禧視為“同治中興”樣板工程的洋務運動都敢罵，還是需要一定勇氣的。郭嵩燾認為，辦了這麽多年洋務，修個鐵路還吵來吵去修不成。洋洋炮倒是積極仿造，就是不肯深入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

　　最後，來了句超前一百多年，一直到今天還振聾發聵的話：今言富強者，皆視為國家本計；殊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

　　人最大的悲哀，在於不願做他自己

　　走在時代前麵的人，把時代拖得氣籲籲，還得防著後麵的人放冷箭。

　　郭嵩燾就是被冷箭給紮殘的。放箭者，駐英副使劉錫鴻。

　　劉副使一向以守舊派的麵目示人，反對修鐵路之類拖時代後腿的事沒少幹。這次，他潛伏在郭嵩燾身邊，事事打小報告，處處與郭為難。連郭嵩燾披了洋人的雨衣都被他當成罪行來告發，還惡狠狠道：“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郭嵩燾寫《使西紀程》，他就寫《英軺私記》；郭嵩燾說英國好，他說那是因為英國最早進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

　　總之，劉錫鴻的種種舉動讓郭嵩燾覺得他就是不想讓中國“窺見西洋的好處”

　　在一片喊殺聲中（郭的不過李鴻章、沈葆楨區區數人），郭嵩燾被召回，仕途也因此畫上了句號。

　　這場爭鬥表麵看是中西文化衝突，劉錫鴻堅定地站在“排西”的立場上。然而，真相永遠超出你的想象。

　　劉錫鴻不是瞎子，耳濡目染之下，他內心深處其實根本就不排西！

　　赴英時，船上有洋客對劉錫鴻的仆人無禮。低人一等慣了，劉倒沒在意。不想英國船長卻很憤怒，中途停靠也門，要把該洋客趕下船，經劉求情方才作罷。

　　使館開張後，某館員出去購物，被一英國醉漢當街羞辱。中國人不敢出頭，卻有四個英國人路見不平，把醉漢扭送到警察局。法院判了他兩個月徒刑，中國使館致書英國首相，請免其罪。倫敦的報紙在譴責醉漢的同時讚揚了中國人的大度。

　　劉錫鴻慨歎不已，在記中說：以前以為英國人“唯知逞強”現在才發現人家上下一心，懂得禮讓。

　　在微服私訪，低調參觀了監獄、學校和養老院後，劉錫鴻不心服口服地說：這個國家“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他甚至發現，英國人也忠君孝父。民主社會承認子女自主，不等於教唆六親不認；維護公民權利，不等於縱容弑君犯上。真孝子，何須父權恫嚇？真忠臣，何必生殺予奪？

　　於是，劉錫鴻悲哀地發現，談民主我們固然理短，談曾經引以為豪的仁義道德還是不如人家！

　　認識這麽深刻，讓人不懷疑劉錫鴻是一個披著憤青外衣的文青。就憑他記裏那些對英式民主的褒揚之詞，郭嵩燾要想告倒劉錫鴻易如反掌。

　　那麽劉錫鴻為什麽要言不由衷地詆毀和他立場相同的郭嵩燾呢？

　　因為個人恩怨。

　　劉錫鴻隻是一個舉人，早年給郭嵩燾當幕僚“亢直無私”受到郭的青睞，成為其得力助手。

　　郭嵩燾被任命為駐英公使時，副使一職空缺，劉錫鴻以為非他莫屬，沒想到郭隻提名他為低一級的從四品參讚。

　　梁子就此結下。

　　後來，劉錫鴻因濫支經費遭到郭嵩燾參劾，矛盾集中爆發。

　　倆人都是直子，劉錫鴻心眼更小。在他看來，郭嵩燾學英語是錯，不喝茶是錯，效仿洋人用傘不用扇是錯，在宴會上隨英國人起立到訪的巴西國王更是錯上加錯。總之一句話：動輒得咎。

　　而反觀那個在《留美幼童》中飾演大反派的陳蘭彬，於《大清公使郭嵩燾》一劇裏竟客串了一把正麵角色！

　　作為郭嵩燾的骨灰級粉絲，陳蘭彬自始至終為偶像鳴不平。所有人都懷疑郭在美化西方，開明如薛福成亦不信，寫信垂詢當過駐美公使的陳蘭彬，陳回道：其說不誣。

　　陳蘭彬出使美國後，內心感受一如郭嵩燾，私下裏經常“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何以在公開場合就變成了另一個人，莫非他是雙重人格？

　　薛福成說，陳蘭彬之所以反複無常是因為膽小怕事。他怕留美幼童真的全盤西化，怕不順著吳嘉善的話說最後捅了婁子自己要承擔責任。

　　言及此，唐紹儀告訴袁世凱自己在對比了中美朝三國之後的一個發現。

　　三個國家的壁畫和傳說中都有“飛天”這一意象，體現出人類對飛行和自由的憧憬。而這也說明，即使膚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對於一些特定價值觀的渴望卻是相同的。

　　“中國沒有憲政思想的基礎”是一個偽命題。中國人還沒發明飛機呢，結果中國上空的飛機比哪個國家都多。

　　同樣，民主憲政也不是西方的傳統，路易十五、查理一世就恨民主恨得咬牙切齒——都是從茹飲血的非洲草原走出來的，誰也不比誰進化得更快。

　　民主也是陳蘭彬和劉錫鴻的渴求。然而我們看到，內心的恐懼和仇恨腐蝕了他們對民主的堅持。

　　在私和公理之間，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選擇私，那他們隻配被專製奴役；如果一半的人選擇公理，那他們可以享有君主立憲；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選擇公理，那他們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公民。

　　寓教於樂

　　朝鮮的“帶路”並未死絕。金玉均等殘餘勢力夜盼望著東山再起，見閔妃聯俄拒清的意圖越來越明顯，一幫人如蟻附膻，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標。

　　親華派由於大院君歸國，也凝聚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以金允植和閔泳翊為代表，朝中遍布著袁世凱的眼線。

　　金玉均晚上睡不著覺時經常在想：要是袁世凱他爸媽當年把那十分鍾用來散步該多好。

　　不喜歡袁世凱的人多了去了，金玉均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遠的不說，各國駐朝公使就都不喜歡大頭。

