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崢: 第二章 逐漸萌芽的亡清之誌 (2)　

來源: 有空回憶2 於 2020-04-21 19:36:19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298444 bytes)

新，修正案迭出啊！”容閎：“問題是所有修正案都是建立在憲法的基本精神‘對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保護’之上，補充說明而非推翻憲法的。比如第二修正案賦予公民攜帶武器的權利，雖可能引發種種治安問題，但由於其符合憲法對人身自由的保護，至今未見後續修正案將其否定。相比於《秋》的語焉不詳、任人發揮，美國憲法確鑿穩固，在每一個公民的心中神聖不可侵犯。”

　　容閎還沒戳到要害：修正案主要針對政府，且必經國會表決，多數通過後方才生效。而國會又分參議院（精英色彩更濃）和眾議院（平民色彩更濃），議員既有民主又有共和，製衡之下，避免了獨斷專行；而《秋》在廟堂上討論，何時守常經，何時尊權變，彈空間大不說，最後的定論仍需服從權力。

　　曾國藩饒有興致道：“你說洋人為什麽鼓搗出憲法這麽個東西？”

　　容閎：“因為自然法。不同民族的文化固然不盡相同，但終有一些核心價值是人類所共通的。比如，沒有人願意被殺被搶，沒有人願意被無辜地抓進監獄，這種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隱含了生命權、平等權以及人身自由權。維護自然權利的法，就是自然法。在此基礎上，自由人相約聯盟，達成契約，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管理者，於是有了政府（憲法賦予政府權力）；另一部分自己保留，成為國家機器不能侵犯的個人權利（修正案限製政府權力）。在這種共識共循的社會契約下，憲法和法律不是胡編造、生搬硬套，而是對自然法的發現和闡述。”

　　王闓運：“哼，說得倒好聽！殊不知製度設計得再好，還是得由人操作。要想在實踐中不出紕漏，仍需正心誠意，回歸孔孟之道。曆朝曆代，為治理黃河設立了多少機構？出台了多少辦法？然而治水官員誰拿防汛當自己家的事？甚至，他們會故意疏忽對河壩的保護，以使其垮得更快，從而領到更多的撥款。可見，使天下不治而自治，唯有推行良知，正人心而化風俗。”

　　容閎搖了搖頭：“兩千年以降，無論高估人還是低估人者，到頭來都失望地發現，人其實是複雜的。先聖對君子的要求‘慎獨’（在無人監督時謹守道德）並不難，難的是當一群人集結成派，將各自的私心藏在看似正義的旗號下，相互鼓噪中還能保持個體的理性和原則。對此，解決之道絕非‘君子不’，而是權力製衡和輿論監督。西方曆史上，許多專製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開始其統治的。而事實的走向卻是，這種惡的權力既腐蝕了人心，又毀滅了良知。”

　　容閎停了停，一字一頓道：“因此，寧可相信十個惡魔互相製衡，也絕不要輕信一個聖人乾綱獨斷。”

　　斬釘截鐵的話語在袁世凱幼小的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一直到生命的盡頭，他都忘不了容閎說這句話時無比堅毅的眼神。

　　久未言語的吳汝綸忽然若有所思道：“也許我們真的錯了。”

　　袁世凱一驚，目光隨眾人一起投向了他。

　　不怕酣睡，隻怕永遠也叫不醒的假寐

　　吳汝綸：“曆史上每一次政權的建立，無不伴隨著血腥和殺戮。我國更是在以暴易暴的輪回中掙紮了兩千年。也許，美國的出現代表了一種依靠理論而不是武力協商建國的新模式。這種統治者執政合法源自契約（憲法）的曆史趨勢恐將無法阻擋。”

　　曾國藩頷首不語。

　　薛福成歎道：“怕隻怕百年之後，就算有了憲法，也是一紙空文啊！”吳汝綸學而不厭：“英式的君主立憲和美式的民主共和在實際運作方麵有何差異？”

　　容閎：“在英國，首相（行政）和議會（立法）的關係更近。選舉方式是兩競選議會的席位（選民投票），再由贏得多數席位的政選出執政的首相（議員投票）。而在美國，則先由兩分別推出本總統候選人，在各種演說和辯論後，由選民直選。”

　　吳汝綸：“兩輪執，三權分立，畢竟還是美國走得更遠。”

　　容閎：“行政（總統）、立法（國會）、司法（法院）三套係統彼此獨立，相互製衡。國會可以立法，但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法律違憲；法院獨立判案，但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總統可以否決國會議案，但國會可以啟動程序彈劾總統…”

　　王闓運：“荒謬！如此掣肘，成天扯皮，什麽都不要幹了！”

　　容閎歎了口氣：“還需要幹什麽呢？在效率和公正之間，我寧願選擇後者。因為前者如同食鴉片，雖有一時之快，卻終將付出慘痛的代價。後者循序漸進，通過立法臻完善，利用輪執消解民怨，避免了政權的動和推倒重來，社會穩步向前，公民趨理性。”

　　王闓運：“哼，什麽民主，不過是暴民做主罷了！”

　　容閎：“的確，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數的暴政’的問題。而在建國之初，傑弗遜（《獨立宣言》作者，第三任美國總統）就頗有預見地看到‘權力由多數人行使而不是由一個人行使，並不能減輕暴政的程度。一百七十三個暴君肯定會和一個暴君一樣富有迫’。”

　　吳汝綸：“可現實卻是，從總統到平民，無不充了對法律的尊重和信賴。除了製度的約束外，應該還有別的原因吧？”

　　容閎：“有，權利和責任的對等。自由不是無償的，民主更是通過將公共生活的重負在每個個體的肩上，挑戰每一個人的心靈和大腦。如果說專製社會給個體提供了一個隱身於群體之中的機會，那麽民主社會則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因此，民主並不輕鬆，它強迫你獨立思考——這是一種區別懦夫和勇者的生活方式。”

　　黎庶昌：“人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斷，也就不需要一個宵衣旰食的君主了，可謂兩廂歡喜。”

　　袁世凱忍不住笑出了聲。

　　容閎：“事實上，美國的司法權進一步一分為二。法官隻管量刑，而認定有罪無罪則由陪審團的十二個公民來表決。這是每個年十八周歲的公民都必須履行的義務，隨機選，可謂最好的普法教育。超越了利害關係的審判往往使人盡量做到公正，因為有一天你也可能坐到被告席上，接受別人的審判。於是我們看到，幾乎每一項推動了社會變革的重大立法，都是從一件微乎其微的小案子開始，上訴到最高法院，直至引起各行各業的參與、全國範圍的討論。這不是勞民傷財，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進步，從製度到人心。”

　　王闓運：“讓不懂法的平民靠直覺來斷案，這不是原心推罪是什麽？”

　　容閎：“關鍵在於誰來‘原’！世宗（雍正）在位時，有一年黃河水清，各地官員紛紛上表頌德。這些折子裏，有兩份在格式上於禮不合，一份是鄂爾泰的，一份是楊名時的。可結果卻是，世宗皇帝原諒了前者，懲罰了後者。由此觀之，沒有公正的執法程序來保障，原心推罪隻能是誅心之論，而論心世間無完人啊！”容閎的勇氣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凱。很多年後，當他回想起兒時這段曲時，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實，容閎想駁倒王闓運，隻需搬出《秋》的中心思想、寫作初衷，四個字“夷夏之防”即可。

