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張聞天夫人劉英同誌，晚年人稱“活黨史”，也可以說是我的一位忘年交。在我放棄從事50餘年的國際問題研究改行研究中共黨史後，找她談話、搜集和訂正一些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和她談得最多的是中共黨史中的一些問題。由於我和劉英是1950年底一同進入外交部、又同在部裏工作近十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也是我們經常觸及的一個話題。現在就把這一部分介紹如下。文內加方括弧的是我所做的補充或說明。
毛主席說，做外交工作要不說話少說話
1950年調我們到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我們就到了北京。總理安排得很細，說洛甫的房子還沒搞好，先住頤年堂那邊吧!中辦主任楊尚昆就把我們安排到那裏去了。住得近，毛主席散步就散來了，常來。我們有時也去看看他。有一次毛主席來看我們，當時聞天到胡喬木那裏聊天去了。我找人去把聞天叫回來。毛主席說：我沒什麽事，就是來看看你們。聞天說，我沒有做過外交工作。毛主席說：王稼祥告訴他，蘇聯人有一句話：“不講話是金，少講話是銀”，別的我就不知道了;外交我是不懂的，靠你自己去體會，多請示匯報就是了。在中南海住了兩三個月吧，楊尚昆就叫我們去看房子，兩處，一處是梅蘭芳住過的四合院[無量大人胡同五號]，那裏一進一進的，不方便。一處是景山後街，隻有一座小樓。我看中了景山後街。
準備到聯合國去，代表團的幹部由外交部和中組部調。李一氓當副團長，劉貫一當秘書長，李克農當顧問。冀朝鼎管經社理事會，他是正代表，我是他的副代表。他是經濟博士，對聯合國的經濟非常熟悉，他愛人叫羅什麽[羅靜宜]的，我和她關係密切，經常有來往。她也是專家，研究經濟問題的，不久前才去世。冀朝鼎在美國待的時間長，用英文演講，講得非常漂亮，在雷任民那裏的國際貿易促進會當會長。後來他和雷任民合作得不太好。雷任民不怎麽重用他。對於從外國回來的人，他感到摸不準。
聞天認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國內情況，就帶了一些人到上海去看看。那時潘漢年是副市長，很幫忙的。饒漱石也是很客氣的。聞天又叫大家學一些國際方麵的東西，了解聯合國各個組織的情況。研究聯合國的東西研究得比較深。
在駐蘇聯使館時，張聞天引起王稼祥不滿和毛主席疑忌
王稼祥在擔任第一任駐蘇聯大使後不久就勸聞天去接替他。後來他又向毛澤東反映了他的這個意見。周恩來也要聞天去做大使。我們一到大使館就看到了王稼祥過去的工作情況。他有一個“孤島論”，說使館是遠離祖國的孤島，工作倒也沒有什麽，無非是送往迎來，有打麻將夠一桌四個人就行了。實際上是他不安心工作，認為在使館不可能有什麽作為。聞天到任後就批這個“孤島論”。他批得透徹，是為了做思想工作，使大家安心國外的工作環境。王稼祥手下有一個參讚，就把聞天批“孤島論”的談話反映到王稼祥那裏。王稼祥以為這是在批他，氣得要命，又跑到毛主席那裏講聞天壞話，說他“左”。
