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的《延安日記1940—1945》不久前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就引起了一些老熟人對當年延安生活的懷念，也希望了解蕭軍那時的情況，因而提出要我寫篇介紹蕭軍在延安的文章，也算一種懷舊。結合翻閱他的《延安日記1940—1945》，就使我在一位很要好的朋友的推動下，貿然答應了寫一點我所了解的蕭軍在延安的點滴情況，不確之處定然難免。這就隻能求諸熟悉情況的朋友給予指正，也希望得到蕭軍的家人和後代的諒解並糾錯。
我答應談蕭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很同情他後半生長達30餘年的悲慘遭遇。蕭軍可說一生都自命英雄，但是提起英雄暮年，總不免令人唏噓。不過那時在延安，他還算得上半個紅人。
我翻閱了這部長達1458頁分為上、下兩卷的《延安日記1940—1945》，但沒有細讀，更談不上研究。不過初步印象還是認為，這部書基本上是延安當年生活的真實寫照，又極富個人特色，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對於了解抗戰中的延安和當時延安文藝界的情況，更是如此。說基本上，隻是指蕭軍不是黨員，也沒當過幹部，有些情況並不十分了解，他的活動又多半限於文藝界圈子，生活在延安的時間也不算長，他的思想修養與性格作風又與眾不同，觀察和處理問題往往容易出現偏頗和帶有個人情緒。
我比蕭軍早兩年到延安，又都是在日本投降後離開，差不多同時到達東北的。我於1938年秋逃脫國民黨的囚禁跑到延安，直至1945年秋才離開，在延安整整待了7年，對延安的社會生活和一般情況還是有些了解。蕭軍1938年3月路過延安，未多停留。1940年6月第二次來延安，直到1945年11月離開延安去東北。
我同蕭軍並不相識，也從無來往。他屬中央文委，我卻一直留在軍委係統。他那時已是知名作家，我卻隻是一個小知青。但蕭軍的名氣大，所以總有些道聽途說的傳播。我所知道的一星半點，多來源於此。
蕭軍在延安是盡人皆知的怪人，當時即被稱為延安四大怪之一(另三人是王實味、塞克和冼星海)。對於他的怪，當時就聽到過不少傳聞，講他頗有江湖氣，還學過拳術，喜歡和人幹仗，以至提出決鬥;說他常在綁腿裏別著一把匕首，有時和人吵起架來，就會猛地抽出匕首插到桌子上，等等。
蕭軍在抗日戰爭前就已以成名作《八月的鄉村》享譽文壇，和他當時的伴侶蕭紅的《生死場》一同叫響，得到魯迅先生的讚賞，並為之分別寫序。在流亡上海期間，先生還對他們的生活等方麵多有照顧。他們也都自認為是魯迅的學生，對老師執禮甚恭。先生逝世後的萬人葬儀，就是由蕭軍擔任總指揮的。不料相處6年後，他們夫妻竟然分手，
蕭軍去了延安，加入到革命隊伍。蕭紅卻無這樣的經曆，而是很快又同端木蕻良結婚，活動在國統區，直至31歲英年早逝。蕭軍雖然始終未參加共產黨，但他還是以黨的朋友的身份自稱，並以此身份磕磕碰碰地在黨領導的隊伍裏度過了一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對於準備長期抗戰的延安軍民確實有點出乎意料，因而立即引起轟動和狂歡。人們以各種方式慶祝勝利，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放篝火(即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中驚聞勝利詩中所寫"癡立山頭看火燒")和敲洗臉盆。人心隨之浮動，紛紛要求盡快離開延安上"前線"(指原來的敵占區，特別是東北和華北)，不少機關和幾乎所有幹部學校都已停止工作學習，多半處於無政府狀態。大家都摩拳擦掌，待命出發，分頭處理個人的衣物、書籍之類。一是拿到市場上去賣，換幾個錢用作即將出發的路費(我處理的全部家當隻換到5塊大洋)，二是大部扔掉，隻挑出一些必需品準備行軍路上用。
