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裏橋之戰：一場完美的戰狼拯救人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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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禮事件，1856年，巴廈禮領導的談判團因拒絕行跪禮而被清政府扣押，這是就巴夏禮事件。有不少學者認為，巴夏禮事件就是誘發火燒圓明園的直接原因。

1860年英法聯軍以更換條約為名進逼北京。當英法聯軍在天津和通州時，清政府與其有過一係列的外交談判。

通州談判時，英方派代表巴夏禮率領39人參加，清政府答應英法聯軍提出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但在枝節問題上卻是寸步不讓，在巴夏禮麵見皇帝“跪與不跪”這一點上爭執不下。

欽差大臣全權談判代表載垣

說：“按中國禮製，見皇帝必須跪拜。”巴夏禮說：“我不是中國的臣”。爭辯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談判通報後指示：“必須按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予許可。”巴夏禮拒不接受，揚長而去。清政府則指示僧格林沁將巴夏禮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為人質。

巴夏禮一行39人被扣押，英法聯軍迅速進軍，兵臨北京城下。炮火中皇帝和嬪妃倉皇出逃。圓明園落入侵略軍之手，接著是連續兩日的搶掠圓明園中的奇珍異寶。三日後，皇帝的弟弟奕忻在武力的逼迫下向英法聯軍交還了人質，但39名人質，生還的僅有18人，其餘歸還的全是屍骸，其中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的屍體是七至八塊。

英國公使額爾金和英軍司令格蘭特見到人質和屍體後，認為隻有毀圓明園才能給中國皇帝極大的打擊。於是，他們把輝煌的皇家園林看作是中國皇帝的私有財產，成為聯軍報複和發泄私憤的對象。追尋到底是英法軍隊先進的圓明園還是先看到人質的屍體的？

曆史背景

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後，僧格林沁統率蒙古馬隊七千、步兵萬餘名，從天津撤防退至通州、八裏橋一帶，準備與英法聯軍進行野戰。8月24日，英、法聯軍占領天津城。8月31日，鹹豐帝急派大學士桂良為欽差大臣到達天津，會同直隸總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談判乞和。9月7日，當談判破裂後，聯軍決計進犯北京。9月19日，英法聯軍對八裏橋一帶開始全麵軍事偵察，通過入華多年的傳教士為輔助。英法聯軍通過偵察發現北京到通州運河沿岸部署大量清軍，運河上有一座17世紀石料單孔橋，即為八裏橋，距京師8公裏。

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帶的軍事部署是，由他統率馬、步兵17000人，駐紮在張家灣至八裏橋一線，扼守通州至京師廣渠門的大道。又命副都統伊勒東阿督帶蒙古馬隊4000人防守八裏橋；另有1000名察哈爾蒙古馬隊由總管那馬善統帶，防守馬駒橋東南之采育，以防敵軍從馬頭西進，繞道進犯京師；直隸提督成保率綠營兵4000人防守通州。副都統勝保率京營5000人駐守齊化門以東至定福莊一帶，作為聲援僧格林沁和護衛京師的後備部隊。僧格林沁統率清軍共計達30000人，其中蒙古馬隊共近10000人。1860年9月18日，英、法聯軍先頭部隊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逼近張家灣附近，並向張家灣的清軍駐地發炮攻擊。僧格林沁所部守軍早已嚴陣以待，向敵陣勇猛衝鋒。英、法聯軍為抵禦彪悍的蒙古馬隊，以數百支康格列夫火箭齊射悍不畏死的蒙古勇士，蒙古騎兵馬匹驚駭回奔，衝動後麵的步隊，導致陣勢混亂，紛紛後退。在清軍失利的形勢下，僧格林沁立即率部退入八裏橋，以扼赴京道路。隨後，英法聯軍一舉占領了張家灣和通州城。 [2]

1860年9月19日，清朝朝廷在《諭僧格林沁等應敵機宜》的“廷寄”中詢問：“僧格林沁自退紮八裏橋之後，日來與該夷是否又經見仗？”在《著烏蘭都迅帶馬隊赴通》的“廷寄”中指令：“僧格林沁現紮八裏橋，勝保現紮於家衛，防堵由通入京要隘，以截夷人前進……著烏蘭都迅即統帶所部馬隊官兵二千三百名，日夜趲行，前往通州以西八裏橋地方，聽候僧格林沁等調撥，勿稍遲延。” [3]

戰役過程編輯

開始

八裏橋之戰舊照

八裏橋之戰舊照 [1]