【楊尚昆同劉英談話時說：毛主席這個人非常多疑，後來洛甫到莫斯科當大使時，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點懷疑。因為那個時候中央委員裏頭當大使的就是張聞天和王稼祥兩個，而在王稼祥當大使同張聞天當大使時比較，蘇聯政治局對張聞天就比對王稼祥要重視，規格要高。你們回來的時候蘇共政治局委員不是請你們吃了飯，送了東西嗎?劉英說，莫洛托夫講他是傑出的外交家。楊尚昆又說：當然洛甫同誌都如實報告了，他並沒有隱瞞這個。這就又聯係到你張聞天是蘇聯培養出來的，王稼祥也是蘇聯培養出來的，為什麽對你就比對王稼祥要好?所以為什麽高崗的事情也把張聞天扯進去了。你大概不知道吧。劉英說知道，不是也檢討了嗎?因為那時他去看他了。楊尚昆說：你看這裏有個我們不知道的內部毛主席的想法問題。其實張聞天他去看高崗有什麽關係呢?劉英說：就是嘛，他同高崗在東北一起工作，回國自然去看他，當時還不知道高崗出了問題呢。楊尚昆說：因為有個說法是，高崗那個時候反對少奇、反對總理，也可能這個是毛主席的意思，是因為毛主席後來看到形勢不對，他就反對高崗了。反正他對少奇同誌既覺得他是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覺得有些事情沒有經過他。廬山會議以後，那時候我不是有時也跑到你們那裏去看一看，去了我還要跟他(毛主席)報告，不然將來又說我如何如何。毛主席問洛甫怎麽樣?我說情緒還好，他在做研究工作。在那以後，洛甫就是一落千丈，這個中間實際就牽扯著一個高崗，一個彭德懷這些案子。毛主席覺得張聞天在後頭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對這個事情是深信不疑的。】
聞天一到使館就認為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我擔任支部書記，就對留學生介紹國內情況。聞天在莫斯科抓學習抓調研，把大家團結了起來。他不是讓你做報告，自己也去聽嗎?劉曉當大使後，就留戀聞天當大使時期的使館情況。聞天回國當副部長後，伍修權[外交部副部長]還發通報說，蘇聯大使館搞得好。第一次使節會議沒有討論大事，就是談降低工資的事情。兩位將軍大使不同意降工資，說自己原來就是兵團級幹部。伍修權很為難。結果駐蘇聯大使館帶頭降工資，九級以上幹部都降一級。張聞天降一級，我也從七級降為八級。所以伍修權表揚了駐蘇使館。
聞天當時每月拿4000盧布[按官方匯率等於2000元人民幣]，我3000盧布。我從來不買什麽東西。我就是要買，聞天也不讓。他自己用錢就是買書，每周同你去轉書店，剩下的錢買公債。他一共捐了12萬元給特別會計室。特別會計室是中辦下麵的一個單位，老同誌的稿費等就交到這裏，它也給老同誌報銷一些特別的開支。
周總理尊重張聞天
“八大”把聞天從政治局委員改成候補委員。事前同他商量說，因為要增加幾個軍隊的人，林彪啊，劉伯承啊，還有個誰當政治局委員，要去掉現在的兩個政治局委員：張聞天、康生。聞天說沒有意見。康生表示謙虛，說最好連候補委員也不要。聞天說，康生還表示謙虛，我沒有謙虛，組織確定了，怎麽定的就怎麽定，謙虛有什麽用?都已經確定了，政治局都開過會了，推也沒有用，要也沒有用。候補就候補吧!無所謂，不計較。
總理不兼外長了。他不提要張聞天當外交部部長，因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歡聞天。他提出讓陳毅當，其實陳毅並沒有幹過外交。但是總理對聞天是很尊重的。他對聞天是又怕又有顧慮。聞天過去是同他一起搞領導工作的，他知道聞天寫東西、搞哲學和馬列主義，都高一頭。所以他對待聞天，不像對待李克農這些副部長那樣。總理和毛主席一樣，晚上辦公。聞天說：我要熬夜，明天就起不來了，白天就不能上班，我是按時上班的。聞天這個人是很守規律的，說幾點鍾起床就幾點起床。我沒有起床，他就喊我：快點快點，要走了。他上班從來沒有遲到過，規定幾點上班就幾點上班。在外交部時早上8點上班，他按時到。喬冠華、龔澎、章漢夫就常常遲到。他下午2點開會，1點半他就催我快起來，2點準時開會。他說，自己規定的製度不執行，那別人怎麽執行啊?