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喜訊傳來，對一個長期背井離鄉在關內流浪的蕭軍來說，自然會感到更加高興，因為現在真可以實現多年夢想和歌唱的"打回老家去"了。但是他早已"成家"，有了妻子兒女的拖累，不像我們這些光棍青年，可以做到"說走就走"。因此我竟比他早走兩個多月，在日本宣告投降後不到20天，就已告別延安，整隊向東北進發了。
我們俄文學校學員組成的一個分隊編入張秀山率領的去東北工作的幹部團，於9月2日從延安出發。和我們同行的還有一個由文化人編成的魯藝隊。但蕭軍不在其中，他還得再等機會。因為幹部團是軍隊編製，行動是要完全軍事化的，有家眷的不能參加。我們隊和魯藝隊雖然各自為政，但從延安到抗戰勝利後我方攻下的最大城市、當時隻有13萬人口的張家口，卻是一路同行。我總是和因演《兄妹開荒》而出名的王大化一塊走，每天早起，先吃飯早走，為各自的單位"打前站"(安排後麵到來的大隊人馬吃和住)。從延安走到張家口才在那裏分手，各奔前程。隻是後來聽說，王大化被分派到黑龍江，竟遇車禍而亡。
行軍一路還算平安。我們經過的地方，國民黨軍隊還沒有開到，但大一點的城市、據點和鐵路等重要交通線仍由日本軍隊駐防把守，我方軍隊和工作人員還得同從前過封鎖線一樣，隻能夜晚跑步通過。因為反法西斯聯軍任命的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命令日軍隻能向他指揮的國軍繳械投降，不但不準向共軍投降，而且在國軍未到前還得為他守護城池和陣地。所以我們從延安出發，過黃河後仍等於進入敵占區，通過鐵路等重要交通線，還得利用夜間搶行，接近城鎮、據點，也隻能繞道。由於是整隊步行，因而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才走到張家口。攜家帶口的蕭軍卻隻能先留下，等以後找到比較保險一些的路線再動身。因此他還在張家口工作了一陣，最後才經過北邊的赤峰等地繞道進入東北。
到張家口後休息了兩天，因火車不通，我們大隊人馬仍然經懷來等地步行走向承德。蕭軍參加的是當時被稱作家屬後勤部隊的隊伍，卻需要稍等被破壞的鐵路搶修好再乘火車經承德、沈陽、長春等地直達哈爾濱。所以他比我們動身晚，卻先我們到達同一目的地。
其實我是偶然去北滿的。當時駐承德的熱河省委給我開的介紹信是給駐沈陽的東北局書記彭真的，隻說明我是中共正式黨員，請東北局分配工作。但在沈陽東北局駐地找彭真的過程中卻先遇到了在延安學習時已認識的張聞天和夫人劉英。劉英特別熱情，說他們馬上要去北滿工作，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們去。我當時並不知道北滿在哪兒，隻是認為他們可以去，我有什麽不能去的?於是就同意跟他們走。這時從沈陽去北滿有個二三十人的工作隊，包括去北滿分局的領導人高崗、張聞天和分配給北滿五省(東北光複後，國民黨就照日本傀儡滿洲國的劃法把東三省劃成了九個省;北滿五省主要是黑龍江加上吉林的一部分)的黨政領導幹部。我是以俄文翻譯的身份加入其中的，因此到哈爾濱後分局就把我分配給了哈爾濱的中蘇友協工作。經我再三要求，才重新分配到本省的雙城縣。這也是我此後幾年從事地方工作的開始。
大約是幾個月後的1946年初，我就從哈爾濱的報紙上看到蕭軍"衣錦還鄉"的消息。因為他已是名人，所以重要行蹤多有報道。還記得他回哈後的1946年秋發表在報紙上的一首詩："金風急敵壘，遊子賦還鄉。景物依稀在，親朋半死亡。白雲紅葉暮，秋水遠山巷。十二年如昨，杯酒熱中腸。"當時的蕭軍，到處做報告，到處受歡迎，可謂紅極一時，還在哈爾濱創辦了一份報紙，但好景不長。由於他在自任主編的《文化報》上公開揭發批判蘇聯政府及其軍隊在驅逐日寇後對東北的政策和行為，批評中共對蘇聯的態度和在東北的地方政策，從而引起和中共所辦《生活報》的激烈論戰，被中共東北局定性為"反蘇、反共、反人民"，發動了全麵的批判，成為最早遭到整肅的文化界人士，隨之忍受30餘年的冤屈生活。直到1979年得到中共正式書麵平反，才重返文學界，公開參加社會活動。隨後在全國各地講學參觀，還訪問了美國、新加坡等國。1988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蕭軍是位頑強的個人英雄主義者，而共產黨則一貫倡導和堅持履行集體主義，兩者趨向相反，在特定條件下，有可能實現短暫的合作，但時間一長就必定發生摩擦以至對抗。