　　袁世凱晉謁國王，乘輿可以進到宮內，坐在側麵同李熙談話；而列強公使覲見，則必須在王宮門口下車，步行入內，談話時須肅立麵對國王。

　　各國使節的聚會袁世凱也很少出席，隻派下屬到場，以標榜自己“上國”使臣的地位。

　　其實，洋人看袁世凱不，袁世凱看洋人更不。

　　在大頭看來，要不是這幫洋人整天在漢城晃來晃去，給他一千人馬，把朝鮮收為郡縣不過彈指間事。倘若真能出此奇兵立此奇功，則又離他的理想進了一大步。

　　挑起戰端也不怕，仗打得越多才升得越快，不冒險怎麽上位？畢竟看過的兵書已車載鬥量，這點兒自信還是有的。

　　當然，決定權在李鴻章手上。李鴻章又不亡清，也無需“不世之功”來證明自己的價值，所以隻希望袁世凱積極推行自己的“控製論”即對朝鮮政治上幹預，外上監控，財政上扼製。

　　取其高者得其中。正因為李鴻章隻要半塊餅，而袁世凱想要一整塊，故其能出色地完成任務。

　　在“帶路”的鼓下，李熙頻繁秘會俄國公使韋貝，說朝鮮不將獨立，要求軍事保護。

　　韋貝遲疑未許，說朝鮮近中遠俄，動起兵來俄國占不了先機，容他三思再定。

　　正逢閔泳翊回宮，李熙便找他商量決斷此事。這一舉動充分暴了李熙的智商在平均線以下。

　　閔泳翊假裝讚同，敷衍了幾句，出門就跑去報告袁世凱。

　　袁世凱深感事態嚴重。之前的換約隻是通商條約，而現在竟然準備驅虎狼了。他一方麵囑咐閔泳翊搜集證據，尤其是文字密約，一方麵急電北洋，在略表危局後獻策說隻要其引俄主張暴，中國就迅速派水師東渡，廢了這個昏君（原話），另立賢者（大院君）。

　　李鴻章的應對措施是三條：

　　一、袁世凱同大院君籌商計議，隨時準備幫助其接管朝政；二、上奏總署（總理衙門），獲得首肯後命丁汝昌率北洋艦船赴朝鮮近海巡視，一俟袁世凱抓到李熙聯俄的鐵證，便下令登陸；三、命駐公使知會日本外務省。

　　小旋風袁世凱的特點是快，不待上命就行動起來。

　　俄使韋貝，比較點兒背，給國內發電報時發現電線損壞未能發出。袁世凱大眼珠一轉，馬上找到郵政局的報務員，告之：以後凡是俄國人發電報，均以電線沒修好對之。

　　大頭懷疑韋貝發的就是朝俄密約，為抓住證據，敦促閔泳翊去宮裏盜出密件。結果密件沒找到，倒找著一封署名領議政大臣沈舜澤致韋貝的密函，大意是要求軍事保護。

　　當然你會問，沈舜澤不是親華派嗎，怎麽也勾搭上俄國人了？

　　因為這封密函根本就是假的。

　　英國人在風聞李熙準備投俄的傳言後，為進一步離間中俄，偽造了這封密函。

　　蒙在鼓裏的袁世凱一邊火速電告北洋，一邊設宴邀請朝鮮軍政大員，席間出示密函，威脅說北洋水師不即到，何去何從，你們自己掂量。

　　接著又進宮麵見國王，要求其“索還文約，查辦小人”不然天朝將興兵問罪。

　　一連數，沈舜澤往返於王宮和袁府，反複解釋實無此事。袁世凱就是不信，拍桌子瞪眼，把這個年長他三十五歲的老臣訓得悚懼加。

　　李熙無奈，隻好將一幹主張聯俄的大臣就地免職。但密約一事係子虛烏有，李熙死活不認，形成僵局。

　　袁世凱覺得李熙純屬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遂接連致電李鴻章，請求速派欽差，率兵查辦。並進地建議說，要是給自己五百士兵，必可廢黜國王捉拿群小。

　　可惜這次大頭栽了。日本人不支持，俄國人不承認，李熙更是哭爹喊娘說冤枉，李鴻章也不懷疑密函的真實。

　　拖到最後，以朝鮮政府宣布密函作廢，派使臣赴北洋謝罪了事。

　　袁世凱犯了眾怒，尤其是俄公使，鬧得很凶。總理衙門也頗為不，若非李鴻章力保，說人才難得，大頭非翻船不可。

　　對此，袁世凱感佩於心，在給哥哥袁世廉的家信中寫道：傅相（李鴻章曾受封太子太傅）知遇之隆，雖肝腦圖報，亦說不了。

　　最倒黴的還是朝鮮，剛聯上俄就被打斷了。

　　李鴻章寫信給李熙，說你要再不懲前毖後，親賢遠佞，老夫都憂慮你無以為國。

　　而袁世凱覺得，李熙之所以不學好，問題出在教育上。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腦子都是反動思想你還指望他當個明君？

　　深感再窮不能窮教育的袁世凱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培養李熙身上。

　　第一課，類比法。袁世凱形象地把朝鮮比喻為一條破舟。

　　那，現在舟快沉了，最要緊的是查缺補漏。袁老師好比是修船的工匠，小朋友們呢都是舟上的乘客。個別壞學生（金玉均）貪圖舟上的金幣，故意搖晃，沉了舟好攜金幣以自利。小李熙，你說你作為班長應該怎麽辦？

　　第二課，建模法。亞洲是一座大院，正廳名叫中國，朝鮮是東偏房。

　　現在東偏房快塌了，裏麵一幫白癡還呼呼大睡呢！更可怕的是，東偏房一塌，正廳的承重牆就岌岌可危，塌了也是早晚的事！袁老師是東偏房的看門人，每天站在門外向裏呼叫：“你的房子應該趕快修理！”聰明的人會立刻爬起，愚蠢的人反問“關你事”還罵罵咧咧的想把袁老師趕走。

　　見李熙似有所動，袁世凱又挑燈夜戰，編了本《朝鮮大局論》，詳細分析了朝鮮嚴峻的現狀，指出六條依附中國的好處，四條背離中國的下場，最後得出一個鏗然有力結論：朝鮮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國以庇蔭之”除了中國還能有誰呢？！