對於總理夜裏辦公，他並不佩服。他說，難道晚上不睡覺才有效率嗎?為什麽白天不工作，要晚上幹?周總理是要適應毛主席[劉少奇也是如此]。白天睡了，晚上當然熬夜;晚上睡了，不是就可以在白天工作了嗎?各個部門都是白天工作，白天請示匯報，事情運轉得快;晚上工作，許多部門都關門下班了，你一個人工作，找人要把人喊醒。後來總理也知道洛甫的習慣，半夜有事先通知章漢夫，第二天再轉告洛甫。後來總理開外交部的黨組會，好多次都挪到下午2點鍾開，不再那麽晚才開會了。他說：我現在不開晚會，因為有些人(指聞天)熬不了夜。總理對聞天有點遷就的意思。
總理對我也很寬厚。他是重用我的。1954年11月，周總理打電話到使館，說外交部要加強幹部工作，先調劉英回來。我一回北京就上班了，當部長助理，副部長待遇。還派給我專車，我後來沒有要。
幹部工作、政治工作過去都是李克農搞。李克農的工作作風是大刀闊斧。我回來時，李克農已經離開外交部，我還是到他那裏去請示工作。我向他請示，當部長助理是不是不要再兼幹部司長了。他說：要兼，兼了才有直接的權力;外交部要整頓，邪氣要整一整，不然幹部是調不動的，說龔澎“嬌得很”!什麽喬冠華、龔澎都碰不得，都是周總理講了才算。他支持我做工作。
外交部副部長太少，分工搞不過來。[中組部管外交外貿幹部的]帥大姐[帥孟奇]幾次提出，應該提我，說當年在莫斯科留學的幾個女同學，隻剩下劉英沒提了。聞天準備提喬冠華、曾湧泉和我三個人。安子文批了同意，帥大姐告訴我可以向上報送。幹部司於是寫了報告，但是被聞天壓下了。他要先請示總理。總理好久都不批。問張彥[總理辦公室主任]，張彥隻說總理還沒有批。後來總理對聞天說，此案不批，因為張聞天是常務副部長，如果劉英是副部長，對外不好講。對劉英不當副部長，聞天沒有意見，後來隻提了曾湧泉。陳毅當部長後，給聞天寫了一封信，說周總理告訴他，劉英還是應該提副部長，可以采取兩種辦法：或者當個不對外的副部長，或者黨委設常委，劉英當常委。聞天把這封信拿給我看。我說，我什麽都不要。聞天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陳毅。廬山會議後陳毅來看聞天時，見我在裏屋待著不出來，就說劉英你怎麽不出來?我出來了，但一言不發。他對我說：你這個大姐，我對你的印象還是好的，你就是個態度問題，就在會上聽聽意見，說說你有什麽問題吧。他對我的印象好，指的就是我什麽都不要。
給總理提意見
[我談到柯華寫文章，不點名地誣稱聞天同誌反總理。]根本沒有這個事。當然，聞天也談到過總理的一些問題。總理不兼部長，陳老總當部長了，就到我們家來征求聞天的意見，說你對過去的工作有什麽意見?當時他們兩個談得非常投機，興高采烈的。聞天說，你當部長，當然很好，我很歡迎;總理太忙了，總理管得太寬，忙得又顧不上，所以你來了好;至於工作，大家一起做嘛。陳老總問聞天，對總理過去的工作有什麽意見，你也可以提提。聞天提了些意見，說：總理過去管得寬了，小事抓得緊了，大事丟掉了，對外交方麵比較重要的問題找他批，要排隊。他每天早上起來，那些有分工的秘書，管外貿的、管文化的，都排隊等著總理批文件。負責我們那一攤的是陳浩。我們催陳浩，她說沒辦法，排不上。總理晚上不睡覺，我們吃中飯了，他才起來。人家笑說他從坐在馬桶上起，就開始辦公，大家這時也就到廁所裏去排隊了。[我說這不是玩笑，是真的。聞天同誌也來過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著。聞天同誌不排隊，叫我到廁所裏去排隊。]有一次我看見廖承誌他們在排隊，他問我為什麽不排。我說我是來開黨組會的，黨組會都要找總理一起開。還看見周揚、雷任民、範長江他們，一排一排地坐著。我說：你們坐在這裏幹什麽?他們說：排隊嘛!雷任民在背後就跟我發牢騷說：我忙得要死，一個鍾頭還沒輪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們得等他起床，吃飯。