通州僧格林沁所部退守八裏橋後，他和瑞麟商定，全軍分設南、東、西三路截擊敵軍。其中，將近1萬名滿、蒙馬隊軍部署在八裏橋一帶防守。八裏橋東距通州八裏，西距京城三十裏，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軍利用八裏橋周圍的灌木叢林，在這裏構築了土壘和戰壕，準備和敵軍在此決一死戰。9月21日淩晨4時，英法聯軍由騎兵在前開路向八裏橋方向推進。

淩晨5點半，英法聯軍發出了出發信號。雅曼率領法軍兩個炮兵連和參謀部兵員，科利諾率領法軍一個炮兵連居中，成為先頭部隊，英軍居後。英法聯軍各有4000餘人，共為8000餘人，投入戰鬥的清軍共2.5萬至3萬人。蒙托邦聲稱是清軍首先發動了進攻，清軍騎兵麵對英法聯軍排炮毫不畏懼，一批一批衝擊。清軍發現英法聯軍中法軍和英軍之間的空隙，趁機衝擊進入，一度突破了英法聯軍的防線。

上午7時，英法聯軍分東、西、南三路對八裏橋清軍陣地發起攻擊。東路為雅曼指揮的法軍第1旅，西路為格蘭特直接指揮的英軍。南路擔負著主攻八裏橋的重任，是科林諾指揮的法軍第2旅。此次作戰以法軍為主，由法國人孟托班擔任總指揮。 [2]

激戰

八裏橋之戰打響後，清軍馬隊即按原定部署立即由正麵衝上前去。他們奮不顧身，齊聲大呼殺敵。由於火槍裝備有限，就手持長矛、弓箭，憑著一腔熱血迎擊英法聯軍，企圖衝亂和割裂英法聯軍的戰鬥隊形。一部分騎兵衝至離敵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衝到敵人的指揮部附近。激戰1小時，斃傷多人。但清軍馬隊遭到據壕作戰的聯軍步兵密集火力的阻擊和敵炮榴霰彈的轟擊而大量傷亡，戰馬因受驚而橫衝直闖，幾近不能成軍，被迫在敵人火力的逼使下退卻下來。隨後，南路的法軍主力第2旅將大量的炮彈傾瀉在八裏橋上之後，給勝保部沉重打擊，所部亡慘重。當法軍第2旅的兩個前鋒連隊衝到橋邊時，守衛石橋的清軍士兵勇敢地衝出戰壕與法軍展開了血刃戰。後因勝保中彈受傷退下戰陣，遂率軍退至定福莊。當戰鬥打響以後，僧格林沁才知曉，主攻八裏橋的是南路敵軍，而不是西路敵軍。為了彌補戰前的決策失誤，僧格林沁在勝保部與南路敵人戰鬥的同時，指揮馬隊穿插於敵人的南路與西路之間，企圖分割敵人，爾後以步隊配合勝保部包圍南路敵人，殲滅敵人主力。由於勝保所部潰敗，僧格林沁的作戰意圖未能實現，遂與西路英軍展開英勇激戰，雙方傷亡慘重。 [2]

結束

上午9時，英軍兵分兩路，一部分繼續與僧部對抗，一部分向於家圍進攻，企圖抄襲僧軍後路。僧格林沁分兵無術，麵臨腹背受敵的險境，但他仍然“騎著馬站在前麵，揮舞著黃旗表示挑戰。八裏橋之戰，從早上7時打到12時，戰鬥十分激烈。其中，蒙古騎兵在戰鬥中表現得異常勇敢，冒著敵人的密集炮火，多次衝向敵軍陣營進行英勇的戰鬥。

法國遠征軍中尉保羅·德拉格朗熱對清軍騎兵描述：“炮彈和子彈無法徹底消滅他們，騎兵們似乎是從灰燼中重生。他們如此頑強，以至於一時間會拚命地衝到距大炮隻有30米遠的地方。我們大炮持續和反複地排射，炮彈於他們的左右飛馳，他們在炮火中倒下了。” [4] 蒙托邦、科利諾、雅曼等部隊采用刺刀、炮火持續攻擊，布傑（Pouget）少校率領法軍第101旅奪取了清軍陣地中心村莊，雅曼率法軍占領八裏橋。

英法聯軍開始采用大口徑火炮射擊拚死一戰保衛八裏橋的埋伏清軍，最終占領了八裏橋，橋上清軍屍橫遍野。蒙托邦回憶：“八裏橋成了這一天最動人的一幕。早晨還鬥誌昂揚的那些清軍騎兵，現在都已消失得無蹤影了。這座橋是一種古老文明造就的偉大古跡。那些衣著華麗的騎兵，在橋道上揮動旗幟，毫無掩護地以一種對我們的大炮和火炮無能為力的炮火，作出了反擊。” [5]