　　中原地區，尊崇周天子（哪怕是口頭上的），文明程度較高（如齊魯）的國家被稱作“諸夏”；邊遠地區，文明程度較低（如吳楚）的國家被斥為“蠻夷”

　　《左傳》也跟著敲邊鼓，用“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謂之夏”定義了“華夏”的概念，以區別夷狄。

　　是“夷”是“夏”在孔子筆下涇渭分明。《秋》裏提到吳國時，一般都會說“吳如何如何”非常輕蔑。但在敘述吳王幫助蔡國伐楚一事時，卻罕見地用了“吳子”的尊稱。《公羊傳》解釋說，改稱“吳子”是因為吳人雖屬蠻夷，但此次出兵卻是替中原（蔡國）分憂，所以要誇上一誇。

　　更勢利的是，表彰完這次軍事行動後，孔子立馬翻臉不認人，又恢複了對吳王的舊稱“吳”…

　　由此不難想見《秋》在清朝的尷尬。即使文官集團對“華夷之辨”三緘其口，異族統治的心結還是頑固地繞在帝王的心頭。而容閎等人在曾國藩麵前絕口不提這茬，也是彼此默認的避禍之道。

　　其實，帳下人才濟濟，容閎所論，曾國藩又何嚐不知？可惜，理論上的無懈可擊在神州這片波雲詭譎的大地上往往意味著處處碰壁。晚清轉型之難不單體現在要從專製走向民主，一個更大的障礙是，帶領眾人（還各打各的算盤）完成這項浩瀚工程的是一個先保自己再顧族最後才考慮國家的婦人。

　　知而不行，隻是未知

　　容閎思想中確有全盤西化的傾向，但不能因此就說人是帶路。畢竟其回國後辭去了在海關收入豐厚的工作，苦思救國之道。

　　誠然，他的某些主張確實過於理想，但不要因此而嘲笑其書生氣。這個民族實用理性了幾千年，人人都想走捷徑，其結果卻是整個國家一直在走彎路。

　　《論語》擺出一條條看上去很美的道德教訓，憑此就想挽救人心不古，在梁啟超看來完全是“隻知當如是，而無術使之必如是”的奢望。

　　政治道德化為清朝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德藝雙馨的影帝，時不時深情地仰望星空，表演可圈可點，就是跟斯坦尼拉夫斯基放在一起也毫不遜。然而，他們到底製定和執行了哪些政策，百姓一無所知。

　　同樣喜歡仰望星空的還有康德。這個對歐洲影響極大的哲學家認為有兩件事讓他越想越覺得神奇，充敬畏，一個是頭頂的星空，一個是心裏的道德律令。

　　但就是這麽一個把人解剖到極致、對倫理學研究極深的人，也從不寄希望於人類能夠通過提升道德來實現天下大治。畢竟草民君主，皆懷私心，康德認為唯有憲政和民主才會迫使他們彼此製約，難以作惡。

　　當然你會說，人畢竟是感情動物，通過文化來正麵引導不是更好嗎？的確，宋朝的小孩在聽評書時，聽到劉備敗了便“頻蹙眉”聽到曹敗了則“喜唱快”貌似愛憎分明。

　　可惜，哈耶克道出了真相：“大多數人很少能夠獨立思考，他們更樂於接受現成的答案。”

　　悲劇的是，這些答案往往是錯的，至少是偏頗的。一個天天看《非誠勿擾》的人還會相信中國女人不拜金嗎？但現實中愛情至上的女人並非沒有。

　　這也是被錯誤答案給坑了。

　　在一個稿軟文天飛的時代，引導之難在於引導者會出於自身利益刻意將受眾引上歧路。

　　女人對鑽石的喜愛和對其他奢侈品一樣，她們並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需要別人告知。於是，廣告中的明星不厭其煩地引導說你需要鑽石，哪怕傾盡家財也要擁有，因為它意味著天長地久。

　　引導之難更體現在人深處的望。如果做沒有一種讓人到飛的感覺，誰會樂此不疲地去做呢？而沒有了繁殖的衝動，人類不過是地球上眾多絕種生物中的一種罷了。

　　對同類的惻隱之心使人類超越了獸，但望又將他們打回了原形。人之複雜端賴於此。

　　文化依靠製度保障，製度需要文化促進。西漢的路溫舒曾在《尚德緩刑書》中提出過一個非常前衛的觀點：言論，即便是胡說八道、誹謗朝廷，發言者也不應該被定罪。因為隻有在寬鬆的言論環境下，真知灼見才有麵世的機會。

　　由於辭藻過於華麗（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此文還光榮入選《古文觀止》。

　　早在漢朝，路溫舒就開始探討言論自由的問題，又比西方早了兩千年。

　　可惜，兩萬年都沒用。對一個政府，不要看它說了什麽，要看它做了什麽。沒有用製度的形式確立下來，再美的文化也不過如流星般一閃而過。

　　言論自由得以在美國實現源於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長期眾口難調的文化氛圍又使美國人達成了“中原則”的共識，即隻要是一個人就有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這和他是好人壞人沒有關係，和表達出來的東西是真理還是謬論也毫不相幹。

　　於是，一種默契建立了起來：自由的前提是不傷害他人的自由。

　　這種製度與文化的良互動在古代中國幾不可見。其實，穩若磐石的體製或許對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意義重大，但並非不二選擇。

　　中國文化的模糊體現在象形的漢字裏，西方文明的邏輯體現在排列組合的字母中。幾千年來，文化的可能被咂摸透了，卻仍未推導出有實質進步的製度。容閎敏銳地看到，再拖下去不過是將今天的問題留給子孫，多幾代人受罪而已。變，已成定局，無可阻逆。

　　這場討論在袁世凱幼小的心中投下了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蝴蝶已輕輕振動了它的翅膀。

　　隻要努力，沒有什麽事是搞不砸的

　　赴任南京後，袁保慶發現，袁世凱對讀書根本不感興趣，幫他處理起公務來倒是得心應手。

　　在揚州拜會退休的前雲貴總督張亮基時，袁世凱的機深受其喜愛。

　　張亮基做了一個後來讓他悔恨不已的決定：留下袁世凱，同自己的兒子一起讀書。

　　袁保慶同意了。

　　張亮基聘請的名師叫王伯恭。於是，在王老師悠久的教學生涯裏，第一次領略了什麽叫霸氣外。

　　本來，王伯恭布置的課後作業題目很和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誰知第二天收作業時，映入眼簾的卻是殺氣騰騰的文字：東西二洋，歐亞二洲，隻手擎之不為重，吾將舉天下之士席卷囊括於座下，而不者猶將深入。堯舜假仁，湯武假義，此心薄之而不為（五四先聲？）。吾將強天下之人拜手稽首於闕下，有不從者殺無赦。

