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溫】蔣彥永：“我說的全是2003年真實情況”
提起13年前的“非典”，很多人會想到口罩、板藍根、著名醫學專家鍾南山，以及七天七夜平地而起的小湯山醫院，但沒有幾個人知道，當年如果沒有他——蔣彥永用極大的勇氣麵向世界撕開被遮蔽的真相，如果不是他的決心，疫情極有可能演變成覆蓋更多人的悲劇。當“說真話”成為危險舉動，疫情必然蔓延，知識分子的良知何去何從？
率先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的蔣彥永醫生[注1]
2012年10月7日，301醫院普通外科的退休醫生蔣彥永迎來80歲生日。親朋聚集在一起，講述80年來與他有關的記憶。羅成華是蔣彥永的學生，他走上台說，“他是非典時期的英雄”。
這幾年，人們在內地刊物上很少能看到蔣彥永的名字。而在2013年到來之際，當人們重新思考10年前那個春天帶來的影響時，他的名字無法忽略。
2003年4月21日《時代》周刊封麵，右上角是打了紅叉的薩達姆頭像，當時正值伊拉克戰爭之際。但全世界當年關注的另一件事情，可與戰爭相提並論。占據此期《時代》封麵中心的是4個字母組成的詞：SARS。下麵一排小字是：
What did Beijing know ?
封麵故事的內文，配有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的頭像。4月3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張文康麵對雲集的媒體記者說：“北京市隻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製。”他還進一步表示：“歡迎大家到中國來旅遊，洽談生意，我保證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正是張文康的這一番話，刺激了坐在電視機前的蔣彥永。
離譜數字
“我覺得張文康提供的數字和真實情況差得太遠。”這是蔣彥永當年的反應。為此，他開始向有關醫生了解醫院收治病人的情況。
2003年3月初，一位山西病人由當地醫生送到蔣彥永所在的301醫院。那位醫生介紹病情時說，病人已發燒咳嗽四五天，他們懷疑可能是SARS。急症室的醫生則回答，這不可能，廣州早已控製非典了。於是，此病人被收入呼吸科。
但是，幾天後，陪病人前來的父母出現了嚴重病情，在被懷疑為SARS之後，這一家人都被轉入302醫院。不久，這位病人的父母先後不治身亡，女兒逃過一劫，治療好轉後回到山西。此病顯示了強大的傳染力，302醫院在接收病人後，雖嚴格按呼吸道傳染病處理，仍有十餘位醫生護士染病。
在301醫院肝膽外科，一位膽囊息肉病人在準備手術過程中出現發燒症狀，疑為SARS，轉至309醫院，數天後死亡。肝膽外科兩位醫生和兩位護士被感染
“302醫院已經收了40名病人，死亡2名；309醫院收了60名，死亡7名。4月4日，301醫院院長在交班會上宣布，301醫院已經有過46例確診和疑似的非典病人。”
3月底，蔣彥永當年在協和醫科大學的同學、301醫院神經內科主任朱克因患肺癌，轉到胸外科準備手術時出現高燒，疑為SARS。302和309醫院專家進行會診，蔣彥永也在其中，他因而了解到302、309醫院已經有不少SARS患者。“我感到這個傳染病非同一般，應該加以重視。”
從3月初開始，301醫院剛收治病人不久，院領導到衛生部開會，被傳達的會議精神是，北京雖然已經有了SARS，但為了確保開好兩會，要對此事嚴格保密，作為紀律，不許傳播。“我很快就得此信息，覺得這樣做是很不對的。但當時還看不到SARS這個病如此嚴重和危險，所以也沒去管。”
直到張文康說了那番話後，普通外科醫生蔣彥永決定不再沉默。“我當即找醫務部和門診部領導，請他們去反映，張文康的講話不對。”
發出郵件
張文康說話的第二天，4月4日午飯後，蔣彥永在所住院子裏遇到原總後衛生部張立平部長和另一位更老的衛生部王部長。“我問他們對張文康的講話如何看，他們都認為是錯誤的。他們說，總後在內部通報就有四十多例非典。我和他們開玩笑地說，你們怎麽帶出一位說謊的部長。”[注2]
蔣彥永認為已到了時不我待的關口。因為，4月中旬，會有大量中外遊客來北京旅遊，非常有可能染上SARS，並可能傳播到全國及世界各地。“那樣對我國和世界人民將造成極為惡劣的後果。我有責任將知道的情況告訴世人。”
4月4日晚上，蔣彥永將自己知道的情況寫了下來，按照他從電視看到的郵箱地址，分別給中央四台和鳳凰衛視發了E-mail：