延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被整風搶救運動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從1938年到整風之前，這裏自由平等，生動活潑;之後，萬馬齊喑。連毛澤東也在1941年講過，我們黨有兩個生動活潑時期，第一個是從"五四"到大革命，第二個是遵義會議後和抗戰頭幾年。這正是陳獨秀創建黨和擔任總書記，和張聞天當總書記主持中央工作那兩個時期。
整風之前，人們願意講什麽就講什麽。報紙上可以發表針鋒相對的爭論。例如對當時延安平劇院演出的京戲《坐樓殺惜》，《解放日報》就有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有人說宋江殺得不對，因為這是對婦女和底層人物的歧視;有人說宋江是革命的、閻婆惜是反動的，所以殺得對。整風開始後就受到批判的《野百合花》和《三八節有感》，也都是在報上發表後才被發現的，可見沒有經過事先審查。
蕭軍的思想和性格決定了他無法適應共產黨的一套。到延安才幾個月，他就看不慣延安的各種現象，不願與"黨人"為伍，提出要離開，後來又幾次想走。但在整風前，蕭軍盡管自由散漫，已是"怪人"，卻能得到容忍，在中央領導層中還相當吃得開，彼此能平等交往。特別是毛澤東同他多次長談，給他以殊榮。有些文化人自己有意見，也鼓動由他出麵找毛澤東談。除了毛澤東，張聞天和他交往同樣很多。朱德、陳雲等其他領導人對他也都很客氣。
出於黨的政策和對文化人的尊重，蕭軍要走，時任總書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張聞天總是挽留他，向他做工作，滿足他提出的種種要求。有一次，蕭軍要約阻攔他見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一名警衛人員打架，張聞天申斥了警衛員，對他表示了歉意。張聞天自稱是文化人，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總想把文化人團結得好一些。他起草過決議，主張對文化人的要求應該寬一些。蕭軍對文委不大滿意，想替文委提出幾條綱領性意見，這些意見得到了張聞天的尊重。蕭軍對張聞天似乎沒有太大意見，對張的印象還不錯，連對劉英都有一半句褒詞。兩人的關係看來挺好。蕭軍在日記裏提到一個細節，說張聞天有一次在路上同蕭軍談話時，把手搭到了他的肩膀上。我跟張聞天工作10多年，從未見到張聞天對人有過這樣的動作。
從1935年遵義會議後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前，張聞天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之後一直到1941年整風開始後初期，仍繼續主管中央的事務。1937年底在共產國際明確提出應以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後，張聞天立即提出自己不再當總書記，先後表示可以讓王明、毛澤東當。但是毛澤東感到，要把同共產國際關係密切的王明等莫斯科派從權力中心排除出去，時機還不成熟。因此，他要從來不爭權的張聞天不要讓位，繼續當"不是總書記的總書記"。黨的日常事務本來也需要有專人負責打理，毛澤東並不願讓自己陷在這類事務裏。所以張聞天繼續在中央負責，文教、宣教方麵更是他的一個重點。從蕭軍日記的記述中可以看到，在這方麵，張聞天管得很多也很具體。