那次到了要開會的時候，總理和他們說，不談了不談了，我們要開會了。把他們都趕走了，我們就在西花廳開黨組會。這次會開得很及時，總理很重視。有些問題他管得寬，幹部問題也要管，政策問題也要管。他管政策問題，但不能最後做決定。外交工作，總理直接向毛主席請示，他是完全順著毛主席的。總理把毛主席的話都當成聖旨，總是改變自己的主張。但是毛主席又沒有研究。所以外交工作很被動。反“反冒進”後，總理在什麽會上都做檢討，聞天說你不要老是檢討。但他還是檢討。
關於釋放被俘美國人的問題，同英國建交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在部裏是有分工的。
主管的喬冠華他們都是很有才幹的。聞天非常讚成他們的意見，同意放美國俘虜，和英國建交。在會上，總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麽都要聽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匯報，毛主席說：俘虜不能放，一個也不能放，放了，我手裏就無牌可打了。結果總理從毛主席那裏趕回來，馬上又召集會。聞天最討厭半夜三更開會。這天，半夜1點鍾來電話了：開會。那隻好去呀。總理說：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變。結果弄得喬冠華、張聞天灰溜溜的。對這些，聞天是有意見的。他認為我們是在認真研究材料的基礎上提出的意見，怎麽毛主席一句話就改掉了?他覺得這樣不合適。要根據實際情況製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個人說了算。他後來跟陳毅講了這個意見，把這個例子也告訴了陳毅。陳毅很同情。陳毅這個人很開朗的，說：周總理這個人我了解，他什麽都要抓，一個人哪裏管得了那麽多。
有一次我去西花廳開會，跟鄧大姐聊了一聊。她和我是老關係。她叫我小傑，我本來叫鄭傑嘛。她和我說：你跟胡子[指周恩來，那時他在中央蘇區和長征中不刮胡子，他的胡子又長得很長很密，所以大家叫他胡子]講一講，叫他不要管得那麽寬;管那麽寬幹嗎呀?叫他少管一點，各部的力量都很強嘛，為什麽不要各個部去管呢?他的身體實在是不行了，晚上不睡覺，這樣的話就要垮了;你跟他講一講;我跟他講過好多次，他都不聽。
我就去找總理，說：我有意見跟你提。他說，你提呀。我說：是鄧大姐要我講的，你管得太寬了，使你的健康受影響;你少管一點，各個部門就負責了。總理非常謙虛，說：健康有什麽關係?人就是為了工作嘛!工作不管，行嗎?昨天我沒有管到，那個楊剛[總理的新聞秘書]就出事了。報紙看了嗎?你看這條新聞就錯了。他講得有根有據的：不管行嗎?我說：總理呀，這條新聞出了錯，但你管得那麽寬，也不一定都不出錯。你叫她以後注意嘛，這也是鍛煉人哪，你管得那麽寬，事情也不一定都辦得對。總理說：那不行，不管不行。
聞天對總理這種做法有意見，就同陳毅講。我對他說：你不要管，你管這個沒有用的。我了解周恩來。幾十年了，我了解他。向忠發當總書記的時候，實際上負責任的是他。向忠發倒好，淨去玩兒去了。湖南的事本來是由李維漢和李立三負責的，但是周恩來也管了起來。他是包辦慣了的。在白色恐怖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管得很仔細：哪個機關要被破獲了，哪個電台得搬到哪裏去，都管。夏之栩被捕了，其他人要轉移，也都是他親自去指揮。大的事，各省的事，他都安排。所以大家都對他很有好感，他很負責的。他不是一個人跑掉，而是把有危險的這些人都管到了，保護了好多人。講公平話，他這個人是很不錯的。