據俄使伊格估計，當時清軍投入約5至6萬人，其中3萬騎兵，損失1000人（清朝自己估計為3000人）。法軍死亡3人，受傷17人，英軍死亡2人，受傷29人。1860年9月21日，英法聯軍自郭家墳向八裏橋附近進攻。勝保、僧格林沁、瑞麟奉命迎擊，激戰半日後僧部潰退，勝保、瑞麟繼續督軍奮戰，激戰中勝保連中數彈而昏暈落馬。最終清軍戰敗，英法聯軍也遭受打擊。戰後勝保受鹹豐美譽“忠勇性成，赤心報國”。 [6]

戰役結果

八裏橋之戰是近代軍隊與封建軍隊的一次經典戰役。英法聯軍當時已經經曆過拿破侖戰爭錘煉，和最新克裏米亞戰爭中的考驗，兵員是義務兵役製加職業軍官團。不僅裝備的是配備刺刀的前膛燧發槍和滑膛炮。部分使用了，剛剛發明不久最新的線膛火炮和線膛步槍。使用的是空心方陣和三排陣列的戰列步兵線等最新戰術。而八旗軍是以冷熱兵器混用為主的步騎混合軍隊，綠營軍裝備的是少數進口和仿製的舊式滑膛槍、自製的本國鳥槍，抬槍，抬炮、劈山炮、和大刀、長矛等冷兵器。十九世紀歐洲的近代軍隊在麵對世界各地的封建軍隊作戰時，有不少壓倒性的勝利的。八裏橋之戰，三萬多清軍傷亡過半，而一萬人 [7] 的英法聯軍隻有十二人陣亡。

指揮戰鬥的法軍將領孟托班回國後，被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封為“八裏橋伯爵”，還讓他當了參議員。法皇提議再給他年金五萬法郎作為獎賞，但遭到了多數議員的反對。議員們認為，發生在八裏橋的不過是“一場引人發笑的戰鬥”，說：“在整個戰役期間，我們隻有十二個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給他那麽高的獎賞！”

曆史評價編輯

法軍軍官吉拉爾在《法蘭西和中國》中對清軍的英勇作戰做了詳細的描述：“光榮應該屬於這些好鬥之士，確是應該屬於他們！沒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們甘願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灑下自己的鮮血。這種犧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裏都被看作為偉大的、尊貴的和傑出的…… 這樣的英雄主義在中國軍隊裏是經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歐洲則以誤傳誤，竟認為中國軍隊是缺乏勇氣的，此乃是一大謬誤。”並點評說：“八裏橋之役，中國軍隊以少有之勇敢迎頭痛擊聯軍。他們的軍隊是由兩萬五千名韃靼兵和為數眾多的民團所組成的”，“盡管他們呼喊前進，勇猛和反覆地衝殺，還是一開始就遭到慘敗！然而，他們頂住了使他慘遭傷亡的強壓火力”，最後，他們“還是寧願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 [8]

保爾·瓦蘭在《徵華記》記載說：“中國人和以勇氣鎮定著稱的韃靼人在戰鬥的最後階段表現得尤為出色……他們中沒有一個後退，全都以身殉職”。 [9]

德裏鬆伯爵的《翻譯官手記》中這樣寫到：“敵人已經兩次被打退，卻還沒有認輸，正準備橫下一條心來爭奪通道。……中國人現在可不是躲在城牆的後麵或由工事掩護著來進行戰鬥，他們現在已挺身而出。在那裏，皇帝的韃靼禁衛軍，帝國軍隊的精華正聚集在首都的大門口。在橋的正中央，冒著槍林彈雨，他們的一位官長騎著馬站在前麵；他揮舞著黃旗表示挑戰，盡管隆隆的炮聲蓋過一切，可是他還在高聲呼喊著。在這位英勇的官長的周圍，橋欄的大理石塊四散飛舞，我們的炮彈造成了成批的殺傷。死神一刻也沒有歇手，卻並沒有嚇倒這些不靈活，然卻勇敢的鬥士，他們寸步不退。” [10]

香港軍事評論員馬鼎盛主張僧格林沁領導的八裏橋之戰是中國千年傳統的騎兵衝擊、冷兵器近戰與西方經過拿破侖戰爭和工業革命後以炮兵為核心的火力戰之間的兩個時代的決戰，血肉之軀終歸抵擋不住侵略者的新式槍炮。以及主張八裏橋之敗卻對“師夷長技以製夷”有了進一步認識。 [11]

學者胡世芸認為僧格林沁在第三次大沽口之役中已經知道冷兵器不能抵抗新式兵器，就不該督率馬隊與聯軍決一野戰，是他的無知和錯誤使官兵付出慘重的代價，僧格林沁喪師誤國難逃其咎，但與主和派也不可同日而語。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