劉英同我談到過張聞天當時的地位，她說:"聞天過去是在毛主席、周總理他們上麵的……在聞天當總書記的時候，是毛主席來找聞天商量問題的時候多。那時毛主席對聞天也很尊重，稱他為'明君'(開明君主)。說他辦事公道民主，開會做總結時也把他(毛主席)的意見總結進去了……劉少奇在陝北時期是向聞天請示問題的。那時他對聞天畢恭畢敬，一回到延安就到聞天這裏來匯報工作。是聞天找劉少奇談話，分派他到華北局工作的。研究和組織白區工作，要派劉少奇去，就是聞天的決定，並和少奇談的。關於61人出獄的問題，是劉少奇請示他，他和毛主席商量後，由他批準的。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劉少奇也不可能自己做主，是一定要向聞天請示的。劉少奇的好多事情都是在我們住的窯洞裏，在聞天這裏談的……遵義會議之前和之後，周恩來和聞天的關係都是很好的。聞天當總書記時，周恩來很尊重他，每次外出回來總要來我們這裏。整風後才不大來了。"
是讓蕭軍離開還是留下，和毛澤東沒有太大關係，因為這類事情他不管。
毛澤東和張聞天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態度不同，是"山大王"和"文化人"之間的區別。毛澤東自稱是從綠林大學出來的，是"山大王"。把共產黨領袖比喻為"山大王"，出自湖南領導人郭亮。四一二事變後蔣介石殺人，郭亮就提出，我們要分頭去當"山大王"。瞿秋白就分配了十幾個人去分頭幹。好多人失敗，毛澤東成功了。毛澤東對待文化人就和對待一般戰士一個樣：吹哨，集合，訓話。戰爭年代，在基層當頭的都是老紅軍。他們水平低，訓來訓去都是老一套，一講話還老長。大家煩透了，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導員來訓話。"毛澤東隻看重老紅軍。1956年開"八大"，他就是不讓共產黨內有文化的"三八式"幹部當中央委員，理由是"三八式"人太多，擺不平。毛澤東能夠發動"大躍進"並在全國造成餓死三四千萬人的大破壞，其原因除了他本人的錯誤認識以外，就是任用了譚震林、王鶴壽、柯慶施等這些缺乏經濟工作知識的人。
整風改變了蕭軍的地位和處境。因為替王實味打抱不平，蕭軍從黨的朋友一下子變成了黨的反對者，他從此不再是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座上客，靠邊站了。隻是考慮到他的影響，對他仍然相當照顧。而蕭軍對於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變化，感覺卻相當遲鈍。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利用二戰期間共產國際無暇也無力過多過問中共事務的機會發動的。那時國民黨主要是忙著抗戰，日本人也主要在抗日主戰場同國民黨作戰，除了有時派飛機轟炸，不怎麽惹延安。因此毛澤東可以在延安集中精力搞整風。
整風分為上層和普遍兩層，以上層為主。當時人們已有馬恩列斯毛的說法，人們再狂妄自大也隻能說"老子天下第六"。上層整風，就是毛澤東要把自己樹立成黨內唯一的一貫正確的領袖。毛澤東拉上劉少奇，兩麵開弓，通過整風給予王明、洛甫、博古為代表的莫斯科派貼上教條主義標簽;給予周恩來、彭德懷為代表的實力派人物、被他視為異己的勢力貼上經驗主義標簽，把兩派全都壓了下去。莫斯科派更被永遠排除出了中央領導核心。1943年3月中央書記處改組，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書記處，在劉少奇提議下，毛澤東擁有最後決定權，從此他才成為壟斷黨內一切權力的最高領袖。
對蕭軍來說，上層整風意味著原來盡量團結他的張聞天已失去發言權。他們兩人之後也不再有什麽交往。此後蕭軍的處境就隻能取決於毛澤東的好惡了。
至於普遍整風，毛澤東的意圖主要是整從白區來的大小文化人，目的是把他們改造成共產黨的馴服工具。整頓主觀主義等學風、舉行延安文藝座談會，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蕭軍一開始很支持整風，也對召開文藝座談會出過力，因為他早就認為共產黨的毛病不少，對文藝問題更有自己的一套主張，以為整風可以使共產黨按他的主張改"好"，作家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