　　亡清室而全中國。從這一點出發，在極力避免朝鮮被他國占有上，袁世凱做到了極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但他還是低估了李熙。

　　再不爭氣的小孩，一年三百六十，風刀霜劍嚴相，看也看會了。於是，人前天然呆，人後小算盤，就成了李熙對付袁世凱百用不的絕招。

　　見課堂上賣萌很成功，李熙進一步著手挑戰袁世凱的底線，製造了一起外風波。

　　1887年，朝鮮政府神不知鬼不覺地任命閔泳駿為駐公使。過了三個月，見清廷沒動靜，便趕緊讓閔泳駿啟程，同時又任命了兩個公使，樸定（駐美）和趙臣熙（駐歐）。

　　結果把窗戶紙捅破了。

　　麵對袁世凱和李鴻章的輪番責問，李熙狡辯說“各國請之愈切”故不得不派。但迫於清廷壓力，隻好走走形式，谘請禮部批準。

　　已經先斬後奏走了一個公使，清廷隻好現實些，同意朝鮮以屬國體製派使，但不能使用“全權”字樣。

　　李熙又開始唧唧歪歪，解釋派全權公使的“苦衷”：不全權不足以壯觀瞻，尤恐受到輕辱，玷汙了天朝。全權表達的不僅是小邦的敦睦之誼，更宣揚了天朝的懷柔之德。

　　清廷被李熙的東拉西扯搞暈了，同意其全權，但必須遵守三大紀律：一、朝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報到；

　　二、遇有公宴，朝使應跟隨於中國使節之後；三、涉大事，必先密商於中國使節，請示核準。

　　李熙又大耍兩麵派，表麵上答應得好好的，扭頭就不認賬。

　　樸定到了美國，不僅不拜會清廷駐美公使張蔭桓，還單獨謁見美國總統，遞國書。

　　接到張蔭桓的報告，李鴻章責成袁世凱查問。朝方耍無賴，說這是樸定的個人行為，並懇請俯準刪去第一條，以顧全朝鮮國體。

　　清廷惱羞成怒，斷然拒絕，著袁世凱李熙撤回並懲處樸定，否則不再批準外派使節。

　　李熙一臉無辜狀，說自己一開始也不知道，接到上憲（李鴻章）的詰問時非常“驚怖”馬上發電叱問該使。結果樸定說他到了美國後打探國情，得知如果由華使帶往外部，則美國將斥退國書。故冒罪違章，暫且完成使命，回國後再請罪。

　　轉呈北洋的電報中，袁世凱點明李熙意在搪。

　　李鴻章大發雷霆，要求必須嚴辦樸定。李熙借口樸在海外，回國後方能懲辦，希望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袁世凱建議李鴻章將計就計，以靜製動。樸定不回，此案不結，則清廷不再批準朝鮮外派使節，著急的是李熙。

　　原本準備赴歐的趙臣熙已駐留香港觀望了三個月，李熙果然急了。

　　袁世凱卻當起了甩手掌櫃。

　　不教了。

　　這一年來，李熙同學給袁老師的感覺就是：翅膀越來越硬，人越來越悶，成天一副“你可以指點我，但請不要對我指指點點”的表情。

　　人生苦短，有那麽多美好的事情等著去做，袁老師不跟你那兒做惡人了。家裏三個新納的朝鮮小妾需要聯絡感情，大頭和其中一個皮膚很白、黑發墜地、喚作金月仙的還聯絡出了次子袁克文。

　　正於氏身在老家，眼不見心不煩，最鬧心的還是大姨太沈玉英。

　　為此，金月仙曾被沈玉英以管教之名綁在桌子上毒打過，落下了腿疾，終生鬱鬱寡。

　　愛情如蜉蝣，轉瞬即逝，原是意料中事，可隻有真正降臨到自己頭上時，才能咀嚼出其間的悲涼與落寞。

　　婚姻中最折磨人的不是衝突，而是厭倦。時間就像殺豬刀，把曠世之戀磨成了柴米油鹽。

　　多少良辰美景，變成了斷壁殘垣；多少如花美眷，都付與了似水流年。世人都會老。是人，也就沒有什麽“一世的愛情”上帝將濃濃的愛意漸漸冷卻為悠遠的親情，乃是合人中求穩的需要，孰知人類在求得安穩之後又想追求刺。於是，安與不安，甘與不甘，拉鋸了一生。

　　對袁世凱而言，理想遠比愛情重要。在跟李熙耗著的同時，他和李鴻章身邊的大紅人、時任山東登萊青道（主管登州、萊州、青州三府的道台）的盛宣懷（1844—1916）結為異姓兄弟。

　　秀才出身的盛宣懷一手官印，一手算盤，深信“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利用政府的壟斷資源，建立起一套官督商辦的企業模式，並發下宏願：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李鴻章）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百年後或可以姓名附列於中堂傳策之後，吾願足矣。

　　留名不難，卻未必是美名。盛宣懷的強勢實驗在暮氣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輪實業建設的高，卻也打開了國營壟斷的潘多拉魔盒，以至於國企害則歸公，利則歸己的惡癖延綿至今。而他本人，也從中漁利不淺。

　　與此同時，袁世凱又答應了吳大澂的提親。

　　要知道袁克定此時還不十歲，在家念書，吳大澂竟突發奇想要把女兒許給這個從沒見過的“乘龍快婿”可見對袁世凱何等青眼相加。

　　大頭頗有自知之明，一開始不敢應，說論輩分，我們是叔侄；論身份，你是翰林，我是秀才；論地位，你是封疆大吏，我隻是一個道員銜的駐外領事。無論如何高攀不起。

　　吳大澂為表誠意，寫信給袁保齡，讓他說服侄兒。又請周馥當媒人，給足了他麵子，大頭也就不再推托。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靂；你若安息，便是天喜地1889年，李熙終於召回了樸定。

　　鑒於趙臣熙還在香港東張西望，如何處置樸定具有標杆式的意義。

　　於是，樸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謀麵的袁世凱寫給他的一封措辭烈的公函，要求嚴辦樸定。

