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時代的洪流中，有時一個看似不經意的決定就可以影響一個人一輩子的命運，或幾十年身背罪責，墮入地獄；或躲過一劫，安全無虞。當時局中人並不知曉，事後看則步步驚心。
姥爺曾經做出過三次重要的選擇。
第一次是大學畢業時的擇業。
姥爺是上海暨南大學經濟（銀行會計）係畢業。
時任暨南大學校長是曆史學家何炳鬆。
關於何炳鬆，可以談談東南聯大。
西南聯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之名，現在為人所熟知。在抗戰的艱苦環境中，堅持追尋學術自由和真理，撫育新人，其成就如巍巍高山，令人仰止。
而東南聯大（國立東南聯合大學）之名，則少有人知。
盧溝橋事變之後，抗戰之初，處於北方的大學先受衝擊。用當時的話語來說，就是“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因此以北方三所名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為骨幹，教師和學生南遷，先成立了西南聯大。
此時在上海租界中的諸大學尚能勉強維持。
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麵爆發後，英美租界裏麵的大學也辦不下去了。東南沿海的學子們也開始了內遷，顛沛流離，亟須安置。僅僅一所西南聯大肯定是不夠的。因此教育部開始籌備東南聯大，主要用來安置上海各大學的教師學生。其籌備委員會主任，就是何炳鬆。
東南聯大當時選址在第三戰區的轄區內，因此需要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協助。也正是因為這個事情，作為曆史學家的何炳鬆結識了顧祝同。
後來因為戰事吃緊等諸多原因，東南聯大籌而未成，最終流產。何炳鬆繼續擔任暨南大學校長。
1945年抗戰勝利，姥爺也從暨南大學的銀行會計係畢業，全係成績排名第二。何炳鬆想推薦他到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處去當軍需官。因為軍需是管錢糧的，姥爺學的會計知識也算是學以致用。這確實是個好差事，姥爺也猶豫了半天，最終決定不去。
在之後的幾十年中，姥爺想起這個事情來還有後怕，亦覺得慶幸！幸虧沒有去江西上饒報道！
上饒是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我們這一代人知道這個地名，多半是因為“上饒集中營”這個名字。
如果和上饒、第三戰區、顧祝同、軍需官這些扯上關係，那麽解放之後，等待他的就不知道是什麽樣的劫難了。
逃過一劫後，姥爺漂泊到了光複後的台灣。那時候很多暨南大學的老師和畢業生到了台灣，參與接收台灣大學。姥爺也在台灣找了一個會計的職務。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
二二八事件，以前被我們叫做“二二八起義”，官方將其定性為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暴政的起義。但其參與人員中有台獨人士，運動有一定的台獨訴求。而最後流血的鎮壓給台灣人民以深深的創傷和幻滅，滋生了台獨運動能夠進一步發展的溫床。
姥爺選擇了離開！
在混亂的時局中，他從台灣又回到了大陸，擔任福清明毓聯合中學校長。
明毓聯合中學是美國美以美會創辦的教會學校，由明義中學和毓貞女中合並而成。
美以美會是基督教新教的教派之一，解放前在中國影響深遠，創辦了眾多一流大學和中學。
姥爺本身就是教會中學畢業的，現在回來在教會中學任校長，輕車熟路，遊刃有餘。
但1949年，他選擇辭職北上。
如果不北上，留在當地，作為一個教會中學的校長，負責從教會拿錢辦學，教學中采用教會編撰的全英文教材，在解放之後，這些都將是無可爭辯的罪狀。在以後的曆次運動中，可以被抓的小辮子太多了！
北上，就好像獲得了新生，這些發生在故鄉的遙遠的事情被拋在身後，可以被掩蓋，被遺忘。
1945年選擇不去上饒，1947年從台灣逃回大陸，1949年從福建北上，這三次逃離，都是離開了是非之地，遠離政治漩渦。
姥爺是一個書生，最大的渴望是鑽研學術，當一個大學教授。
他最後如償所願，也在大學中得到了相對平靜的生活。
他的三次選擇都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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