張聞天與普遍整風沒有什麽關係。他不會相信王實味是敵人。對於把那麽多知識分子打成特務，張聞天曾同康生直接爭論，又通過任弼時提出意見。過去王實味長時間在張聞天領導下搞翻譯，兩人相處得不錯。王實味譯得既多又快，張聞天給他發的稿酬也高。
延安的大小知識分子原來都同情和支持王實味。我們在俄文學校，上午開會讚揚《野百合花》，認為文章說得對，因為延安的情況正像裏麵說的那樣;在領導的幹預下，下午就奉命批判和檢討。大家思想轉不過來也得硬轉。
普遍整風開始後不久，就按毛澤東的意見對王實味展開了揭發批判，整風隨之進入搶救階段。在延安，從批王實味轉入搶救(也就是肅反)，就和後來在全國從批胡風轉入肅反一樣。延安有三萬人，脫產者一萬五，被打成特務的一萬以上，全邊區約兩萬。毛澤東公開講特務有兩萬，說："加上各根據地就是十萬特務大軍。"王實味是一大冤案。毛澤東後來也批評說不應槍斃王。但王實味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完全得到平反。
對延安的政治生活和對蕭軍來說，王實味事件都是分水嶺：延安的氣氛從此分為前後截然不同的兩段，蕭軍則因這一事件從受歡迎受尊重到陷於孤立。
蕭軍不是黨員，不屬於整風對象，可以相對逍遙。在搶救運動中，上級也要求他寫自傳(其實是交代問題，他沒寫)和為一些被搶救者寫材料，但他隻願當個旁觀者。整風轉為搶救，和他原來的期望背道而馳，他實際上成了整風的反對者。他對運動本身和被搶救者的表現都感到反感："搶救削盡作為人的尊嚴，黨員尊嚴，逼他們捏造，承認各種可恥的卑劣的事。黨跨進新的'危機'……一些人顯出一種卑微、自慚的樣像。"
從批判王實味的方式到給王戴上托派和國民黨反革命的帽子，蕭軍都旗幟鮮明地反對。蕭軍直接批評積極分子們在批判大會上不講道理。他去見毛澤東直陳己見。他替王實味向毛澤東轉信。他堅決回擊中央研究院給他的108人簽名"抗議信"，針鋒相對地寫出一份"備忘錄"加以反擊，並把"備忘錄"交給毛澤東和中央。其結果是，從1942年6月初直到1945年11月蕭軍離開延安前夕，蕭軍和毛澤東再沒有談過話，盡管在這期間蕭軍除了繼續給毛送材料，還一再寫信給毛，表示想同他見麵談談。他幾次猜想毛該見他了，但幾次都是希望落空。
蕭軍同王實味性格不合，兩人並沒有什麽交往。替他說話，隻不過出於蕭軍對人對事一向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他列舉自己來延安想做的事就包括"替延安的一些委屈文人伸冤"。牆倒眾人推，他不參與。此即蕭軍之為蕭軍：俠義肝膽，同情弱者。
在毛澤東長時間不理會的情況下，蕭軍提出率領妻兒到農村自食其力。組織部立即同意，但王鶴壽連張介紹信都不給他開。他相當狼狽，在鄉下隻待了4個月，又要求回到延安。回來前後，他甚至改變自己決不入黨也反對妻子王德芬入黨的態度，表示自己也考慮申請入黨。實際上這時蕭軍和共產黨的距離更遠了，甚至自稱在感情上已同黨決裂。
蕭軍最後還是留在延安，沒有一走了之，是因為他也沒有其他出路。他對國民黨更不適應，和共產黨還保持著一些共識，特別是對毛澤東仍然是崇拜的。結果，他同共產黨共處了一輩子。這是出於曆史條件，與他個人對一些"黨人"的好惡無關。
蕭軍是個人英雄主義者，想改造延安，隻能處處碰壁。
蕭軍帶著很大的抱負來到延安。自稱"喜歡實際權柄"，"寄托於文學，就要從文學裏表現我的雄心和抱負"。他"要做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當文化上的統率者，和一切惡劣的文化戰鬥"，寄望於通過文學改造人們的人格和靈魂。
延安作家主要分兩大攤。一攤是以周揚為首的魯藝派。開始時這一派主要是些教員，作家不多。人數雖少，他們卻處於領導地位，亦即堅決捍衛和推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定方向的地位。他們先是在根據地，解放後則在全中國代表主流，一直到現在。另一攤是以丁玲、蕭軍為代表的雜牌軍，以"文抗"(即文協)為根據地，聚集了除魯藝外的延安所有作家。作家間思想作風不一致，連各派內部也是四分五裂，隻是在組織管理上把他們放在一起，同灶吃飯，等等。文化人在一起本來就容易發生爭論。這個看不起那個，那個看不起這個，還互相到上麵告狀。例如同屬黨員作家的丁玲和周揚，一輩子都勢不兩立。蕭軍和丁玲相互間也有矛盾，但是他們在周揚麵前卻保持統一戰線。