所以說，周總理管得很細致周到，這是優點也是缺點。他負責，有的人就不負責。像姬鵬飛，能推就推，什麽也不管，說去問總理吧。結果把總理累得要死。聞天是個書呆子，看不慣這個。他說事情要交給各個司去管，該禮賓司管的事讓他們去管。
在長征路上，劉伯承，還有很多人都跟總理不合拍，看不慣周恩來的做法。劉伯承那時跟聞天能談到一起，說：恩來管得太多了，我這個參謀長管的事情他也管。你看他那個本子，連背行李有幾匹驢駒子都記著賬，大小瑣細的事都管。累得他寫字的時候都打瞌睡，字跡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讓人猜都是些什麽字。可電報還是要親自寫，這個怎麽能行?對他這種作風有意見的，不是一個人幾個人。
李克農和聞天談得來，也知道總理是負責任的，但是過分了。聞天講，總理事務主義，連西瓜帶芝麻都撿，應該是抓住西瓜丟掉芝麻嘛。而且各個部門都有人。李克農這些人都是很強的嘛。什麽都幹涉，讓別人不好工作。
所以陳毅來，聞天很高興，說你來了好，我們可以配合。陳毅很積極，說：那就開個會，我們給周總理提提意見。部裏的務虛會就是這麽來的。陳毅也是好心。提意見，張聞天當然帶頭了，大家也提。提了以後，陳毅就把記錄拿給總理看。總理一看：對我有意見的人有這麽多?他很注意看哪些人發了言，就在西花廳召集個黨組會。我是黨組成員，喬冠華他們不是成員，是列席的。總理說：提意見的記錄都給我看了，好啊，大家提提意見好啊，我看見還有幾個人沒有提意見，一個耿飆，一個黃鎮，一個劉英，你們三個人也都提提。結果他們兩個都不肯提，說才從國外回來，沒什麽意見。他們不敢提，也不好提。總理說：劉英同誌工作時間很長，應該提呀。我說：對，我同總理一起時間很長，[19]28年就同總理熟悉了，總理工作的精神我很佩服，任勞任怨，在那麽艱苦的條件下，什麽工作都是他頂下來的。現在工作也是這麽繁忙，健康都受損失了，所以我這次沒提什麽意見。現在總理管得寬一點、多一點，有人有意見，因為有些人確實不好工作。總理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意見。我呢，對總理沒什麽意見，幹部問題跟總理商量，都是黨組會討論的，他也很聽意見的，我沒意見。
這次提意見，本來是幫助總理，沒想到幫助不大，反而引起總理反感。提意見前，總理和聞天是很好的，在這之後，兩個人就有些疙瘩了。
聞天反對大吃大喝，說宴請要簡單些，這就同周總理有矛盾。周總理覺得中國是大國，要吃得好，要吃魚翅海參，每次宴會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國的氣派。在這個問題上，聞天和周總理兩個人不合拍。總理就是好排場，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關。當年他就要我帶頭穿綢緞。聞天說：吃東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講吃，吃得再好，要反對你還是要反對。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麽貴。聞天是節省慣了的，也是太節約了。我說：這錢也不花在你身上。聞天說：沒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麽多，吃那個海鮮，你覺得很高貴，人家還害怕有河豚呢!外國人吃熊掌這些覺得害怕。這些小事，聞天不管了，讓姬鵬飛管，姬鵬飛也不管了，叫禮賓司管。那時我們在東南亞，不在北京。蕭揚[張聞天的政治秘書]在北京，給我們寫信說，總理講了，沒有茅台，我出錢。在黨組會上對總理提了意見，總理做了點檢討，但也做了一些解釋。