　　在美國顧問的教唆下，閔妃認為宣示朝鮮主權的重要時刻到來了！她讓李熙補授樸定職務以昭示各國，並打起車輪戰，接連派大臣去袁府軟磨硬泡。

　　袁世凱不為所動，聲俱厲地駁斥說：“包庇樸是故意放任大臣違章，爾等兒戲自欺，也想讓中國的朝廷這樣嗎！”

　　再往後來的，都吃了閉門羹。反正致北洋的函件非通過袁世凱不能上達，大頭索以逸待勞，把不遂己願的全部打回，要求重寫。

　　李鴻章認為此招“甚妙”囑袁不要催其回複，寧可拖著也不結案。並向他底，說隻要朝方懇求不辦重罪，對樸不再起用，便可下台階。

　　可惜算來算去，算漏了河東獅吼。在閔妃的幹預下，李熙難而上，任命樸定為都承旨（首席皇家秘書）。

　　如此公然挑戰，肆無忌憚，袁世凱也隻好祭出殺手鐧——王太妃。

　　未亡人王太妃是先王李昇的老婆，宗藩體製下，不能稱“後”隻許稱“妃”

　　老年人都比較保守，王太妃和大院君一樣，也是親華派。

　　而且，李熙的王位繼承的是她亡夫的，廢立之事，她有充分的話語權。於是，在王太妃的怒責下，李熙又了。

　　老公不爭氣，閔妃隻好走到台前，打算先籠絡住袁世凱，再悄悄免去樸定的職務，但不予公開。

　　為此，閔妃派親信洪在羲反複遊說袁世凱，說國王受小人蒙蔽，誤會了您，鑄此大錯，現已悔恨加。但樸定案實難公開處分，願私下秘密懲辦，請袁以已經治罪上報李鴻章，了結此案。

　　閔妃意圖保全自主體製的小算盤袁世凱如何不知？再說，拉攏本是我袁大頭的特長，你非要班門斧，那我隻好獻醜陪練了。

　　他先是裝出一副感動萬分的樣子，告訴洪在羲，自己一天到晚心勞神的，還不是在為自己這個學生著急？洪在羲連說是是是。

　　又擺出一副隔牆有耳的神秘狀，俯到洪在羲耳邊，說這次非常棘手，李鴻章已經怒了，不僅要嚴辦此案，還準備讓朝鮮召回閔泳駿和趙臣熙。

　　見洪在羲成功地被唬住，袁世凱歎了口氣，語重心長地跟他“心”說自己在朝鮮待了這麽多年，也算半個朝鮮人了，為了維護中朝友誼，他就舍命陪君子一把。首先，國王可按原來的打算辦，把樸定革職，但處理此事的公文，暫不呈報，以免外界知曉。以此為台階，他會盡力跟上麵周旋，轉達國王的難處，爭取從寬處理，不了了之。同時，自己了北洋的底牌，今晚的話絕不能外傳。

　　誠懇合作的態度讓洪在羲大喜過望，根本沒發覺自己上了袁世凱的當。

　　大頭挖的坑是：先使朝鮮撤了樸定，再拖著不看其呈文。沒有呈文意味著沒有結案，沒有結案新的使節就派不出去（國王不敢再惹王太妃）。而主動權在清廷手中，亦可根據需要隨時重提此案。

　　李熙被袁世凱折磨得死去活來，用俄使韋貝的話說就是“韓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國慫恿”

　　對列強試圖在朝鮮通商、開礦、租借土地、修建鐵路等各種計劃，袁世凱無不操縱王室和外署（朝鮮外部），隻要有一線希望，就盡百倍努力阻撓破壞。

　　正因如此，李熙幾次派人到天津要求撤換袁世凱，李鴻章都斷然拒絕。坐鎮總署的奕譞致函說袁世凱的長處是應酬和偵察，但“年少未可恃也”李鴻章還是不為所動。

　　而且，對大頭所提的建議，李鴻章往往從善如，轉奏總署時也不忘說明其出自袁世凱，絕不掠下屬之美。

　　要知道，作為對朝政策的決策者，李鴻章黑不提白不提也很正常，畢竟出了事扛責任的是自己——這種不怕下屬比自己能幹甚至希望超過自己的領導，環顧中國，可謂比大熊貓還稀有。

　　言傳身教帶給大頭的是潛移默化的影響，以至於後來的親信幕僚王錫彤這樣評價袁世凱：肩頭有力，絕不諉過於人。凡一材一藝一經甄錄，即根據各人的才能本領加以委任，度材量力，不求全責備，對人也無分外的期望。辦成一事，則獎勵提掖唯恐不及；辦不成則自任其咎，不使別人分謗。這就是各類人物所以歸仰於他，天下英雄全都樂於為之盡死力的緣故。

　　1889年，袁保齡因主持興建旅順港操勞過度去世，李鴻章成了袁世凱的精神教父，事事點撥、勉勵訓誡，二人往來書信，留存於世的達百萬字以上。

　　1892年，袁世凱在朝鮮已幹兩個任期，但在仕途上隻進了一小步，從正三品升到從二品。在外使臣這個位置上，已是特批欽定的最高官銜，升無可升。

　　為使袁世凱安心留任，李鴻章幫他謀到了浙江溫處道的實職，一俟三屆幹，回國即能上任。溫處道下轄溫州、處州兩府十多個縣，經濟發達，是官場中人無不眼紅的肥缺。

　　可惜，等不到幹三屆了。

　　當官是門技術活兒

　　日本埋頭發展了十年，又開始自我感覺良好，覺得俄國不足慮，中國卻死死地控製著朝鮮，越看心態越失衡：怎麽我的地盤你在做主？

　　幾年前的“長崎互毆案”充分體現了日本政府長期對國民妖魔化中國的成果。

　　當時，針對俄國覬覦朝鮮，北洋水師的四艘軍艦遠赴海參崴進行了一次示威巡。回程時因需要入塢加煤，便在征得日本同意後，停泊長崎港。

　　結果，感的日本人覺得受到了羞辱。

　　眾所周知，北洋水師在當時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八——出自權威的世界軍事年鑒。

　　定遠（旗艦）、鎮遠兩艘主力艦耗資均在百萬兩白銀以上，噸位七千五，代表著當時德國造船業最先進的技術水平。

　　另有濟遠、經遠、來遠、致遠和靖遠五艘兩三千噸位的巡洋艦。

　　再加上福州造船廠自製的軍艦和魚雷快艇，總計二十五艘戰船，可謂舉全國之力打造，躋身世界一不在話下。

　　對從無海防觀念的農耕文明來說，北洋水師的出現就是一個奇跡。

　　最早買船的是林則徐。鴉片戰爭中，他向美國商人買了艘一千噸的“劍橋號”裝配三十四門大炮，把船停在珠江口當水上炮台使。估計連煤都省了，反正也不出海。

　　長鬧事時，廣西提督向榮收到上海道台吳健彰送來的一艘“孔子號”——四百噸的小洋輪。結果向榮覺得“孔子”太胖了，目標大，又嬌氣，在長江裏動不動就擱淺，整個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直接給扔了。