“昨天，中國衛生部長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了中國政府已經十分認真地對待了SARS的問題，目前該病已經得到了控製。但在後來他提供的數字，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我看了後簡直是不敢相信。
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醫生護士看了昨天的新聞都非常生氣。所以我就給各位發此信，希望你們也能努力為人類的生命和健康負責，用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參加到這一和SARS鬥爭的行列中來。”
最後一句話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屬實，我負一切的責任。”
隨後幾天，蔣彥永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但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體獲知。4月8日，《華爾街日報》和《時代》周刊記者找到蔣彥永，對他進行了采訪。“《TIME》的記者SusanJakes首先要弄清我提供的數字是否屬實。我告訴她，數字都是經過幾位醫生肯定的，十分可靠，我對此負全部責任。她建議我可以不署名。我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應該署名。她又問，那樣做的後果我考慮了沒有。我說，我說的全是真實情況，有憲法保護我。但我也做了最壞的準備。”
《TIME》雜誌當晚就將采訪內容發到網上，隨後在4月21日的雜誌上刊登。4月9日上午8點開始，蔣彥永家的3部電話響個不停，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共同社、BBC、CNN、VOA、《聯合早報》等數十家媒體都打來電話采訪。
“我原定於4月9日下午3點到科裏給進修生和研究生講課，不得已延遲了近一小時才開始。課尚未講完，院裏就找到我，要和我談話。”
當晚7點半和10點半，醫院領導兩次到蔣彥永家談話。“談話在很客氣的情況下進行的。院領導對我接受國外媒體采訪首先肯定了我的動機和出發點是好的，但作為一個軍人這樣做是違背了軍隊有關紀律的，今後就不要再和國外媒體接觸。
我表示我原先不知有此規定，今後有事先找院裏談。同時，我說，你們看了張文康的講話也一定覺得他是錯的，張立平和王部長等人，他們已退休了，他們就能說真話。我們國家過去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多了，希望你們今後也盡量能說真話。”
提出建議
蔣彥永一直珍視講真話的價值。他曾就讀於燕京大學，燕京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被他銘記在心。“作為醫生，從自己學會看病，到能看一些複雜的病，能解決一些疑難的病，學校書本的教育固然重要，但主要還是靠從處理一個一個病人的經驗中逐漸積累起來。也就是說醫生一點一滴的進步，都是病人給的。因此，應該把從病人身上學到的本領，更好地用於為病人服務。”這是蔣彥永對校訓的理解。
2003年4月10日，蔣彥永參加了燕京校友會理事會的會議。會議商量的一項內容是原定於4月19日的返校活動是否還繼續進行。理事中的幾位醫生先提了建議。
第一位發言的是胡亞美院士。她是兒童醫院院長，同時是北京市防治非典領導小組組長。她說，兒童醫院有兩個小孩患了非典，他們的母親和祖父都傳染了此病，這說明此病傳染力很強。她還提供了一個信息，醫院接到通知，再有非典，一律“就地消化”。
第二位是吳蔚然教授。他說，北京醫院有兩個病人，不太重，已基本控製了。
蔣彥永第三個發言。他說，軍隊醫院的病人不少，但隻要把真實情況告訴大家，正確處理，是可以防也可以治的。
參加會議的頭一天晚上，蔣彥永為了朱克疑為SARS的事，打電話向協和醫院呼吸科專家朱元玨教授請教。她告訴蔣，協和醫院也接到通知，對非典病人要“就地消化”。原因是，北京兩個傳染病醫院（地壇醫院和佑安醫院有200個床位）都已收滿了。
早在4月11日下午，蔣彥永的幾位同學在他家相聚。其中一位接到一個電話。那位朋友正參加軍隊一個會議，會議決定將北京武警在小屯的第三醫院臨時改為收治SARS的醫院。因為WHO已決定馬上重返北京，重點調查軍隊的醫院。
“WHO到來後，302醫院將收治的大部分病人轉到武警第三醫院。在302醫院一病區（專收治呼吸道傳染病人）一、二病室中隻留下不多輕的和疑似的病例。對一些病情尚重的臨時放到二病區（專收治消化道傳染病）三病室。與此同時，309醫院把已收治的60個病人中大部分轉送到臨街一個臨時改收病人的旅館裏。WHO去中日友好醫院檢查是臨時通知的，他們的院長就把大部分病人分別放入多輛救護車，配了醫護人員，開車到街上去轉。協和醫院院長也因為接到通知，隻能報一個確診病例和一個疑似病例，所以也不得不把其他病人裝入救護車，配了醫護人員上街轉。”這是蔣彥永獲知的情況。