　　王伯恭震驚了，登時許劭附體，針對袁世凱發表了一通清朝版月旦評：不以殺伐定國，就以殺伐世。

　　袁世凱見王伯恭對他有了成見，愈發不想讀書，找到張家一個親戚，和他打賭比食量，輸者給錢。

　　袁世凱一口氣吃了十個饅頭、二十個雞蛋。對方認輸，但不願付錢。大頭不依，硬他吃了等量的食物，結果導致其大病一場。

　　袁世凱還覺得不過癮，索唆使張亮基的兒子偷了家裏的錢一起去嫖娼。

　　張亮基發現後，把袁世凱趕回了南京。這倒正合他意，早就待得不耐煩了。

　　秦淮河、莫愁湖，這些酸腐文人們天喜地期期艾艾的場所袁世凱一般都是拉幫結夥騎馬閑逛的，偶有所感也不拘韻律，寫些豪氣四溢的打油詩：我今獨上雨花台，萬古英雄付劫灰。

　　謂是孫策破劉處，相傳梅銷屯兵來。

　　大江滾滾向東去，寸心鬱鬱何時開。

　　隻等羽一豐，飛下九天拯鴻哀。

　　雖無韻味，但礪之中英雄之態畢。十二歲的袁世凱未必明確人生的目標，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想當人，隻想當神。

　　1873年，袁保慶因患霍，在鹽法道任上去世。治喪委員會中，兩個重量級的人物走到了台前——淮軍名將劉銘傳和吳長慶。

　　當年吳長慶他爸在安徽廬江辦團練，被太平軍包圍，生死懸於一線。正好世袁甲三就在鄰近的淮北鎮撚軍，吳長慶縋城而出，單匹馬去求援。

　　誰料袁甲三長子袁保恒不同意分兵去救，侄子袁保慶倒是力主救援，數議論不絕，廬江城破，吳父敗死。吳長慶痛感袁保恒顧己不顧人，與之絕。對袁保慶卻感激不盡，與之結義，情深。

　　袁保慶死時，官居從一品提督的吳長慶早已為淮軍打造了一支勁旅，名為慶軍。

　　在長輩的幫襯下，十四歲的袁世凱辦完喪事，同養母牛氏扶柩還鄉。

　　一年後，生父袁保中的死給袁世凱帶來更為沉重的打擊，要不是堂叔袁保恒回鄉省親，認定世凱是可造之材，將他帶在身邊悉心指點，大頭的童年鐵定悲催了。

　　1876年（光緒二年），袁保恒升任刑部侍郎，袁世凱同三哥袁世廉一道，隨堂叔入京。

　　北京。

　　袁保恒與任內閣中書（內閣大學士的屬官）的弟弟袁保齡共同擔負起“世”字輩的教育責任。

　　盡管師資隊伍堪比乾元國學班，袁世凱花在研究兵書上的時間還是遠遠超過了讀四書五經。不僅如此，關心國家大事的他還經常寫雜文諷刺時弊，顯然是受了容閎的影響。

　　袁保齡給多動而勤奮的袁世凱下了“中上美材”的評語，袁保恒更是“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時事”一直帶在身邊幫他上傳下達。

　　袁世凱思維敏捷，逐漸對官場的遊戲規則了然於，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袁保恒卻給侄兒敲響了警鍾，指出他性格上的弱點：思慮太多，防患太深，後遇大事恐難立斷。

　　袁保恒的眼光是極準的。他曾痛心於《南京條約》簽訂時，清朝官員連香港在哪都不知道就割了出去，未雨綢繆地建議清廷在台灣設置巡撫，並得到采納。

　　然而，袁世凱究竟善謀還是善斷，仍言之過早。

　　十七歲那年，大頭回老家參加鄉試（此前已花錢捐了監生，跳過考秀才這關）。名落孫山的結果原在意料之中，也不丟人，畢竟舉人考了一輩子的大有人在。不過你非要跟十六歲就中舉的梁啟超比，人生還是幻滅的。

　　鑒於古代交通落後，回趟家比較折騰，落了榜至少把婚姻大事解決了也算不枉此行。於是，陳州大戶人家的於氏成了袁世凱的發，後來為他生下著名禍袁克定。

　　於氏雖是富家小姐，但不懂禮數。頭幾年感情尚好，有一次她穿著紅色繡花緞帶進出，袁世凱還跟她開玩笑，說穿得像“馬班子（女）”

　　於氏覺得受到嘲，反擊說：“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

　　袁世凱的生母正是姨太太。

　　因為這句話，夫反目，感情漸冷淡。

　　完婚後，袁世凱赴京繼續攻讀。

　　行屍走

　　學海無涯的生活也曾讓大頭萌生退意，想回河南官場謀個飯碗。每有此念，都被袁保恒嚴厲製止。在堂叔的言傳身教下，大頭獵取功名的誌向漸高漲。

　　鏡頭中的大頭以各種姿勢在各種場合專心苦讀，直到光緒三年（1877）的到來，快速剪輯戛然而止。

　　史稱“千古奇災”的“丁戊奇荒”爆發了。

　　饑荒持續四年，囊括五省，波及億人，死亡千萬。

　　曆來災荒，至次年夏收前達到高。赤地千裏的河南屬於重災區，人相食是必備曲目。據大頭家信上記載，人明碼標價，二十八文一斤。

　　饑民們扶老攜幼，組團逃荒。結果跑到陝西，發現同樣無以為生，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輾轉徙之中，凍餓加，死屍盈路。

　　作為河南籍的官員，袁保恒被任命為幫辦賑災大臣，赴河南賑災，袁世凱隨行。

　　隨行的結果是大開眼界。各州縣官要麽遇災不報，要麽借口賑災加重科派。碰到幾座敷衍了事設的粥廠你也不要過於興奮，鍋裏熬著的永遠是清湯寡水。

　　這要擱清宮戲裏，沒準劉統勳大人還能從天而降，高喊著“筷子上浮，人頭落地”斬殺幾個貪官墨吏。

　　可惜，生活不是電視劇，是比《隔山有眼》還血腥的B級片。袁世凱看到，災難打開了人心深處的潘多拉魔盒，天災很快演變為人禍。

　　一群婦女占領了一個大戶人家，在裏麵生火做飯，吃個光後又轉戰下一家。男人們見效果不錯，紛紛組團，挨村搶糧。一個知府因此被就地罷免，下麵的知縣維穩壓力陡增，為保頂戴，隻好將為首的“暴民”抓起來關進籠子裏活活餓死。

　　一個姓丘的男子，十多年前作為當地四十個村的首領，曾率領眾人抵抗太平軍。此刻，他又被推舉出來，饑餓難當的村民希望他能帶頭造反。丘同學拒絕後逃跑了，憤怒的村民像“憤怒的小鳥”一樣衝進他家，殺死了六個家屬。

　　在這片絕望的廢土之上，還行走著一個著名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此人後來創辦了山西大學堂，活躍於晚清政要之間，被清政府賜予一品頂戴。

　　此時的他從太原出發，邊走邊看，越走越慘，為我們忠實記錄下了比弗拉哈迪的《北方納努克》還鮮活的第一手資料：1月29（1878），太原以南140裏：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碰到了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兒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最後她把孩子放在了雪地裏。

　　1月30，太原以南290裏：

　　隨處可見肥胖的野兔和狐狸，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麽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1，太原以南450裏：

　　碰到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拐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