　　由此觀之，這幫清軍將領兒就不懂海戰。而日本的跳梁讓李鴻章意識到清遲早必有一戰。在其力爭下，總理衙門策動廷議，以海關年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白銀（赫德之功）作為建設新式海軍之用。

　　籌建之初，議者紛紜，以薛福成所論最為中肯：中國海軍應分為北洋、南洋和閩粵三大艦隊，分建合。北洋由直隸總督監管，拱衛京師門戶；南洋由兩江總督率領，防衛長江內外；閩粵由兩廣總督負責，保衛東南沿海。

　　同時，北洋水師的老大為提督銜，從一品；南洋和閩粵隻為總兵銜，正二品。

　　一開始的規劃是，四百萬預算，南北各分其半，雙線發展。而時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繼承了他嶽父林則徐的光風霽月，說新式戰艦所費不貲（計算），願將預算全部劃給北洋，待彼速建成軍後，再建南洋。

　　李鴻章自然求之不得。

　　結果就寤寐思服（被慈禧惦記上了）了。

　　1886年11月的一天晚上，清派領袖、兩朝帝師（同治、光緒）翁同龢（1830—1904）在記中提到一件事。

　　奕劻在拜訪奕譞時，後者囑托前者轉告翁同龢等清務必體諒其苦衷。

　　奕譞說：“蓋以昆明（湖）易渤海，萬壽（山）換灤。”

　　翻譯成人話就是：我修築頤和園的目的，是為了換取慈禧對發展北洋海軍的支持，是為了避免鹹豐逃亡承德避暑山莊的悲劇再次重演。

　　兩個月前，奕譞上疏建議恢複乾隆時的“昆明湖水”並開設水師學堂，訓練八旗子弟。

　　去頤和園劃一次船你就會發現，在昆明湖裏練海軍這麽有創意的事估計隻有天朝想得出來。

　　但考慮到訓練對象是八旗子弟，也就釋然了。

　　再過三年光緒就了親政的年齡，很顯然慈禧沒有結束“訓政”的意思。聯係到她整絮叨當年奕訢不讓重修圓明園，以至於自己現在想頤養天年都沒有去處，奕譞便寄希望於用一座美輪美奐的園子換取她政治上的放權。

　　還得打習水軍的幌子——如此百轉千回曲徑通幽，擱奕訢那兒肯定早就怒了：寡婦門前是非多。

　　挪用公款修園子的直接後果便是北洋水師每年的經費被縮水到一百二十萬兩。

　　甲午海戰前，軍備競賽已發展到拚速度的新紀元。李鴻章意識到自己的艦艇不夠快，想買新近下水的英國巡洋艦，而且深知非買不可，否則，以慢打快，打敗了無法逃避，打勝了難以追擊。

　　結果因為沒錢被日本搶了去，成為後來把北洋艦隊衝得落花水的吉野號。

　　翁李不和，路人皆知。

　　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對李鴻章購買軍械的請求多方掣肘，十項裏僅能批準一兩項，國庫缺錢是他一成不變的答複。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三十年前，翁同龢他哥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坐視舉兵叛清的苗沛霖仇殺了壽州的孫家泰全家。

　　孫家泰的弟弟是後來的光緒帝師、京師大學堂創始人、官至吏部尚書的孫家鼐（1827—1909）。

　　翁同書事後遭人彈劾，鹹豐命令查辦。時任翰林院編修的李鴻章參與了此案，公事公辦，導致翁同書被革職充軍。

　　翁同龢從此深恨李鴻章。

　　一開始，從翁同龢那兒批不到錢的李鴻章還經常寫信向曾國荃抱怨，後來得知與頤和園工程需款有關後便不再吭聲。

　　丁汝昌多次提醒李鴻章，說日本“增修武備，必為我患”要求添置軍艦，李鴻章一邊暗想“要你說”一邊無奈地回答：建議很好，但上麵不采用又能如何？

　　在一封向慈禧匯報為頤和園采購安裝電燈工作進展的奏折裏，李鴻章跟唐僧似的囉唆了一大堆——

　　那燈具呢，是我托一個德國教官趁休假回國特意挑選的，格外精美，乃西洋最新款式。運抵之後，我親自做了一次詳細檢查，確實巧奪天工。

　　又念叨了一通安裝說明，看得人都快睡著了，才在結尾道出真實目的：申請一些采買快炮的經費。

　　東學起義

　　曆史的轉折點就此釘在了1886年。

　　這一年，有的國家為了三公消費挪用了軍款；有的國家受到刺奮起直追。僅僅八年時間，結果大相徑庭。

　　造成這一切的源其實就八個字：萬方有罪，罪在體製。

　　回到長崎現場不難發現，所謂的“互毆”偶然中隱含著必然。

　　幾個水兵上岸購物，一個日本警察毫無緣由地上前阻止。語言不通，水兵以為受到侮辱，扭打起來。

　　衝突發生後，日本要求中方限製船員登陸，丁汝昌遂下令水兵7天168小時都待在船上。

　　時值八月，天氣悶熱。到了周，水兵們待不住，紛紛請假要求外出，英國人琅威理（北洋水師副提督）也替水兵說情，總算從丁汝昌那爭取到半天假期。

　　結果就出事了。

　　這次的規模絕對不是鬥毆而是混戰，視覺效果堪比《古惑仔》。一千多日本人有組織有預謀地上街封路，看見中國水兵就砍，兔起鶻落，刀法嫻熟，以無厚入有間。

　　即使你練過胡家刀法，扛住了刀客的襲擊，也躲不過禍從天降。一些惡劣的日本人喜笑顏開地在沿街的樓上潑開水、扔石塊，水兵猝不及防，傷亡慘重。

　　這起慘烈程度直追印尼屠華的血事件，究其原因無非一句話：你自認為隻是路過來加煤，人覺得你跋山涉水來示威。

　　在李鴻章的助手、法學家伍廷芳的策劃下“長崎互毆案”打起了國際官司，最後以方賠償中方四萬元了結。

　　1893年，朝鮮爆發東學運動，銜恨已久的日本終於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契機。

　　東學不是東林，而是一種宣揚平等、號召排外的民間宗教團體。第一任教主叫崔濟愚，確實在精神層麵接濟了許多饑渴的愚人，使東學發展壯大，也使自己引起了政府的恐慌，慘遭逮捕和殺害。