劉英和我談到過一些延安文藝界的情況。她說："那時候要搞文藝學校，學生來了學什麽，人們都到我們這裏來，找聞天問。最後要搞魯藝，院長誰來當?那時康生已經到棗園了，他要聞天當。聞天說：不行，我兼職太多，不合適，你來當。在魯藝問大家的意見，大家還是讚成聞天當。他的威信不一樣啊!當然應該是他當啊!後來叫周揚來當院長。周揚是文化人，在白區'左'了，和馮雪峰弄不到一起，調進來了。回來後也是'左'的。在延安時，周揚的處境很難，他和聞天談得來。聞天反對'左'，是支持馮雪峰的。馮雪峰非常崇拜魯迅。聞天也很尊重魯迅，說魯迅是對的。馮雪峰和聞天很好。是聞天派馮雪峰去上海的。馮雪峰每次回來聞天都同他談話，一談就談老半天，談魯迅。但是馮雪峰既看不慣周揚，又不讚成統一戰線，說打了半天，還搞統一戰線?他就跑了，不幹了。但不幹了也沒做壞事情，就是消極了。這個人很極端，也容易動感情。……在陝北，文化人喜歡鬧意見，互相鬥得不得了。這個人來告狀，講那個人;那個人又來告狀，講這個人。丁玲，還有別人，都跑到聞天這裏來，很複雜的。"
蕭軍來到延安後，對共產黨和"黨人"感到失望，說他們"染上了統治階級習氣，官家的流氓習氣"。他看不慣延安的等級製、特權、"有權者自肥"、"諂上"等現象。蕭軍寫到的這些現象多有所本，基本上屬實，有的觀察還屬於見微知著。隻是有些地方，他在度上把握得不夠準。譬如官僚主義和腐敗確實存在，但是他對實際情況了解得還不多不深。在有些方麵，他有片麵和誇張之處。比如他討厭"諂上"，但不宜把這一點和人皆有之的向上之心混為一談。有人在工作不稱心或未受提拔時會"諂上"，這不是延安創造的，在延安也尚未形成傳統和普遍化，用"新興官僚主義"名之就不準確。"新興官僚主義"有，但不限於"諂上"，甚至不以"諂上"為主要內容。他對外國專家的舉止看不慣，也有點狹隘。
延安的缺點不少。確實存在不平等，等級製，特權製，保密製，以及派性和山頭這些現象。這些既是舊社會遺產，在共產黨內也難免。但是應該說，那時的特權還很有限，隻表現在津貼和飯食有些差別，穿衣分四兜兩兜，中央領導抽紙煙大家抽樹葉之類。蕭軍連這點特權都感到不滿，這同王實味和我們大部分知青的認識一樣。後來批評這類意見屬於絕對平均主義，有一定的道理。蕭軍認為黨說的許多話是空的，還隻對人不對己。我也同意蕭軍這一感受。
蕭軍想從文學入手，來改造延安的人，甚至改變毛澤東。他說："作為作家，培養靈魂，使他偉大、崇高、純潔。""我對中國共產黨起了改造火種的作用。""對人不獨使他知道，而且要使他改變。"在延安，他最佩服的是毛澤東。但他認為毛也有不足之處，說他"不是哲人、學者，是農民性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單純的政治家"，"缺乏深沉的思維力和預見的眼光，沒建立起自己對一切事物的思想體係"，因此需要提高，他自己理應提供幫助。他甚至把重點放在改變毛澤東上，說："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必須先改變了他，才能改變所有黨員們的卑俗傾向。"
其實，蕭軍隻看到和相信毛澤東的一言一行，並不了解毛。他不知道，共產黨說的和做的不一致，正是從毛澤東那裏來的。例如毛澤東整風時動員大家寫反省筆記，說自己也要寫，結果大家都寫了，沒有寫的隻有他一個。又如他宣布"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實際上恰恰相反，他整的人多是以言獲罪，包括胡風。
蕭軍更不了解毛澤東以帝王自命的實質。他的一些開玩笑的話語和舉止，也能反映他內心。在毛澤東沒有當上名正言順的最高領袖時，他就把當選為總書記的張聞天稱為"皇帝"、把劉英稱為"娘娘"，把他們的住處稱為"皇宮"。他有一次和丁玲開玩笑地草擬官員以至三宮六院的冊封名單。從毛澤東的一生追求來看，他繼承的確實就是打江山坐江山這個中國皇權傳統，他要搞的就是獨裁專製。蕭軍想通過改變毛澤東，把"黨人"改造成能摒棄謀私利、醜惡、卑俗、行幫氣和官僚氣等腐敗現象，成為能代表正義感、公道、高尚、純正、有教養等的新生力量，無疑隻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
