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上午11點45分，我的姥爺在睡夢中安詳去世，以九十九歲高壽仙去。
得知姥爺住院後，我本已訂好機票，準備回國再陪伴他一段時光。沒想到一切會這麽突然。
近年一直有個想法縈繞於心。我想給姥爺寫回憶錄。
我的姥爺施聯朱，1920年5月11日生，福建省福清市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長期從事民族史、民族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重點在於有關民族識別的理論與政策以及台灣少數民族、東南各省佘族的曆史文化學研究。著有《中國的民族識別》、《佘族》、《佘族風俗誌》，主編《佘族簡史》、《佘族社會曆史調查》等。
他們那一代人每個人都是一部傳奇。
姥爺從小接受的是美國教會學校的全英文教育。
大學時期，在抗日戰爭的炮火中艱難求學。
亂世中顛沛流離，到過光複後的台灣，親曆了二二八事件。
解放前北上，開始了學術生涯。在燕京大學和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的校園之內，往來的師長和同事都是學術大師級人物：吳文藻、翁獨健、潘光旦、林耀華、費孝通……
研究生還沒有畢業，就被時代賦予重任，遠赴邊陲，深入險阻，參與了新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
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中國五十六個民族這種說法，並不是古已有之。這五十五個官方認證的少數民族，其民族身份的確定和名稱的辨別，就是基於建國初期的這項社會學工程。
文革期間，他和費孝通等人一起下放五七幹校，親見這些大學者們為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欲望而奮鬥。
他是一個世紀曆史的親曆者和見證者。
也是那些民國時期就成名的史學大家、社會學大家、民族學大家們的學生、朋友、和同事。
我本想用口述曆史的方法，將姥爺的生平記錄下來。
我有很多的問題想知道。
比如這些大師們在曆史轉型中的陣痛。他們都是最高水平的西方學術體係培養出來的，好多哈佛哥倫比亞的博士。而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學被砍掉，僅存的民族學是以蘇聯斯大林民族理論為指導。他們是如何棄舊迎新去適應這個截然不同的體係的？
比如他們當時民族識別工作所采用的具體方法。究竟是那些因素，決定了這個少數民族獲得了官方認定，而另外一個卻沒有得到承認。
民族識別的理論、民族政策的製定和執行，是有可能影響到千百萬人生命和福祉的大事。
君不見按照斯大林民族理論為基礎，以各民族加盟共和國形式組織起來的蘇聯解體後，各原加盟共和國之間矛盾衝突不斷。俄國和格魯吉亞之間爆發過針對南奧塞梯的戰爭，俄國和烏克蘭針對克裏米亞的爭端現在愈演愈烈。
而地處巴爾幹的前南斯拉夫，在鐵托死後，聯盟之內的各國種族矛盾不斷，最後刀兵相見，聯盟解體。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一幕幕人間慘劇不斷上演。
民族/種族混居的現象，在全世界範圍內以史無前例的加速度進行著。歐洲在全麵巴爾幹化，美國正滑向拉美化。如何處理複雜的民族/種族矛盾，將是人類社會和平發展所麵臨的最大挑戰。
正因為如此，姥爺他們在半個多世紀前所做的工作，對今天的世界仍然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我本來已經列了一個大綱，分為幾個部分，想利用每次回國的時機，詳細向姥爺請教。
但作為一個中年人，有家室之累，工作纏身，每次回國都行色匆匆，和姥爺在一起的時間實在太少，所獲資料有限。
其實直到去世前，姥爺的頭腦都還非常清楚。
我隻能後悔自己的拖延和低效。
我現在能做的，隻有將已經收集到的微薄資料寫成幾篇文章，以紀念他！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