　　第二任教主崔海月為了這事天天帶著一幫教眾上訪，為崔濟愚伸冤。當時又沒有截訪公司，李熙被搞得頭比袁大頭還大。彈已不見成效，崔海月在忠清道組織了規模上萬的集會，一副“殺了崔濟愚，自有後來人”的架勢。

　　李熙畏葸不前，袁世凱主張剿撫並用，一麵派重臣去各城鎮裁汰貪官、取締苛政，一麵調軍隊前往造勢、備剿。

　　分化瓦解之下，東學運動暫時陷入了低。

　　然而，來年三月，全羅道農民全琫（b ng）準發布了《白山檄文》，提出“斥倭斥洋，盡滅權貴”的口號，宣布起義。

　　農民軍聲勢浩大，在兒童節這天攻占了全羅道首府全州，東學也鼓噪呼應，局麵逐漸失控。

　　袁世凱請北洋調兵赴朝平，李鴻章顧慮到有《天津條約》在，如中方出兵，則方也可出兵，猶豫不決。老狐狸伊藤博文通過各種渠道暗示：中國可以放心大膽地代韓戡，日本絕無他意。

　　袁世凱在多方刺探後，也向李鴻章打了包票。

　　於是，直隸提督葉誌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1836—1900）在李鴻章的派遣下，率兵兩千，開赴朝鮮。

　　事實上，接到照會的前一天，日本即以護送公使大鳥圭介返任為名，派出四百精銳隨其赴朝。

　　6月10，大鳥抵達漢城，清軍也到達距漢城七十公裏的牙山駐防。

　　大軍境，起義軍內部分裂，全琫準同政府議和，於6月12退出全州。見動趨於平息，袁世凱電告李鴻章暫緩增兵，並會晤大鳥。

　　結果就讓鳥人給忽悠了。

　　大鳥說，我國政府對朝估計過重，才派我率兵前來。我年逾六旬，早過了惹是生非的年紀，願和你共同約定，各自盡力，阻止兩國向朝鮮增兵。

　　結果是，清廷不增兵了，日本兵倒像趕集似的蜂擁而至，到六月底已有陸軍萬人，軍艦七艘，集結在仁川一帶，向漢城進。

　　同時，大鳥一臉小人得誌的表情，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鮮”的要求。還威脅說，我方決不撤軍，要是清廷不同意共理朝政，日本將獨力進行。

　　李鴻章涉了一番，發現日本這次是吃了秤砣鐵了心，轉而求助列強調停。

　　身處一線的袁世凱卻已看出：再怎麽調，日本也不會停了。於是，他致電駐守牙山的葉誌超，希望其散播將進軍漢城的風聲，這樣自己對涉也有所倚恃。

　　無奈葉誌超怕刺日本人，並不響應。

　　其實，武力控製朝鮮是日本的既定國策，非口舌所能爭。袁世凱一再提醒李鴻章事態已發展到實力較量的階段，自己坐困愁城於事無補。而且，傳言大鳥準備派兵押解自己出境，果真如此則使國家蒙羞。望容回國稟商，請兵伐朝。

　　可惜，李鴻章非但不搶占軍事先機，還電令大頭“要堅貞，勿怯退”

　　由於西方列強樂見中互鬥，迷信調停的結果是隻等來俄使的一張空頭支票，事後還發現其助人為樂的高尚行為並未得到沙皇的許可。

　　讀史的角度是一種全知視角，經常某人這一頁還很囂張，下一頁就掛了。而一旦了解了前因後果，便很難用憐憫的態度去客觀評判置身於史海之中的人物，隻是下意識地認為其選擇很愚蠢。

　　李鴻章退讓求和，一是清楚打不過，二是俄使給了他虛幻的期待，自覺能以夷製夷。

　　不可“釁自我開”也是老傳統了，兩次鴉片戰爭教訓深刻，要麽不打給點小錢，要麽打輸賠光家底。

　　正如長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喊打的也不一定都愛國——往往可能在誤國。

　　據曆史學家唐德剛回憶，日本侵華時，抗陣營裏除了少不更事的學生和熱血沸騰的軍人，還有一些失意的政客和趁打劫的勢力，喊抗口號的目的純粹是為了倒蔣。

　　先利用外患亡了蔣介石，讓大家出口氣再說。

　　故陳布雷曰：“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當然，坐失戰機，北洋畢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因此而苛責李鴻章，也不客觀。

　　偉人不過是在曆史長河中的遊泳健將，他們創造了世界紀錄，贏得了喝彩和榮譽，並因此名垂青史。

　　但與長河的向，基本無關。

　　曆史，隻有人名是真的；小說，隻有人名是假的1870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赴任前與曾有過一次深談。

　　曾國藩：“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第一要衝。今國勢消弱，外人正聯手謀我，小有錯誤，即貽誤大局。你同洋人涉，打算作何主意？”

　　李鴻章：“門生正是為此，特來求教。”

　　曾國藩：“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

　　李鴻章：“門生也沒打什麽主意。我想，與洋人涉，不管什麽，我隻同他打痞子腔。”

　　曾國藩五指捋須，良久不語，慢慢才開口說：“嗬，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

　　李鴻章一想不對，馬上改口：“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

　　曾國藩：“依我看，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人，洋人想必亦同此情。聖人說忠信可行於蠻貊（mò，蠻族），斷不會有錯。我們現在沒有實力，你再怎麽虛強造作，他也看得明明白白，都不中用。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雖占不到便宜，或也不至過於吃虧；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於過遠。想來總要比痞子腔靠得住些。”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這是《中庸》裏的教誨，也是儒家哲學的核心思想。