　　看到有人磨一種軟的石塊，像做石筆的那種材料，磨成細粉後賣出，每斤三文錢。摻上點兒雜糧和樹，可以做成餅。我嚐了一口，味道像土，事實上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這種東西，許多人死於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繼死去。他們都是煤礦工人。第一個被葬在兩個缸裏，一個裝上半身，一個裝下半身。七天後，另一個也死了，卻再也沒有缸了，屍體被放在地上。第三個非常虛弱，當我們給他埋屍體的錢時，他都下不來炕。

　　2月2，太原以南530裏：

　　在洪縣，我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人的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另一邊是一堆女屍，她們的衣服都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不遠處，男屍和女屍被分別扔進了兩個挖好的大坑。

　　在這個地區，路邊的樹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剝去吃掉了，漫漫長路一片慘白。我們路過的許多房子沒有門窗，因為都被當做木柴賣掉了。廚房裏的鍋碗瓢盆沒有動，隻是因為不能變現成錢。主人已經逃走或死掉了。

　　2月3，太原以南600裏：

　　今天隻見到七個人，都是男的。這很好解釋：我們每天都碰到載婦女去外地販賣的大車。也有步行的旅客，都帶著武器自衛，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樣。有的扛著梭鏢，有的帶著閃閃發光的劍，有的則背著已經生鏽的刀。這正是他們悲慘處境的寫照。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斷有反動村民的代表找到李提摩太，勸他率領大家去搶大戶，抵抗來自官府的鎮。

　　百姓洋人官的遊戲的確是現實最好的縮影，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生生相克，循環不息。

　　之前，李提摩太曾帶著兩千兩白銀拜訪山西巡撫曾國荃，提出要賑濟災民。曾國荃對他懷有戒心，處處設防，氣得李提摩太在記中吐槽道：如果中國政府不那麽自負，聲稱隻有自己是文明的，從野蠻的西方人那裏學不到任何東西，數以百萬人應當能夠得到拯救。

　　憤怒沒有使李提摩太變成阿拉伯的勞倫斯，而是默默地開展自己的本職工作——傳福音。

　　幾周前還傳著關於天主教拐小孩的謠言似乎一夜之間銷聲匿跡，一幫生下來就給佛祖磕頭的村民爭相砸爛了家裏的佛像，改信上帝。

　　獨裁的藝術

　　袁保恒開始同情因賑荒不力而被罷免的前任河南巡撫。

　　允諾撥給的錢糧遲遲不到位，每提出一筆籌款都要專門拜折請求，曠持久的“部議”後還得看戶部書吏的臉色，好不容易批準了一筆等不到發放災民早就不知死了幾撥人，你叫我怎麽賑荒才算力？

　　授命伊始就有人勸他推掉這費力不討好的活，袁保恒凜然道：“事君致身，蹈白刃亦不敢避，豈以艱危所阻？”

　　袁世凱清楚地記得，那天，堂叔以莊嚴的形式對天起誓說：“倘保恒玩視賑務，有款不思力籌，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殛（jí）之。”

　　袁世凱清楚地看到，堂叔確實鞠躬盡瘁了。作為賑災的幫辦，比總辦河道總督李鶴年還盡心。他輾轉奔波，多方籌措，見動員富人捐輸已無人響應，便以個人名譽作保，以一分的高息借貸，卻仍所獲無幾。

　　各地粥廠請求接濟的公函堆積如山，袁保恒無言以答，終枯坐，三個月裏，眠食俱廢。

　　袁世凱不想問：如此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若神明仍要殛（殺）之，要此神明何用？

　　可惜老天真的了風，袁保恒感染瘟疫，死在了開封的賑務公所。

　　對於這種兢兢業業死在任上的勞動模範，政府當然不會放棄樹典型的機會。“文誠”的諡號不可謂不尊。

　　有清一代“文正”為文臣最高諡號，隻有曾國藩、劉統勳等八人。

　　“文忠”次之，如李鴻章、林則徐、胡林翼。

　　“文襄”再次，如左宗棠、張之。

　　剩下的文端（鄂爾泰）、文恪（高士奇）、文恭（翁同龢）、文誠（丁寶楨）等也都根據其生前事功（如諡文端的一般是理學名臣）嚴格論給。

　　總之就是倆字：稀缺。沒當過翰林就甭想了，除非你有左宗棠那樣的如天之功，才可能打破常例，憑借舉人的身份撈到一個文襄。

　　然而，對現實感極強的袁世凱而言，文什麽都不過是文過飾非。

　　他徹底心涼了。

　　接連失去養父、生父和叔父，再堅強的人也拔涼拔涼了。

　　賑災五個月，袁保恒廉潔奉公，自己和隨從的餐旅費均從俸祿中支取，未敢動一文賑款。可惜，他的以身作則沒能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任何官員的準則。

　　自古賑災有多黑，現在的國人都可以想象。而袁世凱在基層看到的，卻是一幅遠比貪墨賑款更為複雜，更令人絕望的畫麵。

　　晚清沒有非政府組織，像李提摩太這樣漂在中國實心救人順便傳教的牧師還有很多，究竟是不是像憤青所言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不好說，但人都要餓死了，你草菅別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大義”這不是愛國者是愛國賊。

　　時任河南學政的瞿鴻禨就上奏朝廷，指責洋人熱心賑災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機收買人心。

　　迂腐果然不是一天練成的。

　　清廷接到奏折後，立刻指示受災各省，如遇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河南尤其保守，官民上下一心，不準洋人逗留，更不許涉足賑務。開封市民還自覺張貼告示，聲稱“寧可食夷，不可食夷粟”——義正詞嚴地綁架你愛國。

　　且慢嘲笑這自上而下腦殘加自殘的舉動，它是有其內在邏輯的。

　　作為一個部門主管，當他麵臨團隊成員的信任危機時，最好的辦法便是塑造一個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假想敵——當有危險近時，人類總是容易盡釋前嫌攜手與共。

　　哈耶克也持同樣觀點：把“我們”和“他們”對立起來，是將群體步調一致地團結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善於製造敵人和營造緊張氣氛，是每個立誌成為傑出獨裁者的政客的必修課。

　　於是，一場慘絕人寰的饑荒卻沒有起大規模的民變，傳教士的“轉移視線”功不可沒。

　　鐵打的倉鼠水的朝

　　每天都是煉獄般的慘象。

　　在袁寨長大的袁世凱從未如此真切地耳聞目睹底層的真相。他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驅馳於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凍裂，毫無懈意，參佐袁保恒辦理賑務。

　　而此刻，堂叔已死，料理後事、交接公務的重擔全部落到了不二十歲的袁世凱身上。

　　出色的表現感動了新任的河南巡撫徐宗瀛，他決定按月發給袁世凱三十兩銀子作為薪資，卻被大頭拒絕了。

　　“先叔辦理賑務，自備斧資，未支公帑，今於身後背之，可乎？”袁世凱那雙圓圓的大眼中透出的真誠讓徐宗瀛感佩加。

　　詩言誌。

　　“不受金錢不受名，大權在手世人軟。”大頭的詩早就表明了他求的是什麽。

　　世間求官之人多如過江之鯽，官場上的人情練達袁世凱早已諳。也正因看透，他從不指望下麵的官員胥吏能實心放賑，寧可自己勞碌奔波，將錢糧親手送到可靠的士紳府上。

　　而士紳，這個向來被視為官民之間緩衝帶的階層也正在淪陷。袁世凱親眼看到，一個家有良田五百畝的地主想低價拋售土地以換取糧食，找了好幾個買主，出價都低得近乎白送。絕望之餘，他在全家人吃的飯裏放了砒霜。