聞天對外援也有意見。說，人家上層一變，對這個國家援助的影響就完了，實際收獲不大。聞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聽他的意見的。
外交部反右派
反右派的時候，聞天不在部裏，到東南亞去了。定右派是姬鵬飛、章漢夫搞的，總理沒有插手。聞天從印尼回來，一看搞了那麽多右派，就說不要搞那麽多，要搞少一點。龔子榮講，外交部搞右派搞得太少了。後來機關黨委叫去匯報，他們說我們定的右派不夠比例，規定是5%。部裏反右派，後來讓右派下去勞動，這些都是經總理同意的。聞天的意思，外文好的知識分子不要到下邊勞動，叫他翻譯東西，說這就是勞動嘛!這樣外文不會丟掉，又可以鍛煉他們。不要去搞那種勞動，這些人搞那種勞動，身體是吃不消的;另一方麵，把外文也丟掉了，聞天是非常重才的。
廬山會議後受到批判
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聞天去看望正在住院的陳毅。陳毅說，兩個政治局委員，去一個人開會，一個人看家。我身體不好，在家，你去開會。
聞天去參加廬山會議，本來準備談的是國際問題的意見，但是後來談了大躍進問題。我那時正在北戴河。有一天張茜和我說，告訴你一件事，你不要緊張。昨天聞天給陳毅打了電話，說犯了錯誤，缺點講多了。陳毅說，缺點講多了有什麽?不要怕。
我對聞天犯了錯誤感到震驚。我說，廬山會議，人家不講，你去講什麽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對彭德懷有一肚子意見，總是要發泄的。彭德懷講了，你還要講。胡喬木也打電話來打招呼，你還講什麽?他說，我不講能行嗎?國家要垮。我說，國家要垮，靠你一個人能行嗎?
廬山會議後，陳毅到家裏來和聞天談話。陳毅對大躍進也有看法，認為許多事是假的。他說，他本以為聞天是在國外問題上出問題，沒有想到是在國內問題上出問題。
批判時聞天住院去動手術，陳毅到醫院去看他，說：告訴你一點消息，主席請彭德懷吃飯，我也去吃了這頓飯。彭德懷講了三點，一不自殺，二要求下去勞動，三什麽的。主席對彭老總說，也許你是對的。陳毅對我說，劉英，這個話你不能往外講。我是政治局委員，聞天也是，我們之間講的話，你不能往外講。
聞天住了院，我在外交部首當其衝，被重點批判。韓念龍叫蕭揚來家，交出鑰匙，不準蕭揚再來。當時我很寒心。聞天平反後，韓念龍在醫院見到我，對1959年的表現也表示內疚。
外交部那時候黨的工作是羅貴波管得多。陳毅沒有怎麽管。
羅貴波、姬鵬飛他們批判我態度不好，說我和聞天劃不清界線，要給我戴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在整我時主要是關於人事問題，說我把何方這些親信在幾個司裏安點，說外交部搞了一個所謂宗派。對這一點，鬥爭一開始時還比較公正，姬鵬飛就不同意說我們搞宗派。龔澎也說，一個政治局委員要搞宗派，也不是和自己手下的幾個幹部搞。搞著搞著就不行了，後來硬是說我們在外交部搞了個宗派。聞天一直心裏不安，曾對陳毅表示過，說我犯錯誤，不應該牽涉這些人。
聞天出醫院以後，陳毅又來家裏看他。對聞天說，好多人揭發你，秘書們揭發你的材料，要不要拿來你看看?你也去外交部講一講。聞天說，我什麽都不看，在外交部裏沒有什麽好講的，我就是在廬山犯了錯誤。陳毅說，那好，你好好養病。
外交部批判我後，我就給楊尚昆打電話。楊尚昆說，哪個不了解你?少奇同誌就說，劉英沒有什麽問題。這又不是什麽株連九族，聞天是聞天的問題。他要我寫信，說他可以夾在文件裏轉給毛主席。