　　天，是誠的，故能造化萬物，生生不息。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為，以接近天道。誠，具體到人事便是誠信待人，誠心做事。

　　曾國藩馭將，最貴推誠，認為“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jié，揭人之短）為直，尤不可背後攻人”

　　道理天花墜人人會講。就像一些官員，明明自己就是曆史的阻礙，還大談曆史；一些商人，吃喝嫖賭全占，還自詡信佛一樣。讓人不得不感歎：說謊的最高境界果然是把自己都騙了。

　　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當一個社會的誠信體係崩塌時，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都要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

　　誠心做事是對抗社會不公的唯一救贖。隻要有事可做，有目標可循，堅韌不屈地走下去，終有一天會取得應有的成就。

　　李鴻章處世，以誠為本，參之以詐，對付中國人綽綽有餘，甚至其師曾國藩也要讓他三分。

　　同治二年（1863），李鴻章攻打蘇州（太平軍），其間收到曾國藩的調令，要撥猛將黃翼升去河南助戰。

　　李鴻章戰事吃緊，拒絕奉命。曾國藩大怒，以“參辦”相威脅，誰知自己的得意門生竟無動於衷，把《經》打得收放自如，隻好作罷。

　　類似的抗命不止一次，若論辜恩負義，李鴻章絕對榜上有名。

　　問題是他立場雖堅，表麵上卻一口一個“吾師”反複擺困難、講形勢，低聲下氣地頂撞曾國藩，把“吾師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纖芥，致傷天和”的高帽子一送，曾立刻沒了脾氣。

　　然而，知退方知進。沒有全局觀，何談大智慧？

　　為了爭得平定洪楊之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曾國荃便孤軍進到南京城下，結果打了三年還沒攻下。

　　清廷等得不耐煩，命李鴻章會攻。

　　李鴻章當然清楚曾國荃的心思。他軟磨硬抗，甚至不惜裝病，奏稱“感冒風，眠食頓減”拖了幾個月，終於挨到曾國荃攻占金陵。

　　曾國藩頗為感動，在李鴻章前來拜會時親自出城到下關接。他上前用手挽起準備行參見大禮的李鴻章，道：“愚兄弟薄麵，賴子全矣！”

　　確實長袖善舞，可問題是洋人不吃這一套。

　　誠？對不起，國家之間隻有永恒的利益。

　　詐？世界是平的，今天你騙了我，明天我反應過來舉著《萬國公法》來找你算賬。

　　歸結底，沒有實力作後盾，再高明的裱糊匠麵對一座千瘡百孔的房間，也隻有左支右絀，苟延殘。

　　朝鮮已在大鳥的脅迫下宣布獨立，袁世凱處境堪憂。東學、帶路，哪個不想取他性命？

　　大頭接連致電北洋，要求撤退回國，皆不許。

　　7月7，天氣晴朗，袁世凱的心情卻十分沉重。因為這一天，慈禧用聖旨斷絕了他降旗回國的念想。

　　大頭病倒了。

　　連來，駐朝的西方使節在街上遭到軍毆打的新聞層出不窮，搞得中方雇員都不敢再上班。

　　最後，使館隻剩下兩個人在辦公，一聽說日本又增兵了，跑得比兔子還快，留都留不住。唐紹儀身兼譯電涉數職，眼見袁世凱高燒不退，館內醫藥並乏，不心憂如焚。

　　去還是留，意味著生存還是毀滅。

　　走，再容易不過。情勢所迫，當能諒解，治罪下來，多半是“永不敘用”

　　然而，一想到這四個字，袁世凱的心髒就忍不住顫抖。絕意於仕途也就絕意於亡清的理想，如果說權力賜予的快和虛無帶來的麻木都沒能讓你放棄理想，那麽，死亡呢？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年輕時代，可是它離去了，除了衰老，什麽也沒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原本潔淨的靈魂，可是它離去了，除了執念，什麽也沒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最愛的人，可是她離去了，除了被擊碎的自我，被裝裱的哀慟，什麽也沒留下。

　　就像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生命，可是它最終還是會消散。死神會來收割關於你的一切，除了一場虛情假意的葬禮，什麽也不會留下。

　　唯一不會離去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罪孽。你在廢土的各個角落看見它的身影。它是附骨之蛆，是最為酷烈的詛咒。

　　它是你的鏡子。

　　人的冷寂，精神的荒蕪，靈魂的失落，一切都像《夢之安魂曲》一樣，從陽光明媚走向萬劫不複。

　　袁世凱渾身發燙，恍惚間仿佛回光返照，回到了丁戊年的賑災現場。

　　那天，賑濟公所對麵的打穀場上，袁世凱組織饑民們圍坐成一圈，準備發放賑款。采取這種形式是為了防止哄搶，誰起立誰就沒份。

　　其間，一個梳羊角辮穿紅襖的女孩引起了大頭的注意，因為她一直在哼唱一首山西小調：婦女們大街上東遊西轉，草兒賣自身珠淚不幹；顧不得麵羞開口呼喚，叫一聲老爺們細聽奴言；哪一個行善人把我憐念，如同似親父母養育一般；即便是做妾奴也情願，或者是當使女做個丫鬟；白晝間俺與你捧茶端飯，到晚來俺與你掃鋪氈；你就是收偏房俺也心願，或三房或四房我也不嫌。

　　…

　　打聽之下，才知是山西逃荒過來的孤兒，母親臨死前教了她這首小曲，用意不言自明。

　　救救孩子。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每個人，隻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應向虛無妥協而悔恨，也不應向黑暗低頭而羞。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了民主和自由，跟專製惡鬥。”

　　抗援朝1894

　　想到這兒，袁世凱垂死病中驚坐起：不能死，也不能逃！

　　死，雖可以明誌；生，卻能夠踐誌。

　　為了這四萬萬身染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病人，再難也要撐下去。

　　因為，惡疾身，已逾千年。

　　此病甚怪，受害者被強權控製，久不得，竟逐漸對加害者產生情感，以至於助紂為，幫其迫害不肯服從的人。

　　奧地利女孩娜塔莎被囚八年，淪為奴。重獲自由的她在公開信中居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壞事“從某種角度來說，他（綁架者）對我非常關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正如《肖申克的救贖》中摩·弗裏曼所說：“起初你討厭它（監獄），然後你逐漸習慣它，足夠的時間後你開始依賴它，這就是體製化。”