　　袁世凱不斷問自己：為什麽？

　　他瞥見了路邊的糧倉，那是政府設在各地的官倉。

　　自古糧倉係國脈，可眼前這些糧倉，還有幾座能承擔起救濟災民的重任？倒賣官糧早已司空見慣，碩鼠們為補虧空，在餘糧中摻沙子摻石灰；為應付檢查，又將糧倉改造成瞞天過海的“夾心倉”

　　逐利，成了所有人生命中唯一的主題；逐利，一切無所不用其極。這片土地，似乎早已被上帝遺棄，自生自滅，永無救贖的可能。

　　於是，全民逐利，全民焦慮，萬物擾心，心智俱滅。

　　以陝西糧道為例。該廳局級每年花在請客送禮上的銀子大約五萬兩，而進項卻達六萬兩，這意味著有一萬兩可以中私囊。

　　依法收糧肯定不會有這麽大筆橫財，但中國曆來有法製無法治。於是，無法無天的衙役在收糧時總會變著法兒的多收，簡稱“浮收”

　　關於浮收，蘇州府常縣的一塊石碑上有詳細的記載，花樣繁多，令人叫絕。國人的想象力隻有在殘害同類時才會被發揮到極致。

　　這些專業很強的技術活有：淋尖、踢斛（hú）、側拖、虛推…

　　以“淋尖”“踢斛”為例，當你糧時，要把糧食倒進官府準備好的斛裏。你倒著倒著，最後肯定有一部分超過斛口吧？超過斛口就呈尖錐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衙役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準斛猛踢一腳！此時超出斛口的穀粒就會震落到地上。當你慌忙去撿時，衙役會大聲叫喊：“別撿，那是損耗！”

　　由於常年幹這個，衙役都輕車路，效率很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筆不菲的合法收入。

　　想逃稅漏稅？那是不可能的，這玩意兒從古至今都是富人的專利。針對個把實在窮得叮當響以至不起糧的“刁民”有知縣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損招：將欠糧作為衙役的工資，拿著白條去收租，充分調動衙役的工作積極。

　　真可謂同為專製奴，相煎何太急？

　　當鏡頭切回來時，畫麵中的袁世凱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恒的靈堂前。

　　薄西山，吊唁者都已離去，落暮寒鴉平添了幾分秋意。孝服寬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凱的雙眼，卻遮不住他心底的萬千疑問。

　　值嗎？

　　堂叔的遺像臉滄桑，卻永遠無法回答袁世凱的問題了。

　　袁保恒無疑是個好官，但好官的標準又是什麽？

　　結果正義？隻要達到目的，可以不問手段。問題是如果沒有原則，底線一退再退，誰又能保證自己不打著正義的旗號謀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麵目示人的官員最終鋃鐺入獄？

　　程序正義？劣幣天天驅逐良幣的官場從來與該詞絕緣。在中國，有時製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為了破壞它，每個人都一邊咒罵一邊百舸爭地挑戰著既定規則。

　　對袁保恒來說，上報朝廷，下濟萬民就是好官。可這人的朝廷當真值得一報？

　　順治十二年（1655），清廷討論如何處置人所蓄漢奴逃跑的問題，漢官趙開心主張寬仁，順治當場發飆：“謀國不忠，莫此為甚！”

　　康熙子承父誌，隔三岔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這種先進武器屬於八旗軍專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鑄造。

　　政治高使百官噤若寒蟬、渾渾噩噩，寧可阿彌陀佛，絕不冒犯天顏。

　　一直到曾國藩這代，閉著眼睛混不過去了。身處一線，戰爭是真刀實，割地是真金白銀“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一句“孔子不會打洋”讓儒生們無言以對。

　　外部的壓力促使權力從人轉移到漢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誰都清楚這隻是權宜之計。

　　族統治者從不代表漢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問題是它連普通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為不準經商的規定，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被活活餓死的旗人不知凡幾。

　　而指望根本沒有國家概念的親貴們代表國家利益就更不現實了。

　　總而言之，是“三個不代表”

　　攤上這樣的國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凱發現，中國農民的生活似乎已經凝固了上千年，農具是世代相傳的犁耙，衣服是家紡的土布。住宅則一律由泥土築成，鋪上一層高粱稈抹上泥漿就算是屋頂。

　　而當你采訪那個臉憨直的農民，問他的人生理想時，他會告訴你：像皇帝一樣每天都有大餅吃，吃了就休息…

　　不是順民便是暴民，就是沒有勇於承擔責任的公民。千人一麵的生活規律、思維方式固化在每一個基因的堿基對當中，不願妥協、拒絕雙贏讓曆史隻有成王敗寇一種軌跡，政治文明製度建設則裹足不前。

　　當張獻忠得知李自成稱帝時，立刻在四川大開殺戒，其行為邏輯是：我做不成皇帝，你也甭想做得安穩。於是，一個個充了小聰明的中國人組成了一個奇缺大智慧的民族。

　　悶雷轟鳴，震得袁世凱微微揚起了頭。

　　臉色依舊陰沉。

　　外麵傳來“下雨了”的人聲，興奮中透著驚詫。

　　秋風秋雨愁煞人，此刻帶來的卻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悅。袁世凱緩緩起身，踱至門前。

　　大雨濺起的泥水阻擋不住人們的熱情。戲水的兒童，跪謝上蒼的老人，喜極而泣的婦女…

　　而同時，他們又是失去親人的孤兒、鰥寡和遺孀。

　　遙遠的時空，隱隱傳來陶淵明的歌聲：“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死去的人們啊，早早安息吧，因為親人的悲痛也不會持續太久。活在中國，是一種修行。佛曰七苦，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再深沉的苦難也隻能化為前行的動力，畢竟生活還要繼續。

　　草民或許不懂那些高深莫測的道理，但心中一定都裝著一個書名：《活著》。

　　而從全知視角看，那些懷揣著自私與虛偽，在荒漠中自相殘殺的人們又是何等的可悲可憐！

　　雨水模糊了袁世凱的雙眼，眼前出現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畫麵：一個知縣，把鎖鏈戴在手腕和腳踝上，步履艱難地穿過縣城，去城郊的龍王廟求雨。龐大的人群默然無聲地跟在他後麵，每個人的頭上都戴著柳條帽；一個二十出頭的少婦乘坐渡船，猶豫著要不要把懷裏的嬰兒扔進河裏。最終還是母愛占了上風，她神色悲苦地將嬰兒緊緊摟住；幾天後，又是這個女人，在一個婦女買賣市場。買主都是從災情較輕的地方來的男人，對“商品”的唯一要求是不能帶孩子。女人被一個光相中，喂完最後一次，難舍難分地擱下了孩子…

