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毛岸英兄弟過程及毛岸龍確實下落
1931年大同幼稚園部分保育員與幼兒，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別為毛岸英、毛岸青與毛岸龍(類).jpg
▲1931年大同幼稚園部分保育員與幼兒。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別為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
作者簡介：李雲，上世紀30年代初在中央特科擔任情報員、交通員。她是最後一位離世的中央特科成員，是一段曆史的見證者。
2002年3月，劉思齊（毛岸英夫人）通過北京的有關領導來上海找我，她是專程來滬了解毛岸英在上世紀30年代情況的。她的來訪使我回憶起中共中央“特科”時的一段經曆。
當時並不知道孩子身份
1935年秋天，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已勝利到達陝北，但形勢仍然嚴峻。上海地下黨組織被籠罩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特科”成員已大部撤離，留下我們少數未暴露的同誌堅持戰鬥。當時的總負責人是邱吉夫，主管情報工作的是我丈夫徐強（對外稱老金〉，他也是我的直接領導。一天，徐強突然嚴肅地通知我，要我想辦法去找兩個男孩，大的約十三四歲，小的隻有十一二歲。至於孩子的身份，他隻說是烈士的後代，從收養的人家跑掉了，估計已流落街頭。
“特科”的紀律非常嚴格,特別是情報工作,對上級的命令必須絕對服從，不能問也不許問。我接受任務後已意識到，這兩兄弟決不是一般的孩子，肯定有比較特殊的背景，而且，圈定我在老西門一帶尋找，說明還布置了其他同誌在不同的地區開始尋找了。
哪裏是流浪兒多的地方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八仙橋小菜場（今金陵中路西藏中路)一帶，附近有好幾家給人送飯的“包飯作”，常有剩飯剩菜施舍乞丐，每天中午流浪兒童便蜂擁而至搶飯吃。
為了不引起別人的疑惑， 我總是保持一定距離在路邊細細觀察，往往一站就是半天。另外還三天兩頭在老西門一帶的大街小巷兜來兜去，處處留意拾垃圾的小孩。前前後後半年多，我幾乎走遍上海街頭，但毫無收獲。
到了1936年春末夏初時節，徐強告訴我，兩個孩子找到了，已送到安全的地方。並解開孩子真正的身份:毛澤東的兒子。
至於誰找到的?在哪裏找到的？又是怎樣找到的？我雖是他的妻子，他卻始終沒和我說，直到1988年徐強去世。
大同幼稚園的永福和永壽
解放以後我才得知，1930年11月楊開慧犧牲後，留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三個孩子。湖南省黨的地下組織為了孩子的安全，與上海黨的地下組織聯係，於1931年春由一位40歲左右的婦女將三個孩子護送到上海。經上海地下黨組織安排,三個孩子進入大同幼稚園。
大同幼稚園是中共曆史上創辦的第一所幼兒園。大革命失敗後，一些革命烈士的遺孤流落街頭;一些革命者去農村開辟根據地，子女在城市四處漂流。當時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的周恩來指派，由革命互濟會〈又稱濟難會和赤色互濟會）出資，於1930年3月開辦大同幼稚園，收留了30多個烈士遺孤和黨的領導人子女。為便於掩護，由董健吾牧師（當時是地下黨員）出任園長。
當時毛澤東正受到“左”傾路線排擠，而國民黨又大肆宣傳緝拿“朱毛”，毛澤東的腦袋懸賞25萬大洋。因此這三個孩子來上海是絕對保密的，向董健吾介紹情況時隻說是烈士遺孤，每月由組織上付30元生活費。不久岸龍因病夭折，什麽病，怎麽死的詳細情況都不清楚。
大約到了1932年春夏之交，由於白區的政治環境曰益險惡,大同幼稚園被迫停辦，園內孩子都陸續分散作了安置。
岸英、岸青兄弟倆經組織再三考慮，認為暫時放在董健吾家比較安全。第一，他有牧師身份;第二,他家裏當時已有兩三個小孩，岸英他們放在他家不易引起他人注意。董健吾把兩個孩子放在他外室家中，生活費由組織上支付。從入大同幼稚園開始，他們用的是“永福”“永壽”的名字。
據說岸英兄弟倆很聰明，守口如瓶,從不講自己的父母是誰，董家上下也都不知道他們是誰的孩子。但是隨著歲月推移，由於經濟條件以及女主人自己也有孩子等原因，他們未能善待毛家兩兄弟,迫使孩子出走不歸，開始了流浪生活。
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接受黨組織的任務，去尋找這兩個孩子的。
毛岸龍的確是生病死亡
近幾年有人跳出來自稱毛岸龍,這完全是子虛烏有。毛岸龍在大同幼稚園生病死亡，這是確實無疑的。
另外有種說法，認為尋找毛家兄弟是黨中央的指示,據我所知，這也是不確切的。當時“特科”與中央聯係靠的是唯一的一個電台，我是掌管發報機的機要員，從未收到過中央要求尋找孩子的電報。
又有人說，是毛澤民來上海托潘漢年找孩子的,恐怕也與史實不符。因為這兩人1935年時都在陝北。潘漢年是在1936年8月到達上海的,那時候孩子已經找到了。
比較可靠的情況是，毛岸英兄弟倆出走以後，董健吾隨即報告“特科”領導，當時隻有極少數領導知道那是毛澤東的兒子，因此布置地下黨員分地區仔細尋找。由於從事地下工作環境險惡，隨時有被抓捕的危險，上下級和同誌之間有著嚴格的保密製度。我雖然參與尋找工作,但從未見過他們。我隻知道孩子找到以後，“特科”領導曾想把他們送回董家寄養，但兄弟倆堅決不肯回去。
1936年春，馮雪峰到了上海，接手上海情報組織的領導工作。馮雪峰聯係了國民黨愛國將領李杜將軍，把孩子悄悄送到李家。李杜將軍又想方設法把他們送往蘇聯。到莫斯科以後，他們被送到國際第二兒童院,各自起了蘇聯的名字。
去蘇聯的這些情況是解放後孫夫人（宋慶齡)告訴我的。我推測，毛岸英、毛岸青能從上海秘密地去蘇聯，除了地下黨組織和李杜將軍外，孫夫人肯定參與謀劃和安排的。由於宋慶齡同誌一貫不喜張揚的品格，她為革命所做的工作是從來不會和別人提起的。
——摘自《往事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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