蕭軍多次主動要求會見毛澤東，毛澤東一段時間也樂意同他暢談，而且談得很隨便。蕭軍可以闖到毛澤東的住處，或見麵談話或把信和材料留下。從1941年7月直到1942年春末夏初開始批判王實味這近一年裏，毛澤東和蕭軍接觸相當頻繁，還多次長談，蕭軍常常為之感動，對毛澤東的評價遠在對其他領導人之上。他們談話的題目相當廣泛：魯迅、延安的作家們、《紅樓夢》等中國舊小說、各自的為人之道、中共曆史、政治、國內國際時事等等。蕭軍既談自己對各種問題的想法，也把自己所寫的和他認為毛澤東應該讀的書籍、雜誌和文章拿給毛澤東看，其中就包括《簡愛》。聽說毛澤東一生讀過的外國文學著作一共隻有兩本，一本是法捷耶夫的《毀滅》，另一本就是蕭軍借給他看的《簡愛》。
蕭軍以為，毛澤東發起整風，是他提的意見起了作用。他說："和毛澤東談話，發動了他們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建立'普遍檢查製度'。"其實毛澤東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延安人都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這和蕭軍反對奴性、提倡獨立精神、保持和珍視自己的人格等主張完全相反。
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蕭軍也以為和他提出意見的關係很大。其實不然。起決定作用的是，毛澤東認為通過整風和文藝座談把作家們的思想統一起來的時機成熟了。他自己對此做了長期準備，花時間通讀《魯迅全集》，就是證明。準備開會，毛澤東需要更集中地了解一下延安文藝界的情況。在這一方麵，蕭軍的作用和其他作家的作用並沒有什麽區別。隻不過以蕭軍當時的非黨員作家身份和在延安文藝界的影響，他無疑成為毛澤東一度相當重視的聽取意見對象。毛澤東曾幾次專門約蕭軍談話，要他找材料，還要他推遲其他安排來參加座談會。
但這一切，同毛澤東願不願意采納蕭軍的主張，完全是兩碼事，何況這時蕭軍已在王實味問題上同黨分道揚鑣。
同整風運動一樣，文藝座談會的結果和蕭軍的願望南轅北轍。毛澤東通過座談會定下強調寫工農兵的黨性和階級性、文藝作品主要應歌頌光明等文藝方針，是給作家們的思想和行為加上緊箍咒。蕭軍不能唱反調，一再說毛澤東講得好，但他的不同意見是明擺著的。在日記裏，他寫下了他的真實想法：強調個性自由，提倡"建立獨立的文藝，重文藝才能"，強調文藝工作者"要有骨氣，應有品格，自尊，勿甘心喪失自己人格與獨立精神"。認為"延安妨害我精神上的自尊";斷言："有才能和骨氣的作家，一定不屬於國民黨，共產黨"。針對階級性，他強調"以天下人管天下事看一切"，提出文藝的立場是"為民族求得解放，為人類求得解放"。針對主要寫光明麵，他提出"要保持自由攻擊惡的自由"，"應寫暴露缺點的作品"。而且這些主張，他大都表而出之了。
通過座談會，在文藝界進一步樹立了以周揚為首的魯藝主流地位。無論哪一派的作家，又都先後皈依了毛澤東的講話思想。蕭軍沒有入流，在中國文藝界的地位從此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對黨的文藝路線和文藝事業，哪裏還能談得上發揮什麽影響呢!
蕭軍的理念和性格，決定了他生前最後30年的悲慘遭遇。他始終堅持獨立思想。不能公開表達，仍在日記裏淋漓盡致地流露無遺。對於了解當時的曆史背景和蕭軍的本人思想，他通過這部日記給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遺產。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2015年第1期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