　　餓殍千裏。

　　慘象，使袁世凱目不忍視。狂風暴雨中，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淚。

　　亡了清廷，給人民一個代

　　腳下的土地，是地球上唯一從未中斷過的文明，即使強大到讓整個世界都顫抖的蒙元，也未曾撼動其文化根基。然而，這一切的代價是它的苦難從未中斷。

　　一個國家，最為深重的苦難莫過於易子相食，但在中國的曆史上，這樣的人倫悲劇卻屢見不鮮到讓國人可以視生死如兒戲。

　　緊閉的雙眼終於屏蔽了幻覺，袁世凱的耳邊又漾起幻聽。

　　在這片法度淩夷道德淪喪理想崩潰真愛無蹤的大地上，祈禱已是惘然。每個人，每條生靈，隻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叢林法則的指引下，汲汲於爭得宿命之外和生存之上的些許幸福。

　　反抗、呐喊、諷刺、詛咒都已徒勞，罪惡的體製造就了罪惡的虛無。它像黑一般，如泥淖一樣，你越是掙紮越是淪陷。它噬的何止是對正義和良知的信心，簡直就是你的靈魂——如果還有的話。

　　你曾經如此堅信光明，正如你現在如此篤信黑暗。

　　千古一夜。

　　黑暗的時代是漫長的，當我們極目遠眺，會因為那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黑夜而沮喪絕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隻能用歲月，用無數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點一點地填充。

　　堆砌的過程中，大人無德、中人無、小人無賴。各種荒誕不經的劇目每天都在上演，每個人既是災難的製造者，又是痛苦的承受者。岸，在哪裏？

　　袁世凱伸出手去，舉過頭頂。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鳴。

　　“大野龍方蟄（蟄伏），中原鹿正肥。”（作於十三歲）

　　“我向天張巨口，一口盡胡天驕！”（作於十四歲）

　　如果你覺得反意森然，那是因為不了解大頭。

　　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於一個由異族統治，上層故步自封中層百般漁利下層愚昧無知，根本無法達成任何共識的君主專製國平穩過渡到民主共和國，何異於癡人說夢？

　　即使清廷出於維穩壓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頒的法令也隻會淪為官員盤剝民眾的新式武器，從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賄越多”的怪圈之中。

　　內憂外患下，最壞的結果是爆發革命。從湯武革命開始，中國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設。

　　托爾斯泰評價血成河的法國大革命時說：“它宣告了無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訴諸暴力，便都成了謊言。”

　　自由的口號成了殺人的理由，專製的暴政變為革命的暴政。

　　怎樣才能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一劍封喉地殺死清廷，締造共和？

　　頂層亡清。

　　當這四個字在袁世凱腦海中閃現時，一道閃電劃破了黑雲籠罩的天空。

　　他微微顫抖，口起伏，直至放聲大笑！

　　袁世凱，先知看到的，你看到了。先知做不到的，你替他們先行。你說過，要是你手上有十萬兵，便可橫行天下。我知道你不想立言隻願立功，你的誌向是“萬裏江山眼底橫”

　　然而，這畢竟是一台人類有史以來最為龐大且黑暗的政治機器。“眼前龍虎鬥不了，殺氣直上幹雲霄”（作於十二歲），怎麽辦？

　　黑納一切，將萬物碾成齏（）粉。我卻要與黑同黑，融為一體。在遵循其運作邏輯，從內部窺測到全貌，纖毫畢現後瞄準破綻，一擊斃命！

　　這是肢解清廷的不二法門，用大頭後來的話說，類似於拔樹：專用猛力，拔不出樹；過分去扭，樹又會折斷。隻有一個辦法，就是左右搖撼不已，把樹的泥土鬆動後，不必用大力氣便可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樹，還是兩百多年的老樹，拔起來不容易。鬧革命，都是些年輕人，有力氣卻不懂如何拔樹，鬧君主立憲的懂得拔樹卻沒有力氣，我今天忽進忽退，就是在搖撼大樹，等到泥土鬆動，自然會被拔出來。

　　雨停了，雲開見。

　　陽光把袁世凱的臉龐映得緋紅，他終於明白，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無黑暗的時刻，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無卑下的情，而是永不被卑下所屈服。

　　轉身時，目光又和堂叔相遇。

　　四目相對中，靜謐被隱隱傳來的唱聲打破：為什麽要苦苦去挽救黃昏呢？

　　那隻是落的背影。

　　也不必取大澤與長江，

　　那隻是落的倒影。

　　與其窮追蒼茫的暮景，

　　埋沒在紫靄的冷燼。

　　何不回身揮杖，

　　麵奔向新綻的旭？

　　“求官建功，拯救天下”這是袁家陳陳相因的祖訓，而直到袁世凱的出現，才被賦予了新義。

　　“以殺止殺，而殺殺人者，殺即止矣。”（作於十六歲）

　　殺人者，清也。

　　死者的名單，罄竹難書！

　　孫承宗、史可法、張煌言、劉宗周、倪元璐、施邦曜、陳子龍、夏完淳、黃道周、李定國…

　　在明末所有名將裏，隻有李定國的軍隊敢和八旗鐵騎打野戰；隻有李定國擊破了“女真萬不可敵”的神話；隻有李定國能一條道走到黑，在崇禎吊死煤山二十年後還同清鬥。

　　南明“監國”無數，朱由崧朱由榔朱由榛，都是浮雲，隻要李定國還有一口氣在，大明就一息尚存。

　　可惜，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戰至山窮水盡的李定國最終死在了中緬邊境，臨死前仍不甘心，焚表告天：若明祚未絕，乞賜軍馬無災，俾各努力出滇救主。若天數已盡，乞賜定國一人早死，無害此軍民！

　　每每讀此，袁世凱都熱淚盈眶。

　　然而，在一個目力所及皆是蹣跚學步的鵝的國家，當英雄，代價何其高昂。

　　災難降臨時，隻有跪下來順服的，沒有站起來抗爭的；災難過去後，隻有站起來控訴的，沒有跪下來懺悔的。

　　英雄，不死於殉道即死於獻祭。

　　可不當英雄，便不是你袁世凱了。

　　為天下人複仇，既非出於私憤，也無文人之酸腐。

　　一切，都正如他兒時立下的那個鴻鵠之誌：

　　願芳百世，毋遺臭萬年。

　　徐世昌的《燒餅歌》

　　袁保恒的死意味著中砥柱的坍塌。

　　精神大樹倒下後，經濟上，袁家也開始麵臨拮據。

　　袁保齡繼承其兄遺誌，回鄉賑災，被朝廷授予三品頂戴，擢為道員。但每月一百兩的俸祿仍不足以負擔整個家族的開支。

　　於是，按照“保”字輩的人數，袁家分了家。

　　袁世凱繼承了養父袁保慶的一份遺產——三頃土地和一些積蓄。看似很多，但得養活七八口人，異常艱巨。

　　生活是一具埋在你家後院的屍體，逃也沒用。

　　而束手就擒顯然不是袁世凱的風格，他從項城搬到了陳州。

　　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而大頭已經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要知道，多少人耄耋之年也未必能活明白，未必清楚自己想要什麽。

　　裘馬輕狂的袁世凱，離了長輩的管束，經常“馳騁郊原，飲數鬥”又因慷慨樂施、打抱不平，寒門士子多依附為生，推其為首領。

　　對袁世凱而言“金銀散而人心聚”不是權術。散盡家財，結好友是他內心深處最熱切的渴望。那些一邊表演大方一邊辱罵大頭的偽君子不明白的是，人心都是長的，智商是差不多的，能讓一群喜歡內鬥於算計的中國人對你心服口服、愛戴有加，若沒有《非常嫌疑犯》裏的凱文·史派西的演技，你就實心實意待人以誠吧。