　　似乎所有人都已變成體製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並以此為樂。

　　幸好有利馬綜合征。

　　一種人質影響了綁匪，使綁匪對其產生認同，最終放棄作惡的現象。

　　說到底，誰的心態更堅定，人生觀價值觀更強烈，誰就能影響對方。

　　袁世凱近乎聲淚俱下地給李鴻章去電，表明戰爭勢不可免。日本既已決心強占朝鮮，中國要麽主動撤軍，要麽立刻備戰，沒有第三條路可選。

　　而自己重病如此，唯餘一死。然死何益於國事？他建議讓唐紹儀暫代己職，說唐“有膽識，無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謀助韓較易”自己則赴津麵稟。

　　李鴻章終於動了惻隱之心，電商總署後，奉旨調袁世凱回國。

　　接到“特赦”的當晚，唐紹儀手持兩兩刀，騎馬護送袁世凱到江邊，登上了英國領事朱爾典準備的兵艦。

　　晚走二十分鍾，袁世凱必死於化裝成東學的日本人之手。

　　因此，大頭對於日本，常懷國仇家恨，任何關於他勾結人出賣中國利益的謠言，餘不信也。

　　四天後，日本策動朝鮮宮廷政變，建立親政府，唐紹儀走避英國使館。

　　一年後，閔妃被日本人暗殺。三年後，大院君抑鬱而終。朝鮮宣布獨立，改國號為大韓帝國。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880年，袁世凱踏上朝鮮半島的兩年前。

　　這年八月，朝鮮派金宏集訪，解決自四年前《江華條約》簽訂以來若幹懸而未決的問題。

　　著名詩人黃遵憲時任中國駐使館參讚，在會見金宏集時將自己所著的《朝鮮策略》傳給了他。

　　這本書以問答的形式普及了公法關稅等常識，鼓勵朝鮮開化自強。金宏集萬分感動地將書帶回朝鮮，呈給李熙。

　　十幾年後，李熙終於實現了獨立的宏願。然而，對於他和他的國家，悲劇才剛剛拉開序幕。

　　1894年7月20，軍進攻牙山，葉誌超、聶士成不敵，退守平壤。

　　在此之前，李鴻章見勢不妙，已急調左寶貴（1837—1894）和馬玉昆等四路清軍馳援朝鮮，進駐平壤。葉誌超作為敗軍之將，竟謊報軍情，稱“牙山大捷”把光緒高興得一激動委任他為平壤兩萬駐軍的總帥。

　　上諭送達平壤，眾將皆驚，葉誌超最驚。

　　蓋因清朝的軍製比較弱智。

　　陸軍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下轄四哨，每哨八隊，每隊十人，另有一護衛營官的親兵哨，轄六隊。故每營有官兵共計五百人。

　　這還比較正常，不正常的是營官之上的“統領”

　　僅僅相差一級，統領竟然統率五六個甚至十幾個營，然後幾個統領再歸一個大帥管。

　　營官不過是下級指揮官，能衝鋒呐喊，小股侵擾即可。而統領卻是獨當一麵的大將，必須有控製戰局的能力。

　　像葉誌超這樣從營官升上去的統領，守個牙山已力有不逮，現在又躍遷為幾路大軍的總帥，這不是架在火上烤嗎？

　　左寶貴和馬玉昆都是老資曆了，又分屬不同的係統。別提組織大型會戰了，鎮不鎮得住場子都難說。

　　葉誌超慌了，四處乞辭，希望皇上另擇高明。

　　他提出的人選是李經方。

　　李經方本是李鴻章四弟的兒子，過繼給了他當長子。葉誌超顯然是想借這張虎皮來震懾平壤諸將。

　　問題是李經方一介文官，從未上過前線，對此深有體會的張佩綸力勸李鴻章不可。

　　李鴻章如何不知？他一直中意的人選是淮軍宿將劉銘傳（“英姿颯如銘傳，或有法製耳”）。以其資曆人望，守平壤必能不負所托。

　　可惜，劉銘傳既對官場失望，又對清廷絕望，且兩耳聾、左眼瞎，已成半個廢人，無法出山。李鴻章隻好回複葉誌超：方兒沒有帶兵的經曆，我亦不便內舉不避親。弟唯一力承擔，勉為聯絡，求於事有濟而已。

　　葉誌超的蛻變是淮軍衰落的樣本，早年隨劉銘傳鎮撚軍時的神勇已如明黃花，坐守平壤真的是坐著在守，既不南下進攻，也不擇險分屯，天天與諸將喝酒，等著軍來打。

　　其實，葉誌超的可恨之處要和李鴻章的捉襟見肘對比著看才能顯現出來。

　　大戰一觸即發，前線各省的八旗和綠營加起來有二十萬。但清朝人都明白，指望這幫人打仗就如同指望國足門一樣不靠譜。

　　因此，李鴻章在奏折中兒不提這些廢柴，而是統計了駐防旅順、天津和威海等地的淮軍，計有銘軍（創始人劉銘傳）、盛軍（創始人劉盛藻）、毅軍（統領宋慶）和慶軍（統領張光前）共五萬人馬。其中一多半擔負著守衛炮台和北京的重任，不能隨意調動，因此，派往平壤的基本屬於陸軍精銳的全部家當。

　　問題是朝文武，像葉誌超這樣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還有很多，比如軍機大臣李鴻藻（1820—1897）和戶部尚書翁同龢。

　　兩大清領袖左右鼓噪，主題隻有一個：撤換應戰不力的李鴻章。

　　相較而言，李鴻藻的主戰意識更為純粹，翁同龢則摻雜著對抗慈禧的政治訴求。“翁門六子”（汪鳴鑾、誌銳、文廷式、徐致靖、沈鵬、張謇）已集結完畢，像全真七子擺好了天罡北鬥陣，隻待李鴻章入彀，再慈禧退園頤養，助光緒獨攬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