我給毛主席寫信，說從長征開始一直到現在，我向來擁護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讓我離開蘇區參加長征的，我對毛主席從來沒有反對過，向來是愛戴的。我和聞天的政治經曆不同，從來是聽黨的話，服從領導，沒有什麽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能丈夫有什麽錯，老婆就犯什麽錯誤呀。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經濟，過去也沒有犯過什麽錯誤。信後還附了個說明，對所謂我誣蔑攻擊毛主席的揭發材料做了解釋。
那是[19]49年春天開婦代會，毛主席在香山接見婦女代表，之後我自己又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看到我高興得很。我問：毛主席的身體怎麽樣呢?江青說：他現在不太好，從重慶回來以後看見生人手就發抖。我說：那我在這裏坐這麽久談話，行嗎?毛主席說：你又不是生人子!江青說：他還希望你來跟他隨便聊一聊呢。江青特別優待，把油果子、黑棗什麽的都拿出來，讓我吃。毛主席說：她不滿意呢!說我大樹遮了她的陰。我對江青說：你照顧毛主席這個任務，別人還代替不了呢!你這個工作比什麽工作都重要。毛主席說：你看，劉英講了，你這個工作最重要了!我記住了這次談話，後來使館討論毛主席想退居二線搞理論的時候，我就在支部會上講：這倒是好的，我讚成主席到第二線，不見外國人也好，就舉了毛主席見了生人手抖的例子，還說了現在見生人手已經不抖了。蘇聯使館的一個同誌1959年揭發了我說的這些。不怪他。他不揭發過不了關啊!隻是他講了這件事，別人就上綱了，說我反對毛主席。我就要求毛主席回憶有沒有這件事，好替我做個證明。
毛主席還是實事求是的，他要是不講一句話，我就完了。我的信毛主席批了，大體上是說，劉英應該同張聞天區別，她同張的問題不是一樣的，這是我的意見。陳毅批同意主席批示，外交部黨委由我去做工作。周總理批同意主席批示和陳毅所提做法。少奇、小平都圈閱了。毛主席的批示發給了外交部和中組部。外交部不對我說毛主席有批示，但是楊尚昆、安子文、喬明甫、帥大姐都對我說，毛主席批了，叫我放心。陳毅後來對楊尚昆講，毛主席有批示，我不好找劉英說，你去找她談談。楊尚昆就找我談，要我放心，不會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楊尚昆非常公正，說你[指劉英]又沒上廬山，有什麽問題?
我就去問姬鵬飛，他說不知道。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問章漢夫，也說不知道;再去問羅貴波，他最凶，說：誰說的?不可能。我知道毛主席的意見後，就不再理會外交部，隨他們去弄吧。毛主席批的意見壓了20年我才看到。
羅貴波在“十四大”時，他和我同桌吃飯，說要來見我。第一次來時，正好有許多幹部子弟在場，羅貴波就說下次再來。我知道他有話要談。再來的時候他就談他自己受冤枉，抓“五一六”抓到他，說他批準火燒英國代辦處，要我幫他到組織部去說說，為他平反。我說，我也沒有得到平反，還不是張聞天的事一平，我也就平了。羅貴波還不甘心，又要李涵珍[羅的夫人]來說。我不了解外交部的文革。我被拉到外交部陪鬥時，他們喊“打倒陳姬喬”。我還以為這是一個什麽人呢，我搞了那麽久的幹部工作，怎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啊?我也不了解羅貴波在文革中的情況[她確實不了解，不知道“五一六”是怎麽回事，更弄不清外交部“打倒羅(貴波)、徐(以新)董(越千)”是怎麽回事]，隻好勸勸他：你不是已經平反了嗎?