　　畢竟人情不是一錘子買賣，靠演戲，很快會體力不支的。

　　兩個文社（麗澤山房、勿欺山房）在袁世凱的資助下建立起來，盛名遠揚，連陳州知府吳重熹都經常到此詩酒連，將大頭引為至。

　　可惜，人生如戲，總在NG。當年秋闈，雄心的袁世凱再次铩羽而歸。

　　大頭怒了。

　　有範進墊底，落榜兩次隻是起步價。平心而論，科舉其實很公正。袁世凱閱讀量大，見多識廣，但文字功底不行。風遺塵整理製作。

　　現實感很強的他決不會像洪秀全那樣三次不中還去考，生生把自己考成一朵奇葩，最終禍天下，害人害己。

　　當你下定決心轉變時，上天都會為你安排一個轉折。

　　於是，在“火燒詩文”這場戲中，大頭遇到了對他至關重要的一個人。

　　徐世昌。

　　老戲骨徐世昌年長袁世凱四歲，活了八十五年，差點能看見八年抗戰取得勝利。信奉道家的徐世昌深諳進取退守的節奏，在世中若危若安、淩波微步，其屹立不倒的身姿令時人常懷“馮道轉世”之感。

　　徐世昌對袁世凱影響之深，不下荀彧之於曹，張良之於劉邦。

　　初次邂逅，大頭留給徐世昌的印象是“狀貌偉然，殷勤接語”袁世凱的豪言在邏輯上自洽，在感情上誠懇，深深地打動了徐世昌。

　　沒有多餘的語言，兩個青年當場結為生死之。

　　徐世昌對“頂層亡清”不置可否，卻和盤托出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以曾國藩為“”的一端，李鴻章為中點“”的一端虛位以待，可以勾勒出一幅太極圖。

　　鹹豐即位之初曾開過一個神仙會，讓列位愛卿討論“用人行政”之道。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鹹豐嫌他迂腐，批了個“名雖甚善，實有難行”

　　曾國藩比較實在，提出用人有“轉移之道，培養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偏廢”鹹豐高興地批了個“切中情事”

　　聲稱“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曾國藩代表了那個時代最理性的思考。然而曾幾何時，曾國藩也是個血氣方剛、黑白兩分的熱血青年，敢上疏罵皇帝“徒尚文飾”直到在軍營裏待上幾年，才真正明白喇叭是銅鍋是鐵。調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酬，不問情勢，有聖旨也沒用，基本屬於“苟無人情，百求罔應”

　　且中國人缺乏精確“一串錢”的概念永遠不是你預想的“一百文”在陝西是八十三文，在直隸是三十三文，從無一定之規。

　　清亡之後，古城北京開始現代化的改造，需要建設用的工程藍本和施工程序，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啟鈐隻找到一本《大清會典》。

　　這是記述清朝典章製度最權威的書，其中建築規範的工程做法部分隻有薄薄的幾十頁，所有數字都被改成“若幹”二字。

　　為什麽官府不記載這些技藝？朱啟鈐說：“執筆寫文件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字都繁複，寫到文件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幹脆都刪汰了。”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實權便落在書吏手中，想寫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不務實，可乎？

　　實事求是讓曾國藩出類拔萃，但到底還是難以超越其所處的時代。於是，傳世的文字百萬言，卻終歸跳不出程朱理學忠君孝父的窠臼，意在扶清也就不難理解了。

　　李鴻章則不然。他繼承了老師現實的態度，卻摒棄了過時的教條，乃能輕裝上陣，輾轉騰挪。

　　在一次由淮軍和戈登的“常勝軍”組成的聯軍攻打蘇州時，李鴻章為減少傷亡，策反了同太平軍守將慕王譚紹光不和的八個將領。在戈登的擔保下，他允諾隻要取了譚紹光的首級，開門獻城，則必為八人論功請賞。

　　可惜，當清軍降成功，兵不血刃地拿下蘇州時，八個降將和所有太平軍卻被斬殺殆盡，氣得一直被蒙在鼓裏的戈登提著洋要找李鴻章算賬。

　　庚子國變，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奉命北上收拾殘局簽訂條約，臨行前在香港秘密會見了港督卜力。

　　李鴻章單刀直入：“英國希望誰做皇帝？”（彼時慈禧已位居八國聯軍開列的戰犯名單之首）

　　卜力：“如果光緒皇帝對這件事（拳）沒有責任的話，英國不反對由他出來繼續維持統治。”

　　李鴻章追問：“我聽到一個說法，說要是義和團把北京的各國公使都殺了，列強就將出麵幹預，宣布立一個新的皇帝。若果然如此，你們會選擇誰？”

　　停頓了一下，李鴻章盯著卜力的眼睛，意味深長道：“也許是個漢人？”

　　一代人辦一代事，亡清的重任還落不到裱糊匠身上。太極圖另一端人選的輪廓，徐世昌已隱隱約約地看到了。

　　迷路不是沒有方向，而因方向太多

　　事物總是從一個極端發展變化到另一個極端，至即，至即，譬如晝夜替，循環往複。因此也可以說，曾國藩就是袁世凱，袁世凱就是曾國藩，看似相反，實質無二。

　　大頭還記得第一次見曾國藩時，老頭兒長相拙樸如農夫，身邊一隻青藤箱子，長袍上沾著油漬，完全不似一品大員的模樣。

　　而這正符合袁世凱對他的想象。

　　權術崇拜早已融入國人的生活，陰謀論成為衡量世相百態的唯一矩尺。人們口耳相傳著關於曾國藩的神話，在書商的推波助瀾下，距離真相越來越遠。

　　這是一個女生恨不得畢業就嫁入豪門、男生巴不得有內幕消息一夜暴富的投機時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注定學不了曾國藩。

　　曾氏之學類似巴菲特的投資理念，做長線。曾國藩一輩子都在強調勤與恒（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忘則；軍勤則勝，惰則敗），說無論什麽事，要想做成樣子，必須有兩點，一是規模，一是。而這兩樣，都從勤與恒中來。

　　當然你會說，這有啥稀奇的？小學思想品德課就天天聽類似的碎碎念。

　　的確，老曾給的“成功秘笈”知易行難。他不厭其煩地告訴你“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凡全副精神專注一事，終身必有成就”甚至連“不譏笑人，不晚起”這麽迂直的話都拋出來，就是告訴你在中國這壇大醬缸裏要想排除幹擾矢誌不渝，何其之難！

　　當看到京浙會的小姐都開奔馳上班時，你還能繼續淡定地埋頭做好手上的工作嗎？

　　世間從來就沒有什麽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如費裏尼所說“為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曾國藩堅信這一點，所以忍耐到底，徐圖自強，不為人言所動。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懷才不遇時，以“耐冷”為要；貧困加時，以“耐苦”為要；應酬繁多時，以“耐勞”為要；遇到同輩以聲氣得利、晚輩以幹請得榮時，以“耐閑”為要。

