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老兵讀史
穀牧說：記得有一次中央開會，會議散會時江青說：穀牧留一下。我留下後，江青追問我為什麽把30萬噸乙烯工程放在大慶。我對她說：乙烯是以石油為原料的，把加工設備放在原材料產區，符合經濟規律要求。但江青不講理地說：我不懂也不管這些，我隻問你是誰說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慶的。我對她說：我知道是誰說的，但不能告訴你。
但江青硬是無理地糾纏，逼我說出來是誰定的。這時華國鋒慢步走來說：你們在吵什麽?我向華國鋒說明了原由，華一句話就把江青給支跑了，他說：這是毛主席定的。江青一聽是毛主席定的，夾著皮包，一句話都沒有說就走了。江青這個人完全不講理。
穀牧談“二月逆流”
當談到“二月逆流”事件時，穀牧說，“二月逆流”事件，現在活著的人就剩下我一個了，當時的說法是：“三老四帥兩幫凶”(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凶是指餘秋裏和我)。
譚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確實是一個硬漢子，那一次中央開會是總理主持的碰頭會，上列9個人都參加了。當時大家對林彪和“四人幫”一夥的反黨、反革命行為極端憤恨。譚震林氣憤地說：很難得參加中央會議，既然參加了我就說幾句，我恨我為什麽活過65歲，使我看到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麵，今天把共產黨搞成這個樣子。
還有一句話更不能外傳，就是他說：我後悔我為什麽跟著毛主席鬧革命。我不幹了!我以後還要上山打遊擊去，我說話就算數。說完就拿起皮包要走。
這時周總理說話了：回來!不許走，今天會議上講的話就到這個範圍為止，一個字不能外傳。當時徐向前元帥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壞了)，說：蒯大富是個什麽東西，一個反革命分子!到會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動，當時周總理叫我作會議記錄，這些話一個字都沒有記上。
華國鋒粉碎“四人幫”是冒著重大風險的
1972年，我由下放煤礦調回廣東省委工作之後多次去北京開會。1977年秋，我調到國家計委、農林部工作，此間華國鋒先後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總理等職務，因此接觸較多。
1982年5月，我因病到北京醫院住院。華國鋒也在這裏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時較多見麵。我倆曾進行過一些簡要的交談。1999年3月9日上午，我親自詢問了華國鋒當年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他詳細向我介紹了當時的情況。
華國鋒同誌對“四人幫”的鬥爭是非常堅決的，是冒著重大風險的，這是他的優良政治品質的主要方麵。他在政治、思想、理論上都有局限性，這也是他犯“兩個凡是”錯誤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央工作會議和緊接著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較能發揚民主、接受大家對他的批評，這一點應該肯定。
當時，所有人的發言都照登簡報，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評任何人，是較好發揚民主的一次會議。華國鋒對於自己的“兩個凡是”和其他問題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並接受大家的意見，態度是誠懇的。
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先後解決了為***事件徹底平反、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誌恢複名譽、為彭德懷平反、為陶鑄平反等一係列重大問題。後來有一個時期，社會上有些書籍、報刊和個人講話，根本不提華國鋒的作用，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摘自《穀牧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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