運動最後，沒有給我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定了個嚴重右傾。1962年又把處分改為嚴重警告。因為八屆十中全會後張聞天又受審查，這次改變處分沒有同我本人見麵。直到這次平反時才講了甄別時曾經修改處分，沒有和本人見麵這些情況。
開外事會議鬥張聞天，主要追兩個問題：為什麽從蘇聯回來勁頭那麽大?是裏通外國?與彭德懷是什麽關係，開過什麽反對毛主席的黑會?查聞天的“裏通外國”，聞天和郭肇唐的關係成為一個大問題。聞天說，康生這個人厲害!郭肇唐是他介紹來的，就說同我有牽連。郭肇唐[又名郭紹棠]本來在紅色教授學院教書，後來挨整，吃了好多的苦頭。他1957年來中國訪問，由孔原招待。孔原就請我們幾個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作陪。郭肇唐和孔原講，他不認識劉英，但是認識她的愛人張聞天。孔原要我告訴聞天，好好招待招待郭肇唐。我向聞天轉達了。郭肇唐又去看康生，也說想見張聞天。所以，是康生讓聞天見郭肇唐的。張聞天見了郭肇唐，給了他一些公開資料。批鬥聞天，李井泉、柯慶施也很左。聞天說，別的錯誤都可以承認，唯有這個“裏通外國”，怎麽鬥，我也沒有辦法承認。他們要我揭發，我說沒有什麽可揭發的。彭德懷是直脾氣，從來不搞陰謀開黑會。說聞天“裏通外國”，是他最無法接受的。
張聞天離開外交部去經濟所
1959年倒黴以後，聞天先找小平同誌，小平說可以研究國際問題;又去找少奇同誌，少奇同誌說還是暫時回避國際問題，可以搞經濟問題。聞天還是願意搞經濟問題的。富春非常歡迎，說我們這些人搞實際工作，你來可以幫大忙，我們歡迎搞經濟理論工作的，這樣可以把經濟工作理論化，搞得更深一點。他說，你來還可以參加黨委。可以參加黨委，聞天高興極了。幾天沒消息，過後李富春回了信，說很抱歉，沒批準。後來他就去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沒有參加黨委。我就被分到近代史所，沒有任何職務。我就借些書來看，參加支部會。我沒有車，每天都走路去。
聞天在經濟所每天看書做卡片，寫的文章就經過楊尚昆送給毛主席。毛主席先還看，批給政治局同誌看，後來不看了。在經濟所，李澤中當過聞天的助手。他住在我們家那個小房子裏，幫聞天抄抄寫寫，常和聞天在院子裏散步，談些問題。真正提供材料、談些問題的是李澤中。聞天很賞識他，說：你這個人老實，品質很好。他等於是孫冶方[經濟所所長]派來的。本來要派孫尚清，孫尚清不願意來。孫冶方是聞天在莫斯科時的老同學，聞天很器重他。他和孫冶方談得好深。孫冶方常來我們家，一談就談半天，都是聽聞天講。他說：你在理論方麵，在辯證法方麵提高了我們的工作。他們要搞政治經濟學。結果康生、林澗青告了狀，說孫冶方親張聞天，搞什麽價值規律。
1964年康生說，批孫冶方吹利別爾曼，為什麽不批張聞天?根據就是張聞天參加了孫冶方起草的政治經濟學大綱。經濟所批孫冶方時，實際上就已經在批聞天了，隻不過聞天自己那時並不清楚。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去經濟所時覺得許多人見了麵都跟過去不一樣了，表麵上都很客氣，實際上別的什麽都不談，孫冶方見了他也是客客氣氣。他看到書架上也改變了樣子。他就弄不清楚究竟是為什麽。我從曆史所範文瀾那邊多少知道一點風。一次我同我弟弟劉彬談話時透露了我的擔心。我說，聞天一直不停地寫，不要將來再出問題啊。劉彬說，學術問題沒有什麽關係，曆史將來是會說話的。不過他建議要多寫點毛澤東思想的東西給上麵看看，於是我轉告了聞天。聞天就寫了一些關於毛澤東的哲學、軍事思想的文章。
楊尚昆1959年後對聞天還是照顧的。生活上不變。還是用專車，到供應站買東西，每年主動安排他到青島休養，來去掛公務車。1965年，他被調到廣東，由汪東興接替，就不行了。專車取消了，煤也沒有了，隻好燒個爐子。聞天專門寫了一封信，說沒有煤，暖氣管要凍壞的。這樣才撥了2噸煤來。
長征時是苦，但是精神愉快。1959年後精神壓力大，比肉體上受苦要苦得多。廬山會議後，我們很孤獨，連我弟弟都不肯來看我們。因為我受聞天連累，所以他總是照顧我。我不快活，他就領我到公園去走走，連下雪天也要散步。把小倩領來養也是為了調劑一下生活。我們兩個是工作的伴侶，患難的夫妻。
何方訪談，原載《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