　　至於“術”的層麵，曾國藩雖也歸納總結，但從來就不是他研究的重點。

　　因此，老曾的文章，讀來質樸實在，有種你正急匆匆趕路，一好心的老農在旁邊吆喝“小夥子，留神前麵有坑”的親切感。

　　世事如棋豈能盡知？但求步步為營、苦心耕耘而已。

　　晚年的曾國藩半是無奈半開玩笑地對弟子郭嵩燾說，等他死後，墓碑上就刻六個字：不信書，信運氣。

　　誠如斯言。

　　徐世昌認定袁世凱可，也是看重他那股闖勁和韌。這一點在年輕時尤為重要，曾國藩就經常勸勉家中子弟：“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為之，此後必將不肯為矣。”

　　在談到“剛柔”問題時，徐世昌認為，太剛則折，太柔則廢；至剛無剛，至柔不柔。剛柔並濟是理想狀態，但能做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又有幾人？

　　袁世凱則深信“至柔可以克萬物”

　　徐世昌卻告訴他，曾國藩不會這麽說。

　　很好理解，湖南人霸蠻。

　　曾國藩認為柔弱本身無法製勝，必須包含雄奇之力。比如你不能看到瀑布雄偉就說水的力量很大，水本身是至柔至弱的，之所以能產生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心念及此，徐世昌心裏咯噔了一下：也許這正是二者的差別！一個強弱，體用（保清的曾國藩）；一個強弱，體用（亡清的袁世凱）。

　　如果說“寓深雄於靜穆之中”的曾國藩在人生的盡頭栽到了天津教案上，那麽“負以抱”的袁世凱會怎樣？

　　徐世昌還看不透。

　　他唯一能看透的是一個趨勢：從兵為國有到兵為將有。

　　為什麽《走向共和》裏的袁世凱總喜歡說“知我者，菊人兄也”？

　　因為知袁者，徐世昌也。

　　大頭從懷裏摸出一封信，一封永定河河道周馥（1837—1921）寫給李鴻章的推薦信。被舉薦人是袁世凱。

　　周馥和袁保齡曾同為李鴻章帳下幕僚，私甚好。袁保齡見侄子在家鄉花光了積蓄，又沒考上舉人，有心幫他一把，但自己寫薦書有請托之嫌，便讓周馥出麵。

　　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炙手可熱勢絕倫。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不難想見。

　　徐世昌的看法同袁世凱如出一轍：李鴻章帳下進士如雲，你要不是個舉人，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可大頭隻是個秀才，還是買的。所以，平台雖好，齊大非偶。

　　袁世凱的想法是投奔時任浙江提督的吳長慶，敘述一番後，徐世昌然其說。

　　世即將到來，千言萬語都濃縮在四個字中：兵為將有。

　　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南下途中，經過上海。

　　古來成大事者必有三項過人之處：愛才如命，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第一條自不待言，而後麵兩條，大頭更擅長使錢。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金錢收買不了的人十個裏有一個就不錯了，因此，武力消滅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上海灘遍地都是黃金，可袁世凱沒找著錢卻找到了真愛——晚清果然不是一個平庸無奇的小時代。

　　十裏洋場的繁華還來不及欣賞，盤便即將告罄。袁世凱宅在旅店心急如焚，崩潰得直用他那顆大腦袋撞牆。

　　一個冬日的午後，寂寞的大頭在閑逛時不住惑，鑽進了一家院。

　　穿過嘈雜的人群，從天井向二樓一處僻靜的角落望去，一個身著白色旗袍的女子側倚著欄杆，正靜靜地練笛。慵懶的陽光將空氣裏的塵埃打得顆粒畢見，沐浴著光輝，女孩清秀的臉龐顯得格外動人。

　　乍見之下，袁世凱站住了，像被電擊穿全身。一個三百六十度的搖鏡頭全景式地展現了他內心莫名的驚喜，好似納蘭容若猛然間又見初戀情人時的“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

　　大頭心道：“如果世間真有曹子建筆下‘穠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如約素’之人，那一定是指眼前的這個女子。”

　　她叫沈玉英，蘇州人。為了她，袁世凱頭金盡，兩人墜入愛河。

　　人言*****無情，但沈玉英是真愛袁世凱。

　　大頭年輕時身材尚未發福，除了頭大一些，整體上屬於一表人才。再加上能說會道，天生把妹達人，沈玉英被哄得死心塌地，拿出私房錢給大頭當盤，勸他早離上海，另謀出路。

　　愛情不是張嘴奧迪伸手迪奧，而是曇花一現的夢幻泡影。真正走到最後的，是情義。沈玉英讓杜十娘不再是傳奇，更羞煞了一幫拜金比拜佛還虔誠的上海女人。離別前，玉英備酒送行，含淚對大頭說：“你走以後，我就出錢贖身，搬出青樓。切記努力功名，不要相負。”

　　大頭指天誓，揮淚而別。

　　由於中法關係益緊張，沿海戒嚴，慶軍六個營已移防至山東登州。袁世凱一路向北，在途中結識了阮忠樞。

　　阮才子後來成為袁世凱三大筆杆子之首，另外兩人夏壽田、張一麐雖亦受倚重，但終不敵阮忠樞和大頭幾十年的情。

　　阮忠樞作文，常常揮毫而就，所擬文稿“最當袁意”袁世凱的奏章書信，大多出自其手筆，甚至連朝廷的禦旨，也時由阮來起草。

　　而同時，阮忠樞又是一個喜歡打麻將鴉片的舊式文人，剪了辮子可以直接去演《書劍情俠柳三變》。大頭有重要公文需要他擬寫時經常找不到人，派家仆去尋，不在煙館就在院。

　　找到了人也不耽誤事，用帶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寫好文章繼續尋作樂。

　　1881年5月，袁世凱來到山東登州，正式投入吳長慶營中。

　　事實上，慶軍雖說歸淮軍管，但因不是嫡係部隊，不受待見，吳長慶和李鴻章基本貌合神離。

　　慶軍的前身是吳父在老家辦的團練，發展到五百人後被淮軍收編。

　　然而，團練不是團購，下個單就不管售後。一幫人都是鄉裏鄉親走到一起的，管你是李鴻章還是李鴻藻，人家隻認吳長慶。

　　更何況，你直隸總督是從一品，我浙江提督也是從一品，聽你調度那是服從安排識大體。

　　作為武官，吳長慶深感自己吃了沒文化的虧（連秀才都不是），隻好缺啥補啥，在帶兵之餘手不釋卷，網羅文士，被時人稱為“儒將”

　　進士出身的李鴻章聽說後差點沒笑掉大牙，需要找茬時便指責吳長慶“羅致文人以通聲氣”

　　此時，吳長慶見故人之子來投，非常高興，欣然收留，並刻意培養，嚴加指點。

　　吳長慶受夠了李鴻章的鳥氣，不想自己的悲劇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的他為袁世凱請了最好的老師：深得吳器重的幕僚張謇。

　　南通人張謇（1853—1926）餘生還將和袁世凱過招無數，第一回合大頭留給他的印象是：態度謙恭，文章狗不通。

　　雖然眼下張謇隻是個秀才，但眾所周知他後來高中了狀元。做人要厚道，你不能拿一個狀元的審美標準來衡量大頭的文章。

　　就在袁世凱因辦事幹練被提拔為營務處幫辦（總管慶軍各營的司令部，幫辦排在總辦和會辦之後）時，山東之東，再一次波濤洶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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