4月11日，蔣彥永找到院領導，把了解的情況說了一下，提出三點建議：
一、鑒於北京市的地方和軍隊的傳染病院均已收滿，上麵提出要各醫院“就地消化”，這完全是違背傳染病治療原則的。因此，我建議盡快在北京組織改建一些醫院，使之能接收SARS病人。
二、建議張文康引咎辭職，這樣做有利於新的國務院領導能及時正確地去處理疫情。
三、建議衛生部派人來和我核對SARS病例的數字。如我提供的數字有誤，我就請中央電視台讓我發表聲明，說明我錯了，我願意接受任何處分。如若衛生部發布的數字不實，那就請衛生部糾正錯誤，公布真實的數字。
2013年2月21日，非典後遺症患者（左起）：李書元（49歲），李朝東（60歲），張金萍（55歲），吳如欣（56歲），鮑寶琴（58歲），王寶珍（77歲），張健（53），王立剛（36歲）和王鍵（54歲）在北京東城區北新橋頭條胡同合影。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當年在附近一家醫院看病或陪護病人時感染非典。
蔣彥永在給衛生部馬曉偉副部長的信中，表達了同樣的建議。“信末我寫了我的地址和聯係電話，希望他們接到信後給我個回音。我將此信交院方，並通過總後盡快送中央衛生部。此後，我每天催問，院方告訴我，信很快經院和總後送衛生部。但我一直沒得到衛生部的回音。”
拒絕假話
WHO的專家再次來到中國，得到衛生部的同意，進入部隊醫院進行調查。
4月15日，一位記者給蔣彥永打電話：“WHO到軍隊去調查SARS疫情的數字和你提供的數字基本相同。”香港一位朋友致電蔣彥永說，他們在香港看到了WHO的新聞發布會，“他們到軍隊醫院作了調查，和軍隊有個協議，不公布具體數字，但得到的數字和我提供的相似。北京已經確診的SARS病人有近兩百例，疑似三百多例。北京已決定立刻改造建立18個可處理SARS的醫院（區）。”
4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胡錦濤在會上強調，任何人不得隱瞞、謊報疫情。
4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新任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確認，北京共確診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一天，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從4月23日起，每個星期三，北京市都有一次新聞發布會。會上，經常有記者提出，蔣彥永到哪裏去了？“為了解決這一疑問，中新社對外部於5月14日由院方批準專來我家采訪，中心意思是說明蔣彥永現在生活一切照常。第二天新華社也由對外部對我進行了采訪。”
采訪中，蔣彥永反複表達說真話的價值。“作為一個醫生，保護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對危害病人的各種行為都應該加以反對。對醫生來說，實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堅持講真話。50年來，經過曆次政治運動，我深深體會到，講假話、講空話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
2004年8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該獎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他獲獎的理由將會被人們記住：
“勇於揭露SARS疫症真相，從而拯救了無數生命。”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注1: 蔣彥永，杭州人，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的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成了銀行家。1949年，蔣彥永入燕京大學醫預係，1952年該係並入協和，遂成為協和醫科大學學生。1957畢業後，他加入301醫院。1980年代出任普外科主任。其堂兄蔣彥士曾